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存儒 武照亮 曾贤刚
(中国人民大学 环境学院,北京 100872)
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发展[1]。其影响具有多尺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特点,包含了粮食安全、健康、环境和社会经济等多个维度[2]。其中,农业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极端气候导致自然灾害增加、温度上升、降水不稳定等现象都强烈干扰了农业生产[3]。在感知到气候危机带来生产环境变动时,农户往往会采取一定的适应性行为,改变原有生产习惯,进而影响生计策略选择,形成新的生计模式,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4]。中国作为粮食生产大国,更应关注气候变化与农户生产行为和生计选择的相关性。因此,理清气候变化感知影响农户生计的基本路径和内在逻辑,对政府制定科学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策略、解决碳中和背景下“三农问题”及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就气候变化感知测度及其对农户的影响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气候变化感知作为主观认识难以直接测度,已有研究多在问卷调查中采用比较分析法[5]、Heckman Probit模型[6]、排序数据模型[7]等方法提高感知测度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学者进一步了分析气候变化感知与农户生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许多理论探讨和实证验证。气候变化感知对生计的影响直接体现在生计策略上。通过梳理已有研究发现,气候变化感知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包括通过适应性行为、生计多样性、收入等因素改变生计策略。部分研究着眼于气候变化感知与农户适应性行为策略之间的关系。这一领域比较典型的分析框架是Grothmann等[8]提出的个人主动适应气候变化的社会认知模型(MPPACC),用以分析气候变化感知对个体适应性策略的影响。该框架将感知作为影响适应行为的关键变量,把研究中所采用的关键要素有机地组织起来。以此为依据,许多学者采用实证方法考察二者关系,如谭灵芝等[9]通过分析**于田县农户调查数据认为,气候因素对农户适应性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陈俐静等[6]发现,气候变化感知是四川省大熊猫保护区周边林农采取适应性行为的基础,林农的个人和家庭特征对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性行为均有显著影响;高雪等[10]分析河北、河南等地粮食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后提出,面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近80%的农户会采取适应性措施,其行为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多重影响。还有部分学者关注气候变化感知对生计多样性的影响。譬如,魏国茹等[11]提出,农户对气候变化感知存在偏差,气候变化感知会推动生计的多样化;Santika等[12]认为,气候变化感知主要通过改变农户的资源利用能力以影响其生计模式;Mabon等[13]认为,极端天气事件是影响居民生计多样性的关键因素;Guo等[14]认为,气候变化感知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农民生计,也通过经济和生态价值认知间接影响他们的可持续生计能力。另一部分研究重点关注气候变化感知及其适应性行为对农户收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例如,Zhao等[15]通过调研呼伦贝尔牧区发现,牧民因气候因素做出的畜牧业改良策略对家庭收入存在积极影响;李锦等[16]认为,岷江上游农户针对气候变化做出的生产调整一方面提高了农户获取现金收入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增大了农户返贫的市场风险。此外,还有研究认为气候变化感知会改变农户的技术采用[17]、生计资本[18]、价值认知[19]等,从而对生计策略产生影响。
已有文献对本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仍存在一定不足之处。现有研究较少将气候变化感知、适应性行为和生计策略纳入一个统一框架进行分析,进而难以深刻理解三者间的作用关系;另外,农户生计往往受多种因素影响,且不同因素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应用传统计量模型可能会导致结果的有偏估计,而结构方程模型在进行多变量间的关系探讨时更具优势[20]。基于以上不足,本研究以云南省昭通市大山包镇364份居民调查为例,使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气候变化感知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农户适应性行为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同时检验了农户个人因素和农业生产环境的组间异质性。本研究拟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验证,探明气候变化感知影响农户生计的内在机制,以期为政府制定针对性更强的气候变化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1 气候变化感知对生计策略的影响
感知是一种认知过程,人们在其中根据他们的兴趣、历史背景、知识、经验和态度进行学习和解释感觉印象,以给出他们对周围环境及其变化的主观感受和心理认同[21]。理论上,可以从3个角度度量气候变化感知,即气候变化现象发生的程度感知、气候变化的原因感知及气候变化的后果感知[22]。已有研究表明,居民的气候变化感知影响到社会经济诸多方面,包括环境治理公众参与[23]、自然资源管理[24]、环境支付意愿[25]、农业技术效率[26]等。特别是农村居民受到气候变化感知的影响最为明显。因此,气候变化感知作为影响农户行为和决策的重要因素,对其生计策略产生的重要影响不容忽视。首先,气候变化感知会改变农户资源分配格局,从而影响农户对资源的使用,促使其调整原有生计策略,譬如降低农业生计在生计策略中的占比;再者,气候变化感知会改变农户对生计资本价值的认知,使其将生计策略向气候变化过程中价值更高的方向倾斜,譬如增加外出打工和商业投资等非农生计在生计策略中的占比;此外,气候变化感知会给农户带来额外的风险意识,激励其丰富生计策略,促进生计策略多样性发展。总体来说,农户对气候变化各方面感知越清晰,应当越倾向于调整和优化生计策略,以维持并提高可持续生计能力和水平。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气候变化感知对农户生计策略有显著影响。
1.2 适应性行为的中介效应
气候变化感知不仅与生计策略直接相关,也通过适应性行为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生计策略。文中的适应性行为特指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行为,具体指农户根据实际或预期的气候条件变化与影响选择相应生产方式的行为。一方面,认知是行为的基础,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性行为之间关系密切。已有研究大量分析了气候变化感知对农户适应性行为的决定性作用,例如Mahmood等[27]发现准确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导致了适应性行为实施。另一方面,采取适应性行为也会影响农户的生计策略,原因在于适应性行为会改变农户的生产条件、种植养殖结构、价值观念、土地利用、社会联结等,进而干预生计策略选择。黎洁[28]以陕西安康移民搬迁这一适应性行为为例,发现搬迁对农户生计策略有显著影响。Wang等[29]发现,西藏的藏北牧民通过储存、多样化和市场交换等适应策略提高生计的生产力和盈利能力。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2:适应性行为对气候变化感知与农户生计策略具有中介效应。
1.3 农户个人因素的异质性
已有研究表明,气候变化感知及农户生计会受到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等个人因素的影响[30]。其中,风险态度和信息获取能力是已有研究较少关注到的两个变量。气候变化感知会导致农户产生一定的风险意识,因此风险态度不同的农户在面对相同的气候变化感知时可能做出不同的反应。风险喜好型群体可能更倾向于在变化的环境中占据主动,积极改变生计策略以适应气候变化,从而改善可持续生计能力;风险厌恶型群体则更倾向于持观望态度,不利于生计策略转型。此外,由于收入、社会资本等因素不同,农户获取信息的能力存在差异。信息获取能力越强的农户更容易掌握完整的气候变化状况,进而具有更清晰的气候变化感知,利于采取针对性生计策略,推动生计转型。因此信息获取能力越强的农户更倾向于以积极的态度调整生计策略以适应新环境。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3:风险态度不同的群体存在路径差异。
H4:信息获取能力不同的群体存在路径差异。
1.4 农业生产环境的异质性
已有研究表明,国家政策[31]、农业生产条件[32]等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环境差异也会极大影响其适应性行为和生计策略。事实上,农户并非完全独立的个体,其感知和适应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制度和政策之中的。在各类政策中,农业补贴政策是影响农户行为选择的最直接政策之一。当农户获得农业补贴时,因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潜在农业生产损失风险会因此下降,农户的农业生计具有了更强的保障性,这可能降低由于气候变化感知所带来的适应性行为激励,促使农户选择坚持以农业为主的生计策略。此外,农业基础设施等生产条件也对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和生计策略存在重要影响。当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更完备时,农户的农业生产安全性、稳定性和效率都因此增加,同时放弃农业生计的沉没成本也会更高,此时农户会更加倾向于减少生计策略向非农化转移。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5:农业补贴政策在模型中存在调节作用。
H6:农业基础设施水平在模型中存在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理论框架。
图1 理论框架Fig.1 Theoretical framework
2.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19年对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大山包镇进行的农户深度访谈和随机问卷调查。大山包镇位于昭通市西南部、昭阳区西部,区域面积192 km2,2020年户籍人口数为19 403人。大山包镇属于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海拔较高、地处偏僻,当地农户的生计脆弱性较强,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影响比较明显,因此选取大山包镇作为调研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代表性。在充分考虑农户分布、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等因素后,选择合兴村、大山包村、大兴村及车路村4个行政村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中共发放问卷391份,回收有效问卷364份,有效率达93%,其中合兴村92份,大山包村86份,大兴村91份,车路村95份。具体调研形式是通过调查员上门入户访谈并邀请受访者填写纸质问卷,填写完毕后会向受访者赠送小礼品,并请受访者对填写认真程度做出评价。调查员主要由在校大学生构成,在正式上门前,他们均完整地接受了本次调查的相关培训。受访者均为18岁以上的成年农村社区居民,自愿填写问卷,并被告知:问卷内容仅会用于学术研究、且受访者所填写的个人信息和家庭情况将受到严格保密。问卷主要包含农户基本特征(个人及家庭情况、资源禀赋拥有情况,生产经营情况等)、环境感知(生态环境保护感知、气候变化感知、自然灾害感知等)和生计发展(生计策略选择等)3部分。由于调研发生于2019年,因此也可避免新冠疫情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2.2 变量选择
1)解释变量。将气候变化感知设为核心解释变量。传统的气候变化感知研究往往仅关注对气候变化具体表现的认识。本研究把该变量分为气候变化事实、信息和后果感知3个潜在变量。其中气候变化事实感知是指对气候变化具体现象的感知,如气温、降水等;气候变化信息感知是对气候变化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气候变化后果感知是对气候变化现实影响的感知,包括对生产生活的影响等。气候变化后果感知的观测变量为1～5的有序变量,1为影响很小,5为影响很大;其他观测变量均为0～1二值变量,0为否,1为是。
2)被解释变量。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生计策略。为测度气候变化感知对农户生计策略转变的影响,将生计策略划分为农业策略和非农业策略两类,分别衡量农户对农业和非农业生计的倾向程度。生计策略的观测变量均为1-5有序变量,分别代表0～20%(含,后同)、20%～40%、40%～60%、60%～80%、80%～100%。
3)中介变量。以适应性行为作为中介变量。参照已有文献[33],将适应性行为分为生产管理适应和生产实践适应,分别表征在农业生产规划策略和实际操作中的适应性行为。各观测变量均采用0～1二值变量,0为否,1为是。
4)分组变量。选取风险态度、信息获取能力、农业补贴和农业基础设施作为分组变量。其中风险态度分为风险厌恶和风险喜好两类,分别用0和1代表;信息获取能力以“家中是否有人上网”表示,0为否,1为是;农业补贴以“过去一年是否收到农业相关补贴或生态补偿”表示,0为否,1为是;农业基础设施以“是否使用拖拉机”表示,0为否,1为是。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由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大多数农户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现象的发生,约一半的农户认识到了气温和降水的变化;农户对气候变化信息的主要感知渠道是天气预报和政府信息;农户对气候变化后果感知比较明显。当前只有少数农户采取了对应的适应性行为,主要包括增加种植多样性、非农就业转移以及农地流转等。在生计策略方面,种植业依然是最主要的生计策略,其后是养殖、转移性收入、营林和打工。总体来说,农业策略以种地和养殖为主,非农策略以转移性收入为主。
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Table 1 Variable meaning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2.3 模型选择
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线性统计的建模技术,以统计假设检验方法分析相关现象的内在结构机理。结构方程模型能够通过潜在变量解释多个因变量和多个自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包括它们的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34]。本研究使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其优势在于更适合小样本和非正态数据,且更适合复杂路径[35]。该模型由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个基本模型组成,测量模型反映潜变量与观察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模型反映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3.1 描述性分析
为直观展示研究区域气候状况和农户生计策略的变化情况,首先进行描述性分析。《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2)》[36]指出,全球气候变化趋势仍在持续,2002—2021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01 ℃。气候变化会显著影响到各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也不例外。数据显示,中国地表年平均气温和年平均降水量在1961—2021年间都呈显著上升趋势。云南省昭通市作为本研究区域所在地,其气温、降水等气象要素变化及极端气候事件也对气候变化产生响应。图2展示了云南省1992—2019年平均气温以及昭通市2000—2019年平均降水量的变化趋势,数据来源为Berkeley Earth网站和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可以看出云南年平均气温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年升温率为0.062 ℃/年,平均每10年增长0.62 ℃,17年中云南省的年平均气温上升了1.67 ℃。昭通市降水量则有变化更为极端的趋势,年际振荡较大,稳定性下降,2019年的年均降水量较2000年下降了41.83 mm。除气温和降水的长期变化之外,气候变化还引起了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及强度的变化,这也会对农业生产造成极为显著的影响。张汉声等[37]分析了1965—2014年云南省的极端气候事件发现,云南省极端气温指数、极端降水事件频率和降水强度普遍增加,说明气候变化使云南省出现了更多的极端天气。气温、降水和极端天气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当地的农业生产。年均气温的上升会改变作物种植制度和节令,增加土壤水分蒸散量,可能造成用水匮乏。降水量的振荡可能引发旱涝加剧,从而导致灾害和土地退化,对作物产量和粮食安全产生负面影响。极端天气的增加会加剧气温和降水的不均匀分布、降低农业生产效率,同时可能引发更多的自然灾害,危及农业生产安全。
图2 气温和降水量变化趋势Fig.2 Trend of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change
在感知到气候变化对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后,农户会调整自身生计策略。调研区域的主要种植作物包括小麦、玉米、水稻、玉米、黄豆、花生等。整体来说,当地农户选择降低农业生计在生计策略中所占的比重,具体表现为:15%的农户选择向非农就业转移,12%的农户选择了土地流转,降低耕种面积。随着气候变化感知的加强,当地农户的生计策略种类变少,特别是减少了采集、砍竹子、放牧的情况,多选择一季稻作为种植作物。此外,在政府的鼓励下,许多调研区农户增加了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小的林下经济占比,包括种植中草药等。生态旅游也逐渐成为当地农户收入来源的重要一部分,农家乐等个体经营形式为农户生计策略增加了新的选择。
3.2 内外模型检验
PLS-SEM的模型检验分为外模型检验和内模型检验[38]。其中外模型检验是对量表的效度和信度进行检验,内模型检验是分析模型间的关联程度。
1)外模型检验。首先对量表进行效度检验。对量表进行Bartlett球形检验以及KMO值检验发现,量表整体的KMO值为0.727,在最低临界值0.5以上,近似卡方为1 072.286,自由度为253,显著性为0.000,拒绝原假设,表明原始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适合于做因子分析。进而使用SmartPLS 3软件计算各个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以及各个潜在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量(AVE),结果见表2。各个观测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临界值0.6,除生产管理适应外各个潜在变量的AVE均大于0.6,且生产管理适应的AVE也非常接近理想值,因此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随后计算Cronbach’s α信度系数对数据进行信度检验,并计算各个潜变量的组合信度,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所有潜变量的Cronbach’s α信度系数均在0.6以上,组合信度均在0.8以上,表明问卷数据信度较好,数据比较可靠。
表2 效度与信度检验Table 2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test
2)内模型检验。该检验主要是观察模型的拟合优度(R2)值,结果见表3。整体来看,模型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具有中度至强度效果的解释能力,基本符合要求。
表3 内模型检验Table 3 Internal model test
3.3 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根据理论模型,利用偏最小二乘法检验气候变化感知和适应性行为对生计策略的影响路径,得到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示意图,如图3所示。
图3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Fig.3 Path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3.3.1结构方程模型估计和验证
PLS-SEM模型估计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由图3和表4可知,气候变化事实感知并未对非农业策略表现出显著直接影响,但对农业策略有直接的显著负面影响。同时,气候变化信息感知和后果感知都对农业策略有直接的显著负面影响,而对非农业策略有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对气候变化具体现象感知更深刻、接触气候变化信息更多、对气候变化造成自然和经济社会后果认识更清晰的农户,更倾向于减小农业生计策略所占比重,而采取包括打工在内的非农业生计策略。另外,气候变化事实感知和信息感知都对生产管理适应和实践适应有显著正向影响,气候变化后果感知对生产管理适应无显著影响,而对生产实践适应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气候变化各方面感知越充分的农户更倾向于从管理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调整自身生产行为,以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生产条件改变。生产管理适应和生产实践适应都对农业策略有显著负面影响,而对非农业策略有显著正面影响,说明生产管理和实践适应行为会促使农户将生计策略调整为增加非农生计占比、降低农业生计占比。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是气候变化感知改变了农业生产环境和资源分配,并激励农户采取一定的适应性行为以保障农业生产效率不受气候变化影响,最终影响到了农户的生计策略。为提高生计多样性、降低对农业生计的依赖性,进而减少气候变化对自身生计的影响,农户选择降低农业在生计中的比重,更加侧重非农业生计策略。
以上分析说明,用以表征气候变化感知的3个潜在变量均直接或间接对农户生计策略有显著影响。
其中,气候变化事实感知对非农业策略没有显著影响,但既直接影响农业策略,又通过适应性行为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农业策略,间接效应为-0.072,总效应为-0.256;气候变化信息感知对农业策略存在间接影响,对非农业策略同时存在直接和间接影响,总效应分别为-0.058和0.188;气候变化后果感知对农业策略和非农业策略都同时存在直接和间接影响,总效应分别为-0.279和0.264。可见,气候变化感知会直接和通过适应性行为间接导致农户改变生计策略,使其向非农业策略倾斜。例如,调研中发现,大量农户选择通过非农就业转移甚至移民的方式适应气候变化,占比已经达到样本的36.4%,这显然会导致此群体生计策略的结构性调整。由此可知,假设H1和H2得证。这一方面表明气候变化感知确实会影响农户生计策略,另一方面也显示农户为应对气候变化倾向于丰富拓展原有依赖农业为主的生计策略,以缓解气候变化对自身生计水平产生的影响。这一结果与Guo等[14]得出的气候变化感知可促使农民拓宽生计渠道的结论、Al Dirani等[39]得出的气候变化感知会促使农户调整生计策略的结论一致。因此,在解决“三农”问题时,应更多关注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深远影响。可通过气候变化科普宣传、教育培训等方式,帮助农户加深对气候变化的了解并学习如何采取适应性行为,增强农户调整生计策略的科学性、提高可持续生计能力的主动性。同时,制定相关激励和帮扶政策,鼓励有技能、有知识的青年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减缓农业人力资本流失,保障粮食安全不受影响。
3.3.2多群组分析
通过多群组分析,探讨农户个人因素和农业生产环境的组间异质性。在农户个人因素的分析中,按照风险态度和信息获取能力的取值将样本划分成风险厌恶、风险喜好两组和高信息获取能力、低信息获取能力两组。在农业生产环境的分析中,按照农业补贴和农业基础设施的取值将样本划分成有补贴、无补贴两组和高基础设施水平、低基础设施水平两组。在分析前,需借助施加参数限制条件的嵌套模型进行跨样本恒等性检验。首先进行多群组中参数均未加以限制的适配度检验,随后逐步增加测量系数相同、结构系数相同的限制,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跨样本恒等性检验Table 5 Multi-group invariance test
可以看出,各群组的适配度指标均在理想值的范围之内,且差异性检验结果均不显著。因此按照上述方式分组都不会影响模型适用性,可在原模型基础上进行多群组分析。
多群组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出,农户个人因素在气候变化感知、适应性行为与生计策略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气候变化感知对适应性行为的影响路径表现出明显的风险态度差异。具体来说,气候变化事实感知对生产实践适应、气候变化信息感知对生产实践适应、气候变化后果感知对生产管理和实践适应的路径系数在风险喜好和厌恶组之间都存在显著差异,且差值均为正,说明风险喜好组的路径系数更大。这表明,风险喜好组中气候变化感知对适应性行为的影响更强烈。这种路径差异可能是由于风险喜好群体在感知到气候变化时,会甘冒风险采取积极措施改变生产行为,而非“静观其变”。这一结论与陈俐静等[6]提出的保险对林农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的结论具有相同的逻辑。此外,气候变化感知对生计策略的影响路径表现出明显的信息获取能力差异。高信息获取组中,3类气候变化感知对农业策略的路径系数均显著低于低信息获取组,且气候变化信息感知对非农业策略的路径系数显著高于低信息获取组,这说明,信息获取能力有助于促进农户了解气候变化信息,从而改变自身生计策略,提高可持续生计能力。由此可得,假设H3和H4成立。
表6 多群组标准化路径分析Table 6 Standardized path of multi-group analysis
农业生产环境在气候变化感知、适应性行为与生计策略的关系中也起到调节作用。首先,气候变化感知对适应性行为和生计策略都表现出农业补贴差异。一方面,有补贴组中气候变化事实感知和气候变化信息感知对生产管理适应的系数明显低于无补贴组,也就是说农业补贴会降低农户采取适应性行为的激励。另一方面,有补贴组中气候变化事实感知对农业策略的路径系数相比无补贴组增加、对非农策略的路径系数相比无补贴组减小,说明农业补贴会使农户在面对气候变化时更倾向于坚持以农业作为主要生计策略。再者,气候变化感知对生计策略表现出农业基础设施差异。气候变化事实感知和信息感知对农业生计策略的路径系数差异均显著大于0、对非农生计策略的路径系数差异均显著小于0。这说明,相较而言,高农业基础设施水平组的农户在面对气候变化事实感知和信息感知时更倾向于坚持农业生计策略,转向其他类型生计策略的激励更小。由此可得,假设H5和H6成立。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考虑气候危机对农户适应性行为及其生计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传统意义上农户可持续生计极度依赖以自然要素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活动,气候危机造成的自然资源配置变动使得农户对此极为敏感。理清农户对气候变化各方面感知与其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科学制定气候变化相关政策,提升农户的生计水平。但目前已有文献对气候变化感知和生计策略之间关系的讨论仍然不足,特别是缺少气候变化感知对生计策略具体影响路径的研究,难以起到有效指导实践的作用。本研究基于云南省昭通市大山包镇364份居民调查数据,应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气候变化感知、适应性行为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论如下:
1)气候变化感知会显著降低农户采取农业生计策略的比重,同时对非农业策略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气候变化事实和后果感知对农业策略有显著负向影响,直接效应分别为-0.184和-0.154;气候变化信息和后果感知对非农业策略有显著正向影响,直接效应分别为0.135和0.154。
2)气候变化感知同时通过适应性行为这一中介变量影响生计策略。其中,气候变化事实感知通过适应性行为间接影响农业策略,总效应为-0.256;气候变化信息感知对农业和非农业策略同时有间接影响,总效应分别为-0.058和0.188;气候变化后果感知对农业策略和非农业策略同时存在间接影响,总效应分别为-0.279和0.264。
3)气候变化感知对生计策略的影响路径因农户个人因素而存在差异。具体来说,风险喜好组中,气候变化事实感知对生产实践适应、气候变化信息感知对生产实践适应、气候变化后果感知对生产管理和实践适应的路径系数均高于风险厌恶组,表明风险喜好者气候变化感知对适应性行为的影响更强烈;高信息获取组中,3类气候变化感知对农业策略的路径系数均显著低于低信息获取组,且气候变化信息感知对非农业策略的路径系数显著高于低信息获取组,表明信息获取能力有助于促进农户了解气候变化信息,从而改变自身生计策略。
4)气候变化感知对生计策略的影响路径因农业生产环境而存在差异。具体来说,农业补贴会降低农户采取适应性行为的激励,同时使其在面对气候变化时更倾向于坚持以农业作为主要生计策略;高农业基础设施水平组的农户在面对气候变化事实感知和信息感知时更倾向于坚持农业生计策略,转向其他类型生计策略的激励更小。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既要清晰认识到农户调整生计策略的趋势性,也要防止因此导致农业人力资本流失的可能性。通过政策手段,提升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积累,鼓励具备高知识技能水平的青壮年劳动力投身农业生产。同时,加快推进农业规模化,降低农业对人力资本的强依赖性,避免生计策略调整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2)大力开展农民群体中气候变化相关知识的科普和教育活动,普及气候变化知识,促使农户科学有效地采取适应性行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障农村居民可持续生计水平。
3)发展新型农业,如田园综合体等,推动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减少气候变化冲击传统农业生产给农村居民生计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农户的弹性和适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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