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发展 胡卜什
〔关键词〕邓小平；
文化创新；
哲学意蕴；
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6-0921（2023）03-0102-13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更多地使用“精神文明”指称“文化”，在当时的语境中，文化概念和精神文明概念是等同的。① 在精神文明的外延上， 邓小平明确指出，“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方面”②，精神文明还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①。因此，本文对邓小平关于文化创新重要论述的研究不仅涉及邓小平对文学艺术等领域创新问题的论述，也涉及他对整个精神文明领域创新问题的论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关于文化创新重要论述成为推动文化建设与文学艺术繁荣的思想武器。探讨其哲学意蕴，对新时代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邓小平关于文化创新重要论述的价值观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文化创新是在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下的创新。邓小平倡导文化工作者要树立解放思想、人民至上和社会效益优先的文化创新价值观，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拨乱反正，尊重文化创新主体，树立解放思想的文化创新价值观
从广义上说，人民群众是文化创新的主体。但就专业分工和个人特长而言，系统接受文化知识教育与文化技能训练的知识分子是文化创新的直接参与者，在文化创新主体中具有特殊地位。社会主义文化创新主体是由作家、艺术家和学者等组成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文化创新中尊重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十分重要。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产阶级不尊重知识分子造成文化异化的现象：“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② 遗憾的是，我国在“*****”时期，由于“***”打击、迫害知识分子，文化创新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977年，再次复出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学和教育。面对当时人民群众渴求文化事业展现新气象、期盼涌现大量优秀文化产品的新情况，邓小平首先从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抓起，扭转“*****”时期荒谬的价值观，恢复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他认为，不重新确定知识分子的政治身份，不在文化主体观上解放思想，就不会有文化上“百花齐放”局面。为此，邓小平明确指出：“‘老九并不坏”，“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③ 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力推动下，知识分子政策很快得到落实，为打造一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创新队伍奠定了良好基础。
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邓小平大力倡导解放思想，破除思想僵化问题。他明确指出，只有在解放思想的情况下，才能“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①。邓小平抓住问题的关键，着重强调，在新时期党领导文化战线要敢于突破禁区，树立解放思想的价值观，帮助文化产品的创作者们赢得一个良好的政治局面。他指出：“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②
解放思想的内涵不仅在于思路的转换， 而是一个涉及丰富本质属性的概念，“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③。树立解放思想的价值观，不仅要旗帜鲜明地与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作斗争，而且要勇于自我革命，在坚持和发扬党领导文化事业的优良传统的同时，积极调整和完善党的文艺政策，改进工作作风。为此，邓小平在强调继续坚持党在文化领域的“双百”方针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④ 的同时，还提出在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 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⑤，虽然文艺在事实上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但“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⑥，给文艺发展带来损害。正是在确立了解放思想的价值观的基础上，新时期党的文化工作才较快走上正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二）坚持文化产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确立人民至上的文化创新价值观
在人类发展史上，虽然广大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但系统掌握文化知识却长期是统治阶级的特权。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大众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只有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中，才致力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因为这样不仅提升人民群众掌握科学技术的本领，还能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使之成为与革命和建设相适应的社会创造主体。
在苏维埃俄国，列宁针对当时人民群众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的现实情况，明确提出了以文化革命来解决大众的文化水平落后的问题，“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⑦ 他在阐述党的出版物在写作上的方针时就明确指出，文化创新的服务对象应该是人民大眾。在列宁看来，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就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⑧。简言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文化创新活动要立足于广大劳动群众，创造出满足其精神需求的大众文化。
毛泽东也主张文艺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1942 年5 月，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先回答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强调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①，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② 毛泽东认为，文艺创作要实现大众化，“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这样才能创作出受到人民大众欢迎的优秀作品。③ 在文艺创作形式上，毛泽东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④
邓小平继承与发展了列宁和毛泽东关于文化产品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抗日战争时期，为服从抗战需要，八路军129 师承担着对自己的官兵、抗日友军、敌我战区民众以及伪军开展文化工作的任务。邓小平批评当时的文化工作者“在深入底层，为大众所接受所把握这方面”⑤ 做得不够。他明确指出，“我们要求把普及与深造结合起来”⑥，“克服文化工作不大众化的现象”⑦，文化工作者要“使文化运动普及到连队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真正做到大众化”⑧。按照邓小平这一指示，129 师先锋剧团为了更好地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以演出和化装游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开展宣传工作，深受抗战军民喜爱。⑨
改革开放之初，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十分单调贫乏、生活质量不高，对此，邓小平十分重视。他明确指示，一定要根据现有条件想办法，“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⑩。为了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丰富文化生活的需求，他从明确文化服务对象入手，着力解决文化产品创新的努力方向问题。他殷切要求文艺工作者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⑾。这反映了邓小平始终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的原则。
邓小平倡导的人民至上的文化创新价值观的内涵，一方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即把人民作为文化创新的目的，为了人民而创作，让人民共享文化繁荣的成果；
另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即把人民群众作为从事文化创造的真正主体，坚持人民群众在文化创新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从事文化产品创造的专业工作者要依靠人民群众共创文化成果。邓小平从文艺创作角度对此作了精辟的概括：“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① 因此，他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们要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避免出现艺术生命枯竭。他从具体内容与途径上指明了文艺工作者要从人民群众中获取灵感和素材，要求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②。他用“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③ 一语形象地说明了人民对文化工作者取得创新成就的根源性关系。
（三） 明确文化事业与文化产品的社会责任，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文化创新价值观
邓小平非常重视文化产业、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一般而言，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是指“文化产品在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社会全面进步方面所产生的效用或作用，它较多地与全民族精神和社会利益相关”④。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文化创新价值观，就是要把文化产品在推进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文化生活丰富、社会和谐以及生态良好等方面的作用放在首位，文化产品首先必须有利于增进民族精神文明与社会整体利益，而不是个人或集团的利益。
邓小平强调社会效益优先的文化创新价值观，最初针对的是改革开放前后党内外出现的一些问题。当时社会上存在着“左”与右的错误思潮，这些思潮利用人们对刚刚结束“*****”时不少工作尚未进入正轨状态下的认识误区，煽动社会动乱，制造精神混乱，破坏社会稳定。对此，邓小平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意识形态领域多作贡献，努力搞好文艺创作，充分利用优秀文艺作品的特殊影响力坚决与错误思潮作斗争，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引导人民群众提高政治觉悟，在维护安定团结上发挥积极的社会效益。他要求文艺工作者“要运用文艺创作，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工作紧密配合，造成全社会范围的强大舆论，引导人民提高觉悟，认识这些倾向的危害性，团结起来，抵制、谴责和反对这些错误倾向”⑤。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角度来强调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这是邓小平从国家战略高度对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文化创新价值观内涵的深刻揭示。
要实现文艺作品的社会效益，不仅要体现其良好的社会政治功能，而且还要表现出高级的审美情感，成为能够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审美享受的文学艺术精品，实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①。在邓小平看来，要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文化创新价值观，承担好文艺工作者应尽的社会责任，就必须以勇于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在充分了解人民群众的审美心理的基础上，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精神境界，提升艺术创造能力，创作出具有积极、健康、审美趣味的精神食粮，在产生积极社会影响的同时充分适应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创作能产生良好社会效果的作品。他明确要求：“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② 这一论述为文艺工作者把追求文艺创作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指明了方向。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文化领域也在探索摆脱缺乏经济效益的传统体制，而通过市场化改革来提供更多文化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这一改革本身是一个有益的探索。然而，由于缺乏制度上的顶层设计， 在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下， 文化领域出现了“ 一切向钱看”③ 的现象。对此，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有的文化人士“竟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去捞钱”，“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④ 为此，他强调，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文化领域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思想文化教育等部门“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⑤
二、邓小平关于文化创新重要论述的动力观
文化属于上层建筑范畴，遵循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邓小平既强调生产力是推动文化创新的根本动力，也强调意识能动性在推动文化创新中的作用。他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角度，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借鉴外国进步文化，作为文化创新的直接动力。
（一）生产力是推动文化创新的根本动力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因此，生产力也是文化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文化创新的动力观上，邓小平坚持唯物史观，始终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根本动力。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阐述精神文明概念时，是把思想道德作为其核心内容的。① 同时，与精神文明相对应的物质文明是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核心内容的。因此，邓小平高度关注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生产力与文化之间的關系问题。他以我国最早成立经济特区的深圳为例，说明搞好物质文明建设对于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根源性关系。他认为，20 世纪80 年代初，深圳治安状况迅速好转，社会风气得到改善，连过去偷渡到香港的人也开始回来，原因就在于深圳的就业、收入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物质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②。也就是说，文化状况与社会风气的改善归根到底还是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是文化发展与创新的根本动力。
正是基于对生产力是推动文化建设发展的根本动力的深刻认识，邓小平强调抓精神文明时，不是离开发展生产力来孤立地抓精神文明建设，而是把抓发展生产力作为先决条件，始终坚持充分发展生产力，大力改善物质条件，“两个文明”一起抓，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把精神文明建设也搞上去，从根本上解决文化发展与社会风气好转问题。他指出：“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③ 他多次明确将物质文明建设放在优先位置，要求统筹“两个文明”建设，在充分提高物质文明水平的同时极大地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文化创新。他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④ 邓小平强调以发展生产力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动力，避免脱离必要的物质基础来空谈文化创新、社会风气改善的现象，明确了解决文化发展问题的现实推动力在于发展生产力。
强调生产力是文化创新的根本动力，同时也意味着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谋划文化事业，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只有把文化创新同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发展结合起来，才能扎实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此，邓小平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 紧密结合经济发展情况来抓精神文明建设，“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⑤。邓小平强调在与发展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情况下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就把推进文化创新始终置于坚实的现实基础之上。
（二）重视创造精神、革命精神在文化创新中的精神动力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充分肯定发挥意识能动性在人类实践中的重要意义。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意识能动性的观点，在强调生产力对于文化创新的动力作用和物质条件的基础作用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发挥文化工作者的意识能动性，要求他们以良好的精神状态积极推动文化发展，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主体问题上，邓小平强调提高大众革命文化修养水平。他提醒人们，不能把精神文明仅仅局限于一般的教育、科学、文化范围，更要充分重视理想、道德教育等属于革命精神的内容。也就是说，革命精神、革命文化内容是文化建设中的关键部分。文化创新要坚守革命的理想信念、思想道德，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同时，他认为，要在坚持革命精神和提升革命文化修养上有所作为，主要还是靠发挥人的意识能动性，而非外在条件，“学习和培养这些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程度”①。邓小平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党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来指导革命工作， 用共产主义道德来规范革命者的言行， 提出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② 等革命口号。广大革命者自从参加革命就始终坚持这种革命精神。因此，在精神文明建设中，革命文化的创新与实践不能过于依赖客观条件，应该积极发挥人的意识能动性。
文艺作品具有用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的特点，与直接用逻辑思维来表达的其他文化产品相比有很大区别。除了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创作以外，对文艺工作者的精神世界与创作能力也有特殊要求。因此，文艺创作中如何发挥人的意识能动性显得更为突出。在文艺创作问题上，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文学家、艺术家们独具个性的创造精神在这种复杂精神劳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③，要充分尊重文艺工作者发挥其创作个性的权利，减少文艺创新的阻力。文艺工作者要遵循文藝创作的特点与规律，敢于创新，摆脱缺乏艺术性的创作模式。他提出：“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④ 在他看来，要实现文艺创新，创作者们必须以坚强的意志品质，不怕困难，积极探索，认真从古今中外的优秀文艺作品中学习艺术技巧，在努力提高艺术表现力方面下功夫。只有这样，文艺工作者才能“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攀登上艺术的高峰”，写出令人满意的文艺作品。①
邓小平强调文化工作者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创新的精神动力源泉。他明确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② 同样，正确的信仰也是文艺创作者的精神动力。联系现实问题，他对当时文艺界出现的忽视提升作家、艺术家精神境界而造成作品质量明显下降的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由于“许多文艺工作者忽视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深入群众建设新生活的斗争”，导致一些作家选择了去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致歪曲革命历史与现实的作品。③ 针对这一情况， 他强调思想战线要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④，“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⑤，解决思想战线的混乱问题，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转化为文艺创作的持久动力。
（三）把汲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营养作为推动文化创新的直接动力
“*****”结束后，为了迅速改变我国文化事业不景气的局面，邓小平十分重视文化工作者从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中汲取文化营养以增强文化创新能力的问题。
第一，以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作为文化创新的动力源泉。邓小平指出，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因民族、职业、地域等不同原因，人民群众“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形成了“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等丰富多样的文化风格。⑥ 这些传统文化要素，“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⑦，都应吸收、融入到文艺创作之中。
第二，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及其文化成果中汲取营养，寻求文艺创新的动力。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活动中，满怀对革命与建设成功的信心，艰苦奋斗，克服困难，不断谱写历史新篇章，展示了许多优秀品质。这些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应该在文艺创新中得到充分反映。邓小平指出：“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⑧ 他特别强调，要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不同人物的革命与建设实践、真实的生活与情感作为丰富文艺创作的素材，作为讴歌、审美与探索的对象，不断产生新的优秀作品，“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①。
第三，要从外国进步文化获得有益的借鉴。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排斥国外进步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② 邓小平在要求人们抵制西方文化糟粕的同时，强调要学习、借鉴外国进步文化，吸取其中的文化精华。他明确指出：“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③ 他认为现当代西方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文化人物在进行严肃创作，其作品是有价值的，要“着重介绍”④。但是，对西方文化产品与文化思潮决不能盲目推崇，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⑤。
三、邓小平关于文化创新重要论述的方法论
恩格斯有句名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⑥ 在关于文化创新的重要论述中，邓小平始终重视推进文化创新中的科学方法论问题，提倡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辩证思维方法和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认识方法。这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化创新工作提供了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指导。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
实事求是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治学方法。在毛泽东大力倡导下，实事求是成为体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方法，意指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按照实际情况办事。“*****”结束以后，邓小平十分重视用实事求是的方法来认识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他指出：“实事求是，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反对弄虚作假，反对浮夸，一切从实际出发。”⑦ 他要求人们要正确看待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⑧。
在推动文化创新问题上，邓小平十分重视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活动就是以文艺独特的形象思维，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真实地描绘出现实社会生活，揭示复杂社会关系中的本质，把握时代脉搏与历史发展的未来。他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① 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文化创新，拒绝胡编乱造、歪曲现实，恰如其分地反映时代的风貌与呼声，才能保证文化产品具有生命力，保证文化创作能够有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否则，文化产品就会丧失生动性，文化创新就会走向枯竭。
邓小平从党领导文化创新的战略高度，以全局性视角审视开创文化建设新局面问题。他要求按实事求是的方法，摆脱各种教条的束缚，扫除思想障碍，特别是要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 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 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②。在党领导文艺创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遵循文艺发展规律，而不是以发号施令来进行领导，“衙门作风必须抛弃”③。领导文艺创新的正确方法就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④，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创造条件，提高其水平，推动文艺事业的繁荣，创造出能够真正反映新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与奋斗的优秀文艺作品。党在领导文艺创新中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尊重文艺发展规律，摆脱主观主义，由文艺创作者在其创作活动中解决遇到的难题。他要求各级党委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问题，尊重其创作实践探索活动及其成果，“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⑤。
（二）坚持辩证思维方法辩证思维方法
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事物的思维方法。邓小平充分运用辩证思维方法来分析文化创新中的问题，作出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工作部署。
矛盾分析法是根据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进行辩证思维的方法。毛泽东指出：“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⑥ 在文化创新问题上，邓小平运用矛盾分析法，从对立中把握统一，解决现实存在的矛盾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文艺发展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既取得了很大成就，也留下了深刻教训。对此，邓小平要求文艺战线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充分运用矛盾分析法，将这一历史时期文艺创作中获得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进行分析，从对立中把握统一，揭示贯穿于其中的历史逻辑，得到规律性认识。他指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① 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期党的文艺工作在正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基础上推动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
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观认为，在事物现象以及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联系是客观的、普遍的。辩证思维方法坚持把世界看成是相互聯系的整体。邓小平在部署文化创新工作中，不是孤立强调某一方面的工作，而是把文化领域各个方面的工作看成是一个由不同环节构成的相互联系的整体，强调相关部门的工作者密切配合、协作，形成合力，为完成重大任务而共同奋斗。他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②，“要运用文艺创作， 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工作紧密配合， 造成全社会范围的强大舆论”③，在提高人民觉悟的基础上形成团结的力量，与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
按照普遍联系观，事物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也具有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文化创新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一代又一代文化工作者接续奋斗。因此，其中还存在着代际之间的联系问题。邓小平非常重视在文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具有特殊意义的代际联系问题。在他看来，前辈文艺工作者具有丰富的文艺创新经验，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文艺事业的未来还在于青年文艺工作者。因此，文艺工作者必须加强代际联系，前辈要担负起发现和培养后辈的责任，充分发挥后者“年富力强，思想敏锐”的优势，要“热情帮助并严格要求他们”，弥补其不足，推动其全面进步。④
（三）坚持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认识方法
文化创新源于生活，实践是获得规律性认识以提升文化创新能力的动力。在文化创新的认识方法上，邓小平坚持以实践为基础的观点。他反对以行政命令来干涉作者的文化创造过程，主张由创作者以其实践活动为基础，获得丰富的生活体验，在深入探索创作规律的情况下来解决相关问题。他指出，对于文艺工作者，“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⑤。
从内容上看，在社会主义文化创新中产生的优秀作品，既要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在邓小平看来，要创作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优秀作品，文化工作者必须掌握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提高在实践中观察、认识与分析社会生活的本质的能力。这就需要文化工作者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对此，邓小平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①
在文化创新问题上，文艺批评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社会意义，需要由文艺批评这一独特的认知方式来进行评判。文艺批评也能够帮助文艺创作者总结经验，提高其规律性认识，提升创作水平。从文艺批评入手，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在文化创新产品质量、成就的评价问题上提出了“由人民来评定”② 的主张。在他看来，文艺工作者要虚心听取广大人民群众对其作品的批评，真心实意地接受人民群众所提出的有益意见，就能获得推動其创作水平“不断进步、不断提高的动力”③，因此，他希望文艺工作者在创作活动中不仅要与不同风格与流派的同行进行充分交流，还要与广大读者进行充分交流。在这些交流中，“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④。他要求在这些对话中，文艺工作者要端正态度，在辩论中不断获得真理性认识，摆脱错误观念，提高认识水平，“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
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⑤。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仅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也十分重视理论在指导人的行动中的作用。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⑥ 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决定认识以及理论对行动的指导作用的认识论观点，强调实践与理论在文化创新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他认为，在文化领域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之所以在认识上出现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问题，产生错误观点，究其原因还在于有些人不仅理论功底不够，也缺乏实践经验。他明确指出：“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往往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⑦ 要从根本上纠正这些错误，解决问题，只有不断提升理论水平、丰富实践经验才能办到。
邓小平关于文化创新重要论述高屋建瓴，富含哲理。作为一个具有战略高度的思想整体，这些论述从价值观、动力观和方法论等不同维度解答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文化建设新局面亟待解决的难题，从深层次上提出了文化创新的指导方针与基本原则，对于统一全党、全国人民对“什么是文化创新、怎样进行文化创新”的认识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深刻把握蕴藏于邓小平关于文化创新重要论述中的哲学智慧，对于新时代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肖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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