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川流
(山东艺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艺术管理史的研究是对人类艺术管理活动优秀遗产的继承和弘扬。世界各民族不仅在各门类艺术创作方面获得巨大成就，同时也在艺术活动的管理方面积累了重要经验，同样属于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艺术管理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其艺术活动传承中，如艺术生产、艺术传播、艺术市场营销等方面均积淀大量成果，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瑰宝。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中国艺术管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更在中西艺术管理经验的融合上进行新的实践，在对艺术运行规律的把握、政策的制订、策略的掌控，以及艺术机构与企业的运行管理中获得理论与实践的进步与发展。对这样一份遗产的继承和研究，是当代艺术管理学界的重要责任。
一部中国艺术管理史，是与艺术的发展同步演进的。它不仅是中国艺术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重要构成。在一些史料与各种艺术的文献之中，均可看到人们对于艺术的管理活动及其行为的阐述。中国艺术管理的恢弘历史、特别是近现代艺术管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为艺术管理这一学科的形成奠定基础。掌握和继承这份遗产，透视中国艺术管理演变的脉络，以及与中国现代艺术管理的链接，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艺术管理发展的客观规律，区别其间的优与劣、成功与缺失，推进我国当代艺术管理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从历时性来看，艺术管理史应分为不同时代艺术管理的历史。而从共时性来看，又应分为不同国别、不同地域、不同艺术门类艺术管理的历史。艺术管理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也是十分明显的。艺术管理首先与文化管理的历史相互交叉，进而也与各类社会的和精神文化的活动有着不同程度的互动，包括各种具有经济的和意识形态意义的活动，均与艺术管理有着密切的链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种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P83)中国历史的传承性，决定其艺术管理的基本形态也是代代相传的。我国近现代艺术管理的基本形态，首先是对中国古代艺术管理思想与模式的继承，同时得益于一个多世纪以来国人的探索与建构，此外还受到国外艺术管理的多元影响。中国艺术管理史呈现出复杂的形态，主要体现为：
第一，自然衍变与主体推进的结合。
纵观中国古代艺术管理史，其管理活动具有浓郁的自然衍变的状态。亦即在大部分时期，艺术管理缺乏内在的有机的科学的掌控，其管理行为较多呈现为自然的与自发的状态，更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及其体系化管理模式。但同时也可看到，某些时期，在我国整体或者部分区域、部分艺术领域，其管理活动并不是完全自然演进的，而是呈现为较有力的主体推进的态势，与之同时，也相继出现具有重要价值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策略、管理方式与方法。中国艺术管理具有自身特有的艺术管理思想及其理念，这些思想和理念首先体现于居于管理主体地位的历代统治者的精神层面，统治者基于社会统治的需要，以及个人兴趣和爱好，对艺术活动作出不同程度的推进，成为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次也体现于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和作用的儒学、道学及佛学(主要是禅宗)等具有代表性的学派，他们的艺术管理思想和理念也具有一定主导性的推进作用。又次，历代社会各界艺术群体、机构等作为艺术管理的重要主体，对社会、民间的和大众艺术活动的推进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宏观失序与微观有序的交织。
作为整体的和宏观的艺术管理态势，可以说，中国古代艺术管理活动基本是无序的，尚不能视为科学的管理。这是因为，其一，尚未形成主体的管理的自觉的行动，较多管理主体，特别是历代统治者，既没有整体的艺术发展的体系性思想，也缺乏宏观的全面的理论和策略，其对文化与艺术的推进，大都基于统治的需要；
其二，艺术市场的发展呈现出复杂和多样的形态，一步步由低级向着高级形态逐步前行，但这一进程十分缓慢，作为与之相适应的市场运行机制，既呈现出与特定时期社会发展相对吻合的状貌，同时也存在大量不够适应的因素；
其三，没有系统的艺术管理理论的出现。管理这一概念的普遍使用，是近代以来对西方的借鉴。尽管中国历代既有大量包括儒道释等各派思想理论中对艺术管理的论述，也有历代民间艺术管理活动中管理思想的闪现，但从整体进程来看，尚缺乏体系性的艺术管理理论。即使这样，也不能忽视在许多时候，作为相对微观的艺术管理活动，已经出现比较有序的态势。某些时期和局部的艺术管理已然出现对艺术活动的精心策划，而在某些艺术活动实施过程中，也已出现对于经营方式和市场效益的追求。到了近现代，艺术管理活动进入更加趋于有序化的进程。
第三，整体延续与局部断裂的嬗替。
由于中国历史的绵长，艺术创造活动及艺术管理活动均在两三千年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十分复杂的衍变。有的艺术样式在某个区域某一时代呈现出繁盛的态势，而在另一时代，则可能出现式微甚至衰落。与之相联系的艺术管理活动同时也会在某个区域某一时代出现十分活跃的局面，或者随之出现衰落。中国艺术管理的历史与艺术创新的历史一样，是不断延续和缓慢发展的，甚至在局部也曾出现较多断裂的现象。整体延续和局部断裂的呈现，既与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变化、朝代更迭息息相关，也与艺术内部自身的发展特点有着重要的关联。一些艺术样式本身的兴衰常常决定于其是否适应社会和时代大众的需要。在历史和大众的严格取舍与遴选中，一些艺术消失了，一些艺术又诞生了，与之相关的艺术管理既与其相互交织于一体，而面对经济、政治、战争、人口迁徙、瘟疫、灾荒等影响艺术发展的种种因素，又常常显得十分无奈。进入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及中国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促使艺术管理逐渐进入了相对规范的和科学的发展时期，人们积极开展艺术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为当代艺术管理积累和提供了重要经验。
第四，主线清晰与多元纷呈的共存。
首先，我国古代艺术管理的主线是历代皇朝与最高统治者对艺术活动的掌控，体现为皇权的管理，以及皇权统治之下各区域政权的管理。各朝代统治者为了实现其统治国家的目标，急需通过文化艺术活动的开展，教化大众，维护和稳定其社会统治；
也有一些朝代的最高统治者出于对艺术的挚爱，涉足于艺术管理活动，在客观上对艺术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而有的时期统治者基于强化统治的需要，采取极端化管理举措，例如文字狱等，则是其文化专制的突出表征；
其次，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的与民间的管理也呈现出丰富的特色，主要与艺术市场相关联。正是由于市场的延拓，大众与民间的艺术活动及其艺术管理活动才显得有声有色，也使民众的创造能力得以展现。包括社会士绅、各界人士对艺术活动的扶持、控制等管理行为，均值得重视和研究；
再次，宗教对艺术的管理。中国历史上许多艺术样式的发展均与宗教息息相关，特别是当一些艺术样式在民间出现式微、濒于断裂之时，常常可以在宗教机构扶持下获得延续及发展。宗教机构及其管理管理理念与机制，同样需要认真研究。
在两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艺术管理逐渐形成其独有的特征。首先，这些特征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呈现。正是得益于民族精神的涵育，方能形成与民族文化发展相一致的艺术管理思想与理念；
其次，中国艺术管理始终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活动相伴随，嵌入各种文化印记，并成为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次，中国艺术管理始终与社会统治相关联，不少艺术管理活动成为政府管理的分支，致使艺术管理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显现出浓郁的行政管理特色。在漫长的中国艺术管理进程中，无论是在管理主体的管理理念、管理政策，还是在其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管理方式与方法上，均显现出鲜明的特色。
第一，管理理念：教化民众与审美需求
由于历代统治者均将艺术管控作为其社会统治的一翼，其管理理念便以服从其社会统治为主旨。一是要求与其实施社会统治的目标相一致。在各时期统治者对艺术活动的掌控上，不仅要求艺术活动必须承载统治者的精神与理想，更要体现出对民众的警示与规范；
二是作为粉饰社会、渲染国泰民安的重要形式，许多统治者均通过繁荣艺术，实现其对歌舞升平、国泰民安境况的烘托，呈现其社会统治的政绩；
三是与对大众的教化相一致。历史上艺术活动从来都是对大众实施教化的重要方式，无论是艺术形式或者内容，均要与其统治的需要相一致。所谓“高台教化”不仅是统治者治理社会基本理念的体现，而且成为以艺术的形式对民众实施精神感化的基本方式。但与之同时，无论是作为统治者阶层和群体，还是作为大众百姓，也有着不断提升的审美、艺术和娱乐的需求。即使是在生存艰困的岁月，人们也不曾失去对美的艺术的创造、表达和欣赏的意愿。正是作为这一精神需求的呈现，促使艺术管理为满足自身及其大众审美文化需要而不断提升与嬗变。
第二，管理体制：政权主导与多元一体
中国古代艺术管理的体制，在历史上呈现为十分复杂的形态，同时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趋于精致与严密。首先，与大一统的社会统治相一致。艺术活动历来从属于其社会统治，因此，各朝代统治者均将其艺术管理的体制附属于政治和社会体制之中，不可使其脱离统治的范围；
其次，艺术管理体制一般呈现为纵向管理与横向管理的结合，纵向或者垂直的管理，表现为最高统治者的管理意旨，而横向的或者相对弥散的管理，则体现为地方政权对艺术活动的驾驭，以及民间艺术管理的形态；
中国古代管理体制一般表现为官方管理与民间管理的同在。其艺术管理的主导倾向，表征着统治者阶层的审美意愿及其艺术观。与之同时，由于社会动荡、管理失控或是繁荣艺术的需要等因素，统治者又容许大量民间与社会管理的存在，以弥补官方管理的缺陷和不足，有时则属于统治者无力治理的情况下对艺术活动的疏放。而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一些时期出现的政策宽松，均比较有利于艺术的发展。在各个时期相继出现的梨园、画院、歌坊、勾栏、瓦舍、书院、戏班、印书馆等，均属于不同时代背景下人们对自身艺术活动实施管理的积极探求。
第三，运行机制：局部井然与整体失衡
基于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变迁与政权的频繁更迭，战乱不止，灾荒频仍，艺术管理乃至整体艺术活动常常呈现出低迷甚至停滞不前，因此在艺术管理的整体运行机制方面也难以呈现井然有序的状态。体现于不同朝代，其运行的模式也大相径庭。有的朝代政权机构尚能顺应市场的需求，艺术管理便会呈现出一定良性的井然的状态。而在整体上，由于统治者艺术管理理念的差异，以及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更多管理运行机制则显现出失衡的态势。在有的区域，由于地方政权的重视和操作，也会在部分艺术领域催生出具有良性的运作机制。某些局部井然的艺术管理，大都出现于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社会相对稳定的地区或城市。城市作为经济和文化的重要集聚地，集中表现出政权统治和治理的效应。文化及艺术的繁盛与否，均与地方政权的管控和推进相关联。而在更多的时期和地区，艺术管理运行机制则处于失衡和混乱的境况。特别是一些受战乱和灾荒困扰的区域，艺术管理活动更难以提及。
第四，管理政策：政令严苛与刚柔相济
艺术政策与其他政策一样，主要服务于统治者的政治管控。历史上众多统治者基于政治统治及政权稳固的需要，不惜以损毁甚至毁灭文化艺术为代价，以换取民众对其精神统治的绝对顺从，以及与国家意志的表面一致。其间诸如焚书坑儒、文字狱以及封杀艺术作品等严苛的举措不仅是无益的，而且是徒劳的，任何背离艺术发展客观规律的做法到头来都会为历史所反转；
而在某些时期，也有统治者对艺术活动实施怀柔的或是刚柔相济的政策，出现一定限度的宽松和包容，以使艺术活动在客观上符合大众审美的需求，以及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在中国历史上不乏一些比较尊重艺术规律的帝王或地方官员。正是由于他们对文化及艺术规律认知的相对明晰，成为其建树文化业绩的思想基础。一般来看，历代统治者在艺术管控方面所做出或是严苛或是柔性的选择，既是基于其政治统治的需要，同时也与一定时期经济运行、社会安定的状态相关联。比如宋代艺术的繁盛，正是因其实施了相对柔性管理为主体的政策，促使艺术活动出现一定时期的繁荣。
第五，管理方式：人治为主与法治为辅
在以人治为主导的社会进程中，相关艺术活动的专制管控是其制度的主流，也是其管理方式的基础。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施行文化专制，既可以强行推动艺术的前行，也可以扼制或绞杀艺术。文化专制走向极致，便会出现极端化的、十分残忍的扼制艺术的方式与方法。中国长期以来艺术发展的相对缓慢，正是与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
而在中国艺术管理史上，也常常出现以法律形式为辅助的状况。中国古代社会也有法制，但总体上是以人治为主体，法律难以健全与合理，即使有时出现一定的法治，其法律也常常并非完全公正与合理，更未形成系统的、相对完整的文化及艺术法。因此，人治，即以国家最高统治者或者地方政权主导者的意志为转移，便成为对艺术实施管理的主导型模式。当然，历史上也有少数君主，能够对艺术发展做出具有积极推进意义的政策和举措，但作为人治的整体效应来看，其消极甚至背反的状态时常出现，历史上艺术的整体发展出现时断时续也就是必然的了。而在历史上某些时期统治者表现出的对法治的相对尊重，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相对温和与宽容，对艺术表现内容与形式的相对自由，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艺术的发展。某些时期允许社会及民间开展艺术管理活动，例如对书院、剧社、画院以及寺庙等的管理，较多表现出大众的审美意愿及其艺术趣味，更对社会文化及艺术的繁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每一特定时代的艺术发展总要受到这一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因素的影响，艺术家难以真正超越历史，艺术管理者更是不可能超越自身所处的时代。中国艺术管理基本形态与特征的形成，受到长期以来多重因素的影响、制约与驱动，其中主要包括：
其一，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形态，决定了中国艺术管理模式的发展必然与其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由相对低下而渐趋提升，一步步走向成熟。与此同时，体现了一定进步意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建构，也会驱动艺术管理的体制不断健全，管理模式渐趋形成。每一时代艺术管理的基本状况均与该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整体状况相联系，特别是要受到一定生产方式的制约。作为社会精神生产重要构成的艺术管理活动，不仅与其他精神生产领域相关联，也会与社会物质生产相贯通。正如马克思所说：“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成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2](P296)从整体来观照，其艺术管理水平只能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准相适应，亦即中国古代艺术管理的水准是与社会一定生产方式相联系，并随着时代的渐进而不断提升的。每个时代艺术管理的水准和模式均不可能超越这一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其生产方式的构成与形态演变，均对艺术管理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对艺术管理的机制和管理方式更具有决定性作用。
其二，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及学术积淀，为传统艺术管理带来重要影响。以儒学为主体、道学和禅宗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学术精神，不仅在艺术创造及艺术精神的形成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在艺术管理的价值观念及其思想指导上发挥出关键的和制约性作用。无论是儒家的礼治德治人治说，兴观群怨说、以民为贵说，比德说，教化说，道家的道法自然说、无为而治说，法天贵真说，阴阳说等等，以及儒道共同倡导与推崇的天人合一说，均对历代统治者亦即艺术从业者管理理念的形成及其管理活动开展，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和推动力。禅宗学说中相关人与自我、人与心的表述，也对艺术管理的精神趋向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古代艺术管理水平是不断提升的，在历史上并未出现明显的整体的断裂。这当然主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凝聚力和驱动力有关，正是由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各种具有主流属性的文化的相互汇聚与碰撞，形成人们对代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精神的高度认同，促使历代艺术管理的核心理念得以传承。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属于落后的和芜杂的因素，也对艺术管理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艺术发展是缓慢的，作为艺术管理的重要主体，历代政权及多数统治者的文化意识存有较多局限，对文化和艺术发展规律未能有理性认知，艺术管理理念及方式匮缺，均对艺术活动产生不利的影响，许多时期甚至出现负面的状态。
其三，农耕社会生产方式的局限，导致艺术管理模式的相对闭塞，管理方法的相对单一，以及艺术管理活动相对不平衡。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关于经济发展与艺术发展的不平衡规律那样，经济基础对艺术的决定并非是直线的，而是存在着很多不平衡。在中国漫长的小农经济社会，以个体的农耕活动为主体的生产活动，决定着艺术活动的基本模式，同时也决定着艺术管理的基本方式。只有当以城市市民阶层的兴起，以及与官方倡导和组织的艺术活动相伴随，促使社会化艺术活动的逐渐兴起，方能要求无论是官方还是社会及民间艺术管理的逐渐兴起和走向完善。社会化的演出机构如歌坊、教坊、勾栏、瓦舍的出现，以及画院、书院的兴起，正是基于社会和民众的需求而出现的艺术机构和活动方式。这些现象主要出现于大中城市，而在更多小城市及其乡村，艺术活动与管理则长期处于较低层次的状态。这种艺术活动及其艺术管理活动的不平衡现象在中国长期存在。随着时代发展，近现代社会对世界的开放与改革，打破了几千年闭关锁国的态势，推动文化和艺术走向多元和繁盛。自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社会格局的基本形成，艺术管理活动也同时具有了现代色彩，呈现出多元的态势。
其四，人文与社会科学及其科学技术发展的缓慢，也是中国古代艺术管理缓慢渐进的重要因素。人文与社会科学发展状况，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状况，不仅对艺术活动产生较大影响，同时也对艺术管理的基本理念、管理策略、管理方式与方法产生较大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艺术管理的基本模式。特别是明清以来，因其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相对薄弱，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缓慢，对艺术管理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作为现代社会人文精神在艺术管理中的充分体现，还是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的事情。近现代艺术管理思想与其管理方式、方法的形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众多艺术活动家的不懈探索与艰难实践以外，还充分汲取和借鉴了中国古代、西方现代(含苏联)艺术管理的基本模式和经验，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引进，促使其不断走向系统和完善。随着时代衍变，中国社会艺术管理逐渐出现了较多各界民间人士参与和实施艺术管理活动的现象，广大艺术从业者群体及其管理阶层的渐趋形成，成为推动艺术管理活动逐步走向社会与民间的动力性因素。
其五，中国传统艺术管理活动始终受到社会经济水平的影响和制衡。在历史上，许多社会的和民间的艺术活动大都与经济的和市场的活动息息相关。正是由于经济的促进和融入，使得艺术活动增添了活力，获得了发展的动力。特别是唐宋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部分区域经济的繁荣，为艺术活动带来极大推进，也为艺术管理提供了动力，为社会艺术管理活动的重要动力机制的建构奠定基础。历史证明，没有经济驱动的文化或艺术活动，是没有生命力的。而进入近现代以来，众多艺术企业家审时度势，把握机会，将艺术与经济运作、产业运作，市场经营紧紧融合为一体，使之成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反复证明，愈是经济色彩浓烈的艺术活动，就愈是具有活力。例如电影，成为现代艺术活动中最具活力的样式，正是与此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许多电影企业家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引入经济运行及管理模式，实施企业化管理，付出了巨大努力和代价。更多艺术生产活动，包括在书画市场、戏曲市场的现代转型中，人们不仅重视艺术产品的生产，同时高度重视消费。“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
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3](P15)正是每一时代艺术消费的不断增长，推进艺术活动的快速增长。
认知中国艺术管理史的基本规律和特质，需要以科学的方法开拓路径。对中国艺术管理史的研究，应以开放的视野，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系统中加以宏观观照与微观透视。艺术管理史研究除需要采用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共同遵循的方法之外，还需要拥有自身独具的研究方法。总体来看，中国艺术管理史研究应以系统性、交互性和比较式的方式加以推进。其系统性，是指需要将艺术管理史的现象、事件和活动置于宏大的、有机的系统中来审视，而不是以平面的、单线型的方式来思考；
交互性，是指要把众多现象及课题推向相互交叉和互融的框架来考察，只有摆脱一个个孤立的客体式的研究模式，方可获得更宏阔的视野；
比较式，则是指对任何艺术史上的事件和范畴，均应放在与众多类同的可比性的平台上来辨析，只有在超越了本土的、单一门类的的视阈上，才能获得客观的评价。
在当下，中国艺术管理史研究尚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于对艺术管理史的基本范围及其维度辨析不清。其间既有对艺术专门史研究基本理念认知的混沌，也包括艺术管理研究方法的缺失。
首先，一般艺术管理史不同于门类艺术管理史。有时人们习惯于将门类艺术管理视作一般艺术管理，同时也将门类艺术管理史研究视同于一般艺术管理史研究，甚至不认同一般艺术管理史的存在，这显然是有偏误的。在迄今为止艺术管理史研究中，人们大都停留在对某个部类艺术管理历史的考察中，此类研究显然拥有独具的特征和价值，也具有独立成史的意义。而在更多的时候则应看到，中国艺术管理史大都是以整体的和交叉的面貌出现的，各门类艺术管理的状貌也是融为一体或是相互影响的，具有门类特征的艺术管理活动更多体现为微观的生产性管理活动，而具有宏观色彩的艺术活动大都具有各门类相互交叉、相互影响与相互支撑的特征。因此，分门别类的艺术管理史研究具有很高价值，但即使在此类研究中，也不宜将艺术管理视作孤立的单一的管理活动，而应将其置于一定时期和区域艺术活动的整体系统中加以考察。
其次，艺术管理史不同与一般艺术创作史或作品呈现史。传统的艺术史基本属于以艺术创作与作品呈现为主体的艺术史，而艺术管理史的进入，既可以丰富艺术史的研究领域，又可以对艺术史予以补充和完善。作为艺术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艺术管理尚不属于艺术创作本体的艺术史，而在另一方面，艺术管理活动又与艺术创作艺术制作艺术接受与欣赏活动息息相关。在一定意义上，艺术管理恰恰是与艺术创作活动的整体运行过程史交织于一体并推动其运行的。在大量的艺术活动中，艺术管理贯穿于始终，分别表现于艺术创作的创意与策划、创作与制作、传播与交流、市场与营销，以及欣赏与批评之中，对艺术创作与生产发挥重要的保障、支撑和推动作用。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艺术管理史既属于艺术活动史的重要构成，又具有自身相对独立的价值。
又次，艺术管理史又不同于艺术经济史、艺术传播史、艺术教育史等。从一定意义看，艺术管理史与上述相关艺术史分支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分解，而在实际上，艺术管理史具有更为独立的具体的内涵。历史上的中国，艺术的经济活动、市场活动、传播与交流活动、教育活动均曾十分活跃，有的时期甚至呈现出繁盛的态势。其间，艺术管理与上述活动紧密交融，常常渗入于各类活动之中，发挥其重要作用。但艺术管理分明不属于也不能替代上述活动，而与上述活动同时建构为中国艺术史的重要分支。因此，对艺术管理史的研究既要坚守其独立个性，又不能离开与上述活动链接。
艺术管理史的研究方法是多元的，既可以从文化史、艺术史、管理史研究方法中予以借鉴，又应探求属于艺术管理史自身的研究方法。对此，需要把握以下要点：
其一，分解式研究与综合性研究的交融。
分解式，是指对艺术管理活动特点与规律的分类性研究。首先，分解式研究包括对艺术管理史作断代史研究。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的艺术管理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具有迥异的特色，对每一断代的精细的透析，将十分有利于对艺术管理整体性规律的认知；
其次，是指对艺术活动各部类管理的研究。各部类艺术活动之间既具有丰富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存在不同的特质。注重对不同部类艺术管理活动予以分解性探究，正是为了对艺术管理作更为全面的把握；
再次，是指对某一时期相关管理模式、管理方式等要素作专题性分析，这方面的研究更具有史学的深度。没有分解，便没有综合。综合性研究，正是在分解的基础上将大量现象性和碎片式因素加以整合，通过综合的、全面的、多层次的遴选与整合，力求寻觅到某一时期某一区域艺术管理活动的内在规律和特色。大量局部的现象和部类性经验，均具有独特的意义，而只有对局部的因素予以宏观的高屋建瓴的考察，才能生成更具价值的规律性把握。
其二，个案性研究与整体性研究的统一。
个案性研究与整体性研究从来都是有机的链接。艺术管理史充满了人类艺术活动中的各种各样的管理行为，创造了许多艺术管理的优秀案例，值得人们缜密考察。作为个案性研究，首先，包括对历史上不同时期艺术管理的体制、机构、政策的透析，这些方面呈现出特定时期和区域艺术管理的宏观态势；
其次，对各时期艺术生产与创造、艺术市场与营销活动运行机制与管理机制的研究，这一系统彰显了艺术管理活动的微观形态；
又次，对各时期形成的艺术管理思想、理念、管理方式及其人的管理行为的考察，更是具有不同的价值。整体性研究，即将充分掌握的个体案例置于宏观系统和整体性框架上予以观照，使具体事像获得宏远的意义。历史上的艺术管理活动有时虽然呈现为单一模式，或以个别性案例出现于典籍，但无论何时，其活动也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体现为各种管理因素的链接。其间，既包括不同艺术部类之间管理的交融，也包括不同艺术机制运行管理的交叉，还包括不同机构、不同团体及人的管理行为的互补。这些均有待于人们予以深入考察和探究。
其三，内层管理研究与外层管理研究的互动。
艺术活动的内层管理，是指与具体艺术创作及生产活动紧密相融的管理，主要与艺术家自身对其创作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的调节及其运行的掌控相关联。随着艺术活动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扩展，艺术活动对外部竞争和内部创新的诉求也就逐步增进，人们特别是艺术家本人力求不断改进自身的创作与制作方法，提升其艺术生产力水平，增进社会竞争力。其间正是体现了内层的管理。所谓外层管理，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外在于艺术创作和制作机制与流程的对各个环节的掌握及管控作用的体现，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控制，以及社会的、政府的、法律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艺术管理史研究首先要注重内层的、属于艺术生产者、创作者、营销者对其艺术活动自身的管理，正是他们在这一层面施予积极的管理因素，包括对生产与创作方式的改进、人际关系的调节、营销价值的增长等，调节和推动了艺术活动机制的运行，其生产者与管理者同时具有了双重身份。这一现象在中国古代十分普遍；
其次，又要注重大量外层的管理，其管理者较多属于政府及社会各界具有权势和影响的人们，自然要求艺术活动在主体上必须为其政治统治服务，其管理方式也较多利用各种权力、政策或经济实力，对艺术生产与创作机构或人们加以管束与控制。这一层面的管理既可以生成一定的积极效应，也会在更多时候产生负面作用。
其四，内延性研究与外拓性研究的协同。
内延性研究即指对于艺术管理内部各部类各环节之间多种因素的相互关联、渗融与生成的研究，历史上中国艺术管理活动主要是在各部类艺术的相互促动与互化中进行的，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观，充分探究其间各种元素的交融，对于把握中国艺术管理史的特质具有重要的意义。外拓性研究是指艺术管理史研究的目标指向需要不断向更多学科延伸，形成与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文化学等学科的深度交融，以及与社会各种相关活动的密切结合。艺术管理史区别于艺术创作史的重要方面，即在于任何时期的艺术管理均不仅仅属于艺术活动本体，而是与各学科互通互鉴，又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相交相融。正是基于此，艺术管理史研究应把内延性研究和外拓性研究置于一个整体的框架之中，对各时期艺术管理活动做多层次的审视。譬如，艺术管理史与科技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得益于科技进步的支撑，促使艺术在其表现形式、艺术技艺、载体与媒介等方面持续提高；
艺术管理更与艺术经济密切相关。没有经济作为驱动的艺术活动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难以得到快速发展和社会普及的。唯有将艺术与产业运作、市场经营紧紧融合为一体，才能使之获得浓烈的生机与蓬勃的活力。
其五，本土性研究与比较性研究的结合。
中国艺术管理史研究具有浓郁的本土性色彩，但真正对艺术管理史的科学透视与把握，离不开比较性研究。一部艺术管理史，既是本土文化传承、延续和不断建构的历史，也离不开对其他区域文化的接受和传播。首先，是对中华文明区域内各民族之间艺术管理的比较。迄今多数学者的艺术管理史研究主要以汉族地区为主体，但我国历史上疆域屡经分合及流变，民族间多有离散及同化，不同区域艺术管理的形态与方式也有较多的衍变及重组。只有充分把握各区域间艺术管理的特点及其交融方式，方能显现出艺术管理形态的演变进程和形成规律；
其次，艺术管理本土性研究更要在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中获得提升。在艺术交流与传播历史上，不仅呈现为艺术创作及作品的交融，同时也在艺术管理方面具有突出的表征。随着中外艺术文化交流的沿承，其管理思想也就融入其间了。特别是19世纪末以来，“西风东渐”背景下艺术交流愈加凸显，20世纪初叶对西方各国艺术管理经验的充分借鉴，30-50年代对苏联艺术管理模式的汲取，都对中国艺术管理产生重要影响。而在多年来，中国艺术管理理念、管理方法也在国外产生一定影响。把本土艺术管理史与相关国家及地区艺术管理史作比较性研究，将在提升中国艺术管理史的研究水平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艺术活动作为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呈现其特有的规律。艺术管理史既是管理的历史，也是艺术创新的历史。如同艺术创造具有其鲜明特点一样，艺术管理史同样具有自身的特色。以往的时代，尚未出现对艺术管理史的科学认知和全面掌握。今人对艺术管理史的研究，是从大量前人所从事的社会各种管理类活动中分离出来的，相关艺术管理史规律的研究，也要基于当下人们对管理活动以及艺术活动的认知标准来进行，其研究也就具有了浓郁的当代特色。审视历史上艺术管理的现象、特点及其规律，又要以当下对艺术管理科学的认识为指导。对中国艺术管理历史的考察，正是基于人们对艺术管理科学的认知及其理论，进而对历史相关现象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的。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始终是我们开展这一研究的基本宗旨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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