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瀚龙
（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12；
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102）
在中国南方的钱塘江流域，存在着一支距今为10 000～8 500年的考古学文化。2006年召开的中国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上，正式将其命名为上山文化[1]。它的发现，缘起于2000年秋发现的浙江省浦江县上山遗址，随后于2001年、2004年、2005—2006年、2007—2008年、2016年 分 别 进 行 了5次考古发掘[2]①报告中说明了前4次发掘的经过，2016年因配合上山遗址考古公园建设进行了小面积的第5次发掘。，一支以大口盆、平底盘、双耳罐，磨盘和磨石、石球、穿孔石器、打制石器为代表的特征鲜明、内涵独特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出现于世人眼前（图1）。
图1 上山文化典型陶器组合（来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经过20多年的考古工作，目前已发现21处上山文化遗址，典型遗址有浦江上山、嵊州小黄山、龙游荷花山、义乌桥头、仙居下汤和永康湖西。它们的分布范围以金衢盆地为中心，并扩散至曹娥江流域、灵江流域和浙东近海岸地带，呈现出小范围、小盆地、小流域的集中聚合特征，“上山文化遗址群”作为一个整体在概念和内涵上得以丰富和充实。
上山文化有何特殊内涵和价值呢？本文从以下5个层面进行概括。
第一，从文化史的角度，上山文化是目前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是钱塘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之源，上山—跨湖桥—河姆渡的文化序列构建了区域文化史的基本框架和结构，距今10 000年以来的文化发展路径非常明确，上山文化是重要起点。
第二，从农业史的角度，上山文化是目前世界上年代最早的稻作农业起源地，不仅遗址群内普遍发现了具有驯化特征的炭化稻米、小穗轴和植硅体遗存，而且在出土的夹炭陶片的陶胎中发现了大量的稻壳、稻秆和稻叶作为羼合料，石磨盘和磨石的重度使用、以石片石器为代表的收割工具均表明上山文化先民存在一整套耕种、利用、加工、食用驯化水稻的完整证据链。
第三，从定居史的角度，上山文化是目前长江下游地区出现最早的农业定居社会，不仅遗址群内的各处遗址文化堆积连续深厚，而且房址、灰坑、器物坑（堆）、墓葬、石器制造场、红烧土广场等遗迹丰富，聚落特征清晰、结构完整，特别是小黄山、桥头、下汤、湖西遗址都发现了明确的环壕迹象，显露了上山文化先民走出洞穴后稳定的定居状态和对生活聚落的整体性规划和空间利用能力。
第四，从技术史的角度，上山文化的陶器制作工艺领先于同时期中国南北方其他地区的文化和人群，器型规整、造型美观、技术精湛，夹炭陶、红衣陶尤其是彩陶技术开启了中国东南地区的区域传统；
石器工艺延续了中国南方砾石石器的技术传统，但也兼具石片石器技术，新出现了磨制石器，不同石制品体现了多元化的技术风格。
第五，从精神信仰史的角度，上山文化目前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彩陶，其中的太阳纹、数卦纹等表达了上山先民独特的精神信仰和思想观念（图2），器物坑（堆）和红烧土广场体现了上山先民的祭祀活动和宴飨行为（图3），发酵类酒精饮品的出现和粮食的剩余加工能力体现了以原始稻作农业为基础的精神信仰和思想体系。
图2 上山文化太阳纹彩陶及典型彩陶纹饰（来源：文献[3]）
图3 上山文化器物坑（来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自20世纪以来，考古学一直致力于三大世界性课题的研究，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甚至用“革命”来形容农业起源的重要意义②1928年，柴尔德 (Gordon V .Childe)在《远古的东方》(The Most Ancient East)一书中首次指出了农作物的出现和动物的养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革命。在此书的1954版中，柴尔德进一步阐述了“农业革命”学说：“食物的生产，即有意地培育植物食品—尤其是谷类植物, 以及驯化、养殖和选择动物，是一场经济革命，是人类学会用火之后的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参见：张良仁.农业和文明起源[J].考古,2011,57(5):61-66.。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农业起源主要发生在东亚、西亚、北非和中美洲地区，分别出现了以水稻和粟、黍，小麦和大麦，高粱和珍珠粟以及玉米为代表的驯化作物，而中国是目前最早的稻作和粟（黍）作农业起源地，这个结论已经成为国内外学界的基本共识。历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及研究成果表明，稻作农业起源于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栽培稻的驯化和耕作行为的出现可以追溯至距今10 000年前后，这与世界上其他几个农业起源中心区的起始时间相一致[4]，特别是近年来关于上山文化稻作遗存以及与之相关的农业经济行为不断刷新着我们对稻作起源进程的认知。
首先，上山文化普遍发现了具有驯化特征的原始栽培稻证据，包括炭化稻米、小穗轴和水稻植硅体。最早是在浦江上山遗址，浮选出了上山文化时期的2粒炭化稻米，年代距今10 000年前后，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层位最清晰的炭化稻米，为探讨栽培稻的驯化过程和稻作农业的形成过程提供了珍贵的考古实物资料和重要的研究依据[5]。同时开展的对稻颖壳尺寸、小穗轴以及硅酸体形态的观察表明，上山遗址既有野生稻资源，又出现了一种类似于粳稻的原始栽培稻[6]，而且具有驯化特征的水稻扇形植硅体比例在上山文化长时段的发展中不断上升[7]。后续开展的对永康湖西遗址出土稻作遗存，特别是对小穗轴基盘形态的观察表明：当时的水稻栽培已历经野生稻生产的栽培初级阶段，进入了系统栽培阶段，并出现了亚种落粒性的分化[8]，即对具有栽培特征的粳稻持续强化利用。近几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义乌桥头、仙居下汤遗址，不仅浮选出数量丰富的炭化栽培稻米，而且具有驯化特征的稻属小穗轴比例普遍较高，意味着水稻的驯化过程可能在距今9 000年左右的上山文化中期接近完成（图4～图6）。
图4 上山文化浮选出土的炭化稻米（来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图5 上山文化具有驯化特征的扇形和双峰型水稻植硅体（来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图6 上山文化出土的水稻小穗轴（湖西遗址）（来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其次，上山文化普遍发现了与水稻耕作、收割、加工、利用相关的完整证据链。在稻作起源研究中，耕作是一个特定概念，专指人类为了有利于植物的生长而采取的各种各样的行为，耕作行为的出现是栽培稻驯化的前提，也是稻作农业形成的先决条件，据此可以将耕作行为的出现看作是稻作农业的起始阶段（或称之为稻作农业的孕育阶段）[4]，形成于距今10 000年前的上山文化正是这一起始阶段的开创者与先行者。研究者不仅发现了与原始栽培稻相关的实物证据，还发现了与稻作相关的生产、加工和消费的行为证据。这既包括以石片石器为代表的收割工具（类似石刀和石镰）[9]、以磨盘和磨石为代表的研磨加工工具[10]，还包括陶器胎土中羼合有大量未脱壳的稻粒、脱粒后的稻壳以及稻秆、稻叶。这些羼合料证据表明：上山文化可能已经出现了脱壳、舂米、干燥、储藏等一系列稻米加工技术和处理方法，水稻作为粮食之外的“物用”价值也得以充分发挥，特别是最新在义乌桥头的陶器中发现了以水稻、薏苡和块茎类植物为原料的酒精发酵饮品[11]，充分体现了当时的先民对于水稻属性的全面认识和加工转换能力，这些水稻的利用事实比年代更早的洞穴遗址（如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更具有认知、行为、精神层面的飞跃性（图7）。
图7 上山文化陶胎羼合料中的稻壳印痕及炭化稻谷（来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再次，上山文化普遍发现了具有较为复杂形态的定居村落和较为稳定结构的生活居住空间，是人类从洞穴走向旷野、实现农业定居的“中华远古第一村”（严文明先生题词）。上山文化处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同时也处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完成阶段，对这个时期的研究，在考古学上有专门的概念—“新石器革命”，即研究人类历史上的农业起源和定居的出现，以及制陶术、磨制石器的产生，这是柴尔德根据西亚地区的考古材料提出的理论。在东亚地区，上山文化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已经出现村落定居的农业社会，而且与稻作起源、制陶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在时间和进程上保持一致，这有别于西亚地区定居先于农业、农业先于制陶的特点。也就是说，在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过程中，上山文化代表了一种新的农业起源和定居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上山文化独特性和创新性的表现，也是超出同时代文化的进步性的表现[12]。在浦江上山、嵊州小黄山、龙游荷花山、义乌桥头、仙居下汤、永康湖西等遗址中，考古人员普遍发现了文化堆积丰厚、延续时间长久、人工挖设壕沟且具有明显功能分区的聚落结构，这些正是上山文化先民对生活环境的改造能力、对空间资源的规划能力、对土地权属的支配能力的充分体现，同时也表达了他们从事农业经济活动和稳定定居生活的选择和坚持（图8）。
图8 上山文化发现的墓葬—小黄山遗址（来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上山文化所在的钱塘江流域率先在长江下游地区和中国东南沿海开启了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和文明化进程，由此诞生了以稻作生产为主导的生业模式，农业、定居与早期陶器在上山文化的初始阶段就已经高度融合，三者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并随着上山文化的持续发展而同时进步。可以说，上山文化拉开了中国南方早期农业社会的序幕，长江下游地区稻作农业的持续发展和日渐成熟对中国南方稻作文明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长江下游地区的农业经济属于典型的古代中国南方稻作农业传统，水稻是新石器时代农业生产中的唯一农作物品种[13]。上山文化所在的钱塘江流域是目前最早的稻作农业起源地，上山文化开启的稻作农耕文化传统，在它之后的跨湖桥文化、河姆渡-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中得以持续发展并达到新石器时代的顶峰。
尽管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水稻的驯化率与上山文化相比并未呈现出持续上升的关联性，在食物资源利用和生业模式选择上，也表现出更为多元的特征，但稻作在农业经济中所占据的唯一性和主导性是基本未变的，这一生业传统一直延续到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的传统和稻作农业的精神根植于上山文化，与长江中游地区、淮河地区、汉水流域和黄河下游地区最终所呈现的“粟稻混作”的农业模式有着根本区别。
具体而言，距今约8 000年的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1 000多粒稻谷、稻米、稻壳，还有十分丰富的稻植硅体遗存，水稻驯化特征持续增强[14]。距今约7 000年的桐乡罗家角遗址[15]、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炭化稻米和稻谷、稻叶、稻秆堆积层，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了陶釜内壁烧结成块的“锅巴”残余以及194件骨耜农具[16]，特别是最近在余姚施岙遗址大面积水稻田的发掘，可以判定河姆渡文化时期已经具备了比较成熟的稻作农业体系，水稻已经成为经济生产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③施岙遗址古稻田发现了目前世界上保存面积最大、年代最早、文化系列最完整、证据最充分的稻作农耕遗迹。钻探调查发现，发掘区周围古稻田总面积达90 万m2左右。参见：王永磊等.独木古舟 阡陌纵横:浙江余姚施岙遗址发现古稻田展现史前稻作风貌[N].中国文物报,2022-04-22(007).（图9）。
图9 河姆渡文化时期施岙遗址水稻田（来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与河姆渡文化同时期的马家浜文化也不例外，对于稻作农业的选择和坚持同样坚定。在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距今7 000～5 500年的连续文化堆积中发现了上千粒炭化栽培稻遗存[17]，在苏州草鞋山遗址发现了44块小块稻田以及水井、水口等灌溉设施[18]，在昆山绰墩遗址发现了64块水稻田及灌溉设施，并从编号S27的稻田中浮选出200多粒栽培稻，稻田的发现是稻作农业生产的最直接证据[19]。
距今5 3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并在整个环太湖地区全面铺开，良渚文化不仅是稻作农业社会最终建立的标志，也是中华文明起始的象征。特别是在杭州良渚古城遗址，稻作生产支撑起了整个王国的经济基础，在莫角山宫殿东坡发现了约8.16亿粒炭化稻米（图10（a）），合计约1.2万kg；
在池中寺遗址发现的“皇家”粮仓，出土了约20万kg的炭化稻谷[20]（图10（b））。尽管目前尚未在古城内部发现大面积的水稻田遗迹，但在距离不远的临平茅山遗址发现了良渚文化晚期的“井”字形水稻田和田埂，经过测算，茅山水稻田的平均产量可达141kg/亩（1亩≈666.67 m2）[21]，有理由推测在古城之外很可能存在多个水稻生产和粮食供给中心（图11）。
图10 良渚古城出土炭化稻米及稻谷堆积层（来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图11 良渚文化晚期茅山遗址水稻田（来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综上，从长江下游区域文明出现和形成过程的角度，稻作农业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列举上述事实并非单线式地梳理稻作农业在长江下游的发展过程，也并非论述上山文化稻作起源的唯一性，只是试图说明：稻作农业模式的最早源头是钱塘江流域的上山文化，且由此所形成的区域经济的稳定结构也为上山文化奠定了基础。
而长江下游在与长江中游、淮河流域等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由此构筑起中国南方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基础和历史格局；
同时“稻作北传”的过程，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从经济生产和物质基础的角度联系得更加紧密，实际上延伸了“稻作文化”的广度和深度，并在史前中国的文明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上山文化正好是这个稻作之源的起点，稻作则正好是这个文明之源的根基。
上山文化不论是作为世界最早的稻作农业起源地在“新石器革命”这个关键历史进程中，还是在奠定中国南方稻作文明的物质基础以及推动与中国北方粟（黍）作文明的交流互动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地位。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来讨论和研究，它的重要价值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目前已经发现的上山文化21处遗址，集中分布在以金衢盆地为中心的钱塘江流域，并扩散至曹娥江、灵江以及浙东近海地带，是一个高度统一的有机整体，不仅在年代上有早晚和演变关系，而且在空间上显示出从山地走向海洋的历史趋势和迁徙路线。其中浦江上山、嵊州小黄山、龙游荷花山、义乌桥头、仙居下汤、永康湖西遗址代表了上山文化不同时期的区域中心，它们作为较大型的中心遗址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辐射和影响着周边的小型遗址和人群，这充分显示了上山文化时期已经具备初步复杂的聚落等级、社会形态、管理体制和社群网络，各遗址在文化风格统一之下又具有典型性和特殊性，在价值内涵上又能相互补充和相互印证，共同构成了上山文化独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内涵：一种集稻作生产、聚落定居、陶石器加工、纪念性仪式、彩陶与原始自然崇拜等于一体的并具有变革性和里程碑意义的初级农业社会。
其次，上山文化处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关键阶段，它开创了以栽培、利用水稻为新特征的食物生产和生业模式，人类由此开始从单纯的采食经济转变为稻作经济，并在持续的发展过程中强化这一模式，最终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对水稻的驯化，创造了在低湿地环境中对农作物的培育，显现了对自然环境和植物习性的认知能力和改造能力，这一过程比西亚地区麦类作物长达1 000多年的驯化过程要更为快速和明显。
同时，与稻作农业相伴生的定居行为表现出较为成熟的形态，上山文化发现了环壕聚落、房屋建筑、墓葬与器物祭祀坑、石器制造场、仪式广场等，这与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早期目前发现的较为简单的旷野型遗址和岭南地区普遍流行的洞穴、岩厦遗址不同，体现了上山先民较为稳定的定居状态和对生活居住区的整体规划和空间利用能力。与定居相适应的早期陶石器技术，也体现了与稻作生产方式的密切联系，磨石、磨棒作为脱壳研磨工具，石片石器作为收割工具都与水稻的加工食用有关，陶器胎土中大量使用稻壳、稻秆和稻叶作为羼合料，陶器中发现植物发酵的酿酒证据以及装饰于陶器表面的彩陶图像，都从不同方面表现了对水稻的综合利用以及建立在稻作农业基础之上的精神信仰和思想体系。
最后，上山文化所孕育的稻作文化和稻作文明模式具有世界史和全球史的典范意义。以上山文化为最早源头的稻作经济不仅为中国南方稻作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在与中国北方粟作文明的交流互动中共同缔造了古老悠久的中华文明。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和历史进程来看，稻作起源和传播的意义深远影响了整个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岛群[22]。毫不夸张地说，这条稻米之路和农业扩散之路描绘了人类早期全球化历史的生动图景。
然而，现有的《世界遗产名录》中直接涉及农业起源和农业化进程关键时期的重要遗址只有3处：非洲加蓬的洛佩·奥坎达生态系统与文化遗迹景观；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库克早期农业遗址；
墨西哥瓦哈卡州中央谷地的亚古尔与米特拉史前洞穴，它们分别与芋头、薯蓣（山药）、芭蕉；
香蕉、芋头、番薯；
玉米、南瓜、葫芦、豆类的栽培有关。水稻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粮食资源，关于其起源地的遗产价值更为重大。
上山文化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稻作农业起源地，年代早、规模大、发展程度高，为钱塘江和太湖流域文明的形成发展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基因和物质基础，由此塑造的稻作农业传统完整清晰地展现了人类对于低湿地环境的开发利用和适应生存能力，也全方位、全要素地展示了人类从狩猎采集走向农业定居的发展模式，体现了与其他主要农业起源地的差异性特征。毫不夸张地说，稻作的出现和成熟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稻作农业圈和文化圈的形成和扩散具有决定性意义。上山文化作为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重要起点，理应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为世人所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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