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雯雯 侯燕磊
摘要：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正面临从经济大国向深度融入国际全球经贸体系的综合性强国的关键转型。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际视角下，美国、日本和德国均是实现了以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引领经济大发展的典型国家。本文对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双循环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全面回顾了三国在双循环转型阶段货币金融政策调控的主要经验，总结提出了需要重点解决的优化调整国际收支、健全完善货币金融体系、妥善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通过本币国际化和对外援助掌握双循环主动权等四大关键问题，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持续提高金融服务高质量供给、更好发挥货币政策的跨周期调节作用、健全完善开放条件下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全面提升金融市场的全球要素配置能力、以人民币国际化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等五点政策建议。
关键词：双循环货币政策金融改革货币国际化
作者简介：盛雯雯，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货币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侯燕磊，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美国、日本和德国均是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典型国家。从历史上看，虽然各国在推进双循环的具体方式和阶段性成效上有所不同，但都在外部环境变化和市场力量的推动下，经历了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利率和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自由化、货币国际化等关键改革历程。由于三国在经济、金融实力以及金融体系的结构上存在差异，并且在金融开放的顺序、幅度以及路径上都有所差别，最终对双循环转型的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美国：从贸易到投资为主导的双循环模式转换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发展的典范。根据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载体不同，美国双循环发展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階段是二战后至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此时美国主要采取自由贸易下的双循环互促模式。二战前较长时期中，美国一直是贸易净进口国。二战后，由于欧洲和日本的工业产能被严重摧毁，美国转而成为世界上占优势地位的出口经济体，自此进入对内实施凯恩斯主义强大“内循环”、对外推行自由贸易引领“外循环”的双循环互促阶段。20世纪初期至中期，美国对内实行凯恩斯主义，加强保护政策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教育和基础科学上发力，持续扩大经济内循环的优势；
国内先后出台《互惠贸易协定法》《1974年贸易改革法》等自由贸易法案，对外主导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推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出台，通过推行互惠自由贸易，将内循环优势通过自由贸易输出，加上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不仅成功通过外循环引领全球经济的发展方向，也有利地带动了自身产业竞争力的加快提升。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的制造业产出约占全球产出的60%，制造业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3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GNP）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有成员国总和的61%。此后，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逐步恢复，其他工业国家在制造业成本和技术上逐步赶上美国，美国在制造业产出和出口方面所占份额不断缩小。1953—1976年，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品出口中的占比由29.2%下降至13.2%。尽管该阶段美国的贸易优势逐步缩小，但除个别年份外始终保持着经常项目（外贸净出口）盈余格局，即以贸易方式深度参与国际大循环。
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凭借在其金融业的竞争优势，通过大规模对外投资加深与世界经济的双循环联系，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引领地位。20世纪50年代前，尽管美国贸易出口优势明显，但国际投资规模非常有限。20世纪50—60年代，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恢复导致美国在汽车、钢铁等行业的绝对领先优势逐步弱化，国际收支压力逐渐显现。70年代后，美国经常项目盈余开始由正变负。随着国内金融管控措施逐步废除，对外投资以及外国对美国投资显著增长，美国对外资产和负债以每年平均9%的增速水平快速增长，率先完成了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布局，强有力地推动了国际金融霸权的形成。美国对外投资从发展之初就具有内循环与外循环相互促进的特点：一是对外投资主体由政府部门转为私人部门即跨国公司主导，1950—1977年，私人投资占美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由62%上升到82%。跨国公司构建了以美国企业为中心的复杂供应链网络：在金融形态上输出美元信用，输入债务本息；
在实物形态上输出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输入原材料、低端产品和中间产品。这极大地拓展了美国外循环的有效范围。二是无论对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美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驱动力均逐步从资源导向型向制造业或其他行业的市场开拓型转变，在获取投资收益的同时带动了东道国当地的就业和税收，从而提升了其他国家配合参与美国主导外循环的积极性。三是直接投资、外国债券和股票投资等各类投资均衡增长，其中证券投资的增长主要通过欧洲美元离岸市场的业务创新实现。这种均衡的对外投资格局使贸易网络和金融网络相互捆绑并强化，大大提升了经贸伙伴对美国的依赖度，且使美国得以用资本项目顺差弥补了经常项目逆差，缓解了美国国际收支压力。四是地域分布集中度高，对外投资目的地主要以欧洲、加拿大、日本、拉美等战略盟友或地缘重要性强的区域为主，从而使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相结合，既降低了对外投资风险也提升了多边合作的话语权。
在由贸易向投资为主导调整的双循环转型进程中，美国货币金融政策取向也随之加以调整，为中国提供了许多经验启示。一是推进货币金融政策自由化是金融竞争力提升的必经之路。20世纪50—60年代，面对不断增大的国际收支逆差和美元贬值压力，美国采取了一系列以对内平衡为目标的金融抑制政策，如长期维持利率上限管制的Q条例、利息平衡税等，并试图通过加强资本管制来减少资本外流。然而，严格的金融管制催生了监管套利，以花旗银行为代表的美国商业银行对内不断开展金融创新以规避监管，对外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业务，占据了跨国银行业的领先优势，并促使欧洲美元离岸市场的形成与壮大。跨国银行的套利行为削弱了资本管制的有效性，迫使监管部门最终放松利率管制和资本管制，迈出金融自由化的步伐，以银团贷款为主要形式的金融资本输出对美国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网络的建立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以投资为主导的双循环发展模式逐步畅通。二是汇率干预可作为宏观调控的阶段性工具。美国为了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无论是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还是在完成金融自由化以后，一直通过多种政策组合干预汇率。20世纪50—70年代，在以贸易为主导的双循环模式下，美国货币政策取向以维持币值稳定为中心，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该框架下主要国家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美元成为各国货币的“货币锚”。但是从1973年开始，随着美国出口竞争力逐步回落，美元贬值压力不断增大。为了维持美元的国际强势货币地位，美国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并广泛通过资本管制、汇率稳定基金、货币互换等汇率干预手段维稳汇率。80年代，面对日渐增大的贸易赤字压力，美国又通过“史密斯协定”“广场协定”等国际协调手段，联合干预日元和德国马克兑美元的大幅升值，短期内起到了促进出口的作用，但并未扭转经常项目逆差的根本格局。三是商业投资与对外援助可以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二战后，美国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适应受援国特点的对外援助战略，以企业跨国投资和金融合作为载体，强化了美国和美元在全球经济和国际货币中的地位。例如，在欧洲推动马歇尔援助计划即欧洲复兴计划，尽管对美国有歧视性影响，但仍支持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对战后日本实行建设性政策，利用朝鲜战争中的物资需求为日本提供生产机会；
鼓励从赶超期的国家进口，对面临美元短缺困难的国家实行有利的汇率政策，带动其他国家从技术转移中获益，为日本和德国等出口导向型国家创造有利的发展条件等。通过“慷慨大方”的经济外交政策，美国既输出了国内过剩产能，又保障了其海外投资的收益，还强化了其全球领导地位。
二、日本：从贸易主导到贸易、投资并重的双循环模式
长期以来，日本经济高度依赖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是以国际循环为主导的代表性国家。从历史演进看，日本双循环发展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此时是日本的贸易高速增长期，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的中国具有高度相似性。从对外贸易看，1955—1971年，日本出口以平均每年17%的速度增長，达到同期产出增速的1.5倍以上。同期，日本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额中所占份额翻了一番，尤其是在美国商品进口总额中，日本供应商所占份额迅速扩大。1955—1973年，日本经济保持了约10%的年均高增长，跃居世界经济大国，贸易顺差下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同时，至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的国民储蓄率已达到40%，投资占GNP的比例达到35%，与中国当前水平相当。在巨额贸易顺差的支持下，日本开始快速扩大对外投资规模，以边际产业扩张促进国际大循环。1965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15.9亿美元，至1989年急速上升到675.4亿美元。从日本对外投资的行业流向看，其行业转移路径基本遵循了边际产业转移理论，转出行业主要为国内已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
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开始转向贸易与投资并重的双循环模式。日本持久的经常账户顺差导致与贸易伙伴国尤其是美国之间的矛盾不断深化。为缓解国际压力，日本政府在1987年至1991年分三期实施了“黑字环流”计划。“黑字环流”的实质是政府发展援助（ODA）和政策性、商业性日元贷款相结合，通过推动贸易顺差形成的外汇储备盈余重新流回至发展中国家，从而达到缓解国际收支顺差压力，促进日本对外投资并改善对外经贸合作关系的目的。该计划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是通过支持日本企业“走出去”，鼓励国内资金大规模向海外流出，不仅输出部分产能还实现了国内产业升级；
二是低成本的援助性贷款存在一系列附加条款，如贷款只能用于购买日本设备，或者只允许日本公司参与设备招标，从而排除欧美等国的竞争性企业，强化了自身的贸易竞争力；
三是以廉价融资提高了日元贷款的吸引力，鼓励境外项目、境外企业大规模使用日元融资，加速了日元国际化。
20世纪70年代双循环转型阶段以来，日本逐步推行金融自由化进程，但其改革顺序的安排却导致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引发了随后的泡沫经济与“失去的十年”。一是国内金融市场改革滞后于金融对外开放。70年代后，在美国压力下，日本逐步放松了一系列资本项目管制措施。首先是70年代开放了直接投资，其次是80年代放松了对特定类别的证券交易限制等。而日本国内关键的金融改革措施（利率市场化、证券市场“大爆炸”自由化改革、废弃主银行体制等）都发生在90年代泡沫经济爆发后。由于国内资本市场规模有限且缺乏深度，一方面导致国内投资者转向海外寻求高收益投资机会，另一方面也使外资流入短期化，并未起到支持国内产业发展的作用。二是未能正确应对汇率升值压力。日本经济对外部市场高度依赖，因此长期以来货币政策操作的首要目标是保持名义汇率稳定，通过低利率缓解日元升值压力，同时扩张财政以对冲外需收缩。其后果是增加了市场对日元的升值预期，反而加剧了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降低了日元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同时宽松货币政策助长了资产泡沫，最终陷入“流动性陷阱”。三是错误制定了日元国际化的推进策略。80—90年代的日元国际化参考了欧洲美元离岸市场经验，试图通过放开资本管制，鼓励金融机构参与和日元相关的金融资产交易，以金融渠道推动日元国际化。但是在其国内存在金融管制、资本项目率先放开的背景下，日元于在岸和离岸市场之间形成了“再贷款”套利循环。通过离在岸资金循环，日本投资者尤其是银行部门流出的日元再度回流至日本国内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而并未用于支持产业对外转移和全球布局。如表1所示，尽管日本和美国都是对外投资大国，但美国资本输出中产业链投资即直接投资占比较高，而日本对外金融投资占比更高，主要投向欧美证券市场。上述内外资金套利不仅制约了日元国际化进程，还成为日本产业空心化和长期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
三、德国：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下的贸易主导双循环模式
与日本类似，德国由于国内市场规模有限，长期以来也是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的典型国家。不同于日本强调贸易与投资并重的战略取向，德国在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始终坚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金融改革和对外投资均以促进产业发展与贸易出口为出发点。从历史进程看，德国的双循环模式紧紧围绕保持出口竞争优势、强化制造业强国地位，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政策调整。
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期的战后经济修复期，以恢复国内经济内循环为主。德国在战后遭到了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经济制裁，经济复苏缓慢。进入20世纪后，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下，德国实施了货币改革和价格自由化改革，以建立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为主要目标，发挥并确立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成功恢复了国内经济循环运转。与日本相似，二战后德国经济在实现了从崩溃到领先的跨越后，贸易顺差规模不断扩大，如何保持国际竞争力成为德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第二阶段是20世纪中期的经济增长换挡期，叠加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德国经济陷入滞胀困境。在这一时期，随着重建工作的结束和对外经济关系的紧密，德国乃至西欧出现增长疲软、通胀抬头的迹象。从内部经济看，这一时期凯恩斯主义盛行，德国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逐渐扩大，扩张性财政政策频出，财政赤字快速增长。从外部经济看，两次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使得德国马克不断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固定汇率导致货币政策进退失据，最终导致无法维持价格稳定，通胀率持续攀升，经济陷入滞胀困境。
第三阶段是20世纪末期的经济模式调整期，德国政府将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相结合，改善市场竞争环境，使得经济重新恢复活力。在这一阶段，德国政府从完善货币政策体系、整顿国家财政、推进市场主体民营化等角度对经济进行调整，将货币政策自主权交由央行，以维持价格稳定为货币政策首要目标；
同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并削减公共服务支出，以实现财政平衡；
明确民营企业活动和私有产权的保障，降低个税和企业税，加大技术创新投资。加上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外需的复苏，德国内外需恢复、市场活力重新释放，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经济恢复增长。
德国在推进双循环发展转型中，始终坚持“以我为主”，坚持货币金融政策为实体经济服务，保持实体经济的内循环优势后逐步转向内外循环并重是最核心的经验，期间采取的货币金融政策主要有以下四点经验可供中国借鉴。一是夯实产业基础，为制造业出口创造核心动能。德国经验充分说明了以创新、质量和产业升级为重点的供给侧改革对国际循环竞争力的重要性，这也是在实际汇率升值的同时扩大贸易盈余和提升贸易条件的有效手段。在其他發达国家纷纷兴起“去工业化”的浪潮下，德国一直坚持制造业强国战略，近20年来制造业占比保持在20%左右。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德国始终采取“温和的金融压抑”，通过金融市场化改革控制金融业回报率，降低金融行业的吸引力，避免了资本和人才过度涌入金融业，保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中小企业能相对便利地获得融资，形成大量“隐形冠军”。最终较好地避免了过度金融化、经济脱实向虚问题，成功构建了极具竞争力、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二是保持币值稳定，增加国际资本的吸引力。随着马克升值和劳动成本不断提高，德国依然能长期保持出口竞争力，不仅在于制造业强国战略下持续的技术进步，也在于宏观金融政策的稳定和克制。由于历史上曾经饱受通货膨胀之苦，德国在战后一直把保持国内物价稳定和维护金融安全放在首位，马克国际化放在次要的从属地位。1975—1989年，马克汇率保持高度稳定，变动性仅为1.0%，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最低。马克币值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德国央行坚持独立性，将物价稳定作为唯一货币政策目标，在国际收支顺差对国内经济均衡造成较大冲击时，几次主动允许马克升值。物价稳定不仅为国内长期经济、金融稳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也为币值对外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货币“水到渠成”国际化提供了有利支撑。三是完善金融体制，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建设。20世纪50年代以来，德国不断完善金融体制，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建设，在政策上先后经历了经常项目可兑换（1958年）、放松证券交易限制（1980年）、资本项目可兑换（1984年）、放松国际债券发行限制（1985年）等金融管制逐渐放松的过程，在市场建设方面也采取了放松证券交易管制、允许更多国内外金融机构参与到金融市场、成立德国期货交易所（DTB）等重大举措。在确保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基础上，德国对资本项目开放采取的是稳健和有序的策略：对非居民部门在欧洲市场发行马克债券秉持谨慎、渐进的原则，在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两者之间，选择优先发展国内金融市场。四是借助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取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不同于日元借助离岸市场的“金融型”货币国际化路径，德国始终将着眼点放在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和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目标上。1978年，德国联合法国等国提出了“去美元化”倡议并得到欧洲各国的响应，最终于1979年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1992年形成欧洲统一大市场，在此进程中马克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此后，德国进一步借助欧洲区域内贸易发展，促成欧洲统一货币欧元诞生。高度统一的欧盟市场为德国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土壤，欧元的流通为德国货币升值提供了缓冲机制，有助于稳定外部环境。尽管德国一直存在较大程度的外部经济失衡情况，但其大部分失衡的国际收支可以在欧盟内部得到消化，从而降低了因经济失衡导致的外部摩擦风险。
四、双循环转型期货币金融政策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虽然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双循环发展模式不尽相同，但通过对比这三个国家在双循环转型关键阶段的货币金融政策，不难发现这些政策均旨在解决内外循环关系动态调整、协调互促中存在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是国际收支平衡和结构的动态调整是双循环中的必经阶段。双循环转型的关键阶段一般伴随着资本输出、专利等服务输出取代产品输出的过程。历史经验表明，作为制造业和贸易大国，美国、日本和德国都曾经历过国际收支“强势顺差—再平衡”的过程。国际收支地位趋于平衡发展的过程，也是发力国内产业升级、更多参与国际垂直化分工中高附加值环节，从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巩固在特定领域国际竞争力的过程。
二是健全完善国内货币金融体系是参与双循环的重要基础。国内金融改革是金融对外开放的重要前提。尽管德国和日本在战后都有着经济的快速崛起、资本项目逐步走向开放、货币国际地位提升的过程，但次序和效果存在差异。德国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初步实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但一直以国内经济目标为重，保持了一定的资本项目管制，直到80年代德国基本实现国内金融体系改革和货币国际化才彻底放开了资本自由流动。德国和日本金融开放的差异结果表明，国内金融改革应先于资本账户开放。
三是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是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目标。在双循环模式转型的关键时点，一国往往面临宏观经济对内和对外平衡的艰难选择。正因为对内和对外平衡的不同，在调整国内政策缓冲汇率升值的压力时，德国和日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例如，在面对贸易顺差下的美国贸易摩擦和汇率升值压力时，德国央行以对内平衡为主，为缓解通胀压力允许马克渐进式升值，因而采取相对紧缩的逆周期货币政策。缓慢的货币升值推动了德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其产业拥有了持续支撑马克国际地位的竞争力。日本却希望日元走弱助力出口，因此早期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方式，通过快速降低利率水平来缓解日元升值压力，大幅增加政府投资以对冲外需收缩。“广场协议”之后，日元的快速升值使得日本同时面临资本市场泡沫、外需的迅速回落和高昂的政府债务等问题。在差异化的货币政策操作下，20世纪80年代，德国住房价格指数基本呈现平稳状态，而日本的地价和房价都在极短时间内翻倍，并最终导致1990年泡沫破灭引发“资产负债表衰退”以及“失去的十年”。
四是本币国际化和对外援助是掌握双循环主动权的有力工具。国力的崛起必然伴随着货币地位的提升。发达经济体在双循环转型阶段中均出现过利用对其他国家的投资援助输出本币资本，同时带动本国企业、产品和服务“走出去”，加速本币国际化的过程。国际经验表明，相较于日元“金融型”以离岸市场为载体的国际化路径，德国马克“工业型”以贸易结算为载体的国际化路径更为有效。不依赖于贸易计价结算真实需求的货币国际化必然会成为单纯的套利工具，不但不能国际化，还会对国内经济体造成冲击。
五、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货币金融政策建议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从经济大国转向深度融入国际全球经贸体系的综合性强国的必然要求。美国、日本和德国双循环转型阶段的货币金融政策调控经验表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通过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形成金融转型发展新优势，以金融大发展畅通实体经济内外循环，全面提升金融体系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适应性和协调性，实现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良性互促发展。对此，本文具体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持续提高金融服务高质量供给。完善多元化、国际化和规范化的金融市场建设，提高金融服务高质量供给，以供给引领需求，构建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代金融体系。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健全支付、托管、清算、统计等基础设施，构建金融基础设施安全网。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增加风险资本供给，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打造规范、透明、开放、包容、与国际接轨的资本市场。探索发展房地产证券化市场，创新房地产公共金融体制，增加多样化养老金融产品供给，保障居民财富保值增值。改善银行业务结构，发展供应链金融，壮大风险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引导资本市场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
二是更好发挥货币政策的跨周期调节作用。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工具箱”和传导机制，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政策利率体系，开展期限品种多样的公开市场操作，推进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持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构建开放多元、功能健全、富有弹性、竞争力强的外汇市场体系，更好发挥汇率对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实施灵活精准、结构优化的货币政策，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补短板作用，加大金融体系对高新技术制造业、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助力形成统一的国内大市场。
三是健全完善开放条件下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做好输入型风险防范准备预案，关注全球主要经济体金融风险、货币政策冲击的溢出效应，避免“黑天鹅”“灰犀牛”型金融风险威胁国内金融市场。完善“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跨境资本流动资本管理框架，提升外汇市场和国际收支的逆周期调节能力，有效防范金融业开放过程中跨行业、跨地域、跨市场的风险传导。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摆在更突出的位置，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建设，构建权威、高效、专业的风险处置机制。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防范化解風险长效制度，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统筹监管，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及高风险金融机构市场化、法治化退出机制，避免局部性、结构性风险演变成系统性风险。
四是全面提升金融市场的全球要素配置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贯彻落实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建设，吸引高质量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持续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引导国民财富在全球金融市场分散配置，吸收全球优质金融资产。积极推进资本市场可兑换，持续完善跨境投资制度，进一步优化外资参与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市场等境内市场的渠道和方式，推动金融在岸和离岸市场协调发展。提高在全球金融体系的话语权，积极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制变革，加大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沟通合作力度，参与并引领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完善与制定，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加安全的金融市场对外开放。
五是以人民币国际化促进双循环转型发展。将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与全球发展格局重塑、产业链重组等趋势结合起来，培育并扩大境外人民币需求，以人民币国际大循环、大流通机制强化国际大循环建设。坚持本币优先战略，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边贸地区等为突破口，以“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框架为发力点，加快签署、升级双多边本币结算协议，鼓励人民币跨境使用。利用移动支付优势，完善人民币结算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人民币境外流通使用闭环网络，在跨境贸易和投资、基础设施投融资、大宗商品计价和电子商务计价结算等方面提高人民币使用率。逐步提高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的比重，持续推动SDR的增发和扩大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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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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