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剑
[摘要] 產业高水平协同发展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衡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程的重要表征。从产业发展水平协同性、产业空间布局协同性、产业结构分工协同性三个维度对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进行分析发现，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整体协同发展水平呈现不断提升之势，但经济增长波动、产业结构趋同、空间集聚布局、体制文化差异等对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形成一定制约。面向未来，推动粤港澳产业高水平协同发展，应着力构建多层次产业协同分工体系，推动产业发展平台联动与共建，共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和世界影响力的现代服务业集群，深化港澳与珠三角规则衔接机制对接。
[关键词] 产业协同 产业结构 产业布局 粤港澳大湾区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3）03-0067-13
[基金项目] 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广州融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研究（2022GZYB10）；
广州市国家中心城市研究基地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覃剑，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广州城市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经济。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四年来，在党中央的积极推动和粤港澳三地的积极探索下，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层次呈现立体多元化发展态势，产业协同水平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对标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目标，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还面临增长不同步、发展同质化、空间布局分隔等协同性不足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2023年4月，***总书记视察广东，要求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要实现这一使命任务，推动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是重要内容。
综合已有相关研究，着眼于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发展要求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认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高水平协同发展应包括三个维度：一是产业发展水平的协同性，即在共同富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要求下，各城市产业发展水平的差距不应过大，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差异应该保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二是产业空间布局的协同性，即各个城市产业发展空间分布的差距不应过大，人口、产业、城镇以及生态环境布局应当匹配。三是产业结构分工的协同性，即超越产业同质化竞争形成相对合理的产业链分工，各城市共同形成良好的产业协作联动效应、叠加集聚效应和内生驱动效应。
一、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水平协同性分析
（一）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整体发展水平
随着建设进程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经济加快发展。从总量上看，粤港澳大湾区GDP总量从2015年的84341.66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126265.63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约为11%。
粤港澳大湾区已经进入服务业经济时代，2015—2021年间，粤港澳大湾区第三产业增加值从5.32万亿元增加至8.11万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超过了60%。其中，香港和澳门服务业高度发达，香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89.6%，澳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92.3%；
广州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70%，深圳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60%。香港、广州和深圳三个城市服务业增加值占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增加值总额的比重达到75%。可见，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向中心城市集聚态势十分明显。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著名的制造业基地。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增加值达3.24万亿元，占GDP比重约为25.7%①。其中，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9578亿元，是增加值最高的城市。处在第二梯队的广州（4963.72亿元）、佛山（5432.94亿元）、东莞（5187.03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接近或者超过5000亿元。其他城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均未超过2500亿元。粤港澳大湾区农业所占比重很小。2021年，大湾区农业增加值为1727.92亿元，约占GDP的比重为1.4%②。
（二）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水平协同性测度
我们使用熵权TOPSIS评价方法③和Dagum基尼系数评价方法④对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水平协同性进行测度，具体指标构成如表1所示。
经过计算⑤，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水平协同指数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如果剔除2020年，2015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水平协同指数基本上保持稳定且略有提升，这意味着各城市产业相对发展水平的同步程度没有发生太大变化。2020年，由于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均受到不小冲击但冲击程度不一，从而导致各城市产业相对发展水平的同步程度发生波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水平协同性有所下降。
具体从不同区域产业发展水平差异性来看（表2），珠江东岸组内产业发展水平差异明显高于其他两组，Dagum基尼系数呈现略有上升趋势，珠江西岸产业发展水平差异性最低。但是2020年以来由于澳门受新冠疫情影响，产业发展水平变化较大，导致组内产业相对发展水平差异也同时变大。广佛肇都市圈产业发展水平差异性高于珠江西岸但低于珠江东岸，Dagum基尼系数呈现略有下降趋势。
从三大区域组间产业发展水平差异性来看，广佛肇与珠江西岸产业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明显高于其他两组，Dagum基尼系数呈现略有上升趋势，珠江东岸和珠江西岸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呈现上升趋势，广佛肇与珠江东岸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略有下降。
总体上，2016—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水平协同性大致保持稳定。在新冠疫情冲击下，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建筑、房地产、住宿餐饮、交通运输等行业相对发展速度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化，导致城市之间的产业差异程度有所提高，进而使粤港澳大湾区整体产业发展水平协同性有所下降，但是2021年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程度。广佛肇与珠江西岸之间、珠江东岸与珠江西岸之间、珠江东岸内部的产业发展水平差异性，对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协同性有较大影响。
二、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空间布局协同性分析
（一）产业总体空间布局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密度不断上升，2021年平均每平方千米土地创造GDP2.26亿元。其中，澳门、香港和深圳单位土地面积创造的GDP位居前三，远远高于其他城市。肇庆、江门和惠州单位土地面积创造的GDP相对较低（表3）。
取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经济密度的标准差（图2），结果显示，2015—2019年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经济密度标准差不断上升，这意味着城市间经济密度差异变大。但是2020年由于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澳门经济密度大幅下降，各城市间经济密度的标准差也大幅下降。事实上，如果不考虑澳门大幅波动的影响，取粤港澳大湾区其他10个城市经济密度的标准差，2015—2021年间，10个城市的经济密度标准差从5.14整体上升到6.79，这也表明城市间经济密度差异变大，经济空间布局不均衡性有所上升。
根据POI大数据①提供的数据分类，为了尽可能捕捉到各类市场主体经营网点及产业载体的空间分布情况，提取的数据包括：产业园区、公司企业、金融保险、科研机构。其中公司企业由知名企业、工厂、农林牧渔基地等构成，金融保险由银行、保险、证券、财务等公司构成，结果如表4所示。
从粤港澳大湾区整体来看，2015年捕捉到的产业POI个数为86.17万，而2021年捕捉到的产业POI个数为116.37万，5年来产业POI个数年均增长为5.13%，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水平在持续提升，市场主体数量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具体从空间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产业POI核密度（图3）在内湾区域最高，意味着这些区域企业分布数量较多、产业发展水平较高，而在外湾区域的分布则相对稀疏、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比较2015年和2021年，可以发现粤港澳大湾区整体企业分布区位并未有实质性改变。但是，在内湾区域，企业在空间上分布的连片化特征更加明显，意味着企业空间分布均衡性有所提升。事实上，从各城市产业POI数量的增长情况来看，近年来原产业POI数量占比较低的城市，其增长速度相对较高，从而有效促进了企业空间分布的均衡性。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产业POI数量占比的标准差为8.44，而2021年则下降到了7.05。
（二）服务业空间布局
为进一步分析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空间布局及其演变情况，选取服务业代表性行业金融业进行分析。在进行POI分析时，金融业具体由银行、保险、证券、财务等公司构成。从整体上看（表5），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POI个数呈现较为缓慢增长态势，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83%。其主要原因是近年来随着新技术、新应用的加速涌现，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和科技金融飞速发展一方面对传统金融业造成了冲击，另一方面传统金融机构也在加快数字化转型，金融业的实体经营网点面临重新整合和收缩。
具体到各个城市来看，广州和深圳的实体金融机构经营网点数量最多，其次为东莞、佛山和香港，中山、江门、惠州、珠海大致处于同一水平，澳门金融机构经营网点数量最少。分别对粤港澳大湾区2015年和2021年的金融业POI数量占比取标准差，结果为7.46和6.15，说明各城市金融业POI占比之间的差距减小，意味着实体金融机构经营网点在空间上的分布更加均衡。事实上，从金融业POI核密度也可以看出（图4），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主要分布在内湾地区，且高度集聚在香港、深圳、广州乃至澳门等中心城市。相比2015年，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实体金融机构经营网点在空间上分布更加广泛和均衡。
（三）制造业空间布局
制造是制造业的最核心特征，而制造业则需要以工厂作为主要载体。因此，工厂的空间分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在“工业上楼”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的背景下，工厂数量并不能完全代表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从整体上看（表6），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工厂POI数量呈现较快增长态势，2015—2021年年均增长速度达到7.93%。从城市来看，2021年东莞和佛山的工厂POI数量排在前两位，显示出两大城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重要基地的地位。广州工厂POI数量位居第三，其他城市工厂POI数量从高到低依次为中山、深圳、江门、惠州、肇庆、香港、珠海和澳门。
从工厂POI核密度来看（图5），粤港澳大湾区工厂分布在空间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组团特点，三大组团分别为深圳—东莞、广州—佛山和中山—江门。相比2015年，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工厂在空间上分布呈现出从三大组团向外扩散的趋势。事实上，分别对粤港澳大湾区2015年和2021年各城市工厂POI数量占比取标准差，结果为2015年标准差的值为8.69，2021年标准差的值为7.91，说明各城市工厂POI占比之间的差距减小，意味着工厂乃至制造业在空间上分布的均衡性有所提升。
总体上，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密度不断增加，内湾地区是经济活动最活跃，也是开发建设强度最大的地区。从短期看，粤港澳大湾区内灣地区与外湾地区人口经济密度差异可能会扩大。但是，随着内湾地区发展空间受限、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和企业经营成本加大，企业将在更大范围内选择布局。因此，从中长期看，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空间分布可能更加均衡，内湾地区和外湾地区经济密度差异可能会变小。
三、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分工协同性分析
（一）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结构分工分析
产业分工以比较优势为基础，通常用区位熵来判断一个产业是否构成地区专业化部门。区位熵大于1，说明该产业在区域中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大于1.5则可以认为该产业是地区的专业化部门；
区位熵越大，专业化水平越高；
如果区位熵小于或等于1，则认为该产业是自给性部门。在粤港澳大湾区中，香港和澳门的工业占比很小。因此，对粤港澳大湾区工业专业化分工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各个城市。根据《广东统计年鉴2022》的数据，计算得出珠三角地区城市工业主要行业的区位熵如表7所示。
总体上，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均在制造业领域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产业，彼此之间已经形成一定的互补性。广州的汽车制造业无论在增加值规模还是在专业化分工上优势都十分明显。深圳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无论在增加值规模还是在专业化分工上优势都十分明显。除此之外，位于珠江东岸的东莞和惠州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也十分发达，其增加值分别位列珠三角城市第二和第三。珠江东岸的深圳、东莞和惠州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占珠三角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达到86.1%，占珠三角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24.7%。珠江西岸的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则相对发达，佛山、珠海、中山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加值均占其全市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最高，其中佛山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加值在珠三角各城市中最高，佛山、珠海、中山和江门四市的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加值占珠三角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达到59.3%，但占珠三角工业增加值还比较低，仅为7.4%。除广州和深圳之外，其他城市最具专业化分工优势的行业虽然各有不同，但多为传统行业且规模产值较小，这也意味着珠三角地区工业转型升级还任重而道远。
（二）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专业化分工分析
相比工业，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服务业专业化分工优势较小。这主要是源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各城市都需要发展相应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如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住宿和餐饮业这些为生产生活配套的基础服务业，且其规模往往与城市人口存在密切关系。具体来看，2021年，广州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和房地产业的增加值规模均位居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城市第一，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略低于香港位居第二，凸显其作为国际商贸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的优势地位，但在金融增加值上与香港和深圳有较大差距。香港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位居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城市第一。深圳金融业增加值仅次于香港，位居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城市第二，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增加值则仅次于广州。通过对区位熵分析发现，香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金融业区位熵较高。广州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区位熵较高。深圳金融业区位熵较高。澳门服务业高度发达，在产业结构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虽然服务业规模相对其他城市较小，但是区位熵依然较大（表8）。
（三）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分工分析
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目标的引领下，各城市都积极抢抓机遇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必然会在三次产业结构、服务业结构、制造业结构等大类行业发展上表现出一定的趋同性。与此同时，也可以观察到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聚焦产业链群形成的协作效应正在逐步加深。企业跨城投资和经营是产业链分工的最直接推动力量。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企业跨城投资持续保持活跃态势。以澳门为例，截至2021年，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共2950家企业在澳门进行直接投资，其中香港企业数量达1800家，累计直接投资总额达971.66亿澳门元，广州、珠海企业对澳门的直接投资也超过10亿澳门元（表9）。
事实上，以前海合作区、横琴合作区、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东莞滨海湾新区、佛山粤港澳合作高端服务示范区、江门大广海湾经济区、中山翠亨新区、惠州潼湖生态智慧区、肇庆新区等以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合作为主体的平台加快建设，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协同发展提供良好的空间载体支撑，产业链协同机制也加快建立。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领导框架下，粤港、粤澳合作联席会议已经推动多个具体产业合作并促进产业合作协议的签订。广东出台了《广东省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协调指引》，明确对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和珠西都市圈产业平台合作共建和重点合作产业进行了协调和指引。广州和佛山形成“党政四人小组—市长联席会议—分管副市长工作协调会议—专责小组”多层次同城化协调机制，并建立广佛同城全球联合招商机制，“广州服务+佛山制造”的产业链协同发展模式成效显著。深圳与广州签署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在科技创新、智能装备、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营商环境、基础设施、自贸区建设七个领域签订合作协议，加快推动“双城联动”。得益于政府、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等多层次多领域的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协同机制不断完善优化，为城市间产业链合作走向深入提供强大的保障。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21年发布的全国25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决赛优胜者名单，粤港澳大湾区分别有广深佛莞智能装备集群、广佛惠超高清视频和智能家电集群、深广高端医疗器械集群三个产业集群入选。广州和佛山共建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汽车、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集群，其产值规模均已超过万亿元。
综上，可以看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整体协同发展水平呈现不断提升之势，但是受新冠疫情冲击影响，各城市产业相对发展水平受到一定影响，导致2020年产业协同发展水平稍有下降。具体而言，从发展水平协同性维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整体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内湾地区的产业发展水平普遍高于外湾地区。从产业结构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三次产业结构和大类产业发展存在趋同现象，但产业链协作分工有所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制造业比较优勢不断凸显，但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从空间布局来看，虽然城市间经济密度差异未有明显缩小趋势，但是在更小空间单元上，企业和产业发展载体的数量均衡性有所提升。未来，高质量推动产业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还需从多个领域协同发力。
四、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面临的瓶颈
（一）经济增长波动导致产业协同不稳定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同时经济全球化面临逆风和回头浪挑战，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普遍进入低迷期。受此影响，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发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导致经济发展呈现出波动态势，不利于城市间产业发展水平协同性的提升。疫情和外部因素叠加冲击导致各城市经济受到不同程度波动的同时，经济增长整体放缓也对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提出了新挑战，一方面导致各城市地方财政收入下降，政府推动城市之间产业协同发展的能力减弱；
另一方面导致各城市间招商引资竞争加剧，对产业合作造成不利影响。
（二）空间集聚布局不利于产业空间均衡
与其他世界级湾区相似，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空间布局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集聚特征。无论是人口、经济还是建设用地，都主要集聚在内湾地区，外湾地区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和建设用地则比较稀疏。虽然POI大数据显示企业数量的空间分布呈现更加均衡发展态势，但是从产出规模看，内湾地区和外湾地区经济规模的差距还在扩大。2015年，GDP排名第一的香港是排名最后的肇庆的9.8倍；
GDP排名第二的广州是排名倒数第二的珠海的8.9倍。到2021年，GDP排名第一的深圳是排名最后的澳门的15.9倍，GDP排名第二的广州是排名倒数第二的肇庆的10.7倍。2015年珠江北岸（广州、佛山、肇庆）地区约占粤港澳大湾区GDP的33%，珠江东岸地区约占粤港澳大湾区GDP的55%，珠江西岸约占粤港澳大湾区GDP的12%。到2021年，珠江北岸地区约占粤港澳大湾区GDP的34%，珠江东岸地区约占粤港澳大湾区GDP的56%，珠江西岸约占粤港澳大湾区GDP的10%，可见，珠江东西两岸经济发展差距未得到显著改善。
（三）体制机制差异不利于产业政策协同
与世界其他湾区和城市群不同，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稅区、三种货币的条件下建设的，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复杂。一是法律体系不同，不仅香港、澳门和广东三者之间在立法权限、立法程序、司法审判等方面存在诸多差距，即使在珠三角城市内部，各城市之间的立法权和行政权也存在差异，这些不同会导致粤港澳大湾区制定相对统一的产业协同发展法规条例和政策措施面临困难。二是营商环境规则不同，港澳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实行高度自由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珠三角地区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但是珠三角地区与港澳地区在投资、贸易规则等方面还有一定差异，对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实行的准入标准、监管标准要求不同，对要素跨城流动和企业跨境投资贸易以及产业链布局产生一定影响。三是港澳和珠三角城市行政运作方式存在较大不同，对产业经济发展的推动和促进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政府层面共同制定产业协同发展规划和政策会面临一定困难。
（四）产业结构与发展导向趋同不利于合作
粤港澳大湾区三次产业结构和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结构相似度较高，制造业内部各城市发展的相对优势产业存在较多雷同。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香港、澳门制造业开始向珠三角地区迁移，形成了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体系的基础。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传统产业未能实现转型升级，导致传统产业结构之间雷同与趋同。另一方面，面向未来，各城市都在致力于抢先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等战略新兴产业，导致相互之间在招商引资等方面存在较大竞争。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等服务业也是各城市发展的重点，相互之间亦有较大的趋同性。既有优势产业趋同，未来产业发展导向趋同，尤其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等各种因素冲击导致各地都面临较大的经济增长、就业增长和财政支出增长压力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城际产业竞争极有可能大于产业合作。
（五）城市社会结构以及福利水平存在差异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人口结构、工资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都有较大的差异，要素市场一体化程度还有待提高，对产业协同发展形成不利影响。以澳门为例，得益于雄厚的财富基础，澳门长期实行高福利社会政策，就业、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与内地城市存在较大差别。如在就业方面，澳门实行本地优先的就业政策，并设置外雇退场机制。外雇人员主要从事技术能力要求较低的行业，其就业的稳定性、获得的工资待遇和享受的社会福利与澳门籍的就业人员有较大差距。外来人口和人才从非永久居民转变为永久居民，一般需要经过7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难度较大。在这种体制下，澳门要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更好实现产业协同发展，并不容易。
（六）城市地理和心理仍然存在一定距离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城市之间人员货物往来越来越便捷高效。但是，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仍然非常不平衡，内湾地区和外湾地区交通联系还不够便捷，珠江口东西两岸的公交化交通体系还有待完善，不利于外湾地区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程和分享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红利，珠江东岸和珠江西岸、港澳与珠三角大部分城市要素资源和产业联系也还不够紧密。此外，受制度文化影响，港澳与珠三角城市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有所不同，香港与澳门之间、港澳与珠三角之间仍然存在无形的“心理关卡”，彼此心理认同认可程度还有待提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指数报告》甚至指出，由于城市间制度、文化等因素形成的无形阻碍，跨境给深港之间的人员流动带来了约500千米的阻隔。
五、粤港澳大湾区
产业高水平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构建多层次产业协同分工体系
粤港澳大湾区中既有产业经济发展处于相似阶段的城市，也有产业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的城市。这一特征要求粤港澳大湾区必须选择部门间、部门内、产业链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新型产业协同分工模式。对具有一定专业化分工能力但优势不突出的城市，应注意区分各个产业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大小，采取明晰化和浓缩化策略，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做大提升真正能成为主导产业的行业规模和优势，打造形成3—4个区域专业化水平较高的产业，实现与其他城市错位发展。对于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或者发展水平，且产业结构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的城市，应着眼未来，从“细小之处”着手，重点是要在同一行业内寻求“差异化产品分工”优势，引导部门内企业跨城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力争在产业链环节分工上形成紧密协作关系。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多层次产业协同分工体系，一是从完善战略顶层设计的高度制定出台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规划，为各城市产业发展目标定位和重点方向提供指导和指引，鼓励引导各城市开展产业链条、产业集群、产业平台合作共建。二是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大脑，集合并绘制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全景图和空间布局图，推动政府、企业等各类主体更加精准掌握产业发展信息并进行服务和决策。三是探索建立产业链协同招商模式，充分发挥大湾区各城市比较优势，集成整合招商政策形成招商引资共同体，推动形成重大项目、关联企业多城布局的良好格局。
（二）推动产业发展平台联动与共建
高起点编制珠江口100千米黄金内湾建设方案，梳理明确黄金内湾主要产业发展平台功能定位，畅通各大产业发展平台交通路网，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金经济发展带。以深中通道建设为契机，充分发挥广州南沙区南部片区和深圳宝安区临海片区海洋经济和空港经济发展基础条件优势，高标准探索共建空海经济融合发展试验区，为广深双城产业联动发展打造新平台。以前海合作区、横琴合作区和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为重点，推进制度改革创新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成为粤港澳合作的先行区和示范区，带动粤港澳产业深度融合。以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广东自贸区联动发展区为重点，加快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开展联动创新，探索系统性集成性改革创新，加强与各自贸试验区片区合作，促进产业协同发展。以中新广州知识城、松山湖科学城、光明科学城、广州科学城、南沙科学城等为重点，共建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强化科技创新和创新产业对接合作，共同推动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广州南站高铁经济示范区、广州临空经济区、深圳临空经济区等为重点，加强与国内外其他交通枢纽地区的合作，协同發展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量经济，打造国内外经贸交融前沿地区。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广佛合作区试验区、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粤港澳大湾区北部生态文化旅游合作区为重点，合力推动城际交界地区产业合作共建，不断拓展产业联动发展新空间。推动内湾地区和外湾地区双向设立“飞地经济”平台，实现优质资源和发展成果共享。支持鼓励各城市的各类金融平台、创新平台、开放平台、商贸平台、服务平台、技术平台跨城合作和布局，提升产业发展联动和服务能力。
（三）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坚持“制造业当家”，以优化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空间布局、推动优势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培育重点新兴制造业集群为三大抓手，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协同发展，共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为制造业强国建设提供强大支撑。在优化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空间布局方面，重点以环湾发展带作为空间载体，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集聚示范区和合作发展区，积极承接内湾地区先进制造业生产环节外溢，与内湾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形成合理分工和互补发展。在推动优势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方面，重点建立健全粤港澳大湾区公共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和工业互联网赋能平台，加快培育产业链“链主”企业，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新业态新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上大中小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实现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家电、纺织服装、绿色石化、汽车以及现代都市工业等传统优势制造业转型升级，持续增强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的优势地位。在培育重点新兴制造业集群方面，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优势，重点加快培育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海洋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引领全球产业科技发展未来方向。
（四）提升现代服务业集群的世界影响力
根据现代服务业发展与布局规律，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现代服务业更高质量协同发展，关键是以产值规模大、内在结构有层次性、产业链分布长的现代服务业作为抓手，共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现代服务业集群。一是共建世界级现代物流产业集群，依托机场、港口、铁路、公路交通枢纽优势，推进区域内重大交通设施良性互动、分工合作、协同发展，共同建设区域多向通道网、海空航线网、物流配送网，大力发展跨境物流、冷链物流、智慧物流、航运物流、航空物流、铁路物流，协同提升供应链管理水平。二是共建世界级文化和旅游产业集群，发挥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现代文化产业发达、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文化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培育具有影响力的文化企业和旅游企业，共建富有特色的文化产业园、文化街区、文化平台、文化品牌、文化活动，协同开发商务旅游、生态旅游、文化旅游、乡村旅游线路，全面带动文化旅游投资市场和消费市场发展。三是共建世界级商贸和会展产业集群，充分发挥“港澳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珠三角全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国际市场联系+国内市场联系”“国际门户+国内门户”“综合交通枢纽+中西文化交融地”等多重叠加优势，以科技、数字、文化赋能商贸业发展，大力发展平台经济、电商经济、会展经济、服务贸易、流量经济等新兴业态，协同建设国际服务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国际会展中心。四是共建世界级现代金融产业集群，立足于各个城市的金融能级和金融功能特征，以共建国际金融枢纽为牵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组建具有影响力的金融企业和机构，增强各类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碳排放交易所等金融重大平台的聚合作用，积极探索金融产品、金融工具、金融制度开放创新，加快推动金融市场一体化。
（五）推进港澳与珠三角规则机制对接
在粤港澳大湾区中，香港、澳门与珠三角城市实行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处于不同的关税区；
在珠三角内部，深圳、珠海是经济特区，前海合作区、横琴合作区、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的部分政策也不尽相同。未来要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必须以建立更好服务于港澳产业发展规则机制、助力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目标，鼓励支持珠三角城市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开展制度探索创新，加强与港澳在行业执业标准、市场监管规则、营商环境规则等领域的对接，重点从技术和操作两个层面，消除不同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造成的生产要素跨境流动不畅的制度壁垒。支持广东深入实施“湾区通”工程，大力推进湾区标准建设，以湾区标准研制、实施、推广为主要载体，充分发挥湾区标准的桥梁作用，加快推进标准互认、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在此过程中，充分发挥前海、横琴、南沙等作为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的功能和作用，率先在与港澳规则衔接和产业对接中取得突破，担当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的先行区和引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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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gh-leve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goal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but also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analysis of industrial synergy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evel synergy， industrial spatial layout synerg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division of labor synergy found that the overall industrial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howed a trend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However， the fluctu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the converge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have formed certain constraints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Looking ahead to the future， to promote the high-leve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we should focus on building a multi-tiered system of industrial coordin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 promote the linkage and joint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tforms， jointly build a globally competitiv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luster and a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cluster with global influence， and promote the alignment of rules and mechanisms between Hong Kong， Macao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Key words：
Industrial Synergy; Industrial Structure; Industrial Layout;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收稿日期：2023-04-19 責任编辑：赖芳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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