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秋琳 晋茜茜
摘 要：
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在空间视角上探讨政府补贴是否有效推动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表明，区域一体化水平是影响政府补贴发挥政策效应的门槛变量，当区域一体化水平较低时，政府补贴不能有效促使企业转移到西部地区。而当不同企业对政府补贴反应异质性时，政府补贴不能有效促进高效率企业率先转移到西部。实证研究表明：区域一体化促使政府补贴发挥政策效应存在临界值，当区域一体化水平大于该临界值时，政府补贴才对企业转移发挥显著作用。只有持续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且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企业补贴力度，才能有效推动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区域一体化；
政府补贴；
企业转移；
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23）04-0099-11
一、引言
当前，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为进一步推动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特色产业发展，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延续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指出，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可享受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政府补贴。［1］除此之外，省市对口支援的横向转移支付规模也不断增加，近十年，全国19个省市累计援疆资金1 700亿元，其中对制造业的财政补贴占比超过一半[2]，政府补贴①成为推动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措施。
政府补贴是否提高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从区域经济发展内涵来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多维性和丰富性[3]，其中促进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稳定提升是其关键所在[4]。在不考虑空间因素时，只从企业微观个体研究政府补贴可以有效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5-6]，从而有利于提高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但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区域发展质量除了要保持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稳定提升，还要引导优质产业转移到西部地区。在考虑空间因素时，区域一体化水平会放大东部地区集聚租金效应。由于政府补贴对于企业具有异质性
[7]，一方面规模较小的政府补贴不会吸引优质产业转移到西部地区，另一方面企业在“选择效应”和“排序效应”的影响下，政府补贴会导致生产效率水平较低的企业首先发生转移，从而不利于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以，从空间角度来看，随着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推进，政府补贴能否提升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还要考虑区域一体化水平。区域一体化如何影响政府补贴的政策效应？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由于区域一体化水平放大了东部地区集聚租金效应，政府补贴只有达到一定门槛后②，优质产业才会转移到西部地区[8-9]，即政府补贴存在一个最优规模。根据范剑勇[10]的研究，当区域一体化水平逐渐提高时，在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的影响下，区域发展差距由不断扩大向逐渐收敛的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由于不同企业对政府补贴的政策反应具有异质性[11]，政府补贴可能降低了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8，12]，即无法实现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几年，随着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不断推进，对西部地区企业的政府补贴力度不断加强。各地区域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其市场分割程度呈逐渐收敛的态势。在此影响下，生产要素流动性增强，企业的区位选择更加自由。政府补贴作为区际非均衡力，一方面促使企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地区间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差距。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在充分考虑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政府补贴是否会促使企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并提高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进而推动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呢？
基于上述问题，近年来，大量研究從企业异质性角度出发，结合新经济地理学的建模思想，对企业的空间选择行为进行探究。其中Baldwin和Okubo[13]进行研究后指出，区域一体化促使区域经济形成中心外围空间结构，但在形成过程中，由于集聚租金的存在，最先转移到中心地区的是高效率的企业。Okubo等[14]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区域一体化到达相当高的水平，市场分割已不能为低效率企业提供保护以抵御外部竞争。此时，低效率企业会转移到中心地区，从而缩小地区间生产率差距，但同时又扩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Okubo 和 Forslid[15]指出企业空间区位选择来源于其“选择效应”和“排序效应”。其中高效率企业的选择效应是中心地区生产率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Martin等[16]、Okubo和Tomiura[17]又分别利用法国和日本的微观数据验证了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选择效应”和“排序效应”。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从转移支付的视角研究政府补贴，其中颜银根[8]在“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基础上对转移支付的政策效果进行了理论研究。其研究表明，转移支付存在一定的最优规模，只有转移支付力度足够大，区域发展差距才会收敛，同时转移支付会扩大地区间生产率差距。踪家峰等[18]、金戈和林燕芳[19]也验证了转移支付存在最优规模，即转移支付与产业集聚呈倒“U”形关系。基于上述研究以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现实，本文认为，政府补贴之所以能推动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因为政府补贴达到了一定规模水平，但由于企业的“选择效应”和“排序效应”，政府补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阵痛期”。
为此，本文试图从两方面进行研究。第一，政府补贴存在最优规模，但区域一体化水平是影响政府补贴发挥政策效应的关键因素，在控制政府补贴规模不变的条件下，区域一体化水平是影响政府补贴发挥政策作用的门槛变量。第二，在以往的研究中，企业异质性主要表现为生产率的异质，政府补贴作为固定成本的冲减纳入分析框架中。但事实上，企业不仅具有生产率水平的异质性，而且在政策反应上也具有异质性。当异质性企业对政府补贴政策的反应不同时，根据企业的“选择效应”和“排序效应”，政府补贴是否扩大了地区生产率水平的差距？基于上述两个问题，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并提出相关假设，利用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二、理论模型
1.基本假设。
假设经济系统有两个地区，分别是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③，每个地区有两个生产部门，分别是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其中传统部门是以规模报酬不变（CRS）为特征，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只使用劳动力（L）一种生产要素生产同质性产品。现代部门是以规模报酬递增（IRS）为特征，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使用劳动力（L）和资本（K）两种生产要素生产差异性产品。其中劳动力作为可变要素投入仅限于区域内部门间流动，而资本作为固定要素投入可以在区域间流动。除此之外，假定传统部门生产的同质产品区际运输无成本，而现代部门生产的差异性产品区际运输遵循“冰山贸易成本”。
在理论模型中，由于资本所获得的收益不随资本的流动而在异地销售，所有的收益将会返回母国消费[20]，这就不存在需求关联的循环因果关系。而同时，由于资本流动是受名义资本收益率的影响，而不是通过价格指数调整后的实际资本收益率驱动。因此，生产转移会改变生活成本，但资本所有者不移动，所以生活成本的改变不会使生产发生转移，故也不存在成本关联的循环因果关系。即一个地区的市场份额不受产业份额的影响，它由所在地区初始要素禀赋所决定，因而市场规模将作为外生的变量纳入模型分析中。同时，为简化模型，将两地区的资本总量设为1。
2.消费者行为。
在模型中，消费者偏好多样化产品，且消费两种生产部门生产的产品。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水平由两层效应函数来表示，外层是柯布—道格拉斯型效用函数，内层是不变替代弹性的CES效用函数，其表达式为：
其中，μ表示消费异质性产品的比例，1-μ表示消费同质性产品的比例。CM和CA 分别表示异质性产品和同质性产品的总消费量，σ表示不同异质性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nw表示整个经济系统异质性产品的种类数量，即nw=n+n*。其中n 和n*分别表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异质性产品的种类数量，令nW=1。以沿海地区为例，根据约束条件：PMCM+PACA=E和PACA=（1-μ）E，可求出异质性产品支出份额为：PMCM=μE。其中P1-σM=∫ni=1p1-σidi+∫n*i=1
3.生产者行为。
在传统部门中，由于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且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因此同质产品的价格可表示为：pA=waA。其中w为支付给劳动力的工资，aA为生产一单位相同产品所投入的劳动力，即边际投入量。为简化模型，在传统部门中将边际投入量和工资标准化为1。由于同质产品区际交易无运输成本，因而两地区同质化产品的价格相等，即PA=P*A。
在现代部门中，企业生产1单位异质性产品需要1单位资本作为固定投入，am 单位劳动力作为可变投入。其总成本函数可表示为：C（xi）=π+amxiw，其中π表示单位资本的收益，amxiw是工资成本，w是普通劳动者的工资，xi是该企业的产出，am表示生产1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am越小，企业生产1单位产品所用的劳动力数量越少，企业的生产率越高，反之则生产率越低。根据Baldwin和Okubo[13]的研究结论，沿海地区企业i的生产率服从帕累托分布，即：
其中，s是形状参数，且s≥1，a为效率参数，a0为临界值参数。同理可得内陆地区企业j的生产率分布为：
企业生产的异质性产品既要满足本地消费，又要满足外地需求，其产量完全由两地区消费者的需求量所决定。因此在产量一定的前提下，厂商通过自行定价以获取最大利润，其定价可表示为：p=wLamσ/（σ-1）。同时，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当市场出清时，企业获得零利润，即px-（π+amxwL）=0。根据最优定价的表达式，企业的利润函数可表示为：π=px/σ。进一步求出沿海地区生产效率为a 的企业利润函数表达式④为：
同理可求出内陆地区生产效率为a 的企业利润函数表达式为：
为区域间市场开放度水平。除此之外，由于企业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每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因而在理论模型中，每个地区生产企业的数量与产品种类数相等。
4.政府补贴与企业迁移成本。
在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政府补贴主要以企业利润乘以补贴系数的形式存在。虽然这种假定可以较为清晰地表达政府补贴的理论含义，却忽视了政府补贴针对不同类型企业的政策差异，即补贴系数的不同。这表现为盈利能力较差的企业具有较高的补贴强度和补贴倾向，其补贴系数较大；
而盈利能力较强的企业具有较低的补贴强度和补贴倾向[21]，其补贴系数较小。因此，为了消除这种政策差异，同时保留企业的异质性，本文将政府补贴作为企业单位生产成本的冲减纳入模型中，即对某一行业中企业进行补贴将会降低整体行业平均单位生产成本。令χ=as0/（a*0）s作为政府的补贴系数⑤，由于政府补贴主要向西部地区倾斜，因而χ>1⑥，其中χ越大，政府对西部地区的补贴强度越大。除此之外，我们假定企业迁移要支付成本，根据Baldwin和Okubo[13]的研究，企业的迁移成本为x单位的劳动力数量，即χ=em，其中m为企业数量，e为参数。由于区域一体化放大了沿海地区的集聚租金效应，引起企业向沿海地区迁移，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迁移成本将成为企业向沿海地区迁移的阻力。在Baldwin和Okubo[13]的研究中，不同企业的迁移成本是相同的，这一假定与现实情况较为不符。在现实中，往往具有较大生产规模和较高利润的企业具有较高的迁移成本。因此，本文假定企业的迁移成本与企业的利润有关，即x（ai）=γπ（ai），其中γ<1为企业转移成本系数，π（ai）为生产效率为ai的企业利润。
5.市场规模与企业转移。
在长期中，企业根据能否获得最大利润而进行区位选择，当西部地区企业在沿海地区获得更大利润时，西部地区企业有转移到沿海地区的趋势。在考虑企业转移成本的前提下，内陆地区企业转移到沿海地区的利润差可表示为：v（ai）=π（ai）-π*（ai）-x*（ai），假定企业迁移的临界生产率为ar，当v（ar）>0时，西部地区企业会转移到沿海地区，当v（ar）<0時，内陆地区企业不会发生转移，根据公式（4）和公式（5）可求得表达式为：
从公式（7）可以看出，若企业没有转移成本，dv（ar）/dsE>0恒成立，即沿海地区市场规模越大，西部地区企业在两地区间的利润差越大，西部企业为获得集聚租金就会转移到沿海地区。这意味着只要沿海地区具有更大的市场规模，西部地区企业就会转移到沿海地区。但实际上，由于企业存在迁移成本，只有企业迁移系数γ<1/φ-1时，沿海地区较大的市场规模才会吸引内陆地区企业转移，此时dv（ar）/dsE>0。同时，从企业迁移成本系数可以看出，当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开放度越大（φ越大），其企业迁移成本系数的临界值越小，企业越会向沿海地区转移。这样，随着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高，最终会形成Krugman[22]式的中心外围结构。这也解释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企业向沿海地区转移的原因，沿海地区凭借区位优势和改革政策红利，在引进大量外资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其市场规模，在吸引西部地区企业转移到沿海地区的同时，扩大了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发展差距。那么在吸引西部企业转移时，哪些企业会率先向沿海地区转移？由于企业发生转移，故其价格指数也会发生变化⑦，令h=∫10
a1-σdG（a*）=s a*S0（s-σ+1），其中，根据Baldwin 和 Okubo[13]的研究结论，s-σ+1>0。同时，h*/h=as0/（a*0）s=χ，即政府补贴系数，进一步化简可得：
其中，aR=a1-σ+sr。先不考察政府补贴的影响，令χ=1，将公式（8）和公式（9）代入公式（7），并进一步对ar求导可得⑧：
从公式（10）可以看出，dv（ar）/dar<0。即对于西部地区那些边际投入小于ar的企业而言，其边际投入越小（劳动力生产率越高），从内陆地区转移到沿海地区所获得的利润差（集聚租金）越大。因此，异质性企业在区位“选择效应”和“排序效应”的影响下，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企业会率先转移到沿海地区，使得沿海地区的平均生产率获得提高。与此同时，西部地区不仅流出了大量企业，而且也造成了生产效率的低下，这也是自改革开放到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所形成的区域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
6.政府补贴、一體化与企业转移。
在市场规模以及非均衡力的作用下，沿海地区成为产业核心区，西部地区成为产业边缘区。此时，若没有政府补贴，西部地区企业会在集聚租金的影响下不断地向沿海地区转移，从而不断扩大区域发展差距。但此时，若对西部地区企业进行补贴，转移到沿海地区的企业是否会“回流”到西部地区呢？哪种生产率水平的企业会首先发生转移？传统的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会加快中心外围发展格局的形成，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市场开放度水平不断提高，在此情况下，政府补贴又是如何影响企业转移的？
本文将政府补贴系数加入模型中，根据企业转移的临界条件， π（a）-π*（a）-x*（a）=0，只有政府补贴恰好弥补了企业在沿海地区的利润差额（集聚租金）以及迁移成本，企业才会发生转移。此时可求出西部地区生产效率为a 的企业份额表示式：
由于公式（11）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非线性方程，传统的分析方法难以探究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借助新经济地理学中常用的数值模拟分析方法，令沿海地区市场规模sE=0.75、政府补贴系数χ=5、企业迁移系数γ=0.2以及aR=0.6。通过Matlab2020模拟可得图1⑨。
在图1中，纵轴表示西部地区产业份额，横轴表示区域一体化水平。从曲线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在区域一体化水平处于较低水平时（φ<0-55），随着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高，西部地区产业份额不断减少。此时政府对西部地区企业进行补贴并不会吸引企业转移到西部地区，相反由于沿海地区较大的市场规模会吸引西部地区企业持续转移到沿海地区，且区域一体化水平越高，西部地区企业向沿海地区转移的趋势越强。然而，当区域一体化水平突破临界值时（φ>0.55），随着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高，政府补贴的政策效应才开始显现，西部地区的产业份额不断增加。此时，即便沿海地区具有较大的市场规模，沿海地区的企业也会转移到西部地区，且区域一体化水平越高，政府补贴的政策效果越强。从图1中曲线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政府补贴的实施过程存在一定的“阵痛期”，此时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不仅不利于政府补贴发挥政策效应，而且还会加快西部地区企业的“流出”。只有当区域一体化水平突破临界值后，政府补贴才会更有效地吸引沿海地区企业转移到西部地区，因此可得到命题1。
命题1：当区域一体化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时，相同规模的政府补贴的政策效应较强，此时政府补贴可以促使企业转移到西部地区；
而当区域一体化水平处于较低水平时，相同规模的政府补贴的政策效应较弱，此时区域一体化水平越高，沿海地区较大的市场规模对企业的吸引力越强，企业越会转移到沿海地区。
区域一体化水平是影响政府补贴发挥政策效应的门槛变量，当区域一体化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时，政府补贴的政策效应没有得到完全发挥，西部地区企业依然会转移到沿海地区。一方面，区域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放大了沿海地区的集聚租金效应，吸引西部地区企业转移到沿海地区；
另一方面，政府补贴没有达到促使企业向西部地区转移的规模，因而要持续性加强对西部地区企业的补贴力度。那么当政府补贴发挥效应时，哪种类型的企业会首先作出反应？事实上，企业是否会发生转移取决于企业在两地区的利润差，企业在两地区的利润差越小，企业越可能会因政府补贴而发生转移。根据公式（7），通过Matlab2020模拟⑩出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利润差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
在图2中，纵轴表示企业在沿海地区的利润减去西部地区的利润再扣除迁移成本后的利润差，横轴表示不同劳动生产率。从曲线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到，当考虑不同企业对政府补贴政策反应的异质性时，对西部地区实行政府补贴，劳动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其利润差越大，此时这些在沿海地区的高效率的企业越不会转移到西部地区，相反，那些低效率的企业首先对政府补贴作出反应，因而也会首先转移到西部地区。例如图2中，当劳动力生产率接近0时，部分低效率企业的利润差为负，此时这些企业已转移到西部地区。而当劳动生产率大于0.5时，随着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企业在两地区的利润差呈现指数型增长。若政府补贴力度不够大，劳动生产率水平高的企业也不会发生转移，而当劳动生产率大于0.7时，再高的政府补贴力度也不会引发企业转移，此时形成了Okubo式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13]。因此，通过上述分析可得命题2。
命题2：当考虑不同企业对政府补贴政策反应异质性时，政府补贴确实会引起企业由沿海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但是由于异质性企业存在的“选择效应”和“排序效应”，首先向西部地区转移的是那些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的企业，而劳动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企业对政府支付的反应并不敏感，政府补贴可能降低了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并形成Okubo式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13]。因此，在考虑空间因素以及企业异质性时，政府补贴力度是推动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通过上述理论研究，提出如下理论假说：第一，当区域一体化水平处于较低水平且政府补贴规模不变的条件下，沿海地区的集聚租金效应大于西部地区的政府补贴效应，且随着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企业会由西部地区转移到沿海地区。而当区域一体化处于较高水平且政府补贴规模不变的条件下，沿海地区的集聚租金效应小于西部地区政府补贴效应，且随着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企业会由沿海地区转移到西部地区。因此，区域一体化水平是影响政府补贴发挥政策效应的门槛变量。第二，在考虑不同企业对政府补贴政策反应异质性时，当区域一体化水平达到门槛值时，政府补贴开始发挥政策效应。在“选择效应”和“排序效應”的影响下，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的企业会首先发生转移，此时转移到西部地区的大部分是低效率企业，而高效率的企业依然会集聚在东部地区。
三、实证模型与统计分析
1.计量模型。
根据上述研究所提出的理论假说，需要验证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区域一体化水平是否是影响政府补贴发挥政策效应的门槛变量；
二是从空间角度看，政府补贴是否降低了产业承接地的生产率水平。因此，需要设定两个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针对第一个理论假设，一般情况下，考察一个变量通过另一个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时，往往采用交互项或分组检验。但这些方法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中，交互项连乘可能带来多重共线性问题，虽然通过去中心化可以部分解决该问题，但降低了经济学解释力，而分组检验面临的问题是无法确定分组标准。因此，本文采用Hanson提出的门槛回归方法。根据以往的实证研究，基础设施、人口密度、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区域竞争程度都会影响企业转移和集聚趋势[18]，因此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计量模型中，根据理论假设，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It表示产业集聚B11，αi与εi，t分别表示没有时间趋势的个体效应以及残差项。Tp为所获得政府补贴金额，Ri（区域一体化水平）为门槛变量，λ为待估计的门槛值，I（·）为指示函数。X→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密度（des）、基础设施（ins）、市场规模（mrs）、经济发展水平（ed）与区域竞争程度（com）。
此外，针对第二个理论假设，为验证政府补贴会降低产业承接地的生产率水平，本文设定第二个计量模型，该模型使用DEA-Tobit两阶段方法估计。其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TFP为全要素生产率，X为控制变量向量，εi，t 为残差项。控制变量包括固定资产投资（inv）、基础设施（ins）以及外商直接投资（FDI）。
2.数据来源及变量处理。
本文使用中国西部地区12个省份2003—2021年的截面数据。其中，资本存量根据单豪杰B12的方法自行计算得到，各地区总面积、年末户籍人口数，公路里程数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全国和各省份生产总值、地区就业人数、进出口总额以及社会零售品总额来源于各省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工业增加值来自中经网和CCER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政府补贴相关数据来自于《中国财政年鉴》。
被解释变量：（1）产业集聚（It）：当前描述产业集聚的主要指标有赫芬达尔指数、区位熵、艾萨德指数、泰尔指数以及产业集聚度指数B13。由于这些指标较多地依赖微观数据，其计算的产业集聚度并不适合本文的研究。因此，本文在借鉴颜银根[8]方法的基础上，用地区GDP占西部地区GDP的比重来衡量产业集聚度。（2）全要素生产率（TFP）：本文根据JI Y B和LEE C[23]编写的STATA命令“dea”计算全要素生产率，主要使用了索罗余量的计算方法，劳动力用各地区就业人数表示，资本存量使用单豪杰B12方法计算所得。
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政府补贴一般用上市公司年报中的政府补助一项来表示，但考虑本文加入的空间要素，从区域层面研究出发，采用中央补助收入减去上解中央支出间接表示，门槛变量区域一体化水平B14采用市场开放度间接表示，即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全国GDP的比重。人口密度为各地区年末户籍人口/地区总面积，基础设施为各地区公路总里程作为代理变量，市场规模用社会零售品总额占地区GDP比重表示，经济发展水平采用该地区人均GDP/全国人均GDP。另外，本文还引入区域竞争程度，根据踪家峰等[18]的研究，本地投资比较容易保持，但获得外来投资需要较强的竞争力水平，因此，本文用人均FDI作为衡量区域竞争程度的指标，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都使用原始数据，相关数据的统计描述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
本文设定两个计量模型来分析两个问题，一是政府补贴存在门槛条件，只有当区域一体化水平达到较高水平时，政府补贴才能发挥政策效应。二是当政府补贴推动企业转移时，由于企业存在“选择效应”和“排序效应”，从空间宏观视角来看，政府补贴会扩大区域间生产率水平差距，即政府补贴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负相关。
为分析政府补贴与企业转移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政府补贴与企业转移进行线性回归。同时，为了防止遗漏变量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加入人口密度（des）、基础设施（ins）、市场规模（mrs）、经济发展水平（ed ）与区域竞争程度（com）作为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B15。
从表2线性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政府补贴对产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正相关，且十分稳健。但从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区域一体化促使政府补贴发挥政策效应存在一个弹性临界值，当区域一体化水平大于该临界值时，政府补贴才对企业转移发挥显著作用。这说明若单纯考虑政府补贴对企业转移的关系，将会忽略区域一体化水平在其中的影响作用，这与我国统筹发展、构建区域一体化新型发展格局现实相违背。同时从线性模型和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市场规模对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这说明西部地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除不断增强政府补贴力度以外，还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构建向西开放的区域发展格局，通过连通国内国际两大市场，构建大区域范围的市场规模。同时，若要通过政府补贴吸引优质产业转移到西部地区，在政府补贴力度不强的情况下，需要经历一个政策发挥的“阵痛期”。
从两种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人口密度、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市场规模对产业集聚具有显著正相关性B16。而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规模都是促进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从估计系数来看，线性模型与门槛模型的估计系数差别不大，且显著性水平相当。再看地区竞争程度，在门槛估计中地区竞争程度对产业集聚的作用非常不显著，即使在线性模型中，地区竞争程度也只有10%的显著性水平，这与踪家峰等[18]的研究一致。
接下来本文验证政府补贴是否降低了产业承接地的生产率水平。由于本文采用DEA方法计算各地区生产率，生产率是根据投入产出所得出的相对值，故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更为合适。在进行估计时，加入基础设施（ins）、固定资产投资（inv）以及对外投资（fdi）作为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模型（2）—（4）是逐渐增加对外投资（fdi）、固定资产投资（inv）以及基础设施（ins）后回归的结果，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逐渐增加解释变量后，政府补贴与地区生产率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这说明政府补贴在推动企业转移到西部地区的同时，也降低了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从回归结果来看，政府每增加1%补贴所带来的是该地区0.04%～0.21%的生产效率的下降，其研究结论与Tomiura和Okubo[17]的结论一致。除此之外，对外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生产率水平都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当前我国加大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并积极吸引外国投资对提高西部地区生产率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在企业“选择效应”和“排序效应”的影响下，政府补贴会促使沿海地区低效率的企业转移到西部，从而降低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利于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上述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政府补贴可以促进企业转移到西部地区，但其政策效应发挥存在一定的门槛条件，即区域一体化需要达到较高水平。同时也验证了当政府补贴发挥政策效应时，低效率企业会首先对补贴作出反应而转移到西部地区，从而降低了西部地区的生产率水平。近几年，随着我国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推进，西部地区承接了大量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为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条件，但同时也可以看到东部与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差距依然巨大。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推动区域统筹发展的重要抓手。自1999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以来，以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为主的财政补贴推动沿海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在加快沿海地区优质产能释放的同时，西部地区经济也实现快速发展。但我们也发现，随着区域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东西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并没有因为政府补贴而逐渐扩大，相反，产业转移更多地发生在南北地区之间。尤其是随着产业转移的推进，东西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差距逐渐扩大。因此本文以新经济地理学为基础，在加入企业异质性的前提下，探讨了在空间视角下，区域一体化是否提高了政府补贴的政策效应。与之前的研究结论不同，在控制政府补贴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区域一体化水平是影响政府补贴发挥政策效应的门槛变量，即只有区域一体化处于较高水平时，政府补贴才能促使企业转移到西部地區。同时，当我们考虑不同企业对政府补贴政策反应异质性时，在“选择效应”和“排序效应”的影响下，政府补贴会促使低效率的企业转移到西部地区。因此，在政府补贴力度不足的情况下，广义的政府补贴会扩大东西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从而不利于推动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门槛效应回归、面板固定效应回归以及Tobit模型和通过DEA方法计算的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实证检验了理论假设：区域一体化促使政府补贴发挥政策效应存在一个弹性临界值，当区域一体化水平大于该临界值时政府补贴才对企业转移发挥显著作用。同时，政府每增加1%补贴所带来的是该地区0.04%～0.21%的生产效率的下降。这表明，当前我国实施的政府补贴政策可以推动企业转移到西部地区并促进其经济发展，但需要区域一体化达到一定水平。同时，广义的政府补贴可能会扩大东西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差距，这与部分学者
[5-6]的研究结论相背，其主要原因是本文加入了空间因素，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探究政府补贴的政策效应。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为推动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型区域发展格局，西部地区应抓住时代发展契机，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构建向西开放的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区，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同时，降低东西地区之间市场准入壁垒，整合区域市场资源，加快生产要素流动以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这不仅可以突破政府补贴发挥政策效用的“门槛条件”，而且还会放大西部地区产业集聚效应，有利于吸引更多企业转移到西部地区。第二，提高政府补贴力度和补贴效率。以《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2020年本）》为指导，将广义的政府补贴转变为分类别分产业的补贴，将西部地区重点发展产业以及特色产业作为重点补贴对象，形成与东部地区产业互补的新型发展格局，将区域竞争转向区域合作。同时，考虑企业“排序效应”和“选择效应”的影响，最先从核心区转移到边缘区的是那些低效率的企业。因此，对于重点产业和特色产业应加大补贴力度，吸引东部地区高效率优质产业转移到西部，发挥西部地区比较优势，形成区域间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提高西部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第三，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援藏援疆帮扶力度。进一步推动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东西地区之间基础设施的通达度和通畅性。加快东西地区之间生产要素流动，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增强政府补贴效应，为企业落地做好基础保障。同时，针对**和西藏的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通过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以消除贫困。激活**和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为推动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新的增长力。
注释：
①政府补贴的形式有多种：财政直接拨款、财政贴息、税收返还以及无偿划拨非货币性资产等。
②文献中主要是以转移支付为主的政府补贴。
③没有特别说明，文中带*的表示内陆地区。
④由于存在企业异质性假设，因此不存在代表性厂商，所以利润表达式只能特指某一厂商。
⑤由于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服从帕累托分布，因此，东部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数学期望为a0s（s+1），西部地区为a*0s/（s+1），数学期望越小，表明该地区生产1单位产品所需的平均劳动力数量越少，政府对该地区的补贴越强，从期望表达式可以看出，政府补贴强度与a0和a*0的相对大小有关。
⑥当χ>0时，a0>a*0。此时由于政府补贴，西部地区生产1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较少，单位成本降低，但要注意，这并不意味着西部地区实际劳动力生产率高于沿海地区。
⑦内陆地区价格指数为
P1-σM=β{sn∫10
a1-σdG（a）+（1-sn）［∫ar0
a1-σdG（a）+∫1ara1-σdG（a*）］}，
沿海地区为（P*M）1-σ=
β{sn∫10a1-σdG（a）+（1-sn）［∫ar0a1-σdG（a）+∫1ara1-σdG（a*）］}，其中，β=［σ/（σ-1）］1-σ。
⑧求[WTBZ]导过程在Mathematica10.2下进行。
⑨不同参数数值的设定不影响曲线的变化趋势，由于沿海地区市场规模较大且对西部地区进行政府补贴，因而设定sE=0-75>0-5，χ=5>1，以便更好地表示曲线的变化趋势。
⑩参数设定：sn=0.7、φ=0-65、s=7、σ=5、μ=0-5。其他参数设定与图1中的参数值一致。除此之外，为表示方便，图2中劳动生产率为1-a。
B11在本文中，企业转移相当于欠发达地区产业集聚的过程，因而用产业集聚间接作为企业转移程度的代理变量。
B12计算公式：本期资本存量=上期资本存量×（1-10-96%）+本期固定资产形成总额。
B13该指数分别由Ellison和Glaeser[24]（1999）、Duranton和Puga[25]（2001）提出。
B14根据相关研究，区域一体化包括了经济、社会以及政策的一体化，由于影响产业转移的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因而用市场开放度水平间接表示区域一体化水平。
B15除了全要素生产率以外，其他变量都取对数。门槛回归使用了王群勇2015年编写的stata命令“xthreg”。
B16其中人口密度对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与范剑勇［10］（2006）的研究结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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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李金霞
Government Subsidies，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Western China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eory Based on Enterprise Heterogeneity
Luan Qiulin，Jin Xixi
（School of Business，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6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is paper explores whether government subsidie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region in China from a spatial perspectiv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level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s the threshold variable that affects the policy effe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When regional integration is at a low level， government subsidies cannot effectively promote enterprises to transfer to the western region. When different enterprises have heterogeneous responses to government subsidies， government subsidies cannot effectively promote high-efficiency enterprises to transfer to the western region first. The empirical study shows that there is a critical value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 to promote the policy effe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when the level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s greater than this critical value， government subsidies will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enterprise transfer. Only by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increasing subsidies to enterpris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can we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region.
Key words：
regional integration; government subsidies; enterprise transfe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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