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 赵向阳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中国企业管理应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响应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利益相关者理论将企业管理的关注点和企业创造财富的动力由股东、企业内部转向社会整体的主张，符合中华文明传统的一贯精神，更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也更能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和优势。企业应秉持一种“共生共在”的理念，深刻认识到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主动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融入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之中。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共同富裕；
利益相关者；
企业责任；
共生共在
中图分类号：F270；
F1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23）07?0104?12 ]
一、引 言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懈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命题，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纳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根植于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各有侧重，但都统一于“以人民为中心”这个最高原则，最终要求实现物质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创造了具有高度人本精神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赋予共同富裕新的内涵和使命，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出了重要战略部署。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征程中，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
关于共同富裕，学者主要是从如何做大“蛋糕”和如何分配“蛋糕”，尤其是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角度来讨论。学者偏向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层面，而忽略了作为共同富裕的行为主体之一，也就是企业究竟应该如何做，换言之，缺乏微观层面和组织管理视角的分析。有观点认为，共同富裕不是企业管理领域应该研究的主题，而是社会管理或者政府管理领域应该研究的问题。企业管理的目的就是提高企业效率，实现利润最大化，只要照章纳税，合规经营，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来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和共同繁荣。笔者认为，企业同时具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单元，作为创造财富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应该承担起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中国企业管理应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响应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企业创造财富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股东利益和企业本身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为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的整体繁荣。西方管理学中的股东至上理论代表了资本主義现代化的基本价值，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则更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利益相关者理论将企业管理的关注点和企业创造财富的动力由股东、企业内部转向社会整体的主张，符合中华文明传统的一贯精神，更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也更能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与优势。
二、共同富裕：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1］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维度。
回顾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起源于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从欧洲中世纪的枷锁中将人的思想和精神解放出来，发生了空前的社会生产力变革，其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带来巨量的物质财富，这本可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贫困，过上普遍富足的生活。然而，自工业革命至今，伴随着突飞猛进的财富总量增长，资本主义现代化导致了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
库兹涅茨曾对世界经济所具有的潜在危机提出两点警告：一是“唯GDP论”；
二是收入不平等问题。库兹涅茨认为，很难通过衡量一国的国民收入来推测其国民的幸福程度［2］，因为国民收入并不包括一国国民的生活质量和环境污染情况等影响人们幸福感的要素。另外，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是全球经济体系面临的重要问题。皮凯蒂［3］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加剧。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以外，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一直在上升，而且速度很快。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平均水平一直处于上升趋势［4］。2021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创新高，达到0.5，加上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的超强经济刺激，美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21年，美国贫困率连续攀升，3 790万人处于贫困状态，比2019年增加了约390万人［5］。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不仅直接阻碍了现代化进程，更导致了西方国家贫困率上升、中产阶级崩塌和社会撕裂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许多后发国家在追随和模仿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样也面临国内严重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资本主义现代化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为基础，以资本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为运行机制，以资本的无限增殖为逻辑内核。其天然蕴含着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悬殊和两极分化等矛盾，在富人积累资本的同时必然带来穷人贫困的加剧。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6］指出：“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
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每一步都伴随着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压迫和奴役，虽然几百年来，西方各种理论也在寻求关于贫富差距问题的治理方案，但只要没有触动资本主义底层逻辑，这些方案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共同富裕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来实现，当然，共同富裕也并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核心目标。
现代化不是西方化，不是所有国家和民族都需要按照资本的逻辑来构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站在更加符合人类利益发展方向的维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障民生福祉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的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所倡导的共同富裕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富裕；
二是共同。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这说明富裕必须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资本主义现代化以创造财富为导向，但在其发展过程中，财富成了奴役人的工具，劳动人民成了资本的奴隶；
中国式现代化也创造财富，但这种财富不是少数人的财富，而是社会整体的财富。并且，财富本身并不是目的，财富的意义在于促进社会的整体繁荣和人民更加和谐美好的生活。
强调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首先，资本主义现代化遵循资本的逻辑，其发展动力是利润和资本。而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其发展动力来自全体人民的利益。其次，资本主义现代化将富裕仅仅等同于物质财富的积累，而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民物质富足与精神富足相统一，反对资本拜物教和物质主义，丰富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让人自信自强，真正成为“作为目的的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再次，资本主义现代化推崇原子式的个体主义，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大道行之，天下为公”，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实现各国共同富裕、繁荣。最后，与西方通过对内剥削劳动者、对外掠夺殖民地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不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是高质量发展，即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协调为内生特点、绿色为普遍形态、开放为必由之路、共享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念也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小康和大同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对美好社会的期待。《易经》提出“裒多益寡，称物平施”，《礼记》有言“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老子讲“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共同富裕、美好生活的期盼，并内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成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深层动力。2019年，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这段话精准概括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特质与文明底蕴，也揭示出“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一贯的主张。
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超越发展阶段的福利主义，而是依靠人人参与、人人奋斗，最终实现人人享有。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实现共同富裕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目标，也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历史夙愿。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成为中国企业的重要责任或使命，要求中国企业摒弃西方主流的股东利益至上的管理理念，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承担社会责任，将自身的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密切关联；
承担道德责任，促进社会美德，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企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利益相关者理论实际上是企业管理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企业是什么”或“企业的目的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企业的管理模式和企业的发展方向。必须承认，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提出并非直接指向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事实上，它基于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判，是对单纯强调股东利益至上的一种纠偏。利益相关者视角承认企业与社会成员利益与共的关系，将企业的利益获取和发展可能性嵌入社会整体的发展过程之中，主张企业不仅要为股东利益服务，也要对其他利益相关者负责，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共享作出相应的贡献。这是理解企业本质的一种整体性、过程性、关系性的视角。
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崛起，其中著名的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和以詹森为代表的哈佛商学院学派。前者强调有效市场假说、股东利益最大化等，后者把前者的经济学观点应用到企业管理情境中，强调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以代理理论为核心的公司治理等。最早的代理理論将企业描述为“个人之间契约关系的连结”［7］。企业中的个体，包括法人，被认为是利益相关者。可是，代理理论并没有去研究企业管理如何能够与其利益相关者一起创造和分配经济价值，它更多地把重点放在管理经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上，并且只关注唯一的利益相关者，即股东。1970年，Friedman［8］指出，对于一个私有企业来说，企业管理者应该对雇主，即企业所有者负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在守法的限度内，为雇主尽可能多地赚取利润。股东理论认为，企业和经理人应当代表股东行事，并且股东们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被视为实现股东目标的工具，企业或经理人没有义务考虑企业盈利之外的其他问题，如果擅自承担额外的社会责任则会给股东带来非必要的损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股东作为个人没有道德义务，股东可以以个人的名义投身于社会公益活动或慈善活动，但企业本身除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之外，不应被强加额外的道德义务。
利益相关者理论主张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负责。“利益相关者”英文是Stakeholder，由Stockholder（股东）一词发展而来，其本意是指企业经营者做决策时要关注那些可能危及企业生存发展的群体的利益。1984年，弗里曼［9］正式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的系统理论框架，将其定义为“任何能够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公司目标实现影响的团体和个人”，包括竞争者、消费者、所有者、地方社区组织、政府、供应商、雇员和环保主义者等。利益相关者视角强调企业嵌入在社会系统之中，强调企业商业行为对他人的影响，以及他人对企业商业行为的潜在影响。弗里曼承认，他所提出的利益相关者实际是整合了此前许多管理学家的观点。例如，Simon［10］将客户、雇员、供应商和企业家看做企业行为理论的基础，组织目标是这些群体而非其中的某个个体的参数；
巴纳德［11］曾提出组织领导力的力量、组织的持久性和股东合作的权力等取决于道德激情的高度和道德基础的宽度，道德的稳定状态会带来组织领导的责任感。
在弗里曼提出利益相关者理论之后，许多学者对利益相关者所涉及的群体范围作出了区分和限定。例如，Clarkson［12］按照企业与其所依赖程度的大小，将利益相关者分为主要团体和次要团体。前者包括股东、投资者、雇员、客户、政府和供应商等，它们是企业运转和发展所必须依赖的群体，而后者是那些对企业的生存来说不起决定性作用，但有一定影响力的群体。卡罗尔和巴克霍尔茨［13］则把利益相关者分为外部利益相关者和内部利益相关者。前者包括消费者、政府、自然环境和社区等，而后者包括雇员和企业所有者。
传统的企业金融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要素市场中，企业如果能够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就能够相应地实现经济价值最大化。但是，在不完全契约和战略要素市场中，股东利益最大化并不一定能够解决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冲突，也不一定能够实现企业的经济价值最大化［14］。最近几年，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传统上那些单纯强调企业竞争战略和核心竞争优势的管理理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Barney［14］认为，资源基础理论应该建立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基础之上，或者与其形成某种互补关系。即使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企业应该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给企业或股东带来更多的利益。相反，忽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则会损害企业自身利益。因此，考虑到各种利益相关者可能给企业带来的利益或威胁，利益相关者成为经理人战略规划的重要考虑因素［15］。一些学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理论实质上是关于价值创造和交易以及如何有效做生意的理论［16］。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企业也可以在“把事做好”的同时“做善事”。商业和社会责任本身就是相容的，将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的目标可能会阻碍企业的发展，成功的企业往往有着超过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它们也创造了超过利润最大化的价值。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在各种关系愈加复杂、愈加相互链接的现代社会中，如果不采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就无法从除股东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处获得资源、机会和支持，那么，就无法建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价值的、不可替代的、難以模仿的、嵌入在组织内部的）。长期来看，企业就无法在市场竞争中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14］。
在过去几十年里，利益相关者理论不断发展，它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期望已经从避免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演化为主动积极解决社会问题。基于全球视角，施瓦布和万哈姆［17］提出了以人和地球为核心的新型利益相关者理论。他们指出，全球一体化背后的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深层互联使人们意识到自己对全人类的责任。当然，利益相关者理论也面临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哪些利益相关者更重要？”“我们在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如何做取舍”等。正如弗里曼等［18］22所主张的，这些是关于具体实践环节的次要问题，也就是说，在具体的实践环节，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要动态地去平衡，要根据具体情境的要求去调整策略，更重要的是肯定利益相关者的理念，即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看做是结合的，是内在相互联系的。
总之，不论是在理论意义还是实践价值方面，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当今的企业管理都尤为重要，因为它打破了传统的股东至上理论对企业自身定位的狭隘限定，将企业看做社会的重要部分，主张企业管理者及其成员深刻认识到企业的发展与社会整体的发展息息相关，从而将企业的经营目标与社会目标统一起来。即企业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企业发展的依托，只有正确理解企业的本质，才能发挥企业对社会的更大作用，同时也能保证企业自身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
四、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
非伦理的组织管理理论主张在管理手段和策略上只需考虑法律法规的约束，认为追逐利益只要合法即可，在利益相关者的范围上，只考虑股东，至多也只考虑到雇员和客户。而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本质上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的一部分，受多种市场和社会要素的影响，而不仅仅是以股东为主导的封闭性组织，因而应当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并且，利益相关者理论将社会上其他个人、团体和组织的利益与企业经营活动挂钩，具有深厚的伦理道德意蕴。
由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将企业理解为与企业活动利害相关团体间一系列关系的集合 ［18］20，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有其特定的利益和伦理诉求，这就要求企业处理好与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更广泛的关系，处理好它们之间的价值创造、利益分配和权利义务等。企业的道德责任就是作为道德主体，遵守企业伦理，以能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方式来行事。同时，也只有深刻认识到自身的道德责任，企业在实践中才能真正重视并主动地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一些学者对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和照顾利益相关者的时候仅仅出于工具性和经济性的目的而缺乏道德承诺的现象提出了担忧，因为研究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主流方向聚焦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其经济绩效之间的相关性。然而，从道德立场来看，重视利益相关者应该成为企业经营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达成某种商业目的而采取的权宜之策或者公关策略，重视利益相关者本身就应该是终极价值。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如果每个人在市场中追求自身的利益，那么所有人的总体利益就会得到最大化。受斯密影响，一些学者认为，企业是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的工具，通过追求股东利益，可以让市场中的所有人受益。事实上，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对斯密思想的片面解读。真实的斯密并非是一个自我利益的倡导者，他不认同理性行为的内容仅仅是追求利润，也不站在富人的一边 ［19］。斯密的确为市场和商业辩护，认为一个正常运作的市场会带来社会的繁荣。这种繁荣基于个人的自由、勤奋、节俭、进取心和创造力等道德品质。作为道德哲学家，斯密［20］提出，“同情（Sympathy）”这种设身处地理解他人的能力是人们进行道德判断的根源和基础。正是因为人们拥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情感能力，或者说道德判断的能力，社会中人们的交往、沟通、交换和交易才成为可能，繁荣的市场才成为可能。斯密［20］认为，当社会上大部分人，尤其当贫困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时，才是社会处于进步和走向富裕的状态 。国富与民富是相得益彰、彼此促进的两个方面，商业社会只有在能够给人们的福祉和自由更好的发展的时候才有价值。此外，社会的普遍富裕不仅是判断一国经济发展的标尺，也是衡量一国文明程度的标尺。
同样，作为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Amartya［21］也认为，人们的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与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社会需要广泛存在的道德行为来培养普遍信任感，有了信任，交流、合作和生产才能够有效进行。在法律和社会习俗未能提供规则的地方，只关注和获取个人利益可能会破坏社会整体的信任感。股东至上理论虽然也认同社会中普遍信任感的重要性，但由于它建议个体在法律和社会习俗允许的范围内追求个人利益，这就意味着个体并非始终以值得信任的方式来行事。在个人利益和道德行为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法律没有规则约束，那么个体就可以选择个人利益，而非道德行为。更重要的是，法律规范本身并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所在，相反，它们是为了促进人们获得更好的生活而被设定的。
另外，Amartya［22］指出，人们的行为并非完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纯粹的工具理性代理人是对人类行为的愚蠢简化，人们受到激励和约束的内在动机远不止利润最大化，也远不止更广义上的利己主义。虽然有些动机可以通过个人利益的角度来解释，但不是所有的动机都可以归结为以自我为中心，这些动机更不能被简化为来自利润最大化的诉求。行为者有时候会受到某种承诺的激励，这些承诺使他们超出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行为者会出于原则、承诺、群体规范或是对未来福利的期待去做某些事情。
虽然有学者认为，企业并非个体，在道德领域所谈及的责任、义务和承诺等概念适用于个体，似乎难以应用到组织上。如果说企业中的个人受伦理道德约束，是道德主体，那么由人组成的企业也应当对其决策和行为负责。企业与人一样，具有某种“身份”、拥有品牌声誉、追求某种目标、培育某种文化，具有某种决策自由空间，并且也会影响到他人、社会和外部自然环境［23］，由此，可以将企业看做一个道德的行为者。
利益相关者理论承认企业具有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主张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与企业自身的价值创造是交织在一起的，这意味着企业的决策和行为必须符合社会的道德要求，企业的使命和意义来自比企业本身更大的社会领域。正如德鲁克［24］指出，企業的目的存在于企业自身之外——由于企业是社会的重要部分，因而企业的目的应当存在于社会之中。松下幸之助［25］认为，买卖或生产的目的，并不在于使商店或制造者繁荣。借工作和活动使社会富足，这才是真正的目的。商店、工厂繁荣永远应该排在第二位。Mulligan［26］主张，企业的道德使命就是运用想象力和创造力去创造产品、服务和机会，从而让人类世界更加美好。
总之，利益相关者理论本质上将企业视为一个“社会存在”，并承认企业是道德的行为主体，具有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对除了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负有多重责任，并且企业的使命来自企业所嵌入的社会关系。这就要求企业不能单纯地追求自身利益，还要考虑到企业经济行为对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主动维护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自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为社会整体的福祉考量，这不仅对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也对社会整体的繁荣发展至关重要。
五、共在基础之上的利益相关者指向共同富裕
股东至上理论的人性假设根植于西方的个体主义文化之中，特别是受到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影响，对人性秉持一种利己主义的行为假设，尤其关注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贪婪、不信任、信息不对称、非道德问题和认知偏差等。股东至上理论强调企业的目标是为了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尽管从经济角度而言，这有助于股东自身积累财富，却不利于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股东至上理论将企业目标狭隘地限制在企业自身，这会导致企业过分地关注短期利润和股东回报，而忽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社会整体的福祉。
2005年，著名管理学者Ghoshal［27］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芝加哥经济学派，批评过分强调股东利益至上的“代理理论”“有效市场假说”是一种“知识伪装”。这些理论基于某种悲观愿景的意识形态，基于局部分析和不现实的偏颇假设，以及过度的真理主张，通过双重诠释过程，把负面假设当成了现实。Ghoshal［27］认为，基于这些片面假设的管理理论对企业管理者的实践影响是极其严重的。因为它们告诉这些管理者，企业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事物，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是竞争关系和对立关系。为了维护股东利益，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是可以、甚至应当被放弃的，这就导致了商业道德沦陷。
这种西方现代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主义追求排他式的利益最大化，即便是分工、合作、交换，在本质上也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合作的背后实为竞争、对抗的关系，这决定了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不可能通过西方个体主义取向而实现。相较之下，中国的传统思想，从道家的宇宙论、人生论，到儒家的伦理政治，都秉持着“天人合一”的关系理念，主张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共在和互动关系来理解人的存在，这与利益相关者视角十分吻合。例如，儒家诸如仁义礼智、孝悌忠信、家国天下、诚敬谦让等思想无不把“己”的道德修养与行为方式纳入到社会关系中来，并由此“推己及人”“修己安人”“达己达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从“天下共生共在”的视角看待人类社会的运转和发展，将“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作为至高的社会理想，其文化的包容性及其对共生关系的推崇，赋予了中华文明整体意义上的天下观和共生和谐的内容属性。虽然这种“大同”思想在封建社会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中国人民几千年来追求共富共享的理想，与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有着深度契合之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融通交汇的重要接口，将中华文明与共产主义信仰融为一体［28］。
结合西方的存在论与中国“共生共在”的传统思想，赵汀阳［29］提出“共在存在论”（Ontology of Coexistence），以“共在”（Coexistence）而非“存在”（Existence）作为存在论的基本问题。生活的一切问题都是人事问题，而人事问题都发生在与其他事物的共在关系之中。这种“共在”不是要消解个人的存在，而是强调个人并非自我封闭的原子。“我”的存在中天然地包含着他人的在场，他人的存在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我”的在场，在这种共在的关系中，我们才成为我们自身。良好的共在关系是普遍受惠的关系，它指向好的生活。如果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和发展是在与他人和社会其他事物的共在之中，并将共在关系作为利益的计算单位，才能获得真正理性的利益最大化行为。
共在视角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与工业社会以来从个人出发而形成的互惠互利观念有根本性的区别。这种视角是人类对所面临的全球化带来的高度依赖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挑战所作出的回应 ［30］。过去民族国家在封闭条件下实施的互惠互利是地方性的，往往通过对边缘地区资源和人才的剥削获得其内部经济利益，因而从全球范围看，恰恰是反互惠互利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伴随着越来越精细的社会分工，这意味着人们相互依赖的程度愈发增强，从个人到组织，都必须谋求和谐的共生共在，这种共在以人们之间的互惠互利为基础，但并非是个人主义的，而是一种社会的整体性存在形态。
主流的企业管理理论特别强调企业对社会创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认可企业对于社会贡献的同时，我们必须也意识到社会价值并非完全或主要由企业创造。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教育、科研、文化、行政和环保等机构的贡献，评价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文明程度和繁荣程度，要看各个领域的综合表现。利益相关者视角主张，利益的获取嵌入与他人、与社会、与外部环境的良好共在关系之中，这不仅意味企业通过助益其他利益相关者来获益，更意味将他人的存在和发展真正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国家与国家之间、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人与人之间不再壁障横亘，从个人到组织都将创造更好的生活、更好的世界作为共在的目标。
放眼全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在资本全球流动的背景下，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扩大，进而带来新的不平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实践以“去干预”为主要措施，推动了企业自由、金融自由和投资自由，但同时也加剧了劳资结构的不平衡。并且，超越两极格局的全球资本主义形态在提升国际贸易、扩大投资和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造成了基于金融资产特性的巨大财富不平等，其远超基于劳动收入差异的不平等。全球资本流动性的显著提高使跨国资本和大型科技企业能够利用税率较低地区的经济制度来改变自身经营结构，大幅度减少税负，这进一步导致各国征税能力普遍下降，最终导致各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资本、人才、信息的高速流动以及跨国联系的增多，国家内部社会结构复杂性、不确定性、异质性、多元性增加，国际交流和合作的范围也超出了单一国家的治理能力，需要各国在更广阔空间和范围内实现协作。这就需要各国意识到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共同寻找解决人类重大难题的总体性方案。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下的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富裕，更是全世界人民的富裕；
不仅是物质生活的富裕，更是精神生活的富足。
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首次在国际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2021年10月14日，*****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强调，“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大家共同富裕才是真富裕。”大道之行，命运与共。其强调全球人类共同生产和发展的利益和命运紧密相连，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不能独善其身，必须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来实现共同发展。“共生共在”的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只有意识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相互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才能实现全球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共同富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表达，充分体现了“共生共在”的人类生存发展智慧，这要求人们摒弃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导的“对抗性共生”关系，充分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尊严和利益，实现各方互惠互利，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
六、“共生共在”：企业参与实现共同富裕的逻辑与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有机组合，是在消除贫困和两极分化基础上的普遍富裕。“富裕”代表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这要求企业不断创新、持续改进，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塑造品牌，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
“共同”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要求企业的发展惠及组织成员、投资者、客户、上下游产业链、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对他们负责，共创共享发展成果，形成将社会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的道德自觉。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中国面临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和技术变迁浪潮的挑战，一方面，必须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促进资本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相向而行；
另一方面，探索推进技术变革与社会均衡发展之间的平衡。这两个方面都需要中国企业的积极参与和自觉担当。
2020年7月21日，***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企业既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也有社会责任、道德责任。”［31］这明确地指出企业的四重责任维度。企业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不足以克服现代社会财富分化和劳动者异化的难题，只有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才能充分激活企业在创新生产、保护环境和实现社会整体富裕方面的积极作用。
在“共生共在”视角下，企业履行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社会责任、道德责任是分层次和分阶段的。承担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是确保企业顺利运营的基本要求。一个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仅要合法合规，还要有足够的资金和资源来支持其业务的持续、稳定运转。股东至上理论仅仅承认企业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而利益相关者视角正是在肯定企业具有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的基础上，强调企业还具有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企业不只是创造组织财富的机构，更是社会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在社会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包括提供就业机会、提供产品和服务、支持社区发展、推动社会创新等。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应考虑社会影响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比如要保护环境、尊重人权，与社会各界共同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道德责任要求企业遵守道德规范和准则，而非仅仅遵守法律规定。法律是一个社会的底线，但它并不总是涵盖所有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也不一定能够覆盖所有的情境。履行道德责任，可以让企业在面对各种复雜情境和决策时，作出更合乎善的选择。因此，企业要遵循诚实守信、公平公正、尊重他人等道德原则，在建立商业信誉和企业道德形象的同时，推进社会整体的良好道德氛围。
必须认识到，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履行责任的层次和承担责任的强弱是不同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发展初期的企业，应侧重履行其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保证自身的稳定发展。当企业在做大做强之后，更应承担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所谓实力越强，社会影响力越大，责任越大。这不是说发展初期的企业无需承担任何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而是要求企业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发挥相应的作用。另外，企业履行责任的时间维度的导向也是不同的，仅承担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的企业以短期发展为导向，若要实现企业的长期发展，企业必然要在承担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的基础上，上升到承担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切实将自身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融为一体。
企业的管理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财富积累、先富带动后富、创造就业岗位、推动技术进步、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中小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32］。优秀的企业能够将自身发展与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同时勇于创新、诚信守法，将企业发展融入社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企业和企业家需要积极参与和作出贡献，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大力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切实推进共同富裕。
截至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并以每年1%的速度在提高。在全面消灭绝对贫困取得重大成果之后，城乡之间的不平等逐步转为城市与乡村内部的不平等［33］，从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国家倡导共同富裕的号召发出后，中国企业纷纷响应，致力于共同富裕的探索与实践。作为中国互联网的两大巨头，腾讯和阿里巴巴带头开展了促进“共同富裕”的活动。2021年4月，腾讯率先宣布投入500亿元资金启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项目。该项目主要着眼于基础科学、教育创新、碳中和、FEW（食物、能源与水）、养老科技和公益数字化等领域的前瞻性探索。随后，2021年8月，腾讯宣布再次增加500亿元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该计划聚焦于带动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改善医疗救助水平、促进乡村经济增效以及资助普惠教育共享等方面。除了资金的投入，腾讯还将利用自身数字化产品和科技创新能力，发挥科技的积极作用，与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合作，在社会普惠领域持续提供支持。2021年9月，阿里巴巴宣布启动“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将在2025年前累计投入1 000亿元。该行动将围绕五大方向展开，分别是科技创新、经济发展、高质量就业、弱势群体关爱和共同富裕发展基金。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企业愈发重视公益慈善事业，在扶贫济困、捐资助学、灾害救助方面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
同时，各地方企业响应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助力脱贫攻坚，积极参与农村专项扶持计划，各地“万企兴万村”“万企帮万村”如雨后春笋。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万企帮万村”台账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底，进入“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台账管理的民营企业有12.7万家，精准帮扶13.9万个村，产业投入1 105.9亿元，公益投入168.6亿元，安置就业90万人，技能培训130.6万人。由这些企业实践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转变以组织利润为目标的传统观念，关注和强调企业责任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将自身的发展与社会整体福祉相联系。
基于“共生共在”的观念，在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企业需要与政府部门、第三方机构、社会团体、企业同行、投资人、债权人、供应商、客户、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相互配合、通力合作，形成企业运营和创新的和谐内外部环境。于企业自身而言，必须要通过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社会整体福祉，积极探索促进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径。首先，要积极探索企业创新范式。以推进共同富裕为目标，企业创新的内驱力要从发展自身转向服务社会；
企业创新由单一的经济使命为主导转向以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层次使命为主导；
企业间的竞争逻辑从竞争关系转向“共生共在”关系。企业商业生态系统中的各个成员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而非“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对抗和斗争关系。其次，要弘扬以服务社会、共创共享为主导的企业家精神，取代西方传统的以市场逻辑为主导的创新型、冒险型企业家精神，组织发展使命从利润至上和效率至上转向赋权个体、知识创造的共享和转化。并且，企业要在内部的分配上进行改革创新，将传统雇佣付薪理念转变为平等合作式共享经营成果的理念，让更多的普通劳动者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公平感。再次，要立足企业自身优势，将社会责任和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建立在企业的核心能力的延长线上。企业践行高质量发展，需要将以经济导向的财务指标与以社会导向的非财务指标相结合，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帮助欠发达地区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要求企业捐款、捐物、做慈善，而是希望企业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能够与欠发达地区联合起来发掘资源优势，共同寻找致富途径。最后，要将社会价值、社会责任根植于企业的长期战略和价值观之中。主动维护工作场所公平，帮助弱势群体、助力乡村振兴、保护环境（如关注新能源、低碳、碳达峰、碳中和）等，将社会问题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创新动力来满足社会的需要。
七、结 语
尽管中国已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但仍旧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低收入群体规模依旧偏大。就世界格局而言，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造成国际格局动荡变化，国家之间发展失衡，冲突纷争不断；
就国家内部而言，贫富差距过大严重影响国家和社会稳定。因此，如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某些国家的问题，而是全世界要共同**的难题。
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需要每一个企业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發，深刻认识企业本质的社会性，并理解企业自身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生共在”关系，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并主动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融入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之中。
参考文献：
［1］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1）．
［2］ COSTANZA R，HART M，POSNER S，et al. Beyond GDP：
the need for new measures of progress［R］．The Pradee Papers No.4，2009.
［3］ 托马斯·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陈剑，余江，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300.
［4］ 朱安东.西方国家的贫富分化问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3）：79-84.
［5］ 美國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创新高［EB/OL］．（2022-09-14）［2023-03-02］．http：//cn.chinadaily.com.cn/a/202209/14/WS63218e62a310817f312edffb.html.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55.
［7］ JENSEN M C，MECKL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e economics，1976，3（4）：305-360.
［8］ FRIEDMAN M.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J］．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1970（13）：122-126.
［9］ R·爱德华·弗里曼. 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M］．王彦华，梁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30.
［10］ SIMON H A.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M］. 4th ed. New York：
Free Press，1997：141.
［11］ 切斯特 I.巴纳德.经理人员的职能［M］．王永贵，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198-204.
［12］ CLARKSON M. A stakeholder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20（1）：92-117.
［13］ 阿奇 B.卡罗尔，安 K.巴克霍尔茨. 企业与社会：伦理与利益相关者管理［M］．黄煜平，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51.
［14］ BARNEY J B.Why resource based theorys model of profit appropriation must in corporate a stakeholder perspectiv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8，39（13）：3305-3325.
［15］ SAVAGE G T，NIX T W，WHITEHEAD C J，et al. Strategies for assessing and managing 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s［J］．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s，1991，5（2）：61-76.
［16］ ROMAN R M，HAYIBOR S，AGLE B 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repainting a portrait［J］．Business and society，1999，38（1）：
109-125.
［17］ 克劳斯·施瓦布，彼得·万哈姆.利益相关者［M］．思齐，李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211-248.
［18］ 爱德华·弗里曼，杰弗里·哈里森，安德鲁·威克斯，等.利益相关者理论现状与展望 ［M］．盛亚，李靖华，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19］ 杰西·诺曼.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M］．李烨，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315.
［20］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 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75.
［21］ AMARTYA S. Does business ethics make economic sense？［J］．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1993，3（1）：45-54.
［22］ AMARTYA S. Rational fools：
a critique of 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J］．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977，6（4）：317-344.
［23］ 乔治·恩德勒，杨朝朝. 企业社会责任：我们认识多少［J］．现代商业，2010（28）：34-39.
［24］ 彼得·德魯克.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第1部［M］．余向华，陈雪娟，张正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68.
［25］ 松下幸之助. 经营者365金言：松下经营体验哲学的精华［M］．潘祖铭，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17.
［26］ MULLIGAN T M.The moral mission of business［C］//BEAUCHAMP T， BOWIE N E． Ethical theory and business. 4th ed．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1993：66.
［27］ GHOSHAL S. Bad management theories are destroying good management practice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2005，4（1）：75-91.
［28］ 王立胜.在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程中推进共同富裕［J］．江西社会科学，2022（6）：5-13.
［29］ 赵汀阳.共在存在论：人际与心际［J］．哲学研究，2009（8）：22-30.
［30］ 张康之.论人的互惠互利、相互依存与共生共在［J］．天津社会科学，2019（4）：55-63.
［31］ ***.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7-21（2）．
［32］ 刘鹤主持召开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EB/OL］．（2018-08-20）［2023-03-02］．http：//www.gov.cn/guowuyuan/2018-08/20/content_5315204.htm.
［33］ 蔡昉.共同富裕三途［J］．中国经济评论，2021（9）：14-16.Towa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for
Common Prosperity
YUAN Li1， ZHAO Xiang?yang2
（1.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Summary：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the proposi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profoundly expounded its characteristics， essential requirements and major principles. Chinese modernization refers to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the people， and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urpassing the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must consider what role enterprises play in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s the main body of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as an important force in creating wealth and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should take important mor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article focuses on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oriented to the common prosperity from five perspectives. Firstly，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hat is superior to the Western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Secondly，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requires Chinese enterprises to uphold a stakeholder perspective and tak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keholder perspective and emphasizes that the stakeholder perspective is a holistic， processual and relation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business. Thirdly， from a stakeholder perspective， it is argued that enterprises should be socially and ethically responsible， not just in terms of their own interests. Fourthly， the stakeholder perspective is in line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of coexistence， which not only help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but also can truly solve problems of wealth gap and inequality worldwide. Finally，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Chinese enterprises should take care of their stakeholders based on the philosophy of “coexistence” and truly realize their value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overall progress of society. In addition，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how enterprises take social and moral responsibilities to help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The article is innovativ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it explores research of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 which further supports the internal logic that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superior to Western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Second， it is argued that the stakeholder perspective is in line with the traditional spirit of “coexist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t is also more capable of demonstr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ird， it is argued tha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purpos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o create wealth should fundamentally for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people and the overall prosperity of society， rather than for interests of sharehold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Key words：Chinese modern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stakeholders;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coexistence
（責任编辑：尚培培）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3.07.009
［引用格式］原理，赵向阳.面向中国式现代化：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企业责任［J］．财经问题研究，2023（7）：104-115.
猜你喜欢中国式现代化利益相关者共同富裕论中国式共同富裕的基本特征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9期)2022-10-25Palabras claves de China今日中国·西班牙文版(2021年12期)2022-01-01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当代陕西(2021年16期)2021-11-02全面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人民论坛(2021年24期)2021-09-15金湖：美丽生金，让共同富裕看得见摸得着华人时刊(2021年21期)2021-03-09“中国式现代化”的如椽巨笔共产党员·下(2021年1期)2021-02-07理论·历史·实践: 三维探析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商贸工业(2020年29期)2020-09-14关于政府审计几点问题的思考商(2016年32期)2016-11-24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公立大学财务治理的研究商(2016年32期)2016-11-24上市公司会计舞弊数据分析商(2016年27期)2016-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