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经济崛起与中美经济格局变化的内在驱动因素，既不是所谓“美国恩赐”或“美国战略遏制太晚”的产物，也不是中国“吃苦耐劳”的简单推断，根本性质应该是“中国抓住机遇的能力叠加主动培育的基础趋势”。未来中美经济格局变化趋势既取决于中国，也取决于美国。美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对华经济战略已经全面转向，遏制中国经济增速和经济结构升级是其首要任务，中国很难再有像过去那样的宽松战略机遇期。本文认为，中国需要相应调整战略机遇思维，强化抢抓战略机遇意识，迅速提升捕捉隐蔽战略机遇、精准利用突发事件形成的特殊战略机遇的能力，以及想方设法创造机遇的能力。应充分考虑各种极端情景，做好自己的战略安排与相应的各种策略。
关键词：中美经济格局战略機遇机遇思维策略选择
作者简介：黄志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研究员。
一个时期以来，关于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时点有各种不同的估算，但普遍认为2033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是大概率事件。与此同时，一些智库专家进一步预测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之后的走势，尤其是关注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之后会不会又被反超的问题。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更是引起一些人士担忧中国经济还有没有可能超越美国。笔者认为现在花费大量精力去测算超越的具体时点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早几年与晚几年超越并不具有战略意义。对于步入国际经济新格局的中国而言，从国家长远战略研究与规划的角度来看，既然经济总量超越美国是大概率事件，我们的现实任务就是超越之后怎样延续超越势头？怎样避免超越之后被反超？为此，要客观估计有没有被反超这种可能？无论是有与没有，都必须认识我们超越的基础是什么，怎样实现机遇超车转变成基础性趋势超车。
一、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性质判断
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内在驱动因素到底是什么？这方面的分析比较多，笔者的看法肯定不是所谓“美国恩赐”或“美国战略遏制太晚”的产物，当然也不是中国“吃苦耐劳”的简单判断，根本性质应该是“抓住机遇的能力叠加主动培育的基础趋势”。
关于机遇，有几个背景不可忽视：一是冷战时期美国在与苏联的全球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中国作为美苏战略筹码的价值很大，特殊的国际环境反而有利于中国主动作为，中国早期的改革开放成效（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正是这种抓住机遇主动作为的结果。二是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并于2008年演化成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果断实施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互利的国际经济合作，实现连续的“机遇超车”，不仅是经济总量成效显著，经济结构也在快速升级。三是2020年初不期而遇的新冠疫情，中国果断采取迄今证明是最有效的应对措施，率先实现经济复苏，2020年和2021年进一步缩小了与美国经济总量的差距，也拉大了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距离。2022年中美经济增速比较虽然继续保持中国领先，但受美国通胀和美元升值因素的影响，中美经济总量差距反而拉大。随着中国防疫政策调整和美元激进加息负面效应的影响，一些国际经济组织预期2023年中美经济总量差距将重回缩小趋势。
关于基础趋势，有几个被人广泛认知的变化：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提高了经济效率，而且积累了持续发展的后劲。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不仅支撑了中国经济发展，在国际市场上也形成了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二是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地位成为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基础支撑。虽然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但在主要经济体的国际比较中，中国是产业结构最完备、市场响应最快的经济体。三是市场容量迅速增大，不仅积累了所有经济体都不敢忽视的国际经济引力，更重要的是消费与内需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基础驱动力，运行模式开始逼近发达经济体。四是积蓄已久的全民崛起和复兴意识驱动着广泛学习借鉴与积极创新，上至国家宏观决策层面，下至各级地方政府中观层面和企业与个人微观层面，均是如此。这也是沿海（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奇迹的深层原因。
美国保持长达一百多年的全球经济总量第一的原因，也是机遇叠加基础性趋势，而且美国曾经始终把握住机遇，并有意识创造不可模仿的优势。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时期，还是冷战时期，美国政治家始终将战略竞争力的培养优于意识形态的坚持；
与盟友和非敌对国家形成分工协作互利的国际经济关系，既可以在更大的市场配置资源，又可以形成牢固的地缘政治关系；
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美元不可替代的国际货币地位，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强大的金融基础设施，形成了控制与收割自如的金融体系；
基于强化基础能力而非狭隘意识形态的开放政策，吸引全世界专业人才而不是难民；
源源不断的各类人才支撑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全球领先的高等教育支撑全球科研与开发的领袖地位；
借助于经济实力、金融实力和高科技基础，美军成为上述一切不被颠覆的坚强保证。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一切都在发生变化。美国被中国超越的原因很多，根本原因是苏联解体之后自身基因突变。我们看到现在的美国与之前印象中的美国几乎“判若两人”。
二、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之后被反超的可能性
国际上关于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之后再被美国超越的逻辑是有许多前提条件的，所谓的时点估算也是依据这种逻辑建立的模型推演出来的。经归纳，大体有几个要点：一是现行经济增长模式很多，约束条件也各不相同，不同机构的经济预测结果往往大相径庭。二是中美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挑战方面达成积极共识，两国经济增长模式都将面临碳排放的基础约束，从而使得预测中美经济总量变化趋势更有条件。三是2030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传统优势，2030年之后美国比中国具有更大优势，存在被反超的技术基础。这种逻辑或模型的前提是中国的技术水平与美国差距较大，在经济增长受技术约束程度较低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是不同增长模式的产物，而一旦中美经济增长在2030年以后都受到技术进步的强烈约束，考虑到技术水平差异短期内难以改变，美国经济总量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尤其是2060年碳中和）反超中国似乎顺理成章，除非中国加大教育与研发投入，使得技术进步超预期。
未来是否会出现中国超越美国之后再被美国反超，既取决于中国，也取决于美国。要看到，过去中国曾经抓住的机遇，今后不会再简单重复出现，而新的机遇是什么，怎样捕捉和怎样利用等都存在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基础趋势并不厚实，还无法确保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突发重大扰乱事件中经济趋势不被逆转。
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之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一定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也是美国极力避免的。一是美元相对衰落与人民币相对走强，将改变现有国际金融格局。二是由经济金融支撑的科技与军事单边格局，将朝着美中俄欧印等多边均衡格局变化。三是国际分工体系不可能恢复到新冠疫情之前的状态，再造新格局的进程将会明显加快，谁是最大受益者还没有定论。对于这种可以预见的趋势，美国已经表现出来的明显策略是利用自身优势打压中国经济增速和经济结构升级趋势。那么，打压战略能否成功？这是有先例的。但美国可能尚未认识到中国与之前的国家不一样。逻辑上，美国翻盘的唯一选择是做好自己来战胜别人，而非靠打垮别人来维持或凸显自己的地位。但未来美国有顺着目前这条道固执走下去的可能，这头“灰犀牛”不得不防。
在观察与推测美国未来战略走势时，有两种忧虑始终萦绕脑际：一是狭隘的政治家绑架美国民意与决策，世界将陷入分化甚至激烈冲突之中，虽然美国最终玩火自焚，但中国的复兴之路也将更加艰难曲折；
二是美国自我修复能力很强，冷静的精英阶层深刻揭示美国社会经济的制度缺陷，说服政治家和民众由抱怨外部（甩锅）、两败俱伤的打压转向自我革命，重构更具有竞争力与国际号召力的美国社会经济体制，从而继续保持美国的国际优势。中国不仅要重视第一种情况并做好相应准备，也要重视第二种情况。美国学界发出的“竞争合作”“小院高墙”建议，降低了第一种情况发生的概率，由此增加了第二种情况出现的可能。
因此，在理论上存在被美国反超的可能，是否被反超，取决于中美双方各自的战略抉择。中国怎样才能避免被反超，虽然关键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但对于美国长期保持经济总量第一的经验应该研究，尤其是对于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第一被不曾预期的中国超越，其教训更是值得认真研究借鉴的。一些媒体和智库对于美国经济存在的“内伤”进行了概括：整体国民的艰苦创业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正在减弱；
精英阶层营造的投机取巧和不劳而获的文化正在蔓延；
工会组织正从维护工人权利的武器转变为维护特权和攫取垄断利润的工具。应该警惕的是，中国似乎也存在“未富先得富贵病”的前兆，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大幅降低中国重蹈美国覆辙的概率。
观察西方近年来的政治焦虑，尤其是美国一些政客的反智行为，我们还发现流行的“政治正确”操弄，正在严重干扰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而损伤自身的经济活力。美国政治家曾经的国家意识正在演化成“政治正确”操弄，政治家狭隘的“政治正确”正在制约美国自我更新能力。借鉴国际经验教训，我们必须区分“政治意识”与“政治正确”的本质差别，牢固树立“政治意识”，避免“政治正确”。中国的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政治意识，但我们也要警惕在一些部门和一些地区，部分官员将本原意义上的“政治意识”庸俗化成美国目前流行的“政治正确”。
三、中国避免被反超的战略思维
中国前瞻性研究“超越之后是否会被反超”这一课题，本身就降低了被反超的概率。经过70多年的艰苦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经济基础，我们有条件应对外部不正当的国际竞争；
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洗礼、2018年以来日趋激烈的中美贸易摩擦和前所未有新冠疫情冲击，中央驾驭宏观经济的经验日益成熟和丰富，中国也有能力保持经济总量超越之后的应有发展势头。
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靠的是我们成功地抓住了战略机遇并叠加我们自身努力，形成了趋势性基础。中国要在超越之后不被反超越，目前来看还是取决于这两个方面。保持超越时期的基础趋势动能不衰减，既要强化业已形成的优势，也要弥补短板，尤其是那些卡脖子的短板。应该说，只要我们认识到位并给予一定的机会，中国的战略规划与实施安排能力很强，保持国际竞争所必要的经济增长基础动能是有可能的。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现实压力，无论是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还是今后的其他当选总统组成的政府，遏制中国经济增速和经济结构升级都是其首要任务，中国很难再有像过去那样的宽松战略机遇期。为此，我们的战略机遇思维也要相应调整，既不能寄托历史会简单重复，也不能悲观焦虑，而应该强化抢抓战略机遇的意识，迅速提升捕捉隐蔽战略机遇的能力，精准利用突发事件形成的特殊战略机遇的能力，以及想方设法创造机遇的能力。
一是客观看待现有国际环境，利用好现有机遇期。美国政客的政治焦虑往往使其产生战略失误，对于中国来说既是压力也是机遇，我们要沉着冷静应对。既要有韬光养晦的谋略，缓解其焦虑；
也要有顺水推舟之举，推动更多的双赢项目。在中美摩擦方面，不要认为该来的就让它早点到来，而是能推迟的尽量推迟，以延长我们的战略机遇期。二是亚欧碎片化隐藏着许多可以利用的战略机遇。欧洲自主意识不断觉醒、对于市场经济理念下国际经济秩序的偏好、对于中国市场前景的期待等，我们应该深刻理解，予以必要的尊重甚至配合，经济求同并行政治存异，会减轻中美博弈的国际环境压力。亚洲是全球经济增长最活跃的地区，也是中国地缘政治最敏感的地区。实现周边国家一定程度的政治互信与密切分工协作的一体化市场，有助于延续甚至拉长现有战略机遇期。三是捕捉具有战略意义的“黑天鹅”事件形成的特殊机遇。应该说，对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国积极主动应对，成功地“化危为机”。我们无法预测未来还会发生什么影响全球的“黑天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但培养并形成“化危为机”的意识至关重要。四是主动作为，积极创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国际环境，类似于上合组织、中非论坛、“一带一路”倡议、湄公河区域合作、区域全面经濟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在主动创造新时代中国战略机遇期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今后仍然需要从全球战略的角度主动谋划，尽可能达到参与者经济密切与政治密切的合作互助效果。
四、当前相关工作应注意的策略
避免被反超不能将希望寄托在对手犯错误上，而应该充分考虑各种极端情景之后，做好自己的战略安排与相应的各种策略。国际战略博弈是不可避免的，但既定的战略传导与宣传应该内外有别，**美国拉帮结派也应讲究策略。涉及核心层关于国际竞争的判断、战略安排以及相关策略，应以内部文件方式传达，统一思想和行动，不再通过媒体发布；
我们自己的底牌不宜泄露，对手的内在缺陷不宜过多揭露（避免起到战略性提示效应）。对于美国的拉帮结派行为，既要看得清，也要破得巧。对于其核心“盟友”的反击必须抓住有利时机稳准狠地出手，但对于大部分出于意识形态或地缘政治考虑的国家，应该容忍他们不亲华的表态，但要透过积极的双边经贸关系使其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
“黑天鹅”事件难以预测，但可以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应该组织智库部门开展各种极端预设情景的压力测试，并制定相应的应对预案。智库价值与预算不能仅以智库专家公开发表文章或参加论坛演讲多少、是否具有社会影响力为前提，更要以建言献策质量为基础，媒体应避免炒作涉及中国国家核心竞争优势及其准备预案的话题。决策层也应建立适当联系各类智库部门和有关智库专家的工作机制，使得研有所用，紧急时有充足的专家谋划方案提供决策支持。
要最大限度避免颠覆性事件发生。应该看到中国自身发展也面临一些影响全局的特殊问题，但最值得关注的“灰犀牛”是台海危机和金融危机问题。美国、日本是台海危机的主要驱动因素，并且有引爆台海危机、逆转中国经济趋势的动机。对台策略应双管齐下，一方面是保持足够的军事压力，使美国、日本必须收敛；
另一方面是加大对台独分子的经济制裁，而且对于国际敌对势力支持台独的行为也必须稳准狠地制裁。金融危机的隐患很深，危害极大。应对危机的核心是监管能力的提升。中国压实中央及地方在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中责任的思路是创新，实践证明这是非常正确的，今后的任务应是细化行动方案。管好银行业就可以稳住中国金融大盘，建议结合运用国际监管经验和中国党管干部的优势，夯实银行的基础，关键是选好管理层与优化公司治理；
补齐金融市场监管的短板，用完善法制和成熟市场规则来管好金融市场，最大限度降低金融市场波动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适应微观经济需求的金融创新是保持中国经济活力的重要环境因素，但怎样防止“怕乱—管死”“不懂—乱管”“局部利益—放弃监管”的现象，这非常考验监管进步。笔者近几年的观察体会是，理解是前提，包容符合金融逻辑的创新，用金融逻辑规范非金融机构市场主体的金融创新行为，具体工作中必须落实中央金融监管和地方金融监管的相应责任。此外，还要关注在台海危机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关联性风险，即美国可能会借台海危机对中国实施金融制裁，挑起我们不愿看到的“金融战”。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头“灰犀牛”的存在，也感知到它一旦发作的危害程度。若想使这头“灰犀牛”不发作，目前有三点建议：一是尽快加强和完成必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并最大限度地用人民币国际化来对冲美元被作为金融战工具的风险；
二是密切中美、中欧、中日之间的金融联系与合作，增加美国发动金融战的难度和代价；
三是反复测试并设计国内金融安全底线，制定针对性很强的操作应对预案，并在内部演练完善，努力争取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守住金融安全底线。
坚持既定的经济战略不动摇，但实施策略应围绕战略初衷及时调整。除了已经明确的战略重点和相关政策措施以外，笔者还有几点相关的具体建议：一是兼顾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质量，两者有机兼顾是可能的、必须的，不仅事关我们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的基础是否稳固，也关系到超越之后是否可持续。二是加强市场监管，规范资本行为，这是经济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也是避免相关市场风险积累演变成破坏性危机的重要举措。要注意的是政策制定的初衷必须清晰明确，政策出台的时机与实施的方式和力度要把握好。三是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充分考虑中国经济区域不均衡的现实，慎重使用国家整体目标无差异化地考核国内不同区域，应该鼓励根据不同区域经济特点对标不同国家或经济体，密切特定经济区域（包括特定省区和大型城市）与国际对标经济体的内在联系。四是既要重视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积累，更要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中美过去与现实的差距不仅体现在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方面，更体现在人力资本方面。为了实现在经济总量超越美国之后不被反超，我们必须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最大限度缩小与美国的距离。研究中逐渐感觉到，不仅要看到人力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基础意义，更应该看到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本身具有波动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会引起这两类资本贬值）特征，而人力资本积累完成之后贬值风险很小，对于经济增长更具有长远意义。
五、制定国内经济政策应关注三个外部重要因素
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不仅中国的经济走势和政策动向会在国际市场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国内政策制定也越来越受到外部因素的掣肘。着眼于2023年，国内政策制定应重点关注以下三大至关重要的输入性风险因素：一是美联储政策走向；
二是地缘政治走向；
三是主要大国对包括大宗商品在内的战略资源的争夺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的影响。对上述三大问题，国际上一些重要智库和知名学者，2022年以来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和判断值得我们关注。（一）关注美联储政策预期与强美元趋势的影响
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不仅中国的经济走势和政策动向会在国际市场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国内政策制定也越来越受到外部因素的掣肘，其中美联储政策走向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因素。观察国际上一些重要智库和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判断，有助于我们理性预期美联储政策走势。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斯蒂芬·罗奇2022年8 月份撰文称，美联储和市场都低估了价格压力的扩散以及在此背景下重回2%目标通胀水平所需要的货币紧缩力度。美国通胀在2022年3 月达到峰值，但3 月之后的回落速度非常缓慢，只关注“通胀峰值”会使人们忽略这一关键问题。如果假设当前的通胀回落轨迹最终会比预计拉得更长，估计名义联邦基金利率或需升到5%～6%的区间才能达到目标。罗奇称，2022 年上半年，美国实际 GDP 连续两个季度出现下降，但截至目前为止依然是技术性衰退，并不代表美国经济一定会陷入大规模周期性衰退。不过，在政策利率达到限制性（restrictive）水平之前，美联储可能还要进行几次加息。在烏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危机下，欧盟已经步入经济衰退。随着美元攀升，虽然其他国家货币贬值有助于其出口竞争力增强，但更主要的问题来自于债务偿还压力，尤其是已经债台高筑的国家。
美国企业研究所（AEI）高级研究员 Desmond Lachman 2022年9 月撰文《美联储是除美国以外所有国家的麻烦》（The Federal Reserve Is the Rest of the Worlds Problem）表示，美联储激进的加息进程或许有利于缓解国内通胀压力，但却给美国以外的所有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美联储政策导致美元走强，冲击全球金融市场，使全球经济承压。文章警告称，这不仅加剧了新兴市场债务违约风险，还会引发各国竞争性加息，并导致全球家庭部门财富大幅缩水。但他预测，只要这些外溢风险不反噬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美联储并不会过多考虑其他国家付出的代价。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2022年9 月撰文《强势美元的影响》（Why the strength of the dollar matters）称，在任何动荡时期，美元都是全球经济的“避风港”和“顶梁柱”，哪怕动荡是美国引发的。然而强势美元下，包括其他高收入国家在内的全球经济体，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都遭受了巨大的冲击。沃尔夫警告称，“在强美元、高利率、投资者避险的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方面的错误会格外危险”。他认为，除非通胀水平降到合意的水平，美联储将继续加息，而各国对由此带来的美元走强及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动荡几乎束手无策。
然而，笔者在观察中感觉到，此次美联储加息的直接原因表面上是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加息周期的长短取决于通货膨胀率回到2%以内的时间预期。但透过表象看实质，此次美联储加息的驱动因子绝非“控制通胀”那么简单，而是与重拾“强美元战略”有关。一是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以后，美联储疯狂放水致使美元走弱，开始威胁其国际货币地位；
而与此同时，其他非美元国际货币顺势而起，这是美国不愿看到的。二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美国对俄罗斯采取了“无底线金融制裁”，一些超出市场预期的制裁措施使得美元国际信用严重受损，全球范围出现“去美元化”对美国全球战略构成极大威胁，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亟待修复。三是美国现实经济结构决定了“弱美元无益，强美元無损”的特殊机制。传统的汇率贬值有利于出口和经济增长、汇率升值阻碍出口与经济增长的逻辑已经不适合美国了。美国是能源大国和高科技产品大国，买方市场的特征决定了出口的汇率弹性很小，而美国的进口主要是消费品和一些资源型产品，美元贬值会推高国内的通胀率。四是重拾强势美元战略会增加国际地缘政治竞争的砝码。
因此，我们观察美联储政策走势不能拘泥于“技术化”，也不能理想化。美联储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不是全球的中央银行，它只会考虑美国的战略需求，既不会顾及伙伴经济体的困难，更不会顾及新兴经济体可能因此出现的危机。但美元又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支付手段（在可以看到的未来十年是无可替代的），因而美联储的温和政策全球感觉不明显，一旦转入激进政策，全球金融市场就会惊涛骇浪。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跟进美联储的政策，从本质上说是“非独立中央银行”行为。日本央行试图从日本利益出发来独立运作，在不影响美国根本利益的情况下会与其他发达经济体有完全不同的表现，一旦触及美国根本利益，美联储必然出手干预，日本央行也只好遵从美国意志。所以说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的政策，本质上是以美联储为核心的一体化政策体系。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知。那些寄希望于美联储承担起世界中央银行责任，至少要承担起大国中央银行责任的经济学家也该清醒清醒了。
如果美国从全球战略利益的角度将强势美元的趋势保持下去，首先会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构成直接压力，怎样在“强美元”趋势下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新的课题。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储备结构也会有相应的调整要求，亟待研究评估。强美元趋势对中国进口的影响很大，对于推高通胀的压力也需要评估。加强国内资源勘探开采、高技术研发投入和高端消费品生产，适当提高进口替代比重就具有现实意义了。当然，强势美元趋势并不改变美国的消费品进口刚性态势，这将为中国沿海地区以美国为主要目标市场的中小企业带来新的机遇。无论如何，宏观上的财政金融政策要考虑这一因素，微观上的企业经营和银行信贷产品也要研究怎样适应新变化。（二）关注影响全球经济走势的地缘政治冲突
地缘政治危机很难预测，但不同的地缘政治冲突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大量的地缘政治冲突在国际金融市场只引起短暂的反应，只有那些影响全球经济走势的地缘政治冲突才会在金融市场产生颠覆性影响。乌克兰危机不仅影响全球能源与粮食市场，更重要的担忧是激进的政治家会使乌克兰危机演变成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核冲突。未来的地缘政治冲突虽然不好预测，但我们还是有能力关注那些对于中国有直接影响的地缘政治危机，包括能够引发全球能源、粮食危机的地缘政治冲突，导致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中断的地缘政治冲突（毕竟制造业是经济运行和市场稳定的基础），以及将军事大国拖入并有可能引发大规模高强度战争的地缘政治冲突。
《彭博商业周刊》2022年11月3日刊发题为《应找到一种能反映所有对国际经济冲击的分析方法》的文章。文章指出当前国际经济面临多重挑战，之前在分析时往往将经济以外的冲击归因于“民粹主义”和个别政治人物，但事实上，民粹主义并不能解释所有的政策失败。未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将继续给国际经济体系带来挑战。传统的经济金融分析方法不能很好地分析和预测未来，必须加入地缘因素、政治因素。但地缘政治分析方法比经济分析方法更难掌握，不然我们就应该能预测到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乌克兰危机等。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2022年3月3日发布题目为《乌克兰与中国经济风险》的报告。作者为该中心研究员斯科特·肯尼迪。报告称乌克兰危机对中国经济的短期风险是比较直接的。中国与俄罗斯、乌克兰的贸易会受到战争本身以及随后制裁的影响。如在出口方面，中国向俄罗斯出口的主要是工业制成品，但其中不少产品会因为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受到牵连。小米、联想和中芯国际等中国公司的产品由于使用了美国技术将会受到制裁影响。在进口方面，虽然中国对俄罗斯的进口不会直接受制裁冲击，但也会受到波及。如小麦、化肥、铝、镍、天然气等的价格在未来可能出现大幅波动。报告认为，乌克兰危机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冲击有限，但其影响主要在于长期。危机时间拖得越长，对中国经济的风险就会大幅增加。因为危机拖长以后，美西方对俄乌双方的制裁将全面启动，影响就会更大。届时风险将不光是纯粹的商业和金融风险，而是涉及到了政治和战略。中国肯定不会追随美西方的制裁，但如果完全不理会，则可能会成为二级制裁的目标。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22年10月13日发布报告，题目为《新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三个重要转变》。报告称， 美国白宫刚刚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描述了一个新的安全战略，主旨是专注于与中国竞争，同时遏制俄罗斯；
实现的途径是加强国内投入、建立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联盟、实现军事现代化。报告认为，从美国之前的政策和国际形势来看，这样的战略框架基本都在大家的预料之中。但是报告指出，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出现了三个重要的变化：第一是意识形态的调门有所降低。拜登刚上台时这方面的调子非常高，曾把世界描述成民主和专制的斗争，这就完全无视了世界各种政治制度的多样性，而且凭白无故地加剧了美国和中俄之间的紧张关系，疏远了原本可能支持美国的非西方民主国家。所以在新安全战略中，美国虽然还是坚持了所谓民主与专制的两分法，但调门大大降低。报告的第二个重大转变是关于优先事项的。报告认为，美国新安全战略把中俄放在优先位置，这一点完全符合预期，但是它对中东的重视程度却出现了令人惊讶的下降。报告说， 恐怖主义威胁的减少、美国的能源独立、全球能源转型都推动这一战略趋势，但真要这么做的话会很难，而且在政治上有风险。美国国内还有很多人仍然认为中东局势对美国的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特别是现在全球油价上涨的形势下。报告的第三个重要转变是美国的产业政策。报告称，美国新的安全战略强调要加强自身优势，更好地与中国竞争。为此，美国要实施更加积极的产业政策，对基础设施、教育、培训、网络安全、绿色能源等方面加大投入。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2022年9月发布题目为《管理美中战争风险：实施综合威慑战略》的报告。报告的执笔人是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的研究主任欧汉龙，此人在美国战略界走相对中庸的路线。这篇报告可以为我们判断美国下一步的对台政策提供参考。这篇报告开篇提出：当前美国国内对于台海可能发生的冲突有一些广为流行的看法，比如说可以通过军事优势来阻止大陆对台动武，在事态严重时甚至可以用核升级来进行威慑。但报告说，这些看法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前美国国家安全和防务战略有两个最主要的目标：一是管理中美关系，使之保护或促进美国利益；
二是当中美利益发生冲突时，要以將大规模战争风险最小化的方式来处理冲突。报告称，针对台海可能发生的冲突，美国应该采取一种综合性的战略，尤其要注意六个要点：第一点，要明确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同时也要明确支持两岸的非战争现状，也就是支持所谓防御台湾。但是美国决不能承诺在大陆对台动武时无条件防卫台湾，无论从外交、政治还是军事的角度考虑，美国都不能这么做。第二点，美国要强化在西太平洋的常规作战能力，对中国大陆进行武力威慑。这一点美国人提了几十年了，不新鲜。报告的第三点属于比较新的观点，提出美国应该明确表示，如果大陆对台湾大规模动武，美国及其盟友将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包括挤压中国获得能源、芯片和资金的机会。换句话说，美国要明确把“经济脱钩”作为一种威慑手段，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要搞“战略清晰”，而不是“战略模糊”。报告提出的第四点是，减少美国自身的脆弱性。也就是说，美国如果真要把脱钩作为对付中国的一种威慑手段，那么就要保证这种手段不会把自己伤得太重。所以报告建议，美国要通过外国投资委员会、贸易代表、商务部和国防部工业基地办公室等机构，进一步清点美国对华依赖的情况，进一步降低在关键领域的依赖。第五点，美国要加强国内基础设施建设，防止中国发动网络攻击或其他不对称攻击。第六点，必须全力防止核升级。报告提出，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威慑必须是依靠非核手段，否则整个战局将会失去控制。
大西洋理事会地缘经济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Carla Norrlof 发布报告《经济手段会威胁西方货币的主导地位吗？制裁、地缘政治与全球货币秩序》。报告讨论了西方货币主导地位的地缘政治驱动因素，以及将金融制裁作为国家安全政策基石对国际货币秩序的影响。他认为，尽管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早己认识到地缘政治对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性，但地缘政治与货币霸权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很有限。他指出，在冷战期间，地缘政治上志同道合的国家才会在经济上相互支持。地缘政治上的盟友相互提供援助，从直接援助到货币支持，再到遏制经济竞争。现在经济考虑再次让位于安全目标。各国正从市场需求驱动转向更多强调地缘政治考虑。如今，出于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的担忧，世界各国保持经济相互依存状态的意愿降低。虽然各国仍希望从开放的经济互动中获益，但对国家安全后果的考虑越来越多。在这种新背景下，国际经济关系可能会转向从属于地缘政治关系。（三）战略资源争夺或将改变国际竞争与合作格局
“如何确保战略性资源的供应以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早已成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共同关注的焦点，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对矿产资源，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关键矿产的争夺日益加剧。
2022年2月22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联邦政府和私营企业将采取行动，支持稀土和其他关键矿物的供应链，这些矿物用于从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到国防系统的技术。拜登毫不掩饰地称，这些举措和步骤将减少美国对这些元素的主要生产国中国的依赖。他指出：“中国控制着这些矿产的大部分全球市场。如果我们自己依赖中国为今天和明天的产品提供动力的材料，我们就无法建立美国制造的未来。”
欧盟委员会也认为战略性资源很重要，因为能源与非能源战略原材料与现阶段所有供应链阶段挂钩；
现代技术进步和生活质量取决于获得越来越多的原材料，如一部智能手机可能含有多达50 种不同的金属，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其体积小、重量轻和功能性强；
原材料还与清洁技术密切相关，它们在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电动汽车和节能照明方面是不可替代的。
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2022年4月出台了一篇将近50页的报告，题目为《乌克兰战争对粮食与能源安全的威胁：价格上涨与供应链中断的层叠风险》。这里的“层叠风险”是关键词，意思是一个风险点燃另一个风险，形成一种连锁反应。所以报告的主要观点就是，这次粮食危机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性”的结果，战争只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开篇提出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世界的粮食市场就已经供不应求，价格接近2010—2011年的历史高点；
和粮食紧密相关的另一种商品化肥的价格走势也完全一样，一路高涨。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报告解释，原因很多，包括气候变化导致部分地区农业歉收、新冠疫情冲击国际供应链断裂等。另外报告还提出，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也很突出，并重点以化肥为例进行分析。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也就是2021年，能源价格特别是天然气价格走高已经让欧洲的化肥厂商感觉吃力了，英国还有两家化肥厂因为能源价格高涨而被迫倒闭。因此，战争爆发之前，粮食问题就已经积累到一定高度，而且各种因素的关联复杂，实际属于一个系统性问题。
全球应对粮食危机网络2022年5月发布《2022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报告的主旨是对2021年的粮食危机进行总结，对2022年的情况进行预测。这里有两个结论很重要：第一个结论是，从2016年到2021年以来，世界处于第三级“危机”和更严重等级的人口一直在稳步增加。处于第三级“危机”等级的人口增加了183%， 处于第四级“紧急”等级的人口增加了170%。显而易见，世界处于粮食危机，而人口数量却在不断膨胀。报告的第二个结论是，2022年的情況将比2021年更加恶化。按报告的说法，2021年在世界53个国家中，处于粮食危机第三等级，也就是“危机”级别，更严重等级的人口有193亿人。而2022年的预测数据更糟糕，在前面提到的53个国家中，已经提供相关预测数据的有41个国家，仅这些国家的人口规模就达到了18亿人。所以报告的核心观点是，全球性的粮食危机实际上已经到来了，国际社会必须加紧应对，防止出现更坏的结果。
瑞士信贷的投资策略师 Zoltan 撰文称，在传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依靠美国信用成为世界货币，一家独大地支撑全球经济循环。但这需要三个前提：商品价格稳定、金融稳定、地缘关系稳定。而现在，乌克兰危机让地缘关系变得不再稳定了。欧美制裁俄罗斯的行为等于把一部分大宗商品的产能挤出了原来的循环，但这些大宗商品仍然能在世界上找到接受它的需求，这就在原来那个美元主导的循环之外构建了一个类似的新循环。只不过在这个新循环里的主流货币不是美元了，而是类似人民币的其他货币。那这种新货币是靠什么来获得信用的呢？靠的就是用大宗商品作为抵押品。Zoltan 认为，这个新循环跟旧循环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会并行共存。反映在真实世界里，就是以前的全球化开放贸易、低库存高周转、单一供应链都不在了，而是会演化成逆全球化、各国加大自己的商品储备、全球开始重复建设供应链，而且会增加军事开支来保护残存的海上贸易。Zoltan在另一篇名叫《战争与产业政策》的研究报告中提出，战争可不仅仅是乌克兰危机，或者任何一种热战风险。他把金融战、贸易战以及在网络、太空和深海里的争夺都看作当下的战争形态，他认为这些战争都在推动世界发生深远的变化。简单来说，Zoltan认为，当下的全球大通胀是因为各种战争和冲突正在瓦解全球供应链，也就瓦解了西方所习惯的低通胀、高增长的美好世界。美国需要遏制对手的发展速度，给自己争取时间来修复产业实力，这样才有机会克服现实困扰，重新回到主导全球秩序的位置上。
不仅如此，国际能源竞争格局的新变化也考验着全球“减碳”战略的合作前景。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2022年1月发布报告《化石燃料尚未终结》。这篇报告实际上把全球能源转型的未来前景写得很清楚。文章称，下一步全球能源转型将越来越需要面对一种平衡，或者说是两难。一方面能源转型是有代价的，因为绿色能源并不便宜，所以加快转型进程很可能会压低经济增长，同时社会得承受更高的能源价格；
另一方面，能源转型如果放慢速度，那可能会对未来产生更大的冲击，全球变暖意味着几亿甚至十几亿人背井离乡。在这种情况下，能源转型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但在前进的形态上应该有变化。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2022年9月7日发布报告，题目为《亚洲的能源转型：艰难的平衡行动》。这篇报告认为，亚洲的能源转型会格外困难，因為未来10年中，亚洲将是世界上电力消费增长最快的地区，所以亚洲国家一方面要完成脱碳计划，另一方面又要满足电力需求的增长，只能艰难地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更重要的是，目前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全球天然气供应不足、整体能源价格都在上涨，所以亚洲国家很可能进一步依赖相对便宜的煤炭发电。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脱碳目标会具有更大的挑战。
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2022年9月8日发布报告，题目是《俄罗斯气候行动与能源转型地缘政治》。报告的主要观点是，乌克兰危机对全球气候合作和能源转型构成了双重挑战。第一重挑战是，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面临新的政治、贸易和金融环境，将损害俄罗斯的脱碳势头，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政策和态度。换句话说，第四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俄罗斯很可能不再参加气候合作。第二重挑战是，战争和制裁使传统的能源合作伙伴欧盟开始重新配置能源关系，其产生的地缘政治后果很可能进一步破坏能源转型方面的国际合作。
参考文献：
1.黄志凌：《经济升级的大国思维》，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
2.黄志凌：《基于全球视野的投资者市场忧虑辨识》，《财经智库》，2020年第4期。
3.黄志凌：《宏观政策分化的理解与中国经济政策取向》，《全球化》，2022年第1期。
4.陈文玲：《影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球格局演化的十大变量》，《全球化》，2022年第3期。
责任编辑：谷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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