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丽姗
早在晚清时，第一人称这种限制性的叙事手法便已在我国小说家的创作中得到运用。相比于传统的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它的作用是使人物的形象更为真实可信，能揭示出一种更真实的生活体验。鲁迅对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的运用相当纯熟，在其小说中，“我”作为次要人物，常常起到一种叙说故事、串联线索的作用。小说主人公的种种人生经历与悲惨遭遇都通过“我”的观察一一展现出来。在中学教材收录的两篇小说《孔乙己》和《祝福》中，“我”都起着这种旁觀者与叙述人的作用。但“我”又是一个独立的人物形象，由于身份地位的不同，两篇小说中的“我”也有着不同的个性与特征。
在《孔乙己》中，“我”是一个在酒店里温酒的十几岁的少年。“我”与孔乙己有交集的生活环境仅限于咸亨酒店一处。《祝福》里的“我”是知识分子“新派人物”——即新文化运动中所谓的“启蒙者”，与祥林嫂共同的生活环境是鲁镇。这样不同身份的两个“我”自然有着不一样的思维方式与观察视角，也有着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但在鲁迅笔下，我们可以读出两个“我”与主人公之间都有一层可悲的精神隔膜。尽管“我”对主人公报以同情的态度，但“我”始终无法理解主人公苦痛的内心。作为主人公唯一倾诉者的“我”，却以自私或圆滑的言行给了主人公更大的失望，也加速了他们精神的崩溃与死亡。
本文抓住“我”与小说主人公间的互动关系，从“我”的观察态度，“我”的“施救”行为以及主人公在“我”心中的地位等三个方面切入，比较分析两篇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对小说主题表现的重要作用。不同的两个“我”在凸显人与人之间精神隔膜方面有着相似的作用，而鲁迅又在这两个独立的“我”身上寄托了一番同情与劝谕的苦心。
一、看客与觉醒者
在两篇小说里，“我”都是作为一位旁观者与叙述者起到一种贯穿全文的线索人物的作用。但通过分析两个“我”对于主人公态度的一些差别，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这两个“我”的定位的不同。《孔乙己》里的“我”与孔乙己接触时是个十多岁的少年，在掌柜眼中“样子太傻”，又不懂得暗中羼水作假，只能整日无聊地在柜台做些温酒的工作。这样的“我”是个不懂世故且没有多少独立见解的人。因为“我”的工作“单调、无聊”，掌柜又凶，所以，孔乙己的存在对于“我”而言就是一种心情的调节剂，“我”是抱着一种看客的心态，用看一个丑角表演的态度观看孔乙己。《祝福》中的“我”是出过门，见识多的新派知识分子。对于祥林嫂，“我”认为她是“百无聊赖”的，是“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
“我”试图去体会祥林嫂的人生，也对她有着同情与一定的理解，能够看到世人眼光的麻木与祥林嫂的悲惨，可见“我”是一个有一定程度的精神觉悟的人。
两位观察叙述者的不同特点还可以从他们与众人的关系中找到。与孔乙己一起喝酒的都是些“短衣帮”，作为与短衣帮一起“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自然处于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境地。因此，酒客与老板都把孔乙己作为取笑的对象，他的寒酸、迂腐和“难懂”是众人的谈资笑料。“我”也很期待这种“快活的空气”，在众人哄笑的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
众人在酒店里是麻木的看客，而“我”的附和的态度正说明了“我”也是一个盲目从众的麻木的看客。在《祝福》里，对于四叔的守旧，“我”觉得“话不投机”，对于众人把有着不幸遭遇的祥林嫂作为“玩物”，把她的悲哀咀嚼成渣滓最后唾弃的行为，“我”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
同样是主人公故事的讲述者，两个“我”却代表着看客与知识分子这两种不同身份与思想的人对待命运悲惨且受封建思想毒害者的态度。麻木的看客与抱以同情的觉醒者在旁观中展现着主人公悲剧的遭遇，而两个“我”与主人公的直接交流却加速了他们精神的崩溃与生命的终结。
二、厌烦与回避
当主人公遭到身边人的讥讽、鄙弃的时候，“我”似乎成了其唯一可以诉说与解惑的对象。这时候的“我”，就从主人公人生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
主人公之所以寻求“我”的“拯救”，是因“我”的身份的特殊性。《孔乙己》里“我”是十几岁的少年，孔乙己便理所当然地认为，大人既对他存着讥讽的态度，孩子总会保持纯真，不会对他存太多偏见，他也正好可以过一把“好为人师”的瘾。这从他“显出极高兴的样子”便可看出他内心对于能教“我”识字的极大渴望。《祝福》里祥林嫂找“我”说话的理由是“我”“识字，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成了她解决精神疑惑的老师。一个是寻找学生，授人以识，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一个是寻找老师，解开疑惑，也要极力证明自己努力与生存的意义。“我”似乎成了主人公走出精神困境的救命稻草。
然而两个“我”的表现却都浇灭了主人公内心的希望，进一步促使他们走向绝望的深渊。酒店伙计的“我”对众人的态度是附和的，没有多少自我意识的“我”早就受到众人态度的影响，与大人们一样认为孔乙己是“讨饭一样的人”，“不配考我”。面对孔乙己的教育，“我”“又好笑，又不耐烦”，最后是“愈不耐烦”地走远了。见“我”与众人一样无法与他产生共鸣，孔乙己唯有叹气，并“显出极惋惜的样子”。连本以为纯真的孩子都对自己不热心甚至鄙夷，孔乙己内心的悲哀必然进一步加深。在《祝福》里，“我”虽然对祥林嫂抱有同情，但当真正让“我”解答祥林嫂的疑问，对她的精神信仰负责时，“我”却逃遁回避了。面对祥林嫂严肃认真的提问，“我”以一句极有用的“说不清”来作结，然后匆匆逃走。得到这样的答案，祥林嫂精神的疑惑当然无法解决。而“我”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恐怕也让她对众人对生活更加绝望，第二天的死讯确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经历了悲惨无常的人生际遇，受到众人冷漠的精神压迫后，主人公并没有放弃解决精神疑惑、寻找精神宽慰的希望。但两个似乎可以挽救主人公精神危机的“我”，或是厌弃，或是逃避，使主人公彻底的绝望。
原本只是旁观者的“我”在获得机会成为主人公人生书写者的时候，却因各自身上愚昧或怯懦的特点，与众人一样成了把主人公推向死亡的无形的精神黑手。
三、遗忘与逃离
在主人公远离了众人的视线后，作者用两个“我”的不同反应再一次揭示了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根源——封建礼教对人们精神的束缚与虐杀。
在两篇小说里，一个是麻木从众的“我”，一个是觉醒不彻底的“我”。对于主人公的逝去，前者是不自觉的遗忘，后者是有意的逃离，两个“我”以不同的表现印证与主人公之间的精神隔膜，也显示了作者刻画国人灵魂，疗救精神痼疾的写作目的。关于孔乙己的许久不来，“我”的认识是“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说明孔乙己在众人心里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他所带来的使人快活的空气只是聊胜于无的饭后谈资罢了。而“我”也是在掌柜提起时“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唯一几次想起孔乙己的掌柜，也只是因为念着孔乙己欠他的账。二十多年后的“我”虽也在讲着孔乙己的故事，但也并没有表现出对孔乙己有更深的理解，只是对他的命运有更清楚的认识——“的确死了”。作者用“我”对孔乙己的遗忘，揭露出“我”身上那种麻木的“庸众”特性。而《祝福》中的“我”则显露出一个苟且敷衍、软弱退缩的知识分子的缺陷。
闻知祥林嫂的死讯后，“我”虽然也有一阵不安与负疚，但又很快通过“静听窗外的雪花声”使心情舒畅起来。祥林嫂的死于“我”只是一种郁积心头的烦恼，是可以用美景与城里的美食来化解，求得内心平衡的。这正是“我”与祥林嫂内心间最深的隔膜，“人和人的感情竟那样不相通”。作者最后又通过一段“我”在祝福中的幻觉表现出“我”对于礼教罪恶与人性丑陋的无奈与听任的态度，揭示出“我”是“一个在社会斗争面前玩世不恭，尽力逃遁的苟活的知识分子” （唐荣昆，《关于祥林嫂的死》，《名作欣赏》，1986年第4期）。
在这个“我”的身上，作者更多寄托的是对知识分子那种袖手旁观、只求心安理得心态的劝谕。
两篇小说的“我”在由封建礼教造成的人间悲剧面前，一个是麻木的受害者，一个是懦弱的反抗者。他们以失败者的形象与主人公的悲惨命运一同揭示出反封建礼教精神迫害的深刻主题。
《孔乙己》与《祝福》中的“我”对于主人公而言，都是其生活的旁观者与参与者。鲁迅借“我”的亲身感悟叙述出对悲剧命运遭遇者真切的人生体验。而他对两个“我”的不同定位，又表现出了麻木的庸众与怯懦的知识分子两种可悲可悯又可批可怒的人生。在《孔乙己》中，作者是以底层小劳动者的眼光观察穷酸迂腐的旧知识分子；
在《祝福》里，作者则是从苟且的新派知识分子的角度讲述底层劳动者的悲剧。这两个“我”虽然是主人公人生的亲历者，故事的讲述者，但在内在精神情感上却又与主人公是有隔阂不相通的。两篇小说对四种人的描写，正体现出作者意在揭露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间那层精神的隔膜，并希望他们“更深切地了解劳苦大众的苦难”，摆脱苟且与自暴自弃的心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唐荣昆，《关于祥林嫂的死》，《名作欣賞》，1986年第4期）。
从这两个第一人称叙事者与主人公的关系上，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了解作者在人物身上寄托的同情、批评与劝谕的意图。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第一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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