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亮
（外交学院环境外交研究中心，北京 100037）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中国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进一步共建“一带一路”，使其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中国将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绿色“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实践，它体现了分享生态文明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治理机制的建构也具有多重意义：其一，保障与补充“一带一路”倡议，使其符合国际合作的发展潮流。其二，形成平台，推动其他全球环境治理的进程。其三，承载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理念，如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清洁美丽世界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的落地。为此，中国先后于2017年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等文件，为绿色“一带一路”倡议下治理机制的建构与推进设定了方针和路线［1］。特别是，《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已经明确提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推动水、大气、土壤、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环境保护，促进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绿色化、低碳化建设和运营水平”［2］。2022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围绕推进绿色发展重点领域合作、推进境外项目绿色发展及完善绿色发展支撑保障体系等提出了具体要求。《意见》的发布充分体现了中国高质量推动绿色“一带一路”的担当，为完善全球环境治理体制提供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文章从环境外交与环境治理的视角分析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战略价值与深化路径。
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建设试图将生态环境因素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实践的全过程，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性。在这一背景下，合作机制的完善有助于引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国际潮流，分享中国绿色发展经验，进而远期提升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有效性。
一方面，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自该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共建国家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环境合作，推动区域环境治理的改善。在具体的机制建设方面上，中国成立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启动了“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并会同联合国机构发起“绿色照明”等系列行动倡议，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训环境官员数千人次。根据生态环境部的统计，截至2021年，中国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先后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签署建设绿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与沿线国家及国际组织签署50多份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文件，与沿线28个国家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等，在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传统能源及产业生态改造等领域与沿线国家展开密切合作。同时，中国在产能国际合作中持续开展低污染、低能耗的高技术示范项目。在绿色投融资领域，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也在不断推进绿色信贷，发展低碳环保项目。中国已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绿色之路的分论坛活动、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等一系列主题交流活动［3］。“一带一路”多边绿色合作日趋活跃，例如，“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绿色投资原则合作方及可持续城市联盟召开会议，积极开展共商建设绿色丝绸之路、绿色投融资，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工作。由此可见，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取得了初步的合作成效，并且呈现不断发展的态势。
另一方面，全球环境治理的外部形势要求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必须不断拓展与深化，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力量。当前，大气、海洋和陆地的生态保护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十分严峻。随着《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协定》等重要国家间共识的达成，绿色低碳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规范，应得到国际社会的执行与遵守。全球发展趋势已经形成了有利于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国际环境。应对上述环境挑战及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各国共同的议题，事关人类未来。对此，中国提出将继续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合作和深度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等主张。2021年以来，中国政府先后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构建和实施“双碳”的“1+N”政策体系［4］。因此，绿色“一带一路”的深入开展也将有利于相关主张与政策的落地。
1.1 环境治理维度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兴建港口、铁路、道路和工业园区，打造横跨亚洲、非洲、中东及欧洲的大型网络，力求实现全球的共同发展与进步，这一倡议将对全球治理与国际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近几年，“一带一路”建设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5］。国际评论均认为这一工程具有综合性，体现了中国参与国际发展的政治意愿。当前，“一带一路”倡议面临新的国际形势：一是，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中国经济可能面临更多挑战，“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寻求高质量发展；
二是，沿线各国能力建设仍然不足，缺乏经验、人力资本、专业技术、对国际项目流程进行管理的专业知识，以及有效的制度建设等现实情况。
特别是环境问题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新的热点问题，相关分析与研究日益增多。例如，有一些文献提及诸多潜在问题可能对“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形成困扰［6］，其中，国内外对“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环境问题表现出了较高的关注度［7］。一方面，由于以往全球各地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存在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情况，因此，环境保护规范和环境可持续性有必要纳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之中。另一方面，一些蓄意破坏“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势力以环保为口实对相关项目进行批评，恶意抹黑“一带一路”倡议。因此，中国应积极主动讲好环保故事，推广符合国际环境保护规范的合作项目、交流最佳实践，才能有效建构中国国家形象和规避相关风险。此外，随着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建构全球生态文明受到关注。
从环境治理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倡议的环境维度不可忽视。特别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内有些国家的生态环境脆弱、环境管理水平较低且法规薄弱，若不在环境保护方面进行积极合作，可能造成深刻的负面环境后果［8］。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绿色合作也面临改善全球环境，促进低碳发展的正向机遇，特别是促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的核心目标，及推动《巴黎协定》和其他多边环境协定履约等方面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9］。同时，绿色“一带一路”合作与全球环境治理存在巨大的关联性和协同效应，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如何推动全球的绿色复苏等重要议题。
因此，作为功能性国际合作的扩展，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的环境治理意义。“一带一路”倡议自身是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多层面、多部门的协调合作。国际发展的新形势要求环境规范得到充分地体现和贯彻，能否做到符合国际环保要求，直接影响国际合作的成败［10］。中国本身已制定了健全的国内环境保护法规，并在不断强化执法工作。在这一背景下，强化国际环境规范有助于促进国际发展，帮助相关环境管理薄弱的国家完善能力建设，彰显“一带一路”建设对于全球环境治理的积极效应，并促进国际环境合作。
1.2 环境外交维度
从外交视角来看，环境外交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应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得到充分识别。与其他领域的外交一样，环境外交的实质也是通过外交手段最大限度地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11］。而国际环境治理的复杂性使政策制定者无法延续国内环境治理的方式，只能依靠国际谈判与环境外交寻求一种务实的治理路径。在这一背景下，国际环境外交已与功能性国际合作密切相连。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整体国际合作的组成部分，涵盖了以国际环保合作为内容，改善区域关系并推动多边主义的重要功能。在国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环境管理部门实际上承担了一定的外交工作。因此，环境外交在整体外交中的作用应该得到识别和应用，通过有效的国际环境合作与环境外交，形成良好的项目基础，进而成为中国外交的战略资源，最终能够达到通过环境外交推动其他议题联系和解决的目的。特别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与应对气候变化之间存在一些矛盾，通过气候外交和借鉴国际气候谈判等方式，在多边场合促进理解，建构融合性的外交合作形式，这也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所承载的战略意义。因此，绿色合作必须成为国际合作的底色，促进绿色合作也已经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而“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绿色化已成为中国的重要国际承诺，相关政策、标准和国际合作取得的重要进展，也将对中国外交产生积极、正面的效应。
总之，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不同的战略意义：首先，绿色化“一带一路”倡议是保障“一带一路”倡议长期性的基础，有助于规避国际合作风险。其次，从国际环境合作角度，它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朝着可持续的方向进行转型，形成国内外统一的生态文明基调。最后，从中国外交实践角度，它是中国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领域。因此，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而长远的战略意义。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涉及大气、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对此，国外媒体对“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大肆炒作，臆断和编造中国“破坏环境、谋求经济利益”等论调［12］，一些报道的常见论调包括“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涉及一些污染最严重的行业”“涉及大量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等内容［13］。相关负面报道主要认为，“生产与运输、主要用于道路建设的水泥生产占排放量的比重较大”“在陆上和海上的互联互通中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排放”［14］。上述报道或评价削弱了 “一带一路”倡议对国际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需要不断进行驳斥。与此同时，中国也应在“一带一路”倡议建设过程中聚焦潜在环境影响、充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并不断维护国际形象。
2.1 应对气候变化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及全球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前景，然而多数沿线国家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气候应对能力薄弱，同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十分敏感。一些人开始担忧“一带一路”建设可能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对《巴黎协定》所要求的全球升温目标的潜在影响，并将矛头指向煤电项目［15］。特别是，一些西方媒体认为，这些煤电项目与中国引领巴黎气候进程形成一定反差。然而，事实上，这些论调忽视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国际发展和民生的重要贡献。据估计，亚洲仍有4.6亿人无法获得电力供应。中国“走出去”的燃煤机组在技术水平上是先进且环保高效的。中国把清洁低碳作为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不断优化煤炭消费结构，全面推动清洁高效利用。通过逐步提高电煤在煤炭消费中的比重和大力推进煤电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中国已建成世界最大的清洁煤电体系［16］。加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电力设施建设的需求急迫，这一客观现实为推进中国电力产能的国际化创造了条件。在此问题上，对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能源可及性才是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投资规模和长期锁定效应，基础设施投资一直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议题，而且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期望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对此，中国已宣布进一步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发展，并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17］。中国加快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将有助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并带动沿线国家进行低碳经济转型。
2.2 陆地与海洋生态保护
陆地和海洋生态保护也是“一带一路”建设过程涉及的重要问题。根据相关分析，在“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地区，陆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受到多重威胁，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的张力日益扩大。一方面，陆地生态系统日益脆弱［18］。部分研究指出在热带雨林中，新的道路和其他沿线基础设施的开放，将使人们更容易进入偏远地区，可能会使非法砍伐、偷猎和火灾的发生率增加；
交通网络的扩展还将导致更多栖息地的丧失、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周围景观的退化［19］。“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将促进原材料的开采和使用，如用于生产混凝土、水泥的沙子和石灰石，以及化石燃料。采砂速度已经超过了其自然更新速度，进而严重影响了河流三角洲、沿海和海洋的生态系统［20］。还有研究主要分析了“一带一路”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可能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一些地区已经显现，它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服务水平下降，可能使部分系统超出临界点，即使微小的负面变化也可能导致生态系统质量和功能的急剧变化。报告显示，一些廊道与265种受威胁物种所属范围重叠，其中包括39种极度濒危物种和81种濒危物种。此外，这些廊道与1 739个鸟类重点保护区或生物多样性重点地区、4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重叠［21］。另一方面，海洋生态受到多重威胁。海洋和人类之间联系紧密。“一带一路”倡议在管理用海和治理海洋方面所作的选择和采取的行动，会对人类福祉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环境损害和海洋生态系统的恶化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当前，全球海洋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威胁，特别是栖息地破坏、（沿海）污染、过度捕捞、气候变化，以及海洋酸化。例如，由于不断吸收二氧化碳，海洋酸化越来越严重。海洋环境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将发生重大变化，海洋产业的类型和规模也会发生改变，而人类目前的管理体制无法适应这些剧烈的变化。
近年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22］，相应的制度建设得到发展［23］，与沿线国家也开展了相关合作，这一倡议已经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5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强调，中国要践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强生态环保合作，建设生态文明，共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8年，***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8年5月，***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再次指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2018年8月29日，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指出，“要规范企业投资经营行为，合法合规经营，注意保护环境，履行社会责任，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形象大使”。
2018年9月，***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指出，“面对时代命题，中国愿同国际合作伙伴共建‘一带一路’。我们要通过这个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2019年4月，***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我们要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把绿色作为底色，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
这一年，中国同各方共同发起了多个合作倡议，如共建“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制定《“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发起包括“关爱儿童、共享发展”等倡议，并提出与有关国家一道实施“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等主张。2019年9月，“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和博鳌亚洲论坛联合发布《“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案例研究报告》，首次就绿色发展议题发布专题报告，展示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合作绿色机制等方面的有益尝试，为绿色发展实践提供了重要借鉴。绿色“一带一路”治理案例包含从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等领域的经验交流，到推进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从绿色产能及装备制造合作到推进绿色金融、绿色贸易体系的发展等各个方面。
2020年，结合《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发布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案例报告（2020）》，选取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清洁能源、清洁水、可持续交通、无废城市、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绿色建筑、企业社会责任等8个方面的13个项目案例，有效传播了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2021年10月，“一带一路”国际绿色发展联盟发布的《“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企业及金融机构应用手册》为金融机构如何评估项目环境风险，以及如何激励出台更高的环境标准提供了清晰的支持。
2022年3月发布的《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明确了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目标，即到2025年，共建“一带一路”生态环保与气候变化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深化，绿色丝绸之路理念得到各方认可，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领域务实合作扎实推进，绿色示范项目引领作用更加明显，境外项目环境风险防范能力显著提升，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到2030年，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形成更为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和更加完善的境外项目环境风险防控体系等目标［24］。
在逆全球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倡议还面临着新的复杂背景。特别是近年来，美欧不断营造不利于“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国际环境，试图形成新的规制与治理体系，打压中国参与全球事务，并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继续抹黑中国。2021年，欧盟提出了备受争议的碳边界调整机制（CBAM）。2022年初，欧盟又提出组建气候俱乐部的主张。通过新的气候议题设置，欧盟将向世界各国推行新的规则体系，有可能损害中国的经济与外交利益。欧盟气候战略正加大对贸易和气候议题的捆绑，以气候俱乐部和碳边界调整机制为形式可能设置新的贸易壁垒，并形成新的议题联盟。与此同时，美国拜登政府也发布了《2021贸易议程》，强调要建立产业联盟，联合盟友抵制中国，将贸易与气候问题捆绑。2021年6月，七国集团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B3W”计划，宣布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所谓高标准的绿色基础建设项目［25］，以此在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26］。当前，欧美正在打造一种类似气候倡议网络与排他性国家集团相结合的形式，向中国等排放大国施加压力，并形成对华的战略牵制。
面对上述国际挑战，未来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应在国际机制和合作项目上不断深化与丰富，通过制度建设为完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方案，对冲美欧以环保为工具的战略牵制。基于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需求，其推进的路径可在治理机制、治理体系、信息交流、技术科学研究合作，以及绿色投资与金融等方面进一步发展，达到促进沿线国家的环境保护［27］。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进一步建构合作治理机制和平台，增加绿色合作项目，拓展绿色合作领域和国际合作。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统筹并充分发挥现有双边、多边国际合作机制，构建国际环境合作网络，创新合作模式，建设以各国政府、智库、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元合作平台，强化中国—东盟合作、上海合作组织、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亚信会议、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中国—阿拉伯合作等平台机制作用，推动六大经济走廊的环保合作平台建设，扩大与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合作，建构一套沿线国家容易参与的合作机制和框架。
第二，强化国际环境规范，确保在国际环境合作中，国外做法与国内法规的一致性，切实推动诸如《巴黎协定》《生物多样性框架公约》等重要国际多边协定的进程，切实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一方面，中国应平衡地发挥规范遵守者与规范制定者之间的作用。在遵守国际环境保护规范的同时，不断宣传中国国内的环保经验，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另一方面，绿色“一带一路”合作要体现国际与国内环境治理规范的整合。特别是，将自然生态系统或自然资本的价值纳入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包括生态系统的测绘和评估、采纳国际通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如国际可持续航空联盟（ICSA）、清洁航运联盟（CSC）或水泥可持续发展倡议（CSI）等行业协会建立的国际框架。［28］此外，鼓励各国企业参与联合国全球契约、全球报告倡议（GRI）或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等倡议或标准，履行企业的环保责任，并借助权威国际组织所提供的指导和检测手段，帮助各国公司实施绿色规范。
第三，强化沿线国家在绿色技术、科研方面的合作。加强绿色、先进、适用技术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转移、转化，促进先进环境治理技术的联合研发、推广和应用；
打造大学、科研机构、智库之间联合构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平台。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展开环境保护联合研究将有助于为区域和全球环境治理提供科学认知和可行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环境风险评估，提高对气候风险、生物多样性的科学认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青年官员、科学家、学者和学生提供交流培训，进一步促进各国的环境保护能力建设［29］。
第四，推动信息交流。这方面工作可以重点放在加强绿色“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的建设上，进一步发挥国家空间和信息基础设施作用，推动环保法律法规、政策标准与实践经验交流和分享，加强各国政府部门间统筹合作与项目生态环保信息共享与公开，提升对境外项目生态环境风险评估与防范的咨询服务能力，推动生态环保信息产品、技术和服务合作等方面，进而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综合环保信息支持与保障［30］。同时，进一步发挥科学评估的作用，拓展环境科学评估机制与信息通报，并与全球环境和科学机构密切合作，如气候变化评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等［31］。
第五，以绿色规范促进绿色投资和企业责任。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有助于为“一带一路”项目的长期运行打下良好基础。一些相关规定和指导文件已经形成，积极推动和引导其成为主流政策工具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例如，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发布的《关于在东盟地区投资的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参考指引》就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未来，可以考虑制定更多的相关文件进一步指导企业参考相关国别环保标准［32］。此外，企业是污染物排放的主体，因此，各级政府也要真正负起环境监管职责，推动企业积极发挥主体责任。
总之，绿色“一带一路”的发展空间广阔，具体路径已经清晰可辨。一是，将绿色“一带一路”作为可持续发展治理的核心目标，通过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巴黎协定》及多边环境公约与协定的履约，实现“一带一路”建设对全球环境治理的效益。二是，将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成能够推动区域关系和多边主义的重要平台，以环境外交维护“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三是，厘清“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政策体系，促进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环境规范，并遏制负面溢出效应和问题转移，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理念与实践的一致性。
对国际治理类型的分析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其对国际合作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程，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因此，国际合作应对环境影响予以充分重视。不仅如此，以绿色“一带一路”倡议为依托进行国际环境合作，同时具有更为广泛的全球治理意义，有助于服务中国的大国外交和建构清洁美丽的世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
基于上文分析，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在后续执行与建设中应该注意以下内容：一是，充分理解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背景，充分遵循低碳绿色发展的理念，有效落实好相关多边环境公约。二是，注重环境关切与重大议题的关联性，如处理好环境评估与重大工程间的关系，寻求第三方的科学支撑，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充分发挥科学评估的作用，积极与国际科学评估机构进行合作，使相关项目获得科学支持。三是，深化绿色“一带一路”合作路径，突出合作方的诉求，以此讲好中国故事。在此基础上，共建绿色“一带一路”需要完善以下优先政策：第一，确定环境合作中的重点国家和国家政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差异大，避免以区域作为整体而制定环境合作，而是要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国别合作指南，让双边合作具有扎实的基础，并尽量做到按国别实际情况确定关键问题和项目。第二，根据国内政治结构确定合作模式，在合作模式的选取上，要结合该国的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选取适合的合作方式，寻找更为有效的合作路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环境合作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第三，与联合国各机构形成广泛合作。坚持多边主义，推动重要国际环境机制的进展，以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为有效平台，支撑全球环境治理。第四，吸纳地方私营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重大合作项目，充分发挥跨国公私伙伴关系在全球环境合作中的作用，学会与私营部门、社会组织打交道，形成多层多元的环境合作格局。
总之，绿色“一带一路”机制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这一国际环境合作倡议有助于不断增进沿线各国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相互理解与支持，分享中国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与实践，提高生态环境保护能力，防范生态环境风险，提升南南合作水平，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将是“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深度与广度，因此，其未来机制建设应得到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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