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琳 翟晓汀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副研究员王昱廷在接受《经济》记者专访时表示，***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和“两个结合”的重要意义，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时代课题，指明了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中华文明具有五大突出特性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
灿若星辰、浩如烟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塑造出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王昱廷以中华玉文化为代表，“见微知著”解读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
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内，一对色泽晶莹的玉质装饰品格外引人瞩目。圆环状的线条圆润流畅，线切状的切口刀法娴熟。这对玉珏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属新石器时代兴隆洼文化，距今已有约8000年的历史。
从新石器时代的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到良渚文化和夏代的二里头文化，整个夏商周三代，玉器在中原大地星罗棋布，深刻佐证了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
王昱廷认为，玉器的出现，证明在当时已经有了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社会分工，不但印证了当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也证明了玉器背后拥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仅从玉器的角度来说，就可以完全佐证中华文明不止5000年，甚至可以往前推到8000年至1万年。
中国人自古尚玉，寓德于玉、以玉比德。在中华文明千年赓续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崇玉、佩玉、赏玉的玉文化。王昱廷介绍，孔子提出玉有十一德，即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阐述了玉文化深刻的思想内涵，确立了中国人道德观的理论基础。而后又有春秋《管子·水地》所载玉的九德、战国《荀子·法行》所载玉的七德、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所载玉的五德，中国玉文化不断得到传承发展，绵绵永续、亘古长流。直到今天，玉仍旧是美好品德的代名词，如“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这种物质、社会、精神三合一的独特玉文化填充了中国玉文化的丰富思想和精神内涵，也成为中华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显著标识。
文明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以“金镶玉”为创意的北京奥运会奖牌由玉璧演变而成，形象诠释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玉比德的思想和化干戈为玉帛“和平性”的价值观，堪称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完美结合。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体现的是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王昱廷表示，文化传统的精华是在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生成的，要从一个阶段走向下一个阶段，就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新的价值，指引未来文化发展的道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植根于中华大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文化强调的“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天下太平”“共享大同”等智慧，都是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的鲜明体现，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
“两个结合”是最大法宝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有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在保证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和党的团结统一上有四个法宝，即坚持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党内生活、坚持党性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而今，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又给出了鲜明答案：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并强调这个“必由之路”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两个结合”这一重大论断，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的，随后，先后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
王昱廷谈道，在此前“两个结合”重要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在这次座谈会上又进一步强调了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性。对“第二个结合”的深刻论述，为中华民族以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了文化发展路径，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
文化路径在哪里？就在于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既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第一，“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
1926年，郭沫若在《马克思进文庙》一文中用文学化的想象描述了马克思与孔子的对话场景。马克思感叹：“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孔子也说：“单只要能够了解，信仰你的人就不会反对我了，信仰我的人就不会反对你了。”
第二，“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王昱廷谈道，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起，就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而“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產生“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第三，“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王昱廷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但可以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汲取养分，还背靠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宏阔纵深的历史积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由此葱蔚洇润、生机勃勃。
第四，“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王昱廷表示，制度与文化是相互决定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为新时代治国理政带来不竭动力。中国未来道路怎么走？根本要在中华文化文脉中求精华、掘真理。
第五，“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在王昱廷看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站在國内国际两个大局和历史、现在、未来三个维度，是中华文明的一种延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文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可以从其中找到答案。
边疆地区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不同宗教信仰和谐并存。王昱廷表示，此次文化传承座谈会给新时代边疆研究和边疆治理提出了明确指引，对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边疆地区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非凡的重要意义和指导价值。这也表明了我们党对于边疆治理，特别是对于边疆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也是我们党对边疆治理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显现。“******的讲话为新时代边疆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为边疆研究提供了理论遵循和实践指南。深刻学习领悟‘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站在历史关口，回望来时路，剖析中华文明基础，挖掘中国文化底蕴，给中华民族以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是每一名中国历史研究者的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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