马光超 孟凡珍 张向红
摘 要：教育需要我们回归传统文化经典古籍中，从中汲取教育思想的精华，从中探索教育改革的新路径。本文以《周易》《尚书》《礼记》《困学纪闻》《十三经提纲》为例，按照成书时间顺序从道德教育、儿童启蒙和知行合一三个方面梳理了古籍教育思想的特点，以期为当代教育的改革和实践提供启示和参考。
关键词：中国古籍；
思想教育；
儿童启蒙；
知行合一
中图分类号：G5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60X（2023）06-0023-03
收稿日期：2023-03-07
通讯作者：孟凡珍（1975-），女，内蒙古赤峰市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学语文教学。
基金项目：内蒙古教育厅课题：语文校本课程实践创新研究
当代社会，传统文化经典愈来愈受到重视。******曾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也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1]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重视教育，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蕴含着无数先哲们对于教育的哲思。因此，应该立足于我国传统文化经典，加强对传统文化内涵的梳理与挖掘，汲取其中优秀的教育资源。通过梳理《周易》《尚书》《礼记》《困学纪闻》《十三经提纲》等古籍关于教育方面的论述，探寻这些古籍在教育思想方面的三个共性，以期为当前的教育改革以及教育实践提供指导和借鉴。
1 古籍教育思想的要点
1.1 道德教化是教育的基石
自古以来，中国人便强调“立德修身”，注重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培养和改造。无论“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离不开后来人为的培养与教化，其中道德教育是自古以来永恒的话题。因其不仅关系着个人情感、人格和价值观的塑造，还深刻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和谐与否。因此，古人往往将道德教育摆在教育的首要位置，并将其作为培养人才的基础。
后人往往将《周易》视为卜筮之书，殊不知其中的德育思想也十分丰富和深刻。在《周易》中，许多卦爻辞中提出了“小惩大诫，教民明耻”“履谦有终，亲比万民”等思想，以此教化百姓的德行。而对于统治者的道德教化则提出了“以德配天”，要求统治者“进德修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如此才能“安民、利民、富民”。《周易》极尽天地运行规律，所谓的趋吉避凶和转危为安之道都以君子德行为基础，只有坚守良善之道，克己修身才能逢凶化吉。
《尚书》也十分推崇道德教育，无论是君主或是臣民，都必须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古代的“人治”社会，要求君主必须德行高尚。在《尚书·皋陶谟》中，记载了很多朝议的内容，其中皋陶对帝舜不仅提出了“慎厥身，修思永”的要求，还提出了“安民”“知人”等更为具体的要求，并在《尚书·召诰》中以“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唯刑，用于天下，越王显”说明统治者在社会中的道德楷模地位。而作为臣民也有相对应需要遵守的德行准则，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2]”具体的“九德”要求，并将其作为臣民立德修身的标准和参与政事的首要条件。因此，无论百姓者君主，实际上都强调“自我修身”的德育。
《礼记·大学》则更强调个人的自我修身，提出了“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要求。其中的“三纲领”和“八条目”都是对自我道德修养的要求。且在《礼记·中庸》中也强调了“诚者，天之道也；
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个体需要行善事、修德行，在这过程中逐步使自我生命得到完善。不仅如此，在对于孩童的教育过程中，道德的教育也被放在首位，无德不立，且将其视为未来成为君子的必备条件。
南宋时期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提到“世道虽坏，而本心未尝坏。君子修身以俟命而已”。即使世道不堪，处于乱世的他依旧强调修身立德。他坚持“教以人伦和仁义”，立志培养“君子儒”，而成为这种“君子儒”最重要的就是“惟圣贤是式，惟德性是尊”。身逢乱世，世事混沌，身为遗民，依旧不改儒者的风范，坚持以严格的道德守则要求自我，更撰书以教后人、传承义理、修身立德，以德行润及后世。
而民国时期的唐文治在面对时代浪潮时，依旧强调“经学”中的道德教化。他意识到西学冲击所带来的社会道德危机需要用“经学”的内理来解决。于是，他以最简练、精绝之句点出了经学读本的精华之所在。他称《论语》为“道德之渊薮，政治之纲领，与夫修身处世观人之道，悉备于此”。谈及《孝经》则称“《孝经》者，道德之渊源，治化之纲领也”[3]。因此，他主张“善读经”以实现“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理想，致力于以经学之道融通义理，适应时代变革。
1.2 儿童启蒙是教育的重心
儿童启蒙教育是历来教育所关注的重点。最早关注儿童教育，且从哲学的角度阐述启蒙教育的即《周易》中的“蒙卦”，后代多从中汲取关于儿童启蒙教育的思想精华，并将其运用于现实中的儿童教育实践。金景芳认为“蒙”解释为“蒙昧”，认为蒙卦所强调的是如何启蒙，如何教育的问题[4]。蒙卦曰：“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其中“亨”即“通”，也就是说儿童居于蒙昧状态，启蒙去蔽，最终实现通达。而“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则是强调作为儿童作为学习者应该主动求学。“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则是说蒙昧者既已被启发则要学会自我学习，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求知于人。因此，从蒙卦的整体内容来说，主要阐释了儿童启蒙教育的规律和过程，并且认为启蒙教育应该顺应规律。
《尚书》则主要是针对年轻君主的教育。例如《尚书·康诰》中周公对成王和康叔的教诲或者《尚书·说命》中傅说教育武丁的内容，通常描写的是对年轻君主的劝诫内容，以期将他们培养成未来合格的君主，这种教育往往出现在类似于师生关系的君臣之间。在《尚书·说命》中将这种关系描述为“尔惟训于朕志，若作酒醴，尔惟麹糵；
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尔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迈乃训”，以此完整阐释了教师的启发引导与学生主动求知的重要性。即使是对未来君主的教育，也离不开教师的教导、自我反省以及积极进取之心，这与《周易》蒙卦中的蒙昧者需要自我主动求知和反思相得益彰。
而《礼记》则是从儿童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方面阐述了相关的教育思想。在教育目标方面，认为“钦有帅”，即“令其恭敬，使有循善道”[5]，让儿童明白君臣、父子、长幼之道，将其培养为圣人的胚璞。而在《礼记·内则》中则强调了具体教育内容即“子能食食……十年出就外傅……七十致事”，这段话陈述了一个人从幼年到老年所接受的教育内容，且能看出家庭是十岁以前儿童所受教育的主要场所，古人所强调的儿童教育往往离不开家庭的培养。《礼记·曲礼》中明确了儿童自我行为规范的教育“立必正方，不倾听”。而作为小辈，则应该做到“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丑夷不争”的要求和规范。同样，与长辈相处则要“必后长者，始教之让”。因此《礼记》的儿童教育是以“礼”为基准培养儿童满足社会行为规范的行为举止，家庭教育对其影响颇深，这也为儿童未来成才奠定基础。
而在南宋时期的王应麟看来，儿童教育是為了培养未来知识广博的“君子儒”。其实这和《礼记》中儒家的人才培养目标基本相似。但是王应麟面对当时所处的社会现实境况，将这种目标更具体化了。“博学”和“素习”是他提出的具体要求。他在《困学纪闻》中强调“君子所以贵乎多识也。学者耻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诸”，并且提出了儿童的教育应该“博之以《五经》而约之以《孝经》《论语》”等观点。他还强调儿童在“博学”和“素习”的基础上，要求从小学会辨志、立志，抓住要点，为以后成年后的精深要义学习和经世致用奠定基础。
2 古籍教育理念的实施途径
古人不仅以书本知识为重，更是强调“躬行实践”，并将其作为教育的落足点，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教育理念也是我国古代教育理念的实施途径。
在《周易》的六十四卦之中有一个“履卦”，《说文解字》将其解释为“履，足所依也”，即实践和行动之意。“天泽履，君子坦荡荡”，也就是说君子的行为处事要时刻践行“礼”的要求，才能将不好的事转化为好事，从而天佑君子，助其渡过难关。这也就强调了道德的教化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教诲，更是生活中的实践。简而言之，《周易》中的逢凶化吉之道，是要以君子在实践中的道德修行为准，该书以警示之意强调修行在实践中坚持的重要性。
《尚书》中，对年轻君主的教诲往往围绕着“躬行实践”，傅说告诫太甲时提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王忱不艰，允协于先王成德，惟说不言有厥咎”。除此以外，还注重在实践中发现自我缺陷，及时纠正。在《尚书·皋陶谟》中，皋陶和帝舜互为师生，在实践中教学相长，互相审视，共同进取。在《说命》《酒诰》《康诰》等书中，都强调了这些所谓的“安民”“利民”之道，虽然听之容易，而践行起来却十分困难。正因为如此，君主更应该将其落到实处，才能安邦治国，长治久安。这些内容都表明了古代的教育除了口头的理论教化以外，更强调将所学之道付诸实践，在实践中检验其所受的教育。
《礼记》中的教育往往是在实践情境中的教育，而不是脱离实际的空谈。《文王世子》中提到“每事之上，使世子晓喻于德义也”，即将“德义之说”融于生活之事。不仅如此，更是将学生的教育融于生活的每个场景即“大傅在前，少傅在后；
入则有保，出则有师”，也就是这种教育渗透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由于《礼记》中的教育本身十分注重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因此“礼”是行为的内在，而行为则是“礼”的外在表现。针对孩童的教育，强制将这种学习和教诲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实践，让他们学会生活基本技能。也就是将“礼”外化的行为规范落到实处，真正实现“礼”的教化。
南宋的王应麟也十分强调“知行合一”。他认为“学而不行，命之曰辄囊”，并且就“知行结合”提出了具体步骤，即“辨志、立志、逊志”。他在《困学纪闻》中提出“辨云者，分别其心所趋向也”，也就是说，学子首先要学会明确自我内心的想法；
其后“学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学子要树立远大的志向；
最后“终以不倦，圣贤可及”，学子在行动上要坚持不懈和谦虚谨慎。不仅如此，他的教育思想均是以“经世致用”为基础，他坚持培养“进而经伦天下之大经，退而居贤德善俗”的“通儒”，他想要培养的人才是能够将所学用于家国振兴、教化风俗之人，而不是拘泥于书本之人。
民国的唐文治一直想要探寻“治经”的门径。他虽然推崇“孔学”，但却在质疑中要求实事求是。他将实践作为知识的根本归宿，正因为如此，他提出“惟吾人须知政治、学问具在力行，本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必以‘笃行为归宿之地”的观点。论及《周易》时则说“返之于身，征之于实事，则得之矣”。不仅如此，在提及《孝经》《仪礼》等时，也都强调“躬行实践”的重要性。唐文治坚持秉承经学之义理，要求“文、行、忠、信”达到文、德与实践为一体，因而鼓励人们创作，在实践中推行经学之义理，以此培养善用经学之人，保留中华民族真正的文化血脉。
3 古籍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周易》《尚书》《礼记》《困学纪闻》《十三经提纲》这些古籍经典中的教育思想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借鉴学习。虽然不可否认这些古籍中的思想受限于当时时代和作者本人思想的局限性，会存在偏颇之处，但是古人在德育方面的思想，对于目前的传统道德教育所面对的危机仍有助益之处。这种根植于中华民族血脉的传统伦理道德，是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重要来源，也是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6]。传统美德不仅有助于个人的道德价值观和规范行为的养成，且也有利于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
古人将儿童的启蒙教育作为教育的重心，今天的我们也应该同样重视儿童教育。虽然当时所受教育的对象具有局限性，但是古人给予孩童的教育往往按照一定的规律，将尊老爱幼、笃学慎行、礼仪规范等这些良好的教育内容贯穿于孩子成长的一生。而且古人尤其强调家风建设，这与当前倡导的加强家风建设的理念不谋而合。充分发挥家风建设的作用，有利于家庭的和睦，弘扬优良的传统美德，帮助下一代健康成长。
同时，中国古代虽然历来注重书本知识的学习，但也关注个人的综合素质的培养，除了知识的汲取，还关注学生思想道德、行为规范、实践运用等方面的表现，以此培养全面发展的经世致用之才。这些教育思想对当前教育改革和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
在当前的教育改革实践中，我们不仅面临着社会道德发展的危机，还处于书本旧教育模式的泥沼中以及深陷于培养的人才与社会发展相脱轨的事实困境。因此，我们要立足于道德教育、儿童教育、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培养道德完备、全面发展的经世致用之才。要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帮助个人充分实现自我价值，以此培养有用于社会发展的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让我们的民族屹立于世界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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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王世舜，王翠叶译.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唐文治.十三经提纲[M].无锡：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4〕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3.
〔5〕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张博颖.用中华传统美德成风化人[N].人民日报，2017-07-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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