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涛 赵山杉
摘 要：“四史”是指导我国未来实践的理论宝库，学习“四史”有重要意义。要学好“四史”，就必须有学习“四史”的正确态度。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作为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时所使用的科学方法论，并不是简单的逻辑与历史相一致，而是建立在次序感、趋势感和共时感基础之上的逻辑感与历史感的三重统一。通过深入分析以三重历史感为基础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可以帮助大家树立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更有效地学习“四史”，并汲取其中的理论营养。
关键词：四史；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
次序感；
趋势感；
共时感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23）01 — ００65 — ０4
2020年1月8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总书记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1］“四史”作為一方面记录了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程，同时在另一方面也记录了我们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如今迈向强起来的历史剪影，不仅包含了这一恢弘历史的沧桑，同时也蕴含着指导未来实践的理论资源。因此，对于个人和国家来说，认真领悟“四史”都是有所裨益且不可或缺的。而要做到这点，首先要有学习“四史”的正确态度。
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对这一问题同样具有指导意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2］13马克思正是在辩证吸收前人成就的基础之上，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深刻批判，并且在批判过程中实现了逻辑与历史之间的真正统一，使之成为处理逻辑与历史关系问题的真正科学的方法论。因此，它不仅适用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且对总体社会科学尤其是对历史学科的学习与思考更具有启发意义。
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内涵
面对凌乱的现象世界，人类总是试图找寻本质，在思维中把握存在，从而在生生不息的运动中实现自由。现实中，存在更多的表现为客观实在的历史，而思维更多的表现为主观思想的逻辑。不管每个时代的思想家是否自我意识到，人类总是致力于使得主观逻辑能够把握客观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从而得出对历史一般的认识达到在现实中的不断自觉。因此，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历史，不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人类认识的发展史，更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史。
（一）马克思前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
在科学之花尚未绽开的时代里，神话和传说就是人类实现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式，神创论是其中最鲜明的代表。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在《圣经》的历史哲学之中，这一理论体系认为，神的意志体现为历史，反过来也成立，也就是说历史是由神的意志所创造的，因而可以把它看作是实现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始模式。但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人类对于世界本质的认识程度也在不断加深，类似上述神创论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比如我国南北朝时期范缜的《神灭论》，抑或是西方的尼采直接宣布“上帝已死”，这都说明人类急切需要找寻出一种有别于神创论的逻辑来把握历史。黑格尔此时站了出来。作为19世纪的哲学家，他在哲学史、逻辑史上第一个提出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然而，作为客观唯心主义代表人物，黑格尔在对这一原则的思考中必然会受其局限。他错误地把历史看作是逻辑事先安排好的东西，认为历史在逻辑之后，把它们二者统一于“绝对精神”这一纯粹观念的层面。这一观点从根本上颠倒了逻辑和历史之间的关系，所以也就随着自然科学的突破式发展而陷入了沉寂。
以天神意旨为基础实现二者之间的统一最终只能以信仰的方式来面对和解释理论中的疑难；
以客观精神为基础来实现二者之间的统一最终还是难以逃离以主观臆造任意裁剪历史的责难；
以自我意识为基础来实现二者之间的统一最终会造成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错觉［3］。这些形形色色的理论家都只能对片面的历史现象进行解释，不能对历史的一般规律加以把握。
另外，人类历史上除了上述从主观思想层面期望使逻辑与历史获得统一的思想家外，还有众多在客观历史层面憧憬有所突破的实证主义者。18世纪至19世纪初，以牛顿力学体系为典型代表的自然科学的兴盛造成了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冲击。受到这一影响，人们力求在经验的基础之上找寻知识的确定性，试图直接通过思维对现象的总结实现对存在的把握，以摆脱之前思辨哲学的影响。这无疑具有进步性，但同时也存在价值取向偏向实证主义的危机，并且如果跳过对原则的思考这一步而直接进行现象观察，人们往往会因执迷于纷乱表象而动弹不得，比如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家代表之一的萨伊，他曾试图用实验科学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虽然因其注重经验事实和材料梳理帮助树立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是在这样的“细心观察”之下，他只能在资本主义经济现实表象中兜圈子，陷入到“归入图示化”的经验抽象［4］之中无法自拔，故而也就不能深入到生产关系内部，并真正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病理。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马克思指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5］他在批判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超越二者之间的对立，并辩证地结合实证方法，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了新唯物主义，最终实现了逻辑与历史之间的科学统一。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具有能动性和对象性的活动，人类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创造了历史本身，历史本质上就是能动的人类实践活动的有机集合，而逻辑也就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发展着的认识。所以，逻辑和历史相统一从本质上来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下的实践和认识之间的辩证运动在方法论上的反映。人们在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中不仅可以获得认识，从而达到对历史一般进行把握的逻辑，而且又能以逻辑思维为代表的认识为实践活动进行指导，从而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人类就是在这样逻辑与历史、实践与认识不断的辩证运动中逐渐变得更加自觉，最终迈向自由。
（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内容
作为方法论系统中的具体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所谓逻辑，是指人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比如概念判断推理等；
所谓历史，是指人类实践活动所构成的有机集合；
所谓逻辑的方法，就是指人在主观思维中利用概念范畴进行演绎的方法；
所谓历史的方法，就是指根据对历史的现象层面进行把握从而试图揭示历史一般规律的方法；
真正的科学认识是从现实实践的历史中得出一般逻辑。因而，只有把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辩证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正确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就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当然，这种统一并不是简单的一致和重合，而是在二者的永恒辩证运动中所最终达到的有机统一。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6］，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历史感。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也自然建立在马克思的历史感之上。这一历史感具有三个层次，分别是“次序感”“趋势感”和“共时感”，它们都集中地体现在批判资本逻辑的《资本论》之中。
次序感是历史感的第一个层次。从实证角度上俯瞰人类历史，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以时间为逻辑所排列的一系列杂乱无章的现象历史。虽然不能沉溺于以时间为线索进行思想，因为“这种形式……至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已。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2］13，但也并不能完全摒弃这一历史本身的内含逻辑，而是要将其辩证地加以运用。从《资本论》第一卷总体去考察，虽然“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2］708。但从宏观上来说，其范畴安排仍然是基本符合时间次序的。从《资本论》第一卷的部分中去考察，就会发现在以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第三节阐述血腥立法为代表的众多编年史式样的阐述中，以及在同理论阐述同时展开的对同时代经济学思想的批判中，都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对历史现象的娴熟应用，都体现了他的次序感。
趋势感是历史感的第二个层次。歷史事件的次序作为直接可以感觉到的事实，其本身具有不可完全重复的唯一性，因而要想获得对历史更加一般的认识还需要继续深究。而要想开展进一步的深究，就需要具有以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趋势感。从总体上来看，在自成一体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的范畴逐渐从简单向复杂的演绎过程，也显示出了资本主义也从最初的产生、发展，逐渐走到了兴盛和矛盾凸显从而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从部分上来讲，在第一卷前半部分“商品—货币—资本”这三个范畴的叙述中，暗含了简单商品经济的产生、发展和衰败，进而过渡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历史趋势。这些都体现了马克思在对历史现象资料进行把握的同时，又将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场域中进行了再一次加工，从而把握住了埋藏于历史次序中的趋势感。
共时感是历史感的第三个层次。在对历史材料进行了上一步的加工之后，我们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究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这把钥匙去打开哪一个人类社会形态的“潘多拉魔盒”？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其答案显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从总体上来看，整部《资本论》就是以资本主义经济有机体这一社会共时结构为对象展开考察的。从部分上来讲，在第七篇第二十三章中对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进行探讨的过程中，马克思指出：“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2］285从而阐述了一般人口规律在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下的特殊形式。因此，马克思在掌握了历史中的次序和趋势之后，又有所侧重地将考察重点放在了资本主义社会，把握住了历史过程中的共时性。
综上所述，建立在三层彼此之间存在有机联系的历史感之上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并不是单纯的逻辑与历史相一致，而是同时包含了逻辑与历史进程相统一、逻辑与历史趋势相统一和逻辑与社会共时结构相统一三层内容［7］。
二、在三重历史感中理解“四史”
首先，从次序感的角度上来说，“四史”具有丰富的内容。在“四史”中，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指自1921年成立以来，不断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
新中国的历史，是指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带领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断艰苦探索的历史；
改革开放的历史，是指自1978年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历程；
社会主义发展史，是指世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理论到实践和一国到多国的发展历程。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世界是永恒运动的物质世界，而时间和空间正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基本存在形式。从时间上来看，“四史”不仅包括了五百年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也包括了百年来的党史、七十余年的新中国史和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史，可谓是跨度深广且阶段分明；
从空间上来看，“四史”的讲述不仅包括了跟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所直接相关的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同时也包括了与无产阶级革命相关的俄国、中国等国家，还包括了被马克思所直接批判的美国等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可谓是遍及全球且有所侧重。正是得益于如此庞大的“时空观”，“四史”的“运动”才得以生生不息，不断内生出更丰富的内容。
其次，从趋势感的角度上来说，“四史”具有明显的脉络。“四史”的内容固然丰富，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来理解“四史”，还要看到历史的起起伏伏。在“四史”中，不仅记录了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间，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破产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从巴黎公社的失败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从苏东剧变到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等的起起伏伏，也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奔向美好生活的一百年间，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遵义会议的召开、从建国时的一穷二白到“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从“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到重新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的起起伏伏。在“四史”中，不仅记录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伴相争，也记录了自近代以来中国内部社会主义事业的艰难起步和繁荣发展；
不仅记录了世界范围内多个主要国家的社会形态更替，也记录了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个个重要变革。因此，在“四史”中包含了多个社会形态的变迁以及历史人物的跌宕起伏，生动展现了历史车轮滚滚、时代潮流浩浩荡荡的图景。
最后，从共时感的角度上来说，“四史”具有显著的重点。在分别从次序感和趋势感的角度上理解“四史”之后，同样不能忘记从共时感的角度来理解“四史”。史实往往浩如烟海，但具备考察价值的却寥寥无几。社会主义发展史作为一幅展现世界人民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断竭力斗争的历史画卷，虽内容庞杂，但它是紧密围绕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主线来展开的，因而重点自然落在了这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作为党不断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记述，其逻辑展开也是紧密围绕着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时期的主线来展开的，对这一历史考察的重点也同样是在这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新中国发展的历史作为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努力的奋斗史，其也是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为重要时期为节点。改革开放的历史作为党领导人民进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发展史，其也是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为重要时间节点的。因此，在“四史”中，不仅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明显的脉络，还同样包含了显著的重点。
三、树立正确的“四史”学习态度
首先，逻辑感与次序感的统一启发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历史。“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8］。不管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作为广义内涵的“历史科学”，抑或是从文艺复兴中获取动力而从思辨起家逐渐发展起来的“历史哲学”，这些思想家们无疑都认识到了“历史”的重要性。这是因为不管是谁、抑或是在哪个时代，人类所有思想的展开，都必须建立在现实材料的基础之上。人类主观逻辑的展开，必须要有客观历史的支撑，没有历史材料支撑的思想是空洞的、无力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往往代表的就不仅仅是人类过去和现在实践活动及其结果所构成的有机集合，更是指导人类未来实践的理论资源宝库。所以，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历史。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作为党带领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并走向强起来的实践活动的有机集合，本身也是指引未来中国发展的教科书。在这样一本生动的教科书中，不仅包含了我们党的矢志践行初心使命，也包含了我们党的筚路蓝缕奠基立业，更包含了我们党的创造辉煌开辟未来。所以，当今中华民族比任何时候都更要接近伟大复兴的时代，我们必须重视“四史”、学习“四史”，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以从中汲取关于未来实践的理论营养。
其次，逻辑感与趋势感、共时感的统一启发我们，不能一味囿于历史。考察历史，所直观感受到的就是历史史实。虽然它较为直观而易于感觉，但毕竟所有史实都具有一次性和偶然性，都是特定时间和空间的产物，难以从表象中得出一般性的结论。因此，我们虽然要尊重史实、重视史实，但不能过分囿于史实、囿于这一历史的次序感之中，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握住历史的趋势感与共时感，从而真正地把握历史规律，为未来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历史的趋势感要求我们时刻胸怀“大势”，要求我们学会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动态、横向地考察历史进程，不仅因深知社会形态的变迁取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从而不会对古典中世纪欧洲的没落而盲目唏嘘，也因领会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真理，从而不会对古今中外无数被庶民所推下历史舞台的枭雄而草率唾弃。历史的共时感要求我们要时刻胸怀“特殊”，要求我们学会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来静态、纵向地考察历史进程，不仅要意识到诸如物质生产活动等这类在历史中一般性存在的范畴，也要重点考察诸如资本等这类在历史中特殊性存在的范畴。
对待“四史”尤是如此。我们在“四史”的研习过程中，尤其是在对党史的学习过程中，不能只具有次序感而囿于现象历史，只是执着于表面的历史史实而动弹不得，甚至得出一些否定其他一切历史的偏激性观点，而是必须要同时把握好次序感、趋势感和共时感，既要扎根在真实的历史材料之中来进行学习和研究，也要胸怀“大势”和“特殊”，不仅要在横向上感受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也要在纵向上剖析当时每个时代的具体环境。只有在这样的科学认识之下，我们才能树立对于学习“四史”的正确态度，才能做到既脚踏实地地去感悟波澜壮阔的历史而不浮于表面，又高屋建瓴地去把握历史真理而不好高骛远。
〔参 考 文 献〕
［1］***.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0（13）：4-1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张云飞.哲学理论的历史感与历史叙述的哲学性——哲学与历史學的关系研究［J］.哲学研究，2020（01）：29-36+127.
［4］方瑞.《资本论》方法的阐释路径及其理论困难［J］.浙江社会科学，2020（09）：105-111+160.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3.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25.
［7］郗戈，荣鑫.重新理解“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为中心的分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01）：89-97+159.
［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0.
〔责任编辑：丁 冬〕
收稿日期：２０23 — 01 — ０８
基金项目：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研究：马克思主义视角”（2020YJSB179）。
作者简介：孙涛（1996—），男，山西临汾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赵山杉（1999—），女，河北邢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