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文健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各种批评理论接二连三地粉墨登场，大有“各领风骚三五年”之势。理论的兴盛与过剩，加上消费社会、网络媒体技术等的多重冲击，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已势不可挡，“文学/艺术终结论”(1)代表性论著有：汉斯·贝尔廷《艺术史的终结？》，常宁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欧阳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刘悦笛《艺术终结之后》，南京出版社，2006年；
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之后》，王春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J·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卡斯比特《艺术的终结》，吴啸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
吴子林编《艺术终结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周计武《艺术终结的现代性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张冰《艺术的终结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等等。的声音也不绝如缕，沛然成为学界热烈讨论的时髦议题。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蔓延(2)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也逐渐在文化研究领域里得到了普遍的体认。那么到底是文学为文化研究提供理论话语演绎的材料与场所，还是文化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为认识文学本身带来有益的启示？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既有西方批评理论的浸染，也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话语场，更有海外华人学者所独具的“近取远观”之优势。这几股力量是如何具体而微地交织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又彰显出何种美学趣味、文化政治之光谱，这些问题值得学界关注。海外华人学者的现代汉诗整体性研究不失为考察其中的一个切入口。他们坚持文学性与文化性的对话协商，在两者的辩证中勾连文学与文化的内在关联。坚持文学的文学性或诗歌的诗性特征，但又不排斥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政治等非文学因素，以跨文化的宽阔视野观照诗歌文本，深入把握诗歌内部发展的美学规律，这种有机整体观已成为当下海外现代汉诗研究的重要方法取径(3)苏文健：《英美新批评与美国华人学者的现代汉诗研究》，《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在此文结语，笔者曾对海外华人学者关于文学性与文化性的诗性对话之于现代汉诗研究路径的拓展有所提及。基于此，本文以奚密为中心，纵论其有机整体观之方法论特征及意义。。这种文学性与文化性的诗性建构，可拓宽现代汉诗研究的文本结构空间，对现代汉诗文本背后的历史细节纹理也有着深切的阐释，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综合、圆融的氛围，新颖的批评观念、开阔的学术视野。
众所周知，面对历史语境的社会变迁，文学研究中任何单一的批评视角与研究方法，都不足以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的观照与把握。“‘作品自主论’因脱离了作品形成的历史因素而专注于作品内在的‘美学结构’，虽然对一篇作品里肌理织合有细致诡奇的发挥，也确曾丰富了统计式考据式的历史批评，但它反历史的结果往往导致美学根源应有认识的忽略而凝滞于表面意义的追索。所以一般近期的文学理论，都试图综合二者，即在对作品内在美学结构阐述的同时，设法追溯其各层面的历史衍化缘由与过程。”(4)叶维廉：《比较文学丛书总序》，《叶维廉文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页。也就说，作品内在结构与文化政治演变的相互对话，或美学的与历史的相互结合，将不可违拗地走向文学性与文化性的诗性建构，进而形成当下文学研究中方法论意义上的有机整体观。
历史地看，20世纪上半叶的诸多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流派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语义学等等，尽管它们大部分都主张将文学作品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但其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前文所述的英美新批评，其内部就存在诸多相互龃龉辩驳的声音，在辩难驳诘中，新批评局限在文本内部的视角被不断地突破背离，最终形成断裂发展。如T·S·艾略特、布鲁克斯、韦勒克等人就不仅仅把文学作品视为一种封闭的内部形式，而且从有机整体观的视角，将作品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从“历史意识”的角度指出，有机整体观是把从古至今的所有的文学作品都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同时还包括作品的整体性以及作品内部各部分之间关系的有机性(5)[美]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4—33页。。克林斯·布鲁克斯在《反讽——一种结构原则》中也说到：“一首诗里的种种因素是互相联系的，不象排列在一个花束上面的花朵，倒象与一棵活着的草木的其它部分相联系的花朵。诗的美在于整支草木的开花，它需要颈、叶和隐伏的根。”(6)[美]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第334页。在此，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昭然若揭。雷纳·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也提出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以及“透视主义”(7)即“把诗和其他类型的文学看作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在不同时代都在发展着、变化着，可以互相比较，而且充满着各种可能性”。此概念强调文学的各种价值产生于历代批评的累积过程之中，体现文学研究的整体性观念。参见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7页。的研究思路。随着历史现实语境的转换，只关注文本内部的形式主义研究范式，越来愈遭到人们的批评反对。文学研究逐渐走向关注外缘的文化，文学与文化相结合的有机整体观之研究取径已成大势所趋，锐不可当。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日益加剧发展，在后现代消费文化、网络媒体技术的复杂语境下，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悄然来临，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美国华人学者的现代汉诗研究很大程度上带有这种批评转向的隐秘踪迹。当代美国华人学者身处西方批评理论漩涡之中，对众多的文化研究理论耳濡目染，有近距离移植的优势，自觉地对英美新批评的理论与方法进行近水楼台的挪用改造。美国华人学者既挪用改造西方文化批评理论，又在具体的诗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升华出切实的理论问题。他们自觉对文本周围的非文学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在文学与文化的来回穿越中，尽量把文本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整体地把握文本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种文学性与文化性的诗性建构，不仅拓宽了现代汉诗批评的文本内部空间，而且对现代汉诗文本背后的历史细节纹理也有着深切的阐释，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批评路径。这当推叶维廉、张错、周蕾、刘禾、唐小兵、杨小滨、田晓菲等为代表。其中，又尤以奚密最为突出，她先后出版有《现当代诗文录》《现代汉诗：1917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诗生活》《芳香诗学》《台湾现代诗论》等论著，同时独编或合编有《现代中国诗选》《二十世纪台湾诗选》等多部。奚密研究成果在数量、质量及其影响力都极为可观，彰显出独特的研究观念与批评视野，引起了海外内诗歌研究界的热烈反响(8)国内外学者如张松建、翟月琴、张森林、刘奎、刘毅青等人对此“四个同心圆”的研究方法多有阐发，而本文则旨在诗与思的张力对话方面再作细化和辩证。参见张松建：《边缘性、本土性与现代性——奚密的现代汉诗研究》，香港城市大学《九州学林》2004年9月第2卷4期；
翟月琴：《奚密现代汉诗研究综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2期；
张森林：《抒情美典的追寻者:奚密现代汉诗研究述评》，《汉语言文学研究》2016年第3期；
刘奎：《“现代汉诗”的概念及其文化政治——从奚密的诗歌批评实践出发》，《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9年第12期；
刘毅青、张欣：《汉诗现代性的内生性与移植性——奚密现代汉诗圆形批评的生成》，《华文文学》2021年第5期等。。她不仅在理论视野上打破传统的文学观念，而且在方法路径上别开生面，与中国大陆的相关研究相比，也显示出独特的诗学价值与文化意义。
进而言之，奚密的现代汉诗批评实践，一直坚持文本细读的批评策略，从具体文本出发，又兼顾到与文类史、文学史与文化史等几个层面的互动对话，逐渐形成了其所谓的“四个同心圆”的现代汉诗的理想解读诗歌文本方法。奚密在多个地方提到过这种“理想的解读”之批评方法：
我认为理想的解读应涵括四个层面：第一是诗文本，第二是文类史，第三是文学史，第四是文化史。这四个层面就像四个同心圆，处于中心的是诗文本；
没有文本这个基础，任何理论和批评就如同沙上城堡，是经不起检验的。从文本出发，然后涉及文类研究。每一种文类都有它自身发展的历史与内在变化的逻辑，不可忽略。……其次，诸如文类之间(如诗和小说，诗和散文)的差别与互动，作者生平与作品之间的辩证，以至文学流派的消长等等，这些都可算是文学史方面的考量。最后是文化史的层面，即把作品放在大的历史语境中来讨论，……能对这四个同心圆都给予细腻的关注，我认为是比较周延的诗歌研究，并进而从它的积累中归纳出有系统的、坚实的理论。如果仅仅用诗去套一些预设的理论架构，难免不以偏概全，见树不见林。(9)奚密、崔卫平：《为现代诗一辩》，《读书》1999年第5期，第90页。
这种“四个同心圆”的理想解读方法，端赖奚密多年从事现代汉诗研究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自然，文本、文类、文学、文化这四个层面是有机整体的，它们互相影响，互相定义，相互发明，形成环环相扣的内在关联。奚密以诗歌文本细读为基础，延伸到文体发展流变史、文学史，甚至文化史或思想史，以文本为中心，一层一层地向外推进，由里及外，在更宽广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理解阐释具体的诗歌文本，又由表及里，构成“阐释学循环”，借此规避诗歌文本与理论架构两者之间的方凿圆枘。不特奚密对具体诗人诗作如此，即使是对相关重要诗学命题的辩证探赜，在在都见出其细腻的文本细读和自觉的中西理论对话之功夫。这种研究理路充分彰显奚密对“四个同心圆”的成竹在胸和得心应手，昭示出一种独特的有机整体观之方法论价值。
文学性与文化性互动结合的研究理路成为奚密为代表的美国华人学者现代汉诗研究中自觉的批评策略。文学性与文化性的诗意建构，聚焦文学内部结构，强调文学性，同时兼顾文学外部的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等非文学因素，在文本历史化与历史文本化的辩证穿越中，自觉把文学置于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透视，深入发现文学文本思想与精神的广度、深度与高度。这种独特的跨文化批评视野内在要求文本细读与文化批判之间展开辩证对话。这可以从奚密对“诗原质”的擘肌分理得到较好的说明。
首先，奚密对“诗原质”自觉进行诗学意义上的改造、挪用与发展。在《星月争辉——现代汉诗“诗原质”举例》中，奚密从林庚的《诗的活力与新的原质》一文中提炼出“诗原质”这一诗学概念。林庚认为，诗的演化就像海潮，后浪推前浪，每一浪潮的起落为诗发展带来新的动力源，新诗风最直接的感应就是新的事物、新的感情。奚密则认为，“诗原质”具有“个人才具、发展过程和社会文化传统”三个要素，并指出，“诗原质”：“它是一个意象，经过时间的累积，诗人的运作，而达到一最丰富最饱满的意义的密度和感情深度。引申言之，‘诗原质’具有以下三个层面：第一，最显而易见的，‘诗原质’的出现与完成有赖于诗人的才具。诗人独有的敏锐感知赋予一意象以生动的情绪和深刻的内涵。往往少数天才的出现使原本已存在的意象得以提升，作出画龙点睛的贡献。第二，除了个人才具，‘诗原质’亦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第三，‘诗原质’所包含的深层意义是它和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有机关系。文化传统和社会现状固然提供诗人感知的材料或方法，但相对的，‘诗原质’亦反映了其根植的时代及文化的特色。”(10)奚密：《星月争辉——现代汉诗“诗原质”举例》，《现当代诗文录》，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6页。在此，“诗原质”的三个要素已经规定了一个具体意象的多重意蕴，隐含着“四个同心圆”的内在结构关系。在奚密看来，“诗原质”不一定是象征，也不一定是比喻，它可以是一个比喻或象征的组合，但它并不限于以上的范畴。“‘诗原质’是动感的、多层次的、言不尽意的，而现成意象却是僵化的、平面的，不再能引发深刻的美感经验。”(11)奚密：《星月争辉——现代汉诗“诗原质”举例》，第50页。奚密指出，与庞德的“意象”不同，“诗原质”不是一个诗人或一首诗就可以完成的，它更受到时(历史)空(文化)两个因素的影响。质言之，“诗原质”带有独立意象的象征、比喻等修辞特性，并在历史文化时空中形成层叠式、动态的发展演进路径。“诗原质”重视承继传统，突出个人才具，作者创作与读者经验相互定义，相互生成，具有丰富的理论特质。
其次，奚密以“诗原质”穿越传统诗学，纵论现代汉诗的“星星”意象及其诗学特征，探勘现代汉诗的新活力。奚密缕述古代诗词中作为“诗原质”的“月”这一意象，探勘它的发展、完成及其美学意义。她指出，作为“诗原质”的“月”从单纯的思人思乡，转变为超越时空、缩短时空距离的力量与精神寄托，容纳着古今宇宙不移的循环法则，并在古典诗词中达到顶峰，后人将再难以超越，而现代汉诗中的“月”意象只能是它的衰退而不是超越。故此，现代诗人需要发展出另一个“诗原质”去替代、去承担相应的文化功能，而现代汉诗密集的意象群——星——逐渐地发展为崭新的“诗原质”。于是，奚密将胡适、冰心、徐志摩、朱湘、冯至等人诗作纳入研究范围，梳理出“月”的象征美学嬗变。“从冰心到朱湘到冯至，彗星或流星的意象隐射双重的意涵，它的光亮和它的短暂恰成正比。正因为它是短暂的，因此它显得分外绚丽。星作为诗人追求的理想，与流星稍纵即逝的无奈事实是分不开的。”(12)奚密：《星月争辉——现代汉诗“诗原质”举例》，第61页。尤有进者，奚密并在陈敬容、台湾诗人杨唤、商禽等诗人的星星书写之比较分析中指出，现代汉诗中“星”的“诗原质”内涵：“一方面，星星的出世超俗象征诗歌理想的崇高不朽，另一方面，它和眼泪的联想以及流星、彗星等相关意象又赋予它以(人生、天才)稍纵即逝的警醒和悲哀。星同时包含了圆满和幻灭、永恒和无常，理想主义和挽歌的相反的象征意义。”(13)奚密：《星月争辉——现代汉诗“诗原质”举例》，第65页。同时，奚密还进一步重审杨牧、纪弦、覃子豪等台湾诗人诗歌中的“星”，以及中国大陆诗人江河等人作品中星星意象的内在特征与思想意蕴，进而透视其时代的传统文化及其社会历史。这种文本与文化的辩证处理方法，使其诗歌批评展示出宽广的视野。
最后，“诗原质”并不仅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还蕴含着重要的诗学价值。在文本的精细分析基础上，奚密指出现代汉诗中“星”作为一个“诗原质”的诗学意义与文化价值:
我们可以说“星”是现代汉诗发展出来的一个新的“诗原质”。相对于古典诗里的“月”，星在现代诗里蕴含了丰富、多层次的感情。诗人憧憬它的孤独绝世、永恒光芒，一方面表现了对崇高理性的向往与执著，一方面又同时流露出寂寞伤感的情怀。前者包括星与诗，星与爱，星与美的联想，后者则经过星与泪，孤星，流星等意象来表达。相对于古典传统里的月，星在现代汉诗里表现的憧憬是较抽象而形而上，它的寂寞是来自另一种乡愁。……固然“星”的卓然独立代表着诗的肯定和追求，但是同时也隐射诗人在现代社会里随着边缘化而产生的孤独和疏离感。从这个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星”作为诗和诗人的象征，与现代中国文学里的悲剧英雄是分不开的。这样看来，星在现代汉诗里的重要性当不是偶然的。(14)奚密：《星月争辉——现代汉诗“诗原质”举例》，第77页。
奚密通过对“星星”意象的精细解读，不仅以“诗原质”穿越传统诗学的“星月”意象，深入文学发展史内部，而且挖掘出现在不同时代、不同文本中的意象的背后文化意蕴，在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比较分析中，勾连“星”作为现代汉诗的新的“诗原质”的诗学意义与文化价值。她辩证地回答了“现代汉诗有无传统以及此传统的特质为何”这一重要的诗学议题。奚密的研究理路以视野之开阔、资料之翔实、分析之细腻、结论之周延，往往让读者叹服。
显然，奚密对现代汉诗的研究取径坚持的是文学性与文化性诗性互动的批评策略，对具体推进诗歌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在《从边缘出发》“后记”中她夫子自道：“我坚持的是诗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与文化表现的独立意义与尊严；
它无须依赖或附属于任何自身以外的、非艺术性的目的和考量，虽然我绝不否定诗具有艺术以外的的多元意蕴。基于这个大前提，我首先关注的是现代汉诗80多年来在艺术和美学上的突破和建树、演变和更新。换言之，我的研究始终集中在‘文学性’和‘文化性’这双重焦点上。”(15)奚密：《后记》，《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5页。也就是说，奚密的现代汉诗批评实践，均以文本细读为基础，却又不局限于文本封闭性的美学质素与修辞结构，而是在文学性与文化性的互动中展开协商对话，以臻更好地理解诗文丰富多样的层面与内涵，更明晰地阐释诗文身后的历史脉络与诗人的生命哲学。奚密这种批评观念对萨义德的“语文学”(16)语文学是对言词和修辞的一种详细、耐心的审查。萨义德指出：“一种真正的语文学阅读是积极的，它包括进入早已发生在言词内部的语言的进程，并且使我们面前的任何文本中可能隐藏着的、或不完整的、或被遮蔽的、或被歪曲的东西泄露出来。那么，从这种语言观看来，言词不是被动的标记和记号，谦逊地代替一种更高层次的现实；
相反，它们是构成现实本身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参见爱华德·萨义德：《回到语文学》，《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69—70页。方法有某种内在的呼应。
如果说奚密对“诗原质”的考察是由文本到文化，属于诗性建构的话，那么其对当代中国“诗歌崇拜”的解读则是由文化到文本，属于话语分析。文本性与文化性的自由穿越，历史镜像与精神症候的相互对观，则构成奚密现代汉诗研究的重要特色。
在奚密看来，“诗歌崇拜”(cult of poetry)，“意指发生在**十年代期间诗歌被赋予以宗教的意蕴、诗人被赋予以诗歌的崇高信徒之形象的文学现象，以及这个背后的文化因素。诗歌崇拜表达一种基于对诗歌的狂热崇拜、激发诗人宗教般献身热情的诗学。”(17)奚密：《当代中国的“诗歌崇拜”》，《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第207页。在多重文化视野下，通过考察当代中国先锋诗人和评论家的大量文本，包括诗作、诗评、传记或自传体散文、访谈录、甚至非官方诗歌刊物的插图等，图-文互文，奚密揭示“诗歌崇拜”的本质和特征，勘探其中隐含的种种“张力、冲突和矛盾”，进而揭橥其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及文化母体之间千丝万缕的纠缠关联。
诗歌崇拜并非孤立短暂的文化现象。在奚密看来，“对当代中国的若干先锋诗人而言，诗歌已不仅是一种个人或私人性的创作活动。它已被提升为一生命和宗教信仰的至高无上的理想存在。”(18)奚密：《当代中国的“诗歌崇拜”》，第208页。诗歌被升华和神化在此可见一斑。纵观当代先锋诗歌发展脉络，宗教以隐喻的面目来形容诗歌，甚而诗歌、宗教两者在实质上被等同起来。对相关诗人而言，诗歌不仅像宗教——它就是宗教。这种诗歌中的宗教论述，已然昭示出背后深刻的危机意识，即主要来自诗人相对于社会或世界的个人危机意识。奚密以宋琳《当黑暗铺天盖地》这首诗歌的开头与金斯堡《嚎叫》的开头进行比较分析，认为现实赋予诗人的是挫折和无奈。而醉权的《死水》与闻一多的同名诗作虽然都是对现实的强烈抗议，但与闻一多的《死水》对内忧外患的社会抗议不同，醉权的死水象征着现代工业社会中没有选择、没有自由的个人。这种危机意识或许与诗人对具体政治情况的反应不无关系，但更深层次上恐怕根源于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压抑和疏离。在奚密看来，在商业经济语境下，商业化、物质化隐蔽地吞噬着精神审美空间，给诗人造成严重的生存危机。商业文化对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界限的消弭，使得诗歌的读者严重流失，诗歌因此落入了边缘化的境地。这种边缘化意识，有社会政治现实的限制，也有经济文化发展隐含的弱势。比如刘漫流的《写给抽屉的诗》和周伦佑的《沉默之维》，既透出诗人现实的无奈与挫折感，又含蓄地对消费文化形成批判。尤其是伊川的《个人生活的瞬间》等以充满政治色彩词句散落在休闲生活之间，两者脱调，使得这种批判显得既诙谐又发人深省。时移世易，商业主义文化悄然抬头，已然成为当今左右人们生活最大却又无所不在的隐秘力量。
进而言之，“诗歌崇拜”的实质乃是英雄主义和殉道精神。20世纪80、90年代先锋诗歌作品中的死亡意象以及诗人之死等事件都可作如是观(19)黄怒波最近的研究成果可与此形成某种互文对话。黄氏从历史语境与诗歌变革的关联出发，认为中国当代诗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保持同向的同时，遭遇了现代性风险——虚无主义文化危机。在历史、时代、社会的交互变迁中，诗人内在主体精神由于断裂的历史虚无导致“预感快感”的失去，同时也因变异的社会虚无而陷入“双重束缚”的境地。因此，诗歌崇拜或诗人之死，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参见黄怒波：《虚无与开花——中国当代诗歌现代性重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0、88页。。奚密分析海子、戈麦、顾城等人的作品后指出，“当诗歌被提升为一种允诺永恒的宗教时，惟有为诗(不管是字面或象征意义上的诗)献身的诗人才配作诗的祭司、殉道者。”(20)奚密：《当代中国的“诗歌崇拜”》，《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第228页。其实，1980年代的先锋诗歌里出现的“诗歌崇拜”，暗示其与官方意识形态的抽离与偏向，以此填补“**”以后长期遗留的精神真空。其中的死亡意象及诗人之死的意义是多层面的：有濒临人类生存深渊的想象，也有对历史文明的哀悼；
探索或幻灭；
偏离或对应。面对意识形态和商业社会的双重疏离和挤压，中国先锋诗人自觉寻找别处，努力在精神上获得慰藉和契合，那便是对诗人“系谱学”的挖掘，如对古诗中屈原与李白、新诗中的朱湘等人的体认。当然，这“诗人的系谱”并不以中国本土为疆界，其实，外国诗人更被引为当代先锋诗人的精神知音。比如：荷尔德林、里尔克、博尔赫斯、茨维塔耶娃、曼杰尔斯塔姆、兰波、帕斯捷尔纳克、普拉斯、布罗茨基、策兰、叶芝、济慈、帕斯等等。这些诗人大部分都有悲剧性的生命历程，有些以自杀结束一己之生命。茨维塔耶娃与策兰因为不堪政治迫害或极权纳粹的痛苦记忆而自杀。另外一些诗人由于个人选择或疯狂而中止了创作生涯，如荷尔德林；
还有如中年或晚年失明，如弥尔顿、博尔赫斯。更有一些诗人终其一生面对流放的困境，如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等。虽然这一批外国诗人远非详尽，其他艺术家还如梵高、莫扎特、高更等，但可以窥见中国当代诗歌崇拜中的精神源动力。这些经历过历史创伤或巨大生命危机的诗人，自觉与社会疏离的敏锐心灵，对中国当代先锋诗人具有独特的亲和力。
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奚密自觉透过历史与文化深层的探析来理解“诗歌崇拜”，这些分析不仅揭示其内在的矛盾、断裂、紧张的关系，而且有意识地将现象问题化、语境化和脉络化。奚密指出，先锋诗人借“诗歌崇拜”来反思和挑战现存价值体系，建构另类价值体系，其指归在于促使艺术家和作家对自我认同的探索，对创作自由和艺术独立的捍卫。这种分析无疑是切中肯綮的。在指出其意义的同时奚密也批评它的不足：由于诗人把诗歌本质化与宗教化，“诗歌崇拜”又具有某种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同谋”倾向，“诗歌的神圣化和诗人的英雄化揭示了一种绝对主义、乌托邦式的心态，而此心态知识隐含了诗歌理论和实践上的某种排他性倾向”(21)奚密：《当代中国的“诗歌崇拜”》，第241页。。奚密追问道：“为什么强调流浪、苦难和献身的诗歌就比其他的更崇高或更伟大？为什么诗人非得用英雄主义式的修辞来理解呢？不管‘诗歌崇拜’多么强烈地反抗现存体制，它是否在无意间只是替换了崇拜的对象，而仍在原来的思维和写作模式里运作呢？”(22)奚密：《当代中国的“诗歌崇拜”》，第241页。尤有进者，“即使我们赞同政治和经济可以解释诗人的受难意识和幻灭感，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答：为什么会出现在诗歌里？当我们意识到‘诗歌崇拜’在当代文化领域的独特性时，这仍是一个关键问题。当然，在当代社会并非只有诗人才感到边缘和疏离。”(23)奚密：《当代中国的“诗歌崇拜”》，第236页。奚密的层层追问，已使得她从纯粹的诗歌文本细读中穿越到深层的文化历史缝隙褶皱深处，在一个更大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理解阐释文本的文化意义。
诚然，“诗歌崇拜”的现象，其来有自。一是与诗歌在中国文学传统里的巨大荣光有关；
二是与西方外来影响息息相关，如现代俄国和东欧传统对诗人先知和革命英雄角色的推崇，这双重传统有意无意地吸引先锋诗人走向“诗歌崇拜”；
三是1980年代中国大陆文坛对欧美文学的积极引介，其中象征主义诗歌的玄学化观念及其波希米亚般的生活方式，均与当代中国“诗歌崇拜”的精神气质相互纠缠在一起。进而言之，奚密不局限在诗歌文本内部，而是游走在各种文体、文学史、文化史、甚至思想史之间，如通过蓝村、柏桦、于坚、欧阳江河、贝岭、王干、朱大可等人散文中透露的“诗歌崇拜”意识,对其反思进行辨析，不无精辟地指出“诗歌崇拜”背后的诗人浪漫化倾向(流浪英雄的气质)与论辩者的文化立场。(24)奚密的论述可以与朱大可的观点进行对读。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中认为，1980年代的流氓语境，一是身份的总体危机：身份焦虑与黑夜流氓主义，二是对港台酷语、色语和流浪话语的全面租借。其中，在第六章“流氓话语的诗歌摇篮”中，他指认，这些先锋诗人恰恰是现代流氓话语的文学先驱。其与“诗歌崇拜或诗人之死”的相同指归在于反抗与挑战，通过各具特色的路径获取一个更为自由的话语空间。而不同则表现在：“诗歌崇拜或诗人之死”倾向于追求崇高，向上甚至以身殉道的超越或升华，而流氓话语的先锋诗人则通过向下的“流走”或犬儒，“躲避崇高”，自觉离弃权威中心主义，奔赴权力的边缘，借此建构边缘与中心的新式关系。参见朱大可：《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90—214页。或许对“诗歌崇拜”分析到此已经显得相当的完备周详，但奚密不止步于此，并以宽阔的视野把台湾等地区的相关现象纳入考察范围，充分显示她的理论识见、学术视野与比较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文本细读中的比较意识也是奚密现代汉诗研究的一贯特色。其一，不同华语地区诗歌的比较。奚密以大陆1980年代的“诗歌崇拜”与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进行比较研究，指出，战后台湾由于国民党长达近40年的书禁，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文化断层，欧美和拉美的现代文学自然构成了台湾的先锋(“前卫”)诗人的主要资源。然而，在面对类似的疏离和压抑时，为什么台湾的先锋诗人并没有像30年后的大陆诗人那样把诗提升为宗教呢？奚密以痖弦的《剖》为例分析认为，台湾诗坛中的“诗歌崇拜”现象，自觉扬弃“诗歌崇拜”中将诗人提升为道德精神偶像的浪漫修辞，进而批判反思物质主义思潮，以及对诗人主体的自省和自我批判。其二，以女性的敏感触角，自觉引入性别政治去比较分析“诗歌崇拜”现象。在奚密看来，大陆先锋女性诗人如舒婷、王小妮、翟永明、陆忆敏、张真等，已具有全国影响力，但在“诗歌崇拜”论述中她们出力甚微，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当时几乎所有非官方的诗歌刊物，其发起人和组织者均是男性，刊物也由他们创建、编辑、出版。相对于男性诗人热衷于“社会”“体制”的“社会身份”而言，女性诗人更关切其“女性身份”。以陆忆敏、沈睿为例，她们的诗歌虽然也涉及到“诗歌崇拜”，但是她们所关心的内容显示出诸多差异。沈睿在《致安·塞克斯顿》这首诗流露出对“诗歌崇拜”的微妙关系。这首诗对安·塞克斯顿的描写，反映作者对一个自杀诗人的同情和认同，而其内里又有重要的分野，因为《致安·塞克斯顿》这首诗不在于渲染诗人浪漫化或诗歌崇高化的倾向，而是聚焦诗人丰富世俗的日常生活细节——烧饭、浇花、照顾孩子、缝纫——生动地刻画出诗人兼妻子、母亲、家庭主妇的生动形象。在奚密看来，这首诗体现了一种迥异于“诗歌崇拜”的性别视角，正因为如此，它可视为对该论述的逾越，而不是臣属。整体而言，通过对大陆、台湾以及男性、女性诗人等视野中的“诗歌崇拜”现象的多重文化透视，奚密说道：“归根结底，呈现在当代中国的‘诗歌崇拜’是一个充满了吊诡的现象：它高举创作自由和个人性，体现了先锋诗人对艺术的执着和道德勇气，但是它将诗歌奉为一至高无上的宗教又为诗歌设下某些人为的局限。它批判消费主义，但它本身也无法避免沦为一种文化商品的危险。”(25)奚密：《当代中国的“诗歌崇拜”》，《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第249页。奚密对一个诗歌现象的把握分析，紧紧地围绕着“四个同心圆”的理想解读方法，从文本到文化，层层深入，步步推进，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不宁唯是，除了对“诗原质”“诗歌崇拜”等作精细分析外，奚密的现代汉诗批评实践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四个同心圆”的理想解读的批评策略，如《世纪末的滑翔练习》《本土诗学的建立》《论现代诗的环形结构》《变调与全视镜：商禽研究》，及比较纪弦的《吠月之犬》和陈黎的《吠月之犬》，以及关于小诗、散文诗和十四行诗的考辨，关于卞之琳、杨牧和钟玲与传统关系的论述，相应地辨析现代汉诗在语言、意象、结构、主题、题材以及思想等诗学议题。不管是理论的阐述，还是文本的分析，在在彰显出奚密超卓的艺术敏感。更为重要的是，奚密的批评从文学作品出发，而又注意穿越文学周围的非文学因素，将文学现象进行“语境化”，凸显“问题意识”。如除了上述对“诗人崇拜”的分析外，还如《诗人之死》《前沿台湾：序言》《岩石里点灯》，论《现代诗》季刊等，体现了奚密鲜明的问题意识与语境化努力；
同时，奚密并非把批评对象描写为整齐划一的文化逻辑，而是显示它的内在张力和自相矛盾，深入现象问题的内部纹理，譬如前述对“诗歌崇拜”分析等。如果说文本细读与理论诠释还只是得益于奚密独特的诗性情怀，那么中西比较对话则更显示出作为诗歌学者与比较文学学者深厚的学术功力。
质言之，奚密的现代汉诗批评视野开阔，显示扎实绵密的文本细读功夫、纵深的历史意识和有效的批评理论视野，形成文本、历史与理论的三边对话，以点带面，由小见大，有机整体地透视研究对象：作出历史地位，勘察演变轨迹和挖掘传统与个人才具的辩证关系。准此，奚密的现代汉诗批评实践，警惕静止的形态学描述，着力作发生学的动态追踪。诚如安敏成(Anderson Marston)所言，奚密的著作不是空泛的现代汉诗发展史研究，也不是文学流派研究，甚至也不是习见的传纪批评，而是“主题学研究”，旨在抓住主要的文学现象展开论述(26)张松建：《边缘性、本土性与现代性——奚密的现代汉诗研究》，《文心的异同：新马华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04—305页。。
当代美国华人身处西方批评理论前沿，在具体的现代汉诗批评实践中，既对重视作品文本的英美新批评批判吸收，又对后现代主义思潮中表现出诸多注重文学外缘因素的文化批评理论融汇化合，使得这些理论与方法给自己的研究对象带来某种烛照的启发。这种研究理路对现代汉诗批评具有重要的文化诗学启示意义。这至少可自以下两个方面说明。
其一，拓宽学术视野与研究空间。跨文化视野下的文学研究，突破了英美新批评作品本体论的形式主义研究范式，引入对文学周边的非文学因素的综合考察，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凸显文学的诗学价值与文化意义。20世纪下半叶，各种派别的批评理论风起云涌，给人们认识世界带来了众多新鲜别样的视角，这一方面是全球化背景下现实社会发展复杂性的结果，另一方面是面对现实环境变化，文学内部规律发展的自觉诉求。这种新颖的研究观念不仅要求研究者具有全局整体的眼光视野，而且更要对广阔的“文化历史环境”(27)叶维廉所谓的文化历史环境，指的是最广义的社会文化，既包括宏观的社会现实，也包括微观的作品结构，如“作者观、感世界和表达他既得心象所采取的方式，是决定于这些条件下构成的‘美学文化传统与社群’；
一个作品的形成及传达的潜能，是决定于这些条件下产生的‘作品体系’所提供的角度与挑战；
一个作品被接受的程度，是决定于这些条件所造成的‘读者大众’”。参见叶维廉：《比较文学丛书总序》，《叶维廉文集》第1卷，第13—14页。有较为全面的理解与把握。
叶维廉的“文化历史环境”理念，注重从世界、作者、作品与读者等多个要素去分析作品，在历史的整体性中把握研究对象。具体到现代汉诗批评，由于过往受到意识形态的强烈干预，新诗研究往往局限在批判现实主义单一风格的诗人诗作，对偏向于诗歌自身艺术探求的诗人诗作、诗歌流派则常常进行有意的遮蔽压抑或忽视，这一部分诗人诗作成为“诗歌史上的失踪者”。当时代语境变化与研究范式转换时，这种研究视野的种种局限与不足也暴露无遗。对西方批评理论的有效借鉴与运用，研究者有效地拓展已有的文学观念与批评路径，使之前被压抑的诗人诗作及诗歌现象得到了重新评价，这即是后之来者所热烈讨论的“重写诗歌史”的问题。学术视野的拓宽，不仅引入文学内部本身的评价视角，而且更引入文学之外的社会学、政治、文化、心理、哲学、宗教、经济、人类学等等多科学的研究思路，在多重文化视野中对文学进行整体观照。譬如叶维廉具有自觉的比较意识，积极借鉴西方批评理论对现代诗展开分析阐释，自觉挪用中国传统道家美学来对中国古典诗歌、现代诗歌、西方现代诗歌进行比较分析，努力在中西语言与美感经验方面作寻根探固的研究，寻找歧异与汇通之可能性。而张错对西方英美新批评方法的吸收运用，在现代汉诗的创作与批评中回返到中国抒情传统，给研究带来了某种阔大的气象。奚密更是自觉挪用与改造西方各派批评理论前沿成果，在具体的文本细读中，推进海峡两岸暨台港澳地区的现代汉诗研究的深化发展，拓展人们对现代汉诗版图的认识，为建构“20世纪现代汉诗理论批评史”做出了可贵的探索。还有诸如周蕾、杨小滨、刘禾、田晓菲等人，也时有让人耳目一新的跨学科、跨语际的学术探求，视野独特新颖，观念方法变化多样、自由灵活，对现代汉诗研究界具有重要影响。在全球化语境下，美国华人学者现代汉诗批评的视野走向理论多元化、方法多样性，进一步拓伸相关研究的学术视野，给这一学术领域带来摇曳多姿的发展态势。
其二，更新批评观念与理论方法。美国华人学者引入文化理论与批评观念，给现代汉诗研究的当下取径提供了丰富性与多样化。跨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学研究，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文学性，另一方面又对其文化性予以关注，在文学性与文化性的诗性互动中重建现代汉诗批评话语体系。这种互动中的建构使得研究者既有多重的比较视野，又彰显自觉借鉴与更新方法论的意识。过往的文学研究大部分都遵循作家生平、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分析的三部曲式之研究理路，这种方法在全球多元文化互动协商语境下无疑显得局促与偏狭。在多重文化观照下，以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的跨界思路，对文学展开全面整体性的考察，成为时代发展的大趋向，也是文学研究发展深化的内在诉求。具体到现代汉诗，单纯封闭式的作品中心论的分析研究，往往容易陷入见树不见林的短见或偏见。因此有必要突破这一封闭的空间，寻求在更大文化范围内的综合考察，诸如深入到文类史、文学史、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等多重脉络中，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性的理解、阐释与再阐释，形成“阐释学的循环”。如奚密提出的“四个同心圆”即是对现代汉诗批评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更新与突破。奚密以诗歌文本为中心，推及文类史、文学史与文化史，自内向外，层层推进，从部分到整体，既有微观的分析，也有宏观的把握，既聚焦于文本自身，又不忘文学外缘的非文学因素。在文本细读与文类研究方面，奚密注重诗的艺术独立自主性，警惕政治实用主义的批评原则，集中对现代诗进行精细的形式分析。诚然，这种理论方法的更新，不是生搬硬套西方的批评理论术语，不是以时髦理论来为自己的研究装点门面，而是从具体问题出发，在问题的理解与阐释中提升出理论，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诗学意义的“问题意识”。对研究方法的更新，奚密有自觉的反思意识。她说道：“文本不可能存在于一个真空管里，它必定有特定的时空指涉。因此，读诗的过程往往融合了两种彼此依附、互补互助的过程：内聚和外延。内聚是对文本的抽丝剥茧式的分析，外延是对文本所置身的特定的文学和历史语境的观照，包括对作者生平即其他作品的掌握、对文学传统的认识(因为没有一个作者能自外于其传统)、对诗与文学传统之间(自觉或不自觉)的互动的把握、对历史脉络的省察、以至对超越时空的人性及人类存在意义的启示。内聚和外延的双重阅读过程帮助我们靠近一首诗的意义，虽然未必能完满地掌握它，因为愈是好诗，它的意义层面愈复杂、丰富，历久而弥新。”(28)奚密：《今天为什么要读诗？》，《诗生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7—148页。奚密“四个同心圆”的理论及其批评实践，对研究方法的更新、文本细读、历史纵深和理论阐释，对深入探求现代汉诗内在的发展规律和美学据点，关注动态发展的现代汉诗创作与批评现场，具有重要的作用，可深化学界对现代汉诗的整体认识。
毋庸讳言，在众声喧哗的西方批评理论场域中，研究者如何谨慎地保持文学研究的独立性，如何有效地挪用与化合这些理论与方法，使得它们在解释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显得周延与圆融，而不是肢解生硬切割或削足适履，这些都是研究者需要认真思考与实践的课题。从根本上说，研究方法取径不关乎意识形态立场的问题，而研究者以何种视角、何种姿态来处理研究对象，则往往暴露其美学原则与价值取向，有待深入考辨。但对于作为研究主体的整体性和作为研究对象的整体性，海内外两种不同的现代汉诗研究理路，为形塑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29)解志熙曾区分过中国新诗理论与“中国现代诗学”，认为后者“涵盖了发生在现代中国的所有从现代观点出发的、富于诗学理论意义的诗歌批评和研究”，而“新诗理论只是中国现代诗学的一个部分”。(参见解志熙：《视野·文献·问题·方法——关于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一点感想》，《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4—8页。)坊间出版的论著如：吕进《中国现代诗学》(1991)、谢冕与吴思敬主编《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2002)、陈太胜《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2005)、陈希《中国现代诗学范畴》(2009)、孙玉石《中国现代诗学丛论》(2010)、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2012)、许霆《中国现代诗学论稿》(2012)、曹万生《中国现代诗学流变史》(2015)、张小琪等《中国现代诗学导论》(2018)等等，所在多有。在此意义上，中国现代诗学，不仅仅是关于新诗的理论，更是关于现代的(诗学)理论。而关于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之论述，详见李凤亮：《走向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海外华人批评家的启示》，《南方文坛》2010年第5期，第5—8页。提供某种重要的可能性向度，这是毋庸置疑的。饶是如此，我们乐观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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