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星， 程一可
（浙江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加快教育治理理论创新，形成教育治理的中国方案和本土话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向世界展示教育治理的中国风貌，传播教育治理的中国声音，贡献教育治理的中国智慧。中国教育治理研究从2000 年前后萌发，初期主要通过借鉴西方的公司治理、公共治理、大学治理等理论分析中国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大学治理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治理成为教育研究的热点话题，开始以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为主要阵地向各级各类教育延伸，教育治理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话语不断涌现，中国特色的教育治理道路越走越自信、越走越宽广。系统总结20 年来中国教育治理研究的进展与贡献，寻求未来中国教育治理研究的优化路径，为中国教育治理理论发展和教育治理的中国道路探索提供参照。
基于CNKI 数据库，以“教育治理”为主题词，检索发现2000―2020 年国内有关教育治理研究的文献共6 400 余篇，其中学术论文3 700 余篇。进一步选取发表于CSSCI 来源期刊的学术论文共1 728 篇，剔除研究内容不涉及该主题与重复性文献29 篇，后经过二次检索获取文献5 篇，最终选择1 704 篇样本文献用于探究中国教育治理研究的概况和特征。
1. 发文趋势
中国教育治理研究大致呈现两个发展阶段（如图1 所示）：一是起步阶段（2000―2013 年），主要源于西方治理理论在中国的拓展，年均发文量不足50篇，增速缓慢。二是发展阶段（2014 年至今），受国家治理现代化政策影响显著，年均发文量超过100篇，增长迅猛。
图1 教育治理研究的发文量变化
从领域分布看（如图2 所示），高等教育治理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随后依次为教育治理基本理论、职业教育治理、教育治理国际比较等领域，高中阶段教育治理的研究文献少。
图2 教育治理研究的领域分布
2. 关键词
提取教育治理研究的关键词，运用CitespaceV5.8.R3c 软件进行计量分析，将时间参数设置为2000 至2020 年，时间切片为1，利用寻径、修剪切片网及合并网方法剔除无关节点，其他配置功能区中的参数按照系统默认设置。中国教育治理研究汇集出10 大核心关键词：治理、大学治理、现代学校制度、教育治理现代化、依法治教、办学自主权、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管办评分离、内部治理、数据治理（如图3 所示）。早期研究多集中于大学治理、现代学校制度方面，后期更聚焦于依法治教、办学自主权、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等方面。教育治理研究的演进态势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且整体与上述发文量的阶段划分相吻合。
图3 教育治理研究的关键词突显
从时间序列分布看（如图4 所示），中国教育治理研究中教育治理结构、教育治理体系、教育治理能力、全球教育治理、教育治理现代化五个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且时间跨度大，其中，多借鉴美国、英国等国家的教育治理经验。依法治教、数据治理、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方向的研究，则受到国家政策影响，围绕教育立法、教育治理技术、集团化办学等多维度进行深度延展。高等教育治理研究涉及府学关系、大学自治、章程建设、试点学院等多方面。
图4 教育治理研究关键词的时间序列分布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显示（如图5 所示）共生成节点数量1 139 个，连线数量1 543 条，其中频次不少于10 次的关键词达63 个，说明中国教育治理研究基础扎实。研究以教育治理为中心点，以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治理、治理现代化、教育治理体系、教育治理能力、全球教育治理、教育公平等为Hub 节点，呈放射发散状。
图5 教育治理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结合高频关键词和高中心性关键词分析发现，教育治理研究多源起于治理或公共治理在教育领域的理论运用和实践探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等教育阶段（见表1）。其中，教育治理体系、教育治理能力的研究与教育治理现代化研究紧密相关；
大数据技术、管办评分离、办学自主权、依法治教、集团化办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表1 教育治理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和高中心性关键词
3. 研究主题
中国教育治理研究的核心主题依次为教育治理、教育治理体系、教育治理能力、大学治理、职业教育治理、教育治理现代化、义务教育治理、研究生教育治理、数据治理、多元治理、全球教育治理和管办评分离（如图6 所示）。这些研究主题既紧跟国家政策，如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管办评分离、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等，又体现数据治理、教育放权与赋责、教育治理民主化与多元化等时代诉求。
从核心主题的演化看，中国教育治理研究从起步阶段到发展阶段，研究的核心主题发生了明显变化：教育治理内涵从二元（整治与自治）分立转向多元融合，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移植借鉴转向本土生成，教育治理国际比较从框架模式转向政策工具，高等教育治理从外部治理转向内部治理，职业教育治理从体系建构转向问题解决，义务教育治理从教育领域的单项治理转向多领域的综合治理（见表2）。
表2 教育治理的核心主题演化
4. 概念体系
通过梳理教育治理的核心概念及其关系，概括出涵盖治理内涵、治理理念、治理目标、治理领域、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结果七大范畴的概念体系（见表3）。
表3 教育治理的概念体系
经过20 年探索努力，国内学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扎根中国教育实践，形成了教育治理的中国理解、中国价值、中国方案和中国话语，为全球教育治理贡献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1. 作出教育治理的中国理解
西方的治理理论相对庞杂，“治理”作为一个新术语被广泛使用却含义模糊，且相关概念层出不穷。罗茨在其开创性著作《理解治理》中界定了治理的六种不同含义。科斯伯根和沃尔登提出了“治理”的九种不同含义。奥菲甚至质疑：“治理”一词是否已经成为一个“空洞的符号”？［1］
国内学者使用的教育治理大致有三种含义：第一种指教育问题的“整治处理”，主要源于中国话语对“治理”的传统释义，常被应用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乱收费、择校、减负等问题的治理；
第二种指组织治理，主要源于企业治理，核心在于通过完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处理好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在大学治理中使用较多；
第三种为“多元共治”，强调多方主体平等协商、共同参与教育治理，以实现教育“善治”——教育领域公共利益的最大化。［2］42013 年以来，国内多数教育治理研究将“多元共治”作为“治理”的理论内核，并且对“多元共治”的理解更侧重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合作，这和西方“自主治理”“多中心治理”暗含的“去政府”“去中心”有本质区别。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公共政策主流话语，学界据此对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及其现代化作了特色解读。国内学者将教育治理体系界定为教育制度体系，即囊括教育各领 域 的 体 制 机 制、法 律 法 规 安 排［3］3，“是 以 构 建 政府、社会、学校新型关系为核心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由法律、规章、条例、规定等构成的制 度 体 系”［4］5。并 在 此 基 础 上，相 继 提 出 了 中 国 特色教育治理体系框架，如“三要素与十二个子要素”论［5］、“以 教 育 制 度 为 中 心”系 统 论［6］、“互 联 互 通 的矩阵式结构”论［7］12。国内学者将教育治理能力界定为教育制度执行能力与治理者的素质能力。［8］9-10
国内学者认为，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包括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结构、治理评价的现代化［8］9，以及治理的体制、政策法规、制度与标准、监控体系的现代化。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教育治理整个过程所具备的能力的现代化，重点是激发社会参与热情，促进利益相关者有效参与决策，提升治理的有效性。［7］14-15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要根据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和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以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为核心，以推进管办评分离为基本要求，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更好地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更好地激发学校的活力，更好地发挥全社会的作用。［4］5
2. 彰显教育治理的中国价值
西方的教育治理植根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文化，这种制度文化以市场经济为核心，强调个人主义、西方式民主和权力制衡，在全球推行教育扩张和文化殖民，其教育治理价值的个人本位取向相对明显，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教育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倡导教育治理的民主化和效率化。而国内学者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教情，积极贯彻***新时代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出发，彰显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德树人、“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强国、教育公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为导向的教育治理价值。
教育治理的中国价值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导向。围绕“培养什么人、怎么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中国的教育治理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治理道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9］
教育治理的中国价值彰显“立德树人”导向。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国教育治理研究主张将立德树人融入教育的各领域各环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突出德育的首要地位，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教育治理效果的根本标准。［3］2
教育治理的中国价值彰显“以人民为中心”导向。基于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政治立场，中国教育治理研究贯彻“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把教育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工程，解决好困扰广大家长、师生的教育问题，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努力让全体人民享受到更加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10］。
教育治理的中国价值彰显“教育强国”导向。一方面，中国教育治理研究有着较强的国家取向，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另一方面，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将建设教育强国作为教育治理的未来目标，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推动我国成为人才强国。［3］1-2围绕教育强 国建设，“双一流”建设、“双高计划”建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高质量建设教育体系、教育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教育治理价值的重要维度。［11］
教育治理的中国价值彰显“教育公平”导向。维护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国内学者认为，现阶段，中国的教育治理应该在提升教育效率和质量的同时，更加注重教育公平［2］7，着力缩小区域、城乡、校际教育差距，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乡村教育振兴、教育精准扶贫、民族教育全面发展，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教育治理的中国价值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导向。国内学者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中国的教育治理要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要契机，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规则制定［12］，推动教育治理的交流借鉴和跨国合作，为全球教育治理效能提升和治理秩序构建贡献中国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明晰教育治理的中国问题
国内学者立足我国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围绕教育治理的各类要素，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等国家战略，总体明确了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公办民办学校协调发展、高考改革、深化产教融合、“双一流”建设、“双高计划”建设、“破五唯”等教育治理的中国问题。
学前教育围绕“入园难”“入园贵”，明确了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公办民办园协调发展、营利性民办园规范、幼儿园集团化办学、农村幼儿园发展等问题。义务教育围绕“优质”“均衡”，明确了乱收费、择校、减负、控辍保学、大班额控制、留守儿童教育、随迁子女教育、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民办学校治理、薄弱学校改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乡村学校布局优化、农村小规模学校建设、校园欺凌、教育生态等问题。普通高中围绕“多样化”“特色化”，明确了高考改革、普通高中分类办学、特色高中建设、选课走班等问题。职业教育围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明确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普职融通、应用型本科建设、“双高计划”建设、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扶贫等问题。高等教育围绕“内涵式发展”，明确了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大学生就业难、高等教育分层分类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高校去行政化、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创新、规范学术不端、“破五唯”等问题。
4. 创新教育治理的中国方案
国内学者不断借鉴思考、凝聚智慧，创新教育治理的中国方案，形成了共治、多元治理、数据治理（智慧治理/循数治理）、协商治理、协同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等教育治理的中国理念，加强党的领导、教育管办评分离、教育放管服结合、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依法治学）、教育分类管理等教育体制变革的中国思路，清单制度、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第三方教育评价等教育治理的中国制度，普惠性幼儿园建设、“就近入学”、新公民学校、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公民同招”、新型综合高中、产教融合联盟、产教融合型城市及企业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推动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转型、“双一流”建设、“双高计划”建设、孔子学院、师德师风建设、教育评价改革等教育治理的中国方略。
学前教育治理的中国方案主要有：建立学前教育财政投入长效机制，健全成本分担机制，完善资助制度，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13］；
开展“一园一案”治理，完善普惠性民办园认定标准、补助标准及扶持政策，多渠道增加公办园与普惠性民办园，促进公办民办幼儿园协调发展；
健全学前教育质量评估体系，规范学前教育监管机制等。
义务教育治理的中国方案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方案。改革教育投资体制，促使公共教育资源向薄弱地区、薄弱学校、薄弱环节倾斜，实现基本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均等化。［14］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实施薄弱学校改造提升计划，统筹建设乡村小规模学校、寄宿制学校，采取联校制、学区制、集团化办学、智慧教育等系列措施，促进义务教育高位均衡。［15］建设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健全城乡教师交流机制，完善乡村教师条件保障机制，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和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16］优化学校规模和布局，综合放开落户限制、兴办专门学校、实行随迁子女积分入学等举措，改善留守儿童、随迁子女、新居民子女、残疾儿童、特殊群体学生的教育状况。［17］二是优化教育生态的方案。针对生存型教育乱收费、垄断型教育乱收费、腐败型教育乱收费采用不同的治理手段［18］，建立均衡化、多样化的择校制度［19］，通过引导中小学特色发展、调节各级各类教育规模的匹配度［20］，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真正需求，从政府监管、体制机制改革、学校引导、家长观念等方面加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21］，抑制影子教育的社会再生产功能并促进教育跨越代际效应功能的发挥［22］，完善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制度和法人制度［23］，建立“宽容而不纵容”的校园欺凌治理机制［24］。三是义务教育治理机制创新。构建的代表性方案包括“突出政府责任的 多 中 心 治 理”［25］“自 治 与 共 治”［26］“基 于 学 校 章 程的学校多元治理机制”［27］。
职业教育治理的总体方案强调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从教育和经济领域同时实施产教融合制度创新［28］，开展产教融合型城市和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成立产教融合联盟和职业院校董事会，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严格“1+X”证书监管，试行中职与应用型本科一体化，发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探索普职融通班和新型综合高中，加快国家“学分银行”建设，“成立国家职业教育委员会，完善职教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实现产教对话活动制度化以及行指委工作制度化”［29］。职业教育重大问题的治理方案主要包括：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变，要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突破口，“充分调动学校、政府、社会各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形成共同承担与协同共治的格局”［30］。职教集团化办学要培育协同合作文化，实现职业学校、用人单位、行政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共赢共助。［31］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职教治理要发挥政府的“元治理”作用，建立中等职业教育成本补偿机制，建立“CCEFG”（职业院校—农村—企业—农民—政府）联动共生治理模式。［32］“双高计划”高职院校治理要形成利益相关主体共同参与的新格局，构建基于院校研究的决策支持体系，培育自觉自行的内部质量保障文化。［33］职业教育质量治理要建立集教育质量的输入、过程和输出为一体的共治关系，创新制度推进机制、权责明晰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督导评估机制。［34］
高等教育治理的中国方案包括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两个方面。处理高校外部关系的治理方案包括：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在依法治校的基础上建立办学自主、政校分开、教授治学、校长治校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35］；
推进管办评分离和放管服改革，明确政府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36］；
创新社会参与高教治理的方式，建立高校发展委员会、董事会或理事会，完善教育督导体系；
发挥教育中介组织、教育行业协会和教育智库等社会组织作用，探索第三方教育评估机制、评价模式。协调高校内部关系的治理方案体现为：完善高校章程，落实章程实施细则，建立配套监督审查机制［37］；
平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探索“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模式，明确学术委员会在教学评价、师资培养等学术事务管理中的职责［38］；
改革校长遴选制度，明晰“党委领导、校长负责”的分工机制，构建新型学者共同体［39］；
创新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推进校院两级管理，推动高校向院系放权；
加强基层自治，激发基层党组织活力，发挥教代会、学生会、工会在高校治理中的作用。
5. 构建教育治理的中国话语
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优秀教育治理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沿用西方教育治理话语是中国教育治理话语演化的必经阶段和重要基础。国内学者剖析了美国大学董事会与区域性大学联合会［40］、英国大学理事会与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法国大学校务委员会与国家评估委员会、荷兰高等教育视导团、德国的“双元制”等教育治理的框架制度，重点介绍了美国校长遴选机制与教师“长聘轨制度”［41］、德国“新调控模式”治理理念与“目标合约”导向治理工具［42］，系统总结了放权与问责、产权明晰、管办分离、社会参与、市场竞争等教育治理的西方经验。据此提出，我国要改革教育管理体制，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扩大和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探索建立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加强校企合作、家校社合作，从理念认知、投资体制、专业化管理、学校文化等多方面变革教育治理体系［43］，建立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协调性治理体系［44］，健全绩效考核和问责、学校内部分工制衡、以中介组织为载体的层级协调等教育治理机制［45］。
在借鉴西方的同时，中国教育治理研究涌现出系列本土话语，逐渐走向与西方的对话融合。在教育治理的理念方面，涌现出教育共治、多元治理、共建共治共享、依法治校等中国话语。在教育治理的价值方面，形成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立德树人、建设教育强国、促进教育公平、实现共同富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话语。在教育治理的问题方面，汇集出教育不平衡不充分、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普惠性幼儿园建设、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公民办教育协调发展、校外培训机构治理、高考制度改革、深化产教融合、“双一流”建设、“双高计划”建设、“破五唯”、教育“走出去”等话语。在教育治理的体制改革方面，产生了教育管办评分离、教育放管服结合、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教育评价改革、集团化办学等话语。在教育治理的制度建设方面，展露出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新高考改革、产教融合型城市及企业、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清单制度、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基层自治、教育督导问责、师德师风建设等话语。
中国教育治理研究仍处于发展初期，关于教育治理的基础问题认识不够清晰，存在一定的照搬倾向和西化风险，对本土教育治理经验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提炼不充分，关于教育治理的中国道路探索需要深化。
1. 强化基础理论研究
现有研究对教育治理的内涵、价值、体系、问题、改革思路和实现路径做了个性化的前期探索，但对许多基础问题的认识仍相对模糊。教育治理的核心理念是什么？教育治理和经济社会治理有何区别？哪些西方教育治理经验在中国可行？教育治理要具备哪些基础条件？教育治理的运行机理和行为逻辑是什么？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和标准是什么？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框架是什么？如何评价教育治理效果？这些问题直接从源头上决定着教育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厘清这些基础理论问题，达成基本共识，是中国教育治理研究亟待解决的首要课题。
2. 注意教育的特殊性研究
将国内外经济社会领域的治理经验迁移至教育领域是国内教育治理研究的重要路向，这种逻辑容易忽视教育治理和经济社会治理的差异性，诱发教育改革风险。国内教育治理研究受西方治理理论和中国国家治理方略影响颇深。然而，以罗西瑙、罗茨、斯托克、全球治理委员会等为代表的公共治理理论研究者则是对政治、社会领域中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权威提出质疑，主张治理是通过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进行的。［46］但是，教育有其独立性和特殊性，借鉴治理的一般理论及其他领域的治理经验要特别注意分析其在教育领域的适用性，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
3. 注重落地方案研究
教育治理研究一定程度面临理论脱离实践的尴尬：学术界的教育治理研究如火如荼，现实的教育治理实践却存在不冷不热、一头雾水现象。尤其对于一线的教育治理者而言，他们更需将教育治理目标细化为可操作方案，例如在一些体制性障碍和固化的管理思维文化的桎梏下，应该如何稳步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为此，中国教育治理研究有必要从“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的规范研究转向“如何让人们这样做”的行为分析，“从治理主体的辨析转向支配治理实践的规则”［47］，注重实施方案的思路框架构建，积极做好相关咨询服务。
4. 加强实证研究
国内教育治理研究总体上以思辨研究为主，缺乏对中国教育治理问题的实证分析。经过20 年的发展，教育治理的理念和实现路径硕果丰富。这些理念和路径能否有效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予以检验完善。首先，要鼓励研究者扎根教育治理实践，政府尽可能为广大研究者收集教育治理资料数据提供支持。其次，构建科学的教育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大数据和网络平台，积极收集教育治理的大样本数据，加强数据资料库建设与共享。最后，规范实证研究，提高实证研究质量，避免实证研究沦为“数字游戏”。
5. 深化中国特色教育治理道路探索
中国教育治理研究在借鉴西方治理理论及教育治理经验的同时，存在一定的西化风险。事实上，许多西方治理的理念与制度，如教育市场化、学校董事会、“双元制”等，在我国教育治理实践中出现了失灵现象。***强调：“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48］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必须坚定“四个自信”，从中国的国情与教情出发，深化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治理道路探索。
具体路径为：一要向外借力，科学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人类最新治理成果，加强对西方治理经验的反思和转化，处理好教育治理的普遍规律和个性特色的关系；
二要鉴往知来，积极挖掘和传承中国传统治理智慧，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当代实践中灵活运用古人治理的方式方法，处理好教育治理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三要与时俱进，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思想与教育治理的中国道路的关系研究，从党和国家的最新治理思想和方略中寻求符合国家治理体系框架的教育治理道路，处理好国家治理和教育治理的关系；
四要扎根实践，关注教育治理实践的特色问题和本土化方案，及时将新的理念与制度提炼纳入中国教育治理理论，处理好教育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