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承雄 周巧玲
(1.泉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泉州 362000；
2.福建农林大学国际学院，福建福州 350002)
本文的修辞研究指的是对引发态度变化、观点转变、行为决策发生影响的象征符号及其内在机制所进行的系统性研究(1)之所以表述为“修辞研究”而非“修辞学”，原因在于修辞所呈现的跨学科性已逾越学科边界，一方面从事修辞研究的学者不断从其他人文领域引进理论来充实和拓展自身，另一方面，其他人文学科的学者也通过引入修辞理论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学科和学科话题。当前修辞研究更关注于问题的解决、成果的产出和展现以及新视角、新观点的发掘。相关讨论详见：刘亚猛. 当代西方人文学科的范式转换及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模式[J]. 修辞学习，2009(6)：17-22.，主要涵盖修辞批评研究、修辞理论研究、修辞家研究、比较修辞研究和修辞史研究。象征符号是包括语言、话语、文本、声音、图像、视频、超链接等一切蕴含意义的功能型存在。传统修辞研究主要依赖研究者的经验、讨论、冥想和逻辑推理，以哲学思考、归纳演绎、学科交叉方式进行理论建构、文献研究、个案分析、比较研究和历史汇编。传统修辞研究虽有少数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但并未成为主流。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人文学科开始使用语料库进行文本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美国学者Roderick P. Hart使用一款名为DICTION的计算机软件对从杜鲁门至里根的历届美国总统的演讲进行词频分析以阐析其话语风格[1]。1992年Richard Lanham提出了“数字化修辞”概念，修辞学界开始关注数字技术、媒介平台与修辞研究的结合[2]，包括DucoScope、WordNet等致力于修辞分析的语料库工具以及一系列呈现修辞视角、面向数字化对象、应用语料库工具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标志着修辞研究开始进入数字化时代、语料库时代。
语料库是指依据一定研究目的、研究设计和采样标准建立，以电子数据形式呈现的符号集合体[3]。语料是语料库所包含的符号集合。语料库研究是以语料库为研究平台，借助包括采集、清洗、编码、识别、检索、统计、呈现等数据处理技术和相关的数学理论，从特定人文社会学科视角出发，并以该学科理论为支撑，对语料所反映的现象、规律进行描述、解释、概括，从而得到抽象理论认识的过程。基于语料库的修辞研究，又称语料库修辞研究(两者同义，下文根据语境交替使用术语)，是以语料库中的语料作为研究对象或研究素材，并在数据挖掘、数据清洗、数据分析等语料库技术辅助下进行的修辞研究。值得指出的是，基于语料库的修辞研究深化和拓展了修辞研究，实现了从思辨研究、质性研究到质性、量化、思辨研究相结合的转变。与此同时，修辞理论视野对语料库相关的文本挖掘、数据呈现、自然语言处理、多模态建库、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数据存储、数据处理、结果呈现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鉴于语料库和修辞研究尚未达到深度融合，学界对语料库修辞研究的特征、属性、领域、路径、意义认识仍比较模糊，甚至抱质疑态度，本文就语料库与修辞研究结合的可能性及语料库修辞研究的属性、特征、领域、价值、意义、影响展开讨论，冀此文能参与到修辞研究发展、新文科融合的大讨论中。
基于语料库的修辞研究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人文学科的“修辞转向”、计算机技术与人文学科的结合以及语料库研究方法的发展等学术研究语境。语料库与修辞研究在研究内容、理论预设、研究维度上所具有的共同点也是语料库和修辞研究相结合的重要基础。
修辞的观念基础和发展需求是修辞研究和语料库结合的内在动因。修辞滥觞时期对修辞的概念、认知对象、认知功能的界定为 “修辞转向”提供了观念基础。古希腊修辞滥觞时期，普罗塔哥拉“人是世界的尺度”“针对一切事物都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的见解、高吉尔斯的修辞是“产生说服的能工巧匠”的定义，奠定了修辞研究发展的基础观念。此观念基础不断夯实、发展自身，与时俱进，在发挥支撑言论、形成知识、发现事实、分配权力、分辨真伪、构建社群作用的同时，持续开拓研究疆域，丰富研究对象[4]。两次世界大战引发了学界对“科学”与“理性”的质疑，现代社会对于修辞实践的需求促使学界重新着眼于语言和符号本身，修辞理论引发学界关注，并导致人文学科的“修辞转向”[5]。人文学科的“修辞转向”推动修辞研究对象从传统的口语、书面语拓展到视觉、听觉、嗅觉等感官所能涉及的符号形态，研究领域也从公共演讲、美文、书信、布道、翻译拓展到人文艺术、社会科学乃至自然学科[6][7][8][9]，呈现出跨学科、跨领域、多模态的发展态势和研究维度，进而对研究方法、素材范围、研究手段提出更高要求，亟待一个能够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于一身、囊括各类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的出现。在这种研究需求及实证主义、行为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不迟于1949年，语料库方法开始应用于修辞研究[10]。在数据挖掘、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的加持下，语料库研究方法日趋成熟，其包容的语料类型逐渐多样化[11]，容纳语种从单语语料到多语语料及平行语料，包含的符号形态也从单模态文本语料库发展到可容纳声音、图像、视频等多种符号形态的多模态语料库。一系列语料库工具、采样手段、标识技术及相关标准的产生、统计方法的介入，使语料库技术日趋完善与强大，为语料库和修辞研究结合提供了客观技术基础。此时，兼具宏微观视角、兼容多种研究对象的优势使语料库与修辞研究融合成为历史必然。
除了促就两者融合的内在动因、客观基础和历史语境，修辞研究和语料库在研究内容、理论预设、研究维度上的契合也使语料库和修辞研究相结合成为必然。首先，语料库和修辞研究都关注现实世界的“真实”象征符号，其认知基础都是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的[12]。语言是人类最常用、最基本、最典型的象征符号，也是修辞研究和语料库共同关注的对象[13][14]。古典修辞学家西塞罗提倡修辞研究关注 “日常语言”[15]，近代修辞研究开创者坎贝尔认为研究修辞是在“观察、收集和发现”“某一国民默许”状态下其发音和意义相挂钩的符号“表意、派生和结合”的“通用方式”[16]。尼采直言，语言是修辞艺术的产物，不存在所谓的“非修辞的‘天然’语言”[17]。除了传统修辞研究关注的语言研究，当代修辞还将研究对象扩大到通过“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感知的多模态符号[18][19][20]。语料库也强调通过采集、观测现实世界业已存在的语言及其他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进行研究以发现其规律性特征，并发掘符号世界、心智世界、物质世界、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21]。因而，从知识学角度而言，修辞研究和语料库有着共同的认知对象和认知基础。其次，修辞研究与语料库享有共同的理论预设。修辞研究认为人通过象征符号来认识和体验世界，象征符号对人的心智具有影响力并通过影响人的认知、态度、决定来改变社会，引发权力关系变化。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奠基者福柯认为话语具有认知、表述、认同、建构能力，意义符号反映了符号生产者、受众、社会、权力结构等之间的关系。对符号能动性作用的认识使得语料分析具备研究意义并构成了修辞研究和语料库分析的共同理论预设[22][23]。再次，修辞研究和语料库在研究维度上都具有跨学科性。陈望道、张志公、宗廷虎、陆俭明等修辞大家指出，“修辞学是介于多门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涉及到语言学、美学、文学、逻辑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各门类知识[24]，而语料库作为普适性研究方法，在文学、翻译学、语言学、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人文学科领域有广泛应用[25]。概言之，修辞研究和语料库在研究内容、研究领域、研究维度的交叉性、互融性和共同点成为两者联姻的契合点。
(一)语料库修辞研究是一种修辞研究范式
研究范式是指研究共同体从事研究时所采取的所有成员基本认同的研究模型，而研究模型是该研究共同体在共同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下认定并共同遵循的关于研究手段、研究方法、研究标准的“协议”。研究范式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研究方法四个要素，其中本体论、认识论是研究范式的哲学基础和理论预设，方法论是本体论和认识论指引下关于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则是方法论在具体研究中的体现[26]。语料库修辞研究作为一种崭新的研究范式，有其自身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方法。
本体论(ontology)，又译为存在论、是论，是对于“存在”本质的认识[27]。语料库修辞研究认为符号在人的理解和应用中获得生命特征[28]，作为实体(entity)的符号同时具有动态(becoming)与静态(being)两种特性。美国修辞史学者Carol Poster关于古希腊修辞存在论的研究为我们理解语料库修辞研究提供了借鉴。Carol认为动态为说服提供了可能，因为说服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观点、决定上的变化，而静态则为指向提供了稳定性，从而为知识存在和社会事务建议的有效性提供了条件[29]。借由Carol的理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符号具有相对静态和恒定动态属性。符号的相对静态属性为语料库修辞研究的阐释功能提供了可能，而符号的动态特征则为不同时间、空间、文化、流派维度上的修辞比较研究提供了条件。
认识论(epistemology)是关于知识的哲理性研究。从词源上看它由“episteme” (知识)和 “logos”(语言、话语、逻辑)组成，就构词法而言，西方认为认知是通过逻辑推理、话语交流获取知识的过程[30]。古希腊哲辩师高吉尔斯、普罗格拉斯提出语言是人与世界相联系的媒介，人通过符号来表达自己、认识世界、形成知识[31]。现代修辞研究丰碑式学者肯尼斯·伯克认为修辞是所有发现真理的行为中最为核心的认识论实践方式[32]。人作为符号使用者，通过修辞发现知识、形成知识、传播知识和理解知识[33]。我们不难看出，通过符号认识世界本身是一种经验性行为，对世界的认识不仅取决于认识主体对符号的接收，还有赖于认识主体分析、理解、评判、联系符号信息的广度和深度。语料库是大量有意义符号的集合，极大拓展了知识生产者、接受者的经验范围和关联能力，为从宏观和微观角度理解外在世界、发现知识、形成知识提供了新可能。修辞视野、概念、理论为分析、理解符号及符号世界的内外部联系提供了指南。
方法论是指导学科研究的哲学假设和基本原则，解决的是新知识产生的普遍原理或公理问题[34]。语料库修辞研究是经验性、诠释性和探索性的，它通过结合修辞视角，对客观存在的符号进行数据分析、统计，在归纳、演绎的基础上对修辞思想、修辞特征、修辞效应、因果关系、权力关系等进行阐释、论述。就修辞分析而言，语料库修辞研究从象征符号角度入手，在提炼、归纳特定符号个体、符号类型的基础上对语境、受众、修辞者、符号等修辞内外部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推理、分析、阐释。这里的语境既包括历史、文化、社会等宏观要素，也包括具体的事件、地点、时间、符号等微观要素，受众研究包含对目标受众、受众属性、受众反馈等方面的分析，修辞者分析则包括对其修辞动机、修辞目的、属性等方面的理解，符号分析包括符号内容、符号风格、符号载体、符号使用策略等方面的研究。
方法是研究过程中具体化的操作技术、操作手段、操作规范和操作模式，是在方法论指导下进行科学研究并获得研究结果的手段和工具[35]。就研究方法而言，语料库修辞研究是一种借助语料库进行修辞研究的方式。它通过语料库方法收集符号作为研究素材，以语料库相关的数据挖掘、数据标识、数据统计、数据呈现、语义网络、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等计算机技术为辅助，对有意义的符号集合进行修辞研究。不同于以往使用少量文本进行分析的传统研究方法，语料库修辞研究一方面强调在大量语料数据基础上发掘和呈现规律性特征，另一方面也不排斥具体语境中的现象分析。语料库方法既强调通过统计理论支撑下的量化分析，也关注具体符号在语境中的具体表现及质性分析，还重视通过理论视角来阐释语料库呈现的数据结果。从这个意义而言，语料库方法具有描述的充分性和具体性、统计的抽象性和逻辑性、理论的阐释性和生成性兼具的特征，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宏观着眼与微观分析、定性、定量、思辨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二)基于语料库的修辞研究的特征
基于语料库的修辞研究本质上是以语料库应用为技术基础的实证研究，它是语料库技术与修辞研究的有机结合，其特征表现为语料库方法的应用、实证研究与思辨运演并存及修辞的关照。
1.语料库方法的应用
传统修辞研究主要依赖个人的知识经验储备、逻辑推理作为主要研究方法[36]。随着网络文本、纸质文本、多模态资源等研究对象的海量累积，单纯依赖人工手段进行观察、统计令研究者身心俱疲，其研究客观性、真实性也受到质疑[37]。这客观上要求新研究方法的介入以实现研究突破。语料库方法通过数据采集、清洗、检索、匹配、对比、标志、聚类、统计等技术手段，将大量文献、资料电子化并转换为语料库进行统计、分析、呈现，以发现语料所体现的规律、特征及其与话题、媒介、语境、修辞者、受众等修辞要素之间的联系。在数据发掘、人工智能等技术加持下，语料库方法极大丰富了研究者的获取手段、认知范围、分析手段和认知能力，为描绘和阐释修辞现象、揭示修辞本质提供了巨大空间和可能性。
2.量化、质性与思辨的并存
基于语料库的修辞研究呈现出量化研究、质性研究、思辨推演并存的范式，或者说，该研究范式既肯定量化研究方式在标识、呈现、统计、分析上的应用，也重视质性研究方法在描写、编码、归纳、阐释上的作用，同时又注重修辞概念、修辞理论、修辞视角在阐发修辞效应、修辞策略、修辞哲学上的指引作用[38]。语料库修辞研究的量化研究主要指对同时具有统计和研究价值的特定修辞单元进行检索、分析，获取能够表现研究对象特征、规律、内外部关联性的数值，进而得出有意义的结论。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及对语料的初步观察，运用量化研究或质性研究方法，或利用语料处理软件，或编写程序代码，或对语料进行人工质性编码，提取、综合、分析、分类语料数据，描述总结其符号规律、特征、结构，探讨话语主题、修辞目的、修辞风格、修辞结构、目标受众、话语效果等修辞问题，进而阐明其对修辞表达、修辞接受、修辞互动的作用，讨论该修辞对当前受众心智、修辞动势乃至宏观层面上的社会、文化、政治、外交等“大修辞情势”的影响，探索造成该修辞行为、修辞风格、修辞手段、修辞效果的社会、文化、话语、个体因素，探寻修辞概念、修辞理论、修辞手段、修辞风格之间的关联和差异。通常而言，语料库修辞研究不仅关注构成文本特征、韵律特征、视觉特征的基础数据及其复现频率、相互信息值、显著性统计数据等延伸性数据，也关注语料意义、互文语境等修辞本体因素，还重视修辞情势、修辞者、受众等方面的修辞构成因素，以及修辞内外部因素表现出来的特征、规律和相互联系。值得指出的是，鉴于不同的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和研究假设，语料库修辞研究可以是“量化研究+思辨推演” “量化研究+质性分析” “质性分析+思辨推演”或“量化+质性+思辨”等混合研究模式。
3.修辞的关照
修辞对语料库修辞研究的关照主要体现为修辞的蓝图功能、指南作用和素材功用。修辞的蓝图功能是指由修辞(学)史、修辞概念、修辞理论及其应用范例所产生的研究范畴感、研究边界感、科研敏感性在划定研究主题、研究内容、研究方向，拟定研究假设、研究方案、研究框架时所起的规划作用。修辞的指南作用指修辞概念、修辞理论在定义、描述、阐释、概括语料库数据上所起的指引作用。修辞的素材功用是指修辞典籍、修辞著作、修辞作品、修辞案例等修辞理论成果和修辞实践成果作为语料来源时所起到的源泉作用。从这三大功能来看，修辞在语料库修辞研究中起着无微不至的关照作用。因而，修辞的显现是语料库修辞研究的基本特征。值得指出的是，就如伯克所言，“哪里有意义，哪里就有修辞”。修辞与现代诸多人文学科同根同源[39]，本身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多科性、边缘性、综合性、普遍性和普适性特点[40]，语料库修辞研究不可避免地和语料库语言学研究、语料库翻译研究、语料文学研究、语料库话语分析、语料库教学研究等基于语料库的人文学科研究共享研究素材、研究主题，但语料库修辞研究有别于其他语料库研究的特征在于研究中显现的修辞思想、修辞理论、修辞概念和修辞视角。
基于语料库的修辞作品研究、修辞家研究、修辞理论研究、修辞比较研究、修辞史研究和修辞学史研究是语料库修辞研究的主要领域。
(一)基于语料库的修辞作品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修辞作品研究主要体现为语料库辅助下的修辞批评研究。修辞批评研究“着眼改善人类生存状态，以灵动的智慧与戏谑的姿态，审视伯克意义上构成生活的象征系统”，是应用修辞视角、修辞概念、修辞理论，对修辞实践进行审视、分析、考察、评论和预测的一种研究活动[41]。修辞批评研究对象包括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领域所出现的各类符号。语料库修辞批评研究大体可分为修辞主题研究、修辞意义研究、修辞特征研究、修辞手段研究、修辞策略研究、修辞目的研究和修辞效果研究。与文艺批评类似，修辞批评的意义在于揭示社会结构、阐明修辞生产逻辑、促进修辞创造、凸显修辞意义、提升修辞效果[42][43]。
基于语料库的修辞作品主题、意义研究是通过分析象征单元的形式、频率、共现特征及其通过隐喻、借代、引用等修辞手段所产生的意义，以探析修辞作品所反映的主题、特征、意义。修辞单元是指构成意义的某一类象征符号的个体或集合，如词语、词组、颜色、姿势、声音、图像、视频。在文本语料库中，其关键象征符号可以理解为关键词或关键词组。关键词(组)指与参照语料库相比，研究语料库在出现频次(frequency/infrequency)具备统计显著意义的一类词汇或词块。指认高/低频词(组)及其共现词(组)有助于发掘语篇的主题、话题、风格特征、意识形态特征、社会、文化、政治意义[44]。相似地，图像、视觉、音频等多模态象征符号个体或符号集合也有着类似的主题、特征、意义揭示功能。以英国学者Adam Matthews、Ben Kotzee和我国学者鞠玉梅进行的文本语料库修辞作品分析为例，Adam和Ben通过分析所有英国大学TEF(2)TEF(Teaching Excellence Framework)是2017年英国高等教育法案(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ct)颁布后实施的一项旨在评估大学教育质量的项目。所有参与评估的大学均需提交一份15页的申请报告。该申请报告对评审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评审委员会对参评大学进行评级的重要参考标准，因而可以说是以说服为目的的修辞作品。申请材料中的关键词、关键词搭配、语义韵发现：参评胜出院校的报告主题均是围绕就业率、就业前景、学生成就、研究展开的，并预测未来的参评报告将重点围绕就业前景而非社会贡献、个人发展、公平公正等话题展开[45]；
鞠玉梅借助伯克的“辞屏”概念和相关理论，对《经济学人》的主题、关键词、互文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经济学人》有关中非关系的报道话语反映了报道者意识形态中的关于中非往来的主观现实，其通过话语修辞所形成的互相交织的辞屏形成了一定的辞屏效应，构成干扰受众对中非关系的正确判断、影响受众态度和行为的修辞行为和修辞目的[46]。
基于语料库的修辞特征、修辞技巧、修辞策略、修辞效果研究是指根据研究目的，应用语料库方法，分析、归纳象征符号所呈现的结构布局、修辞手法、语言特征、语境互动等修辞属性特征，阐述其反映的诸如话题选择、说服手段诉诸、修辞预设、举证转移、偷换概念、伪逻辑、两极对立、价值设定、价值阶设定、修辞认同等在内的修辞策略，进而阐述、探讨、分析该修辞特征、修辞技巧、修辞策略对于受众、即时情景以及宏观深远层次上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情势、权力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作用、效果。就视觉语料而言，其修辞特征可以是包括颜色花纹、样式搭配、明暗对比、平面表现、空间表现、材质表现、动作表情等视觉特征，音频语料的修辞特征可以是音色、音调、音量、语速、停顿、音质、韵律等声学表现特征[47]，文本语料修辞特征则包括词汇密度、词汇选择、词汇丰富度、平均句长、句式结构、修辞结构、辞格、句法、高频词、分类词、互文性等文本特征。修辞作品通过修辞特征令受众将自身的经验、经历、认知、体验、想象和特定的语义概念、情感体验、现象情景、价值阶、身份属性、权力关系、修辞目的、文化意义、人际意义、社会意义、审美意义相联结，从而起到影响受众情绪、观念、决策，改变社会、文化、政治情势的修辞效应[48]。语料库修辞特征研究通过计算机自动编码或人工标注的方式，探索修辞作品的修辞特征。语料库修辞批评还可以通过对引发受众情感、心理状态变化的词频、词向量等语言数据、语言特征进行研究，或结合眼动、脑电波、核磁共振等实验手段，或采用问卷、访谈、田野调查等实证方法，或结合个案分析，探索修辞特征对特定受众、修辞情景、社会文化等外部世界起到的修辞效应。例如，刘美君、杨佳铭以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陶瓷陈列品描述文本为语料，通过关键词检索和隐喻标识，揭示了陶瓷描述文本“使用自然实体”“人体隐喻”和较多使用“整体代替部分”的三个隐喻、转喻使用特征，提高了陶瓷产品的文化载体意义[49]；
Jing Ge 和 Ulrike Gretzel对新浪微博200位营销大V发布的600条微博进行数据分析发现，在社交媒体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所发布的表情符号具有复杂性和策略性特征，发挥了多种说服效果及交际功能[50]；
Fabian C. Moss等学者对曲集Choro Songbook中的295首歌曲进行量化风格分析，揭示了咻乐在和声和形式上与传统卡农的区别[51]。
(二)基于语料库的修辞理论研究
修辞理论是对修辞实践活动具有描述性、分析性、思辨性、反思性、揭示性、生产性功能，融修辞批评、修辞预测、修辞伦理、修辞哲学为一体的一种特殊话语体裁[52]。基于语料库的修辞理论研究主要关注修辞理论的阐释梳理、证实证伪与发掘开拓。
语料库修辞理论研究对修辞理论的梳理是通过分析修辞理论相关语料以探究修辞理论的内在蕴寓、指向、要素及应用场景。通过语料库分析手段，对论述、阐释、应用修辞理论的论著进行关键词、高频词检索，分析其词汇共现、语义韵、Z值统计等语言特征，发现修辞理论的基本内容、关键概念、概念所指、关联学科、关联概念，乃至该理论应用于修辞批评时所使用的文体类型、符号形式及所采取的立场、伦理、价值取向。通过语料库“远读”和“细读”相结合的审视方式，可以深入了解修辞理论的理论内容、概念内涵、学科关联、演进过程、应用价值、理论局限，探究该修辞理论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关联关系，阐明修辞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意义、作用[53]。
语料库提供的大量语料集合也为修辞理论的证实、证伪和开拓发明提供了可能性。修辞理论自其诞生就基于经验主义，无论是哲辩师要求学生背诵模仿名篇还是亚里士多德对受众特征的观察都可以看出经验主义对修辞学习、修辞实践、修辞理论发明的影响。现代修辞学代表人物坎贝尔、Richard Whately更是将修辞研究经验主义发挥到新的高度[54]。得力于编码、检索、统计、视觉化等数学原理和计算机技术所带来的直观化呈现方式，语料库所提供的经验材料为修辞的整体观察、集中观察、因果推导、逻辑推断、概念抽象、框架建构、理论形成等修辞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为修辞理论的证实/证伪、补充、拓展、发明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值得指出的是，从某种角度而言，利用语料库进行的修辞批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对修辞理论进行证实、证伪的过程。例如，Kieran O’Halloran利用英国《卫报》关于《新无神论》(“The New Atheism”)的在线文章及后附评论建立语料库，析出关键词并进一步“电子化解构”(Electronic deconstruction)其修辞结构，以验证Sperber关于受众能够自主分析修辞作品一致性、权威性的“逻辑-修辞模组”(logico-rhetorical module)假设[55]。又如，Zoltan P. Majdik以议会两大党派有关气候变化的论辩为示例语料，提出使用计算机手段历时性追踪特定修辞表达方式的流行度来评估该修辞实践或修辞表达的有效性，此研究范式为大文本空间内评估修辞实践效果提供了概念化框架[56]，是语料库修辞研究进行理论发明的一个案例。
(三)基于语料库的修辞家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修辞家研究是指使用语料库研究方式，以创作主体或修辞家为研究对象进行的修辞批评研究和修辞理论研究。这里的修辞家既可以是在诸如演讲、论辩、写作、翻译、诗学、政治、商业、文化、艺术、教育、传媒等修辞实践领域具有卓杰表现的人物，也可以是在提出、阐释修辞理论工作中作出重要贡献的理论家、思想家。语料库修辞家研究的研究对象既可以是修辞家个体，也可以是同一时期、流派、地域、性别、民族、文化范畴内的修辞家群体；
研究内容包括修辞学家或修辞学家群体的修辞特征(风格)、修辞技巧、修辞策略选用或修辞理念、修辞理论，或者是由这些研究延伸出来的流派归类、发展溯源、作者推定等研究工作，也可以是考察该修辞家(群体)作为施动者或受动者与其他修辞家、修辞流派、修辞体裁、修辞情势的互动关系。由于修辞家(群体)在创作理念、创作思想、创作风格上有着其有别于其他作者/流派的特征，而包括文字在内的象征符号具有反映修辞家思想和外部世界的功能，因而通过语料库技术对关键词、索引、搭配等符号在内容、样式、结构等方面的规律性特征进行提取、归纳、对比，必要时根据研究目的结合修辞家的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经济、身份、性别、年龄、经历、思想等各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考察，进而可以总结出该修辞家(群体)的修辞思想、修辞理念和修辞风格，阐释其风格形成动因，或推断出作品所属的流派、作者。例如，Brian Vickers通过对1602 年戏剧TheSpanishTragedy的增订版剧本和1580年至1642年400多部戏剧剧本和《假面具》剧本进行逐字对比后发现，该剧本有一百多处独特搭配与莎士比亚的诗歌戏剧相匹配，从而证实该剧本是莎士比亚的作品[57]；
Phil Graham和Briony Luttrell运用伯克的认同修辞理论和Jay Lemke的社会语义学理论，以披头士乐队的乐曲Eleanor Rigby为参照框架，以滚石公司2012年出版的“500 Greatest Albums of All Time” 的流行音乐为语料，分析了其中6824个音轨，认为以Eleanor Rigby为先导的音乐范式为后世的流行音乐或摇滚音乐树立了典范，反映了当代音乐与经典音乐的文化对抗，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盛行的反文化力量在修辞和政治上的表现[58]；
陈婵对爱丽丝·门罗小说中的特定长度的词簇进行分析后发现了该小说家在运用词簇上的风格特征、写作手法和写作目的[59]。
(四)基于语料库的修辞比较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比较修辞研究是对具有可比性的修辞作品、修辞实践者、修辞思想家在修辞主题、修辞特征、修辞技巧、修辞策略、修辞效果、修辞思想等层面进行对比或类比研究。语料库修辞对比研究是在语料库修辞批评研究、修辞理论研究、修辞家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复合研究。在进行语料库比较研究时，往往在机器标注或人工标注的基础上进行对比、类比研究。语料库修辞比较研究的研究对象可以是不同时期、流派、性别、国别、民族、文化背景、教育背景、政治党派的修辞实践者、修辞理论家或其作品，也可以是同一(类)修辞作品、修辞实践、修辞理论在不同语言、文化、时期、语境下的差异研究[60]。修辞比较不仅描写语料表现形式差异，还阐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思想、政治、权力关系、思维模式等语外因素，探究造成修辞现象或修辞思想差异的深层次原因[61]。值得指出的是，修辞比较研究可以从单层面进行，也可以多切入点、多维度进行[62]。例如，刘新芳、王云对同种体裁文本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进行了研究，分别对英汉博士中的“身份”参数和“权威”参数进行标注和对比，分析两种文化背景下的博士致谢论文在应用逻辑诉诸和修辞人格诉诸两种说服手段上的差异[63][64]。又如，游晓晔通过对20世纪不同时期中国大陆出版的学生作文习作及写作教材的主题进行归类、分析、描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跨时间维度的修辞比对研究，探究学生习作主题发生变化的文化、政治原因[65]。再如，Arnaud Vincent以宗教修辞为切入点，对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1952至2008年不同类型普选竞选演讲的关键词、索引、圣经特定词多词序列进行比较分析，揭示美国两大政治党派的宗教修辞差异[66]。
(五)基于语料库的修辞史研究与修辞学史研究
修辞史是指按照修辞实践类型，从时间维度出发，对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修辞现象、修辞实践者进行描述和评论，阐明其修辞特征、流变过程及动因后果。而修辞学史则是从历史维度对修辞学理论、概念、方法及相关贡献者进行述评，以描绘修辞思想的萌芽、发展和成熟历程，并结合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乃至贡献者个人因素，阐释修辞思想的缘起、演化、特征及优劣之处[67]。修辞史和修辞学史可以分别看作是特定历史观维度下对修辞实践和修辞理论的概括和总结，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修辞作品、修辞理论、修辞家研究、修辞比较研究的梳理、钩沉、阐发和综合[68]。从研究对象而言，特定时期、体裁、题材、流派、修辞家的修辞实践作品、修辞理论著作都可以成为语料库修辞史或语料库修辞学史的语料来源或研究素材。从研究内容而言，修辞史和修辞学史研究可以是修辞实践研究、修辞理论研究、修辞学家研究、修辞比较研究的有机串联，也可以是在较为统一的研究方法、研究维度下，对某一时期、范围、类型的修辞实践、修辞代表人物、修辞思想进行的综述。
基于语料库的修辞研究为修辞研究和语料库双方带来了变革、挑战和机遇。
(一)语料库修辞研究为语料库方法和修辞研究的发展带来变革
一方面，语料库修辞学改变了传统修辞研究以思辨研究、定性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为修辞研究引入了新的定量研究方法，实现了修辞研究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乃至混合研究的转变。在此范式转变过程中，语料库技术提供的修辞要素提取功能、数理统计功能、可视化呈现功能，为修辞研究推理归纳、发现联系、总结规律提供了便利的分析手段、多样化的观察方法和多维化、多层次的分析视角，更为修辞研究成果提供了客观的事实依据和可靠的数据依据，使修辞研究的过程和结论具备更高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另一方面，修辞研究为语料库方法应用增加了新的语料素材、标识维度和理论视角。修辞研究的跨学科、跨模态、跨类型所体现出来的普适性为语料收集拓展了视角，为新类型的语料导入提供了素材来源和理论依据。修辞领域对特定修辞现象、修辞要素的关注以及相关研究维度、研究成果也对语料标识提供了启迪，引进了新的标识维度。除此以外，修辞理论、概念、术语还为解释语料现象提供了理论维度及相应的阐释力。
(二)语料库修辞研究为语料库方法和修辞研究带来了挑战
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语料库修辞研究对修辞研究者的研究方法、研究模式、研究思路、研究理念提出了挑战。语料库改变了传统修辞研究以感悟思辨或单纯定性研究为主的研究方式，聚合了语料分析、统计、呈现等多种崭新的研究步骤，对原有研究模式造成了冲击，需要修辞研究者具备相应的语料库知识、统计知识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转变思路，创新研究理念，将修辞理论、概念、视角和语料库技术结合，发现恰当的修辞单位并进行关联分析或量化统计。此研究范式的转变对于之前通过阅读、推理、冥想为主要基础的传统修辞研究模式无异于是一种革新和挑战，要求研究者转换研究理念，改变研究思路，更新研究方法，改进研究方式。换言之，只有在研究视角、理论观念、方法手段上进行深度融合，才能推动语料库修辞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另一个方面，作为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修辞研究也对语料库技术在语料收集、标识、统计方面发起了挑战。由于修辞面对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系统，具有普遍包容性，因此语料库修辞研究关注的不仅是语言、文字，还关注其他形态的意义符号，这极大地扩展了语料库的采集范围和采集对象，提高了采集难度。同时，语料库修辞研究还要求语料库技术能够根据研究需求，将相应模态语料转化为便于标识、分析、关联、统计、呈现的数据对象，并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计算机技术的辅助下，尽可能地实现语料库操作自动化，以便于研究者将精力集中于更为重要的研究设计、数据阐释、结果讨论上。这对语料库的采集、编码、标注、检索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要求语料库提升相关技术的效率、可靠性和准确性，迫使语料库改进算法，制定相关标准、开发相应软件、更新有关技术。语料库技术能否贴合修辞研究目的将决定语料库修辞研究的推进深度。
(三)语料库修辞研究为语料库方法和修辞研究带来了机遇
如果说，任何学科发展都离不开研究方法的有力支撑，学科专门研究方法的建立和基本研究模式的形成是学科发展成熟的标志[69]，那么语料库方法在修辞研究的应用无疑是修辞复兴的重要契机。修辞研究长期边缘化的困境有着其内外部因素[70]，与修辞研究学科大生态中长期踞守一方水土[71]，忽略“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关系认识不无关系[72]。语料库使修辞研究重新审视自身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范式，再次关注实证研究在修辞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促进修辞研究变革研究观念，融入数字人文大潮，加强学科交叉和学科合作，从知识生产型部门转变为兼具知识生产、实践指导和成果产出功能的真正意义上的“大修辞”学科。
修辞研究借力语料库技术的同时也反哺语料库发展。首先，修辞研究使语料库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开拓了新的疆土，修辞研究对象“无所不包”的特性以及学科研究的“修辞转向”使语料库范式进入修辞研究范畴后得以在人文社会各个领域开疆拓土。其次，修辞研究对语料库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修辞研究对采样范围、研究内容、语料发掘提供了生产性建议，促使语料库技术不断发展自身以符合修辞研究的需求[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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