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吉
[摘要]丝路文学是近几年研究的热点，然而鲜有对丝绸之路开辟初期，两汉辞赋的观照研究。丝绸之路的开辟极大地丰富了汉代文人生活，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珠玉、鸟兽、植物、技艺很快引起两汉赋家的注意，他们将视角转换到丝路物象上，拓展了汉赋的题材，提高了辞赋的表现艺术，丰富的物象世界也推动了赋体风格的转变。
[关键词]丝路文学；
汉代辞赋；
丝路物象
[中图分类号] I2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3115（2023）01-0027-07
中西交流实际上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有痕迹，《穆天子传》《山海经》《逸周书》《国语》等著作就已出现相关记述，其中《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经过天山，事件的真实性虽难考实，然书中出现的地理记载与中亚地区的地理特征有诸多相符之处，是为文学作品中中西交流的凭证。自张骞通西域后，丝绸不断大批地运往外域，成为世界闻名的产品，“概念化与实体化相结合的真正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才正式开通”[1]。丝绸之路研究涉及的地域范围自东亚到中亚、西亚，连接欧洲及北非，研究内容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丝路文学是丝路文化研究的核心要素，目前，丝路文学虽然有一些文学作品的整理与研究，但研究者尚未对丝路文学形成足够的重视，丝路文学的概念界定还存有争议，任竞泽梳理了张明廉、石一宁、李继凯等学者对丝路文学的内涵界定，肯定了将丝路文学定义为“题材涉及丝绸之路的文学”[2]。丝路文学应当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对外交流、融合为题材的文学，丝路文学是丝路学的一个重要三级分目，是丝路学体系中经济、政治、文化等二级分目下，隶属于丝路文化的一个分支。在具体研究中，丝路文学还主要集中在诗歌、小说、戏剧等体裁，尤其以唐宋文学观照丝路文化的研究最为兴盛，而鲜有丝路初期文学体裁辞赋的对照研究。因此，聚焦于丝绸之路开辟之初，即两汉时期，探索两汉辞赋中出现的丝路因子，这对丝路文学研究很有必要。
一、丝绸之路与汉代文人生活
丝绸之路主要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条线路，研究先唐丝绸之路的学者们更多关注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路上丝绸之路，实际上汉代就已经出现了海上丝绸之路。汉武帝平南越，征服卫氏朝鲜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创辟具有重要意义，余时英分析《汉书·地理志》中提及的徐闻、合浦、日南、都元、邑卢没、谌离、夫甘都卢、黄支、已程不等港口和古国，认为“这肯定是关于汉朝丝绸输出到南海的最早记录”[3]；
大量的出土文献也应证了早期的海上丝路贸易，广州、长沙等地汉墓中经常发现玉髓、琥珀、玛瑙、鸡血石等玉石配饰，“这些东西，一部分是国内的工艺品，另一部分则系从南海输入”[4]。两汉辞赋作品中也出现了大量海外物产，如司马相如《上林赋》“隐夫薁棣，答遝离支”“留落胥邪，仁频并闾”，其中的“离支”“仁频”主要是南海诸国的物产。除东南丝绸之路外，西南丝绸之路在汉代也已經形成，杨修《孔雀赋》曰“有南夏之孔雀，同号称于火精”，孔雀主要产自南亚地区，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在我国西南地区就已经有了通往南亚的交通线。《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张骞向汉武帝汇报西域见闻，“居大夏时见蜀布、卭竹杖，问所从来，曰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5]6871，蜀布、邛竹杖皆为当时的蜀中物产，它们通过南方商道进入身毒国，又被贸易至西域诸国。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丝路文化渗透进汉代文人的日常生活，进入他们的创作视野，两汉辞赋中出现的丝路物产是辞赋家生活的艺术再现。
汉代贵族宴游生活中即有丝路因子的出现。两汉延续战国养士之风，从中央王朝到地方诸侯，广筑苑囿，招揽文士。汉武帝在汉都长安西郊扩建上林苑，文武侍从常随汉武帝在苑中游览。上林苑中有观象观、走马观、白鹿观等各式用途的宫观，饲养大象、孔雀、汗血马等奇珍异兽；
葡萄宫、荔枝宫等种植西域葡萄和南方花果，其他宫苑也都有来自域外的奇珍异物，“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5]7312。贵族宫苑中丰富的丝路物产，极大地丰富了汉代文人的感官世界，文人辞赋中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域外殊物，如司马相如《长门赋》“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猨啸而长吟。翡翠胁翼而来萃兮，鸾凤翔而北南”，其中的“孔雀”“翡翠”皆为外来物种。东汉班昭在家族的影响下，学问广博，得到汉和帝的赏识，汉和帝多次召班昭入宫，“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6]。汉末君臣之间，以文会友，建安文人“时膏腴贵游，咸以文学相尚”[7]，丝路殊物传入中原后迅速引起赋家的关注，成为当时宫廷书写、吟咏的对象。建安文人大都经历了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冲击着他们的心灵，他们对事物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在相对安逸的时间里，他们尽情享受有限的生命，相比于习常所见的物象，建安文人把目光转移到周围的新鲜事物上，玛瑙、鹦鹉、迷迭等域外珍奇更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辞赋创作中也经常表现这些新物象。
汉代文人的边疆、域外生活经历，也出现在其文学作品中。有边塞、异域生活经历的文人在辞赋中表现的就不仅仅是丝路名物，异域地理风貌、赋家主观情志表现地更为强烈。东汉班彪和班固、班超父子都曾受镇守西北的窦氏集团的赏识，两汉之交政局动乱，他们都有边疆生活的体验。西汉末班彪逃难至凉州，其《北征赋》曰：“风猋发以漂遥兮，谷水灌以扬波。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雁邕邕以群翔兮，鹍鸡鸣以哜哜。”狂风萧萧、积雪皑皑、大雁齐飞，荒凉苦寒的塞北风光显然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地理风貌。班固于永元元年（89）随窦宪率军大败北匈奴，期间著有《封燕然山铭》《窦将军北征颂》，其中《窦将军北征颂》不仅描绘了“雷震九原，电曜高阙”的汉军威仪，还展现了“云黯长霓，鹿走黄碛”的塞北地理风貌。班超投笔从戎，明帝永平十六年（73）随大将军窦固攻打北匈奴，并奉命出使西域，联系西域诸国共击匈奴，重新打通了隔绝多年的丝绸之路，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的侵扰，并控制西域，被汉明帝任命为西域都护。班超经营西域期间，曾派副使甘英出访大秦、条支等国，将丝绸之路从亚洲延伸到了欧洲，加强了中西文化交流。西域都护班超曾进献安息大雀，班昭应诏作《大雀赋》曰：“集帝庭而止息，乐和气而优游，上下协而相亲，听《雅》《颂》之雍雍，自东西与南北，咸思服而来同。”[8]248从表现安息雀不凡的气质，上升到东汉王朝政治清明、万邦来贺的盛况，这是汉大赋创作上铺陈渲染山川地理、音容月貌、奇珍异兽，彰显大汉国威盛德、皇恩远被的主调。
二、汉代辞赋中的丝路物象
文人作意好奇，丝绸之路传入的域外物产很容易引起赋家创作的兴趣，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珠玉、鸟兽、草木、技艺等在两汉辞赋中得到充分地反映，但并不是所有传入中国的物产都得到赋家的描绘、赋咏，他们只是对特定的事物更感兴趣，尤其是域外传入的珍奇异宝。两汉时期域外物产主要是通过朝贡、战争、商贸等形式传入中原。汉王朝开疆拓土，建立起极强的民族信心，产生了安抚戎国、经营四夷的志向，汉代在对外扩张过程中常以战争的方式解决冲突，战争扩张往往获得许多战利品，《盐铁论》记载桑弘羊论漢武帝战争所得：“孝武皇帝平南越以为园圃，却羌、胡以为苑囿。是以珍怪异物充于后宫，騊駼駃騠实于外厩。匹夫莫不乘坚良，而民间厌橘柚。由此观之，边郡之利亦饶矣。”[9]战争中获取的战利品主要用于充实战备、装饰宫廷、奖励功臣。此外，中原与域外国家和地区的商贸互市也引进了大量物产，《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云上言北单于复愿与吏人合市，诏书听云遣驿吏迎呼慰纳之。北单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6]2950这里记载了汉与北单于之间的官方商贸活动，这次商贸互市遭致南单于的报复，南单于遂后出兵边境抢掠。官方贸易往往是交易牛马等战备物资，在战备需求下域外良马也成为汉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军旅题材的诗赋中经常出现“胡骑”意象，这在中国文学中已经成为一个寄托思乡、思亲的典型意象，如《古诗十九首》“胡马依北风”、陈琳《武军赋》“胡马骈足”、湛方生《风赋》“胡马感而增思”。远国殊物总会引起文人的兴趣，成为辞赋创作的新题材。
两汉辞赋中的丝路珠玉丰富了中原玉文化。有人将丝绸之路也称为“玉石之路”，因为在这条贸易路线上进行互利交换的不仅是丝绸，还有玉石等物产的输入。我国古代有“玉出昆仑”之说，玉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中华传统文化中“君子比德于玉”，孔子提出玉有仁、义、礼、知、信、天、地、道、德、忠、乐等十一德，玉也因此成为高贵、纯洁的象征，《诗经》曰“颙颙卬卬，如圭如璋”，《涉江》曰“登昆仑兮食玉英”，都以珠玉象征美德。珠玉也是一种重要的装饰物，张衡《南都赋》描绘装饰奢华的古都南阳“金彩玉璞，随珠夜光”。珠宝是贵族生活的奢侈品，两汉辞赋中的玉石意象主要就其装饰性而言。丝路珠玉在传统玉石装饰性作用之基础上增添了新色彩，我国传统玉石多为天然矿物加工而成，丝路珠玉无论是从来源还是形质上更为丰富。据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统计，西域诸国传入的“珠宝”24种之多，有取自天然矿石的如青碧、瑟瑟、玛瑙等，有取自动植物的如瑇瑁、砗磲、珊瑚等。丝路珠玉的传入，贵族阶层用此装饰庭院、日常佩戴，玉石文化在中国风气更浓。司马相如《子虚赋》中子虚讲述楚王云梦泽中有“赤玉玫瑰，琳瑉琨吾”“神龟蛟鼍，瑇瑁鳖鼋”，其中的“玫瑰”是一种有光泽的矿石，属于云母矿物的一种，大秦、波斯等国皆出此物；
瑇瑁是一种海洋生物，因其壳花纹美丽，可做装饰物，《孔雀东南飞》就以“头上玳瑁光”形容刘兰芝的华丽装扮。两汉辞赋中出现了大量的此类丝路珠玉，班固《西都赋》“翡翠火齐，流耀含英”，王延寿《鲁灵光殿赋》“骈密室与琅玕”，王粲《游海赋》“珊瑚周乎其趾”，其中“翡翠”“火齐”“翡翠”“珊瑚”等珍奇珠玉多为当时的域外物产。汉末建安时，曹丕曾组织文人侍从同题共作《玛瑙勒赋》《车渠椀赋》，其中的“玛瑙”、“砗磲”皆为西域传入的珠玉，它们成为赋家创作的新题材。
两汉辞赋中的丝路鸟兽别有寄托。辞赋中的异域鸟兽在汉盛时期就已在辞赋中有所体现，汉武帝《天马歌》“天马来兮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班固《西都赋》描写上林苑中“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枝之鸟”等殊方异物，“九真”“大宛”“黄支”“条支”等异域远国进献的奇珍异兽被汉人视为征服四夷、皇威远被的象征。汉末赋家常以异域鸟兽托物言志，抒写个人抱负。祢衡《鹦鹉赋》“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从不同侧面赞美鹦鹉奇美不凡的姿态，暗示自己志向高远、才华出众。鹦鹉自万里外被捕捉进献，“闭以雕笼，剪其翅羽”，因此引起作家羁旅行役、怀才不遇的身世之感。汉末同题共赋还有陈琳、阮瑀、王粲、应玚、曹植等人，但皆未能出祢衡之右。陈琳“咨乾坤之兆物”、阮瑀“惟翩翩之艳鸟”、应玚“何翩翩之丽鸟”就祢衡“性辨慧而能言，才聪明以识机”而发挥，描绘鹦鹉的外貌才智；
王粲“步笼阿以踯躅，叩众目之希稠”、曹植“身挂滞于重笼，孤雌鸣而独归”就祢衡“闭以雕笼，剪其翅羽”而发挥，借鹦鹉被困情状托物言志，他们各取一端，赋作新辞。赋家仿作立意多出于祢衡，故张养浩曰：“亳州人来云，张庭美赋鹦鹉者三，切念祢衡之后，一犹难继，矧其三乎。”[10]祢衡《鹦鹉赋》无论是在题材选择，还是在艺术表现方面，后来的同题赋作显然无法企及。
两汉辞赋中的丝路植物是汉代社会生活、宗教活动的反映。两汉从域外传入了一些植物草木，受到赋家关注的有葡萄、荔枝、胡栗、郁金香、迷迭香等。王逸《荔枝赋》曰：“大哉圣皇，处乎中州，东野贡落疏之文瓜，南浦上黄甘之华橘，西旅献昆山之蒲桃，北燕荐朔滨之巨栗，魏土送西山之杏。”[8]341赋中不仅多方面描写了荔枝的形态、口感，赞美荔枝“超众果而独贵”，而且以文瓜、柑橘、葡萄、胡栗等四方进献之物，盛赞汉朝开疆拓土的辉煌功业。丝路贸易中丝绸是主要的输出货物，作为交换域外的玉石、皮毛、水果、香料也大量传入中国，尤其植物香料在中国的宗教祭祀、饮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汉以前的香料“惟称兰蕙椒桂而已”[11]，大多数香料并不产自中国，很多是经由丝绸之路从域外传入的，香料是丝绸之路重要的贸易货物。汉乐府诗曰：“行胡从何方，列国持何来，氍毹毾?五木香，迷迭艾纳及都梁。”[12]这里的“迷迭”“艾纳”“都梁”都是通过丝路传入中国的域外香料。郁金香是一种重要的香料，西晋左芬说其来源是“越自殊域，厥珍来寻”，郁金香早在汉代就已传入中国，东汉朱穆有《郁金赋》盛赞郁金香为“椒房之珍玩”。迷迭香有驱邪、提神之效，曹丕更是对迷迭香情有独钟，将迷迭移植于宫廷，邀请曹植、王粲、陈琳、应玚等人同题共作《迷迭香赋》。
两汉辞赋中的丝路技艺异彩纷呈。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外艺术交流也日益频繁，域外乐舞、幻术、马戏等传入中国，“四夷间奏，德广所及，伶佅兜离，罔不具集”[8]231，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乐舞体系。《后汉书》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6]3272域外乐舞在汉廷演奏，不但是出于贵族的喜爱，也是皇威远被的象征。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汉地乐舞表演开始采用琵琶、竖箜篌、胡笳、羌笛等外来乐器。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西域各国使节纷至沓来，他们带来了西域幻术和杂技等民俗艺术形式。张衡《西京赋》：“临迥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撞。冲狭燕濯，胸突铦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8]287 赋中提到了“角抵”“扛鼎”“寻撞”“冲狭”“燕濯”“胸突铦锋”“跳丸剑”“走索”等技艺表演形式，其中“都卢寻撞”是都卢国人的一种爬高杆表演，域外表演艺术已经融入到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李尤《平乐观赋》描写汉代宫廷的游戏表演：“方曲既设，秘戏连叙。逍遥俯仰，节以鞀鼓。戏车高橦，驰骋百马。连翩九仞，离合上下。或以驰骋，覆车颠倒。乌获扛鼎，千钧若羽。吞刃吐火，燕跃鸟跱。陵高履索，踊跃旋舞。飞丸跳剑，沸渭回扰。”[8]279陪侍观赏的有汉朝官员、皇室贵族，还有异域宾客，节目内容不少也是来自域外的技艺，如“戏车高橦”“吞刀吐火”“飞丸跳剑”之类。这些通过丝路传入的民间技艺大大丰富了百戏的内容，并与中原传统的技艺相结合，推陈出新，使汉代百戏的表演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三、丝路文化对汉赋的影响
文学是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反映，丝绸之路的开拓，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展，使汉代社会生活受丝路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深，汉代赋家敏锐地注意到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新奇事物，它们成为两汉辞赋的新物象。文化交流与融合对社會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丝路殊物的传入丰富了时人的庭院装饰、服饰佩戴、日常生活。猎奇文人对新鲜事物的兴趣，体现在辞赋创作中，表现出汉人对丝路文化从抗拒到认可，并最终走向同化为我所用。丝路之初，西汉辞赋中的丝路物象主要是战争所得的优良马种，它们大多产自大宛、鄯善、龟兹等国。东汉以后的辞赋中丝路物象逐渐丰富，出于对异域物象的好奇之心，赋家“试图认可和接纳，使其融入到原本的文化体系之中”[13]，但他们同时又受“抚四夷”的天下观的影响，对外来文化存在贬斥心态，如蔡邕《短人赋》：“侏儒短人，僬侥之后，出自外域，戎狄别种，去俗归义，慕化企踵，遂在中国，形貌有部。”[8]371繁钦《三胡赋》：“莎车之胡，黄目深睛，员耳狭颐。康居之胡，焦头折頞，高辅陷无，眼无黑眸，颊无余肉。罽宾之胡，面象炙蝟，顶如持囊，隅目赤眦，洞頞卬鼻。頞似鼬皮，色象萎橘。”[8]438赋中对域外人种深眼窝、高鼻梁等形象特征进行描摹、区别，“鼬皮”“萎橘”等字眼也流露出一种嘲讽的态度，间接地显示了对丝路文化的一种抗拒心态，这种抗拒心态在中原与域外民族的联系日益密切的现实中才有所缓解，并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最终走向接受和融合。
丝路文化对两汉辞赋的直接影响首先是辞赋物象的丰富，题材内容的拓展。汉代赋家在辞赋创作中引入丝路物象，铺陈物产之丰饶和来源之广泛，主观上是为了宣扬汉室功业，但在这种接受心态的影响下，也间接对丝路文化起到了推广和宣传的作用。汉代赋家在辞赋创作中，关注到更多的丝路物象，同类主题的表达中使用地更加频繁，铺陈物产之丰、装饰之奢，丝路物象的引用极大地丰富了辞赋题材，使因袭、模拟的汉赋创作有了新的点缀，直到后来的专题赋，取材丝路物产，专咏其物，辞赋的题材和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极大地拓展。汉代辞赋中琥珀、玛瑙等丝路珠玉，象、犀、驼、鹿等丝路鸟兽，荔枝、迷迭等丝路植物非常丰富，荒凉苦寒的丝路风光、异彩纷呈的丝路民俗皆在辞赋中呈现。丝路文化的交流中，赋家不断进行创作的探索与创新，他们将视角转向异域的新鲜物象，开拓创作视野，并努力寻求一种更加个性化的表达方式，或状物抒情，或托物言志，或赋咏闲趣，辞赋功能不再只是歌颂与讽谏，状物写景、酬唱赠答、感时伤怀逐渐成为新的创作动机。随着辞赋题材内容的多样化，辞赋在创作方法和审美趣味上也有了新的要求。
其次是辞赋语言表现力的提高。两汉赋家对丝路殊物的描绘不单单停留在物象的铺陈，他们尝试与中国传统文学表现手法融合，“进入文学作品的域外物品往往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和作家的情感因素”[14]。作家赋予了某些丝路物象比喻象征意义，使其具有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中国文学特征，如“胡马”的意象化，被寄寓了报国之志、乡关之思。祢衡《鹦鹉赋》赞美“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借物抒怀引起后世文人的共鸣，产生了大量的同题共赋之作，王粲《鹦鹉赋》曰：
步笼阿以踯躅，叩众目之希稠。
登衡幹以上千，噭哀鸣而舒忧。
声嘤嘤以高厉，又憀憀而不休。
听乔木之悲风，羡鸣友之相求。
日奄蔼以西迈，忽逍遥而既冥。
就隅角而敛翼，倦独宿而宛颈。[8]408
王粲赋着意于祢衡《鹦鹉赋》中体现的鹦鹉被困情状，鹦鹉在笼中焦躁不安、悲哀不已，王粲与祢衡情感相通，借鹦鹉被困的遭遇表达对现实的人生感慨，抒发漂泊流离、怀才不遇的情怀。寄予相似情感的是曹植的《鹦鹉赋》，曹植在与曹丕的权力斗争中曾受到部分人的支持，在赋中借雏鸟的遭遇感谢支持者的救护之恩，“蒙含育之厚德，奉君子之光辉”，又因在立嗣之争失败，常有如履薄冰，“怨身轻而施重，恐往惠之中亏”的忧危恐惧之感，曹植愧感于无法回报支持者的往日恩情。鹦鹉不再是一种客观物象，它被典型化、意象化，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寄托了赋家羁旅行役、怀才不遇的身世之感，以及知己难求、明哲保身的人生感悟。
再次是物象大开，辞赋审美风尚渐变，辞赋风格多样化发展。《文心雕龙·时序》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汉赋风格的转变更多的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时运交移”，导致赋家审美体验上的“质文代变”，但丝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汉赋风格的转变也不无影响。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丰富物产，极大地丰富了现实生活中的物象，影响作家的现实生活体验，反映到作品中形成多样化的风格。物象的丰富，汉赋体制发生了由“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京殿苑猎赋到“体物写志”“托物言志”的述行序志赋的转变，赋家不再满足于名物的罗列和抄袭模拟的颂歌，而是融入更多的政治情结和人生体验，将更多物象作为文学作品的主题，通过对单一、具体物象细致入微的刻画，表现现实，抒发情感，赋风趋向小品化、个性化。辞赋创作的转变，研究者一直以来主要着眼于辞赋自身的发展、社会政治生活的危机、文人审美情趣的转变，而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等因素较为忽视。中外文化的交融，赋家将视角转向新鲜的域外物象，他们开始选取典型来表现一般，甚至同题共赋一事一物。这种创作视角的转变虽是对现实政治危机的回避，但也间接推动了抒情咏物赋的发展，改变了文人的审美观念。赋风的转变是从东汉张衡、蔡邕等人的抒情赋兴起，建安时期成为赋体转变的关键时期，建安以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咏物抒情赋，在这个过程中，丝路文化的交流，物象的丰富，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结语
在丝路文学研究中，我们应当注意到汉赋是最早受到丝路文化影响的一种体裁，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域外殊物极大地丰富了两汉文人的现实世界，丝路物象成为赋家创作的素材。汉代赋家在辞赋创作中引入了这些丝路物象，丰富了辞赋的内容，拓宽了辞赋的题材。他们还不满足于单纯物象的罗列，将丝路物象本土化、民族化，以中国文学独有的审美方式，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独特的人生体验，赋予了丝路物象新的文化内涵，使其具有了意象化的中国文学特征，提高了辞赋的表现艺术。以丝路视域关照汉代辞赋的创作，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开放、包容与接纳的态度。应当肯定这是一种积极、健康的接受心态，这在科学研究和文化交流中是值得倡导的。只有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才能继续推动科学研究的进步和民族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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