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对“人类纪”（Anthropogene）这一概念的认识应当从五个方面加以把握：理论谱系、概念起点、概念构成、关注领域、运作方式。“人类纪”的理论谱系位列“生态学”，其概念起点和推动“生态批评”展开的契机多有相似，即对作为“双面神”的“现代性”的质疑。“人类纪”包含两个组成部分，其一是社会学领域的资本主义批判，其二是立足生态学视域的对人类行为后果的审视及反思，它所关注的议题则是传统“现代性”范畴内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一直以来被“现代性”遮蔽的个人精神世界。“人类纪”这个概念如果是有意义的，它就势必要作为一种批判性的解释，起到对以往“现代性”解释程序加以纠正、对当前生态危机构成回应、唤醒人类危机意识和“精神圈”活力的作用。
关键词 人类纪；
生态学；
生态批评；
现代性；
精神圈
一、“人类纪”所在的理论谱系
鲍尔-克鲁岑（Paul Crutzen）与威尔·史蒂芬（Will Stephen）于2013年提出了“人类纪”（Anthropogene）这一概念，用以指示人类当下所处的历史时期。在他们看来，“人类纪”始于瓦特发明蒸汽机的1784年，上承1万年前自最近一个冰川期结束之后的“全新纪”。与“全新纪”不同的是，“人类纪”包蕴了更多人类对环境施加的作用，环境自身的更迭也在这一纪元让位于人类的影响。它们表征为工业化造成的一系列愈发可见的后果，如土壤与水源中的重金属、农药含量严重超标，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甲烷等因素造成的雾霾和气候升温，全球范围内的极端气候频现等现象。“工业和后工业时代的物质已经成为全新纪（Holocene）以后的一种新的地质力量，即一种加诸地球已有物质构成之上的、像地质层那样不可逆的存在物”[1]，而正是这些出诸人类活动、“不可逆的存在物”，使得一个不同于“全新纪”的历史分期“人类纪”得以成立。对这一概念的“发现”并非始于18世纪、19世纪或20世纪，准确地说，是直至21世纪以后，人类才后知后觉一个已经开始了两百余年的“人类纪”的存在，并由此回溯到它的第二阶段[2]，又退回至其发生原点，倒逆式地审视了这个时期的诸多危机。
作为概念的“人类纪”位列“生态学”的理论谱系。“生态”这一概念源自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66年的学术著作《生物体普通形态学》，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学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形成的。从“人类纪”涉及的议题来看，与它最接近的是1962年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非虚构作品《寂静的春天》，由这本书引发的生态主义运动，以及内在于这一运动的生态文学批评，即是“人类纪”所在的理论谱系。“生态批评”最早见于威廉·鲁科特（William H.Rueckert）1978年的论文《文学与生态学：一个生态批评的实验》。1993年，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D.Murphy）创办《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杂志，此举标志“生态批评”作为一个学派正式形成，它的奠基之作是三年后出版的《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的构成》与《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谁要是只执著于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本身是无法做一个生态批评家的。”[1]在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 Buell）看来，生态批评并非一个自足的文学理论体系，它更像是一种社会思潮在文本中的策略行动，布兰奇（Michael P.Branch）更是明确地指出生态批评属于一种“伦理学的延伸”[2]。
二、“人类纪”的概念起点
如若依据布兰奇的看法，将“生态批评”视为带有伦理意味的现代生态学与更强调文本自足的文学内部研究的一个交叉领域，那么推动这一批评展开的即不再是一份“方法”，而是受制于现实问题的观察视角和理论导向。[3]这里的现实问题，首先是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对人类生活造成的现实威胁，其次是理论家在概念层面对生态环境何以恶化的诸多反思，即如果工业化的初衷旨在改善人类的生活，何以它一旦启动，倒更像是“双面神”雅努斯——危机暗藏在机遇之后，接受现代性恶果变成了享受现代性成果的前提？“生态批评”即是由这一悖论出发，开始对现代性的概念构成与运作方式予以反思。某种程度上，“人类纪”的概念起点与之相似，它同样始于现实层面的伦理困惑：何为良好的生活？孟悦教授在一次对谈中认为城市尽管给现代人带来了无穷的好处，但它也涵盖着福柯所说的生物政治，即“一种以知识、科技及其他政府手段来严格而权威地统一管理人们生命过程的现代治理法”[4]，它具体表现为医院、现代化住所、监狱、大学等系统。这些系统一方面极大擢升了从农耕文明时代走出的国人的生活条件，也在另一方面切实构成了从一而终、时刻皆备的规训与监视。
因此，“人类纪”的概念始于以下质疑：“城市人尽其一生为昂贵的住房、衣食、子女的未来、健康和养老而劳动”[5]，但这种“奔命之劳”的生活，却并没有为个人的存在意义提供答案。我们可以说存在意义即是对现代性成果的享受，是农人成为“城市人”、过“现代生活”，何况芸芸众生也不会考虑这些玄之又玄的“意义”。但不去考虑不代表这个问题不存在[6]。现代城市生活里弥漫的孤独无依情绪以及实际存在的精神异化，可能正表明了生存意义的缺席给现代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何种困扰。现代性关于意义的解决方案是将人置于快节奏的生活与高强度的劳作等衣食住行的压力之下，以此使人遗忘意义[7]，但这毋宁是在豁免精神的自我质询，拔除一种可能的觉醒意识[8]。生活与工作节奏的加快，本质上是城市自身“剩余价值的积累”——所有人都在为城市服务，而城市除了“以人为本”的物质呵护以外从不会考虑人的存在。质而言之，“何为良好的生活”被界定在工业文明的富足、物质生活的便利之上，它全然丧失了一个精神的维度。
三、“人类纪”的概念构成
“人类纪”是两种思潮合流的产物，换言之，对被限定了的“何为良好的生活”的质询，源于两种思潮。其一是社会学领域的资本主义批判。在一些学者看来，“现代性”的问题也是蕴藉着一个西方图景的“全球化”问题，生态环境的恶化归根结底是资本运作的恶果，所以需要对霸权性质的现代性扩张进行批判。出于这种理由，有论者认为以“资本纪”取代“人类纪”的提法要更加合理，即以对资本罪恶的强调改写“人类纪”中人类主体活动的中性色彩[1]。这一认识的漏洞在于，它所预设的“更好的生活”，多半是以废除私有制与“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为前提、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图景为主要想象——但同样建立在生产这一人为干预自然的活动之上。因此，它也依旧未能涉及“现代社会人类精神困境”的社会组织方式。它强调了人的自我发展，却未尝不与资本主义共享同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念。这种进步主义的时间以生产为根基，自然环境始终只是人类的摆置對象。在它构成对一种不合理的组织方式加以批判之际，它无力完成对“生产者”与生产本身的反思。
组建“人类纪”的另一重思想来源，是立足生态学视域，对人类行为后果/危机的审视。这种审视将人和自然等量齐观，所以也就突破了“生产之镜”[2]的桎梏。它将批判对象瞄准于现代性中的人（而非现代性中的“哪一类人”），人类在现时代的所作所为（而非资本对现时代的操控）；
它关注的是偏离至技术一端的科学，被简化成手段的知识（而非科学掌握在“哪一类人”手中）。因此，“人类纪”这一概念由于它与现实中的危机息息相关，这种视角的转移也更能促成全体人类对后工业时代环境恶化的垂注：能够缓解甚至扭转地球生态系统危机的，在此成为全体人类的使命。根据《寂静的春天》一书译者吕瑞兰与李长生所言，现实中的危机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不是由于我们无所作为，而是我们尽力做了，但却无法遏制环境恶化的势头。这是一个信号，把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的人类已失去把魔鬼再装回去的能力。”[3]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纪”的概念主要就是由这种对危机的关注构成的：倘若人类能够自救，应当从何入手？倘若人类无法自救，又当如何？
四、“人类纪”关注的领域
“人类纪”主要关注两个领域，首先是传统“现代性”范畴内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次是一直以来被“现代性”遮蔽的个体精神世界。在前一个领域，“人类纪”力图突破“现代性”的关联论，它用带有平等色彩的“生态”取代从属意味的“环境”。关联论指的是“现代性”中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的关系[4]：人类以技术理性干预和控制自然，并且为了干预的持续实现，不断地对技术加以更新，以之确保前一阶段的技术存货。然而这也是一条没有回旋余地的前进之路。一旦人类逐渐丧失了对技术的控制，作为手段的技术就会倒转过来控制人类。关联论的前一阶段是现代性高歌迈进的时期，人类通过技术消除本质，祛除了传统社会的神秘，“技术是人类姿态的一种删除”[1]（马克·戈特迪纳语）。关联论的后一阶段，技术的姿态则是要删除人类，或者说，作为客体的“自然”行将征服人类，这便是主客地位的翻转。由于技术处在关联论的核心位置，“人类纪”如若想突破关联论的锁定，势必要对技术展开彻底的反思。
“人類纪”关注的后一个领域，是个体精神世界的重建。有论者指出，“人类纪”之所以与“寒武纪”“侏罗纪”“白垩纪”不同，除了人类的行为影响已然取代环境自身的更迭因素，还因为在这一历史分期内部，主要的活动主体人类拥有了独立的意识。作为时代主体的人不仅有着外在的干预行为，也有着内在的感知活动，而且正是由内在的精神感知驱策、筹划了外在的干预。“人类的精神已经渐渐成为地球生态系统中一个几乎占据主导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在构成地球生态系统的‘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之上，实际上已经构成一个‘精神圈。”[2]正如推崇“资本纪”的学者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人对自然的经济运作之上，“人类纪”的倡导者也将现代性的问题区分为三个层面：（1）以理性为代表的一系列自文艺复兴以来生成的观念集合，它们表征为一种蕴藉变革冲动的时间代际；
（2）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进程，它们通常也被表述为现代化；
（3）现代化的经济成果（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工业物质文明）、政治成果（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代表的行政法律建制）。从“人类纪”中衍生的“精神圈”，非常接近现代性的第一个层面与第二个层面，即作为现代性弊端源头的概念和运作方式。
五、“人类纪”概念运作的方式
“人类纪”这个概念如果是有意义的，那么它就必须作为一种批判性的解释方式，起到对以往“现代性”解释程序予以纠正、对当前生态危机构成回应的作用。这也是“人类纪”这一概念的运作方式，它主要是对其所关注领域的深化和展开。从对技术的反思这一点来看，“人类纪”承认技术是无罪的，可是它更倾向于将这种“无罪”在海德格尔于《技术的追问》里所说的那一层意思来理解，亦即这种技术的无罪在于“技术之本质是高度模棱两可的”[3]。一旦技术上的实践被简化为一种有用性的行动，作为手段的技术必然会被混淆为根据在于自身的目的，由此略过伦理学意义的省思。这里隐藏着从19世纪开始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渐消渐长的冲突线索。人本主义的核心（个人主体性）的失落并非是人本主义自身的败绩，而是关乎科学主义自律性在当下是否可能的问题。正如“人类纪”所发现的，由于科学缺乏伦理上的足够警醒，它正在演变为一个新的真理代言人。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尝试着调和抽象的主体性精神与定量分工生产之间的矛盾，能否尝试着将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之争恢复到19世纪以前的格局，亦即两者本着相互促进的和睦关系，共同致力于社会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健康有序的发展。设若可以，也就是在避免另一种非此即彼，即反科学反现代的审美现代性思潮的重来。“人类纪”力主的是通过对话与交流来推动生物圈共栖共荣这一共识的达成。[1]
关于个体精神的重建，“人类纪”的运作表现为对危机意识的空前强调。这种强调不再流于口号式的呼吁，它类似于海德格尔的“决断”：设定一个退无可退，也无可后退的节点，人类有望在此从“非本己本真”跳跃到“本己本真”。这个节点在“人类纪”中正是危机的节点，是对“现有全球经济和生活方式必将导致的毁灭”[2]的预见，“它指明了人类不同群体必须和其他生物一起面对的同一个生命极限”[3]。尽管“精神圈”是“人类纪”不同于“寒武纪”“侏罗纪”“白垩纪”之处，但“精神圈”的重建，却有赖它对“人类纪”“寒武纪”“侏罗纪”“白垩纪”中同一性的认识。人类如果试图拯救人作为主体所在的这个历史时期，他就必须通过对人与其他动物都是“有死”的领悟，自发地唤醒“精神圈”的活力。如同孟悦教授指出的：“人类纪又常被喻为类似于弥留之际那样的毫无隐藏地、洞彻地反观一生的机会。在这个弥留之际的微光下，现代以来人类向末日的反讽性进程可以被当作一个铭文般的断面（strata ofinscription）来阅读和披露。在寇布鲁克看来，只有通过这种弥留之际般的阅读和披露，救赎和自我救赎才成为可能。”[4]在这个时刻，“人类纪”即会突破一种解释范式的限制，变成人类开始与“自然”平等共在的转折点。这一转捩，亦是现时代人类能否“救赎和自我救赎”的紧要关头。
【作者简介】徐兆正：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讲师。
（责任编辑 牛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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