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绍宁
【摘要】新时代新征程，在理论上概括、在实践中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模式，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议题和关键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在理论和实践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宣教”模式。这一模式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丰富的价值观传播理论与实践为基础，关键在于一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引领作用，强调大众宣传与国民教育两种传播方式的并用。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教”模式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继承和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生成于中国价值观传播经验的价值观传播模式，是中国特色的价值观传播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传播模式；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了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中心任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1]如果我们以传播模式为视角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新时代的重大创新理论在国内外的实际传播情况，不难发现，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在理论和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宣教”模式。这一模式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丰富的价值观传播理论与实践为基础，核心在于一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引领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突出强调大众宣传与国民教育两种传播方式的并用。“宣教”模式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是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价值观传播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和回应。
一、生成基础：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传播理论与实践
在全社会范围内建构一整套完整的价值观念，并使这套价值观念得到广泛认同与传播，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现实需要，也是其一直努力探索和实践的一个重要历史命题。追溯既往，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着丰富的价值观传播实践并基于此形成了许多有关价值观传播的理论。
（一）党在革命时期的价值观传播理论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传播实践是从建党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的。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正式颁布了《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这一重要的党内文件可以视作中共价值观传播理论的一个重要纲领性文献，反映了中共对于教育与宣传的基本认识。从这份文献来看，教育一般指党内的政治教育，而宣传则一般指面向学生、工人、农民群众的政治宣传。在此前后，中共党内还专门成立了“教育宣传委员会”，下设编辑部、函授部、通讯部、印行部、图书馆，统筹党报党刊采编发行和党员干部教育工作。[2]由此而论，自中共建党时期起，教育与宣传便被作为并行的两种传播方式应用于价值观传播的具体实践。此后，中共的“教育宣传”理论逐步发展为“宣传教育”理论。1924年5月，中共中央通过《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正式提出“应当在党报上加重党内教育的工作”，将宣传与教育并列且并用于党内与党外。[3]此后，“宣传教育”成为中共价值观传播理论的核心概念，成为中共宣传鼓动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党员教育工作等多方面具体工作的基本原理。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价值观传播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为目标，对新闻业、学校教育事业和社会文化事业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具体而言，在对新闻业的改革方面，凡属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创办或直接控制的报纸、刊物、电台、通讯社等，一律没收其全部财产归国家所有；
私人举办的报刊、广播，经申请登记核准后可继续营业；
凡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报纸、通讯社等，明令分步骤停刊或取消。对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则采取区别对待政策，对原国民党政府办的各类公立学校，一律接收，学校教职员除极为反动的个别分子听候处理外，均保持原有待遇。这样的做法既维护了学校正常秩序和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思想稳定，又照顾了教育事业必要的继承性，使原有教育事业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在此基础上发展人民教育事业。[4]党领导的对旧有新闻业、学校教育事业和社会文化事业的有步骤的改革，为党的政治理论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转向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宣传和教育全国人民。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党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传播工作也持续推进，其标志就是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的涌现，形成了大庆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等一批具有特定内涵的伟大精神。[5]
（三）党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价值观传播理论与实践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塑造和传播过程中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在改革开放刚刚启动的1979年，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叶剑英在党内较早地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6]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7]。由此而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最主要的方面是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具体而言，思想道德建设强调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的塑造；
文化建设则具体包括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学艺术、图书博物馆等文化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被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其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8]
從实践的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精神层面、价值观层面的建设。这种重视一方面来自于实践中对精神作用的积极认可，另一方面也把其视为制度特色。由此可见，精神文明建设并非是口号式的、可有可无的内容，而是来自于实践探索，来自于理论自知。
二、核心关键：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引领作用
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所形成的“宣教”模式中，中国共产党这一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引领作用贯穿整个传播过程。这种引领作用具体体现为“塑造”“领导”与“推动”三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的“塑造者”。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持续不断的理论创新，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社会主义荣辱观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终凝练和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放置于其开展治国理政的整体框架之内，将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环节和根本手段，实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任务”的结合。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由此突破了政治传播的范畴，成为事关民族发展大计的宏观战略。
中国共产党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体系的“领导者”。通过“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中国共产党成为当代中国政治传播体系和格局当之无愧的领导者。这种“领导者”的作用通过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宣传、党管媒体等具体理念，通过加强党对新闻舆论工作、教育工作、图书出版和文化艺术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领导等具体机制得以实现。
中国共产党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推动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结构特征。从党员个人到各级党组织，从政府、监察委、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构到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再到各参政议政的民主党派，各行业领域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甚至民营企业依托非公企业党组织的建设都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多元”传播主体的组成部分。如此多元化的传播主体背后，是一个长期执政的、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大力推动。这个推动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隐形”的，但其推动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
三、运作方式：大众宣传与国民教育并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模式是一个核心领导、多元主体参与的传播模式，是多渠道多路径交织的传播模式。该模式既倚重传统媒介，又关涉新媒体力量，同时将宣传与教育结合在一起，可以发挥党自身传播能力又具有国家政治动员力量与社会组织力量，是既遵循和利用各媒介传播规律和优势，又体现出探索规避传播风险的传播模式。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心多元”与“全覆盖”的传播参与者
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模式分为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与传播受众三部分，并以此进行传播模式的描述和概括。
“宣教”传播模式中传播主体部分强调的是“多元”的组织结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多元组织结构”并非是“去中心”的。相反，是有一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领导核心的。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具体实践中，由于中国共产党与各个传播主体都确立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我们可以说，这些“多元”呈现的传播主体都是由中国共产党所“生成”的，是“一心多元”的传播结构。传播方式部分强调的是大众宣传与国民教育两种传播方式的“并重”。大众宣传与国民教育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两种重要方式，从根本上说，得益于“党管宣传”与国民教育必须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两种根本政治传播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笔者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的世界第一大政党的组织规模使得党内宣传与党内教育两种党内传播方式也具备了同大众宣传与国民教育一样的大众传播属性。传播受众部分强调的是国内与国际的“全覆盖”。按照从一般受众到重点人群的逻辑，从国内来看，传播对象可以划分为：人民群众、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从国际来看，可以划分为：境外民众、来华人士和来华留学生。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息传播与意义共享效果
大众宣传与国民教育的并重，强调信息传递与仪式意义的共享，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模式的重要表征，是植根于中国大地的价值观传播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大众宣传与国民教育虽然是差别很大的两个概念，但从本质上看，二者都是一种信息传递行为。宣传具有教育的属性，教育也有宣传的功能。人为地将宣传与教育割裂开，过度地强调知识传授的“客观性”与宣传思想的“主观性”无疑是对宣传和教育的一种误解。这种误解的产生有深厚的历史和理论根源。长久以来，受西方新闻传播学说的影响，不论是国际学界还是国内学界，对“宣传”都有某种程度的刻板印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一些研究者将“宣教”等同于“洗脑”，认为“宣教”就是一种不顾及客观条件、不顾及受众心理的强制“灌输”（当然，“灌输”这一列宁用来描述意识形态传播过程的概念本身也存在着被污名化的问题），将“宣教”视为洪水猛兽，甚至在许多研究中不愿意提及这一概念，将其作为有效传播的对立面。其实，在我国古代“宣传”与“教育”是不可分的，特别是“言传身教”这种行为模式，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念的培育与养成。
四、余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时代化
从“宣教”所属的理论脉络来看，本文所概括的、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实践中所形成的“宣教模式”，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价值观传播，并不断创新发展价值观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宣传活动”，还强调并践行“活动宣传”。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所提出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宣教模式”仍属于一个单向度的传播模式，更多地还是站在传者的角度观察传播行为。这一模式并未全面细致地反映微观的传播行为机制，特别是对传播效果和反馈机制没有囊括和表达，这也是接下来从理论上继续研究和完善这一党在新时代背景下在实践中形成的价值观传播模式的空间所在。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https：//www.12371.cn/2022/10/25/ARTI1666705047474465.shtml.
[2]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一册[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554-563.
[3]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一册[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575.
[4]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397.
[5]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30-331.
[6]叶剑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540.
[7]鄧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7.
[8]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6：26-27.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编校：王志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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