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潇
摘 要：内藤湖南作为近代著名的汉学家，对中国史学有着精湛的认知，在《中国史学史》等书中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他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在东亚史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文章首先对内藤湖南文化思想进行解读，其次对内藤湖南中心移动学说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然后对文化中心移动学说进行叙述，最后阐释文化中心移动学说的实质。
关键词：内藤湖南;文化移动中心说;本质
中图分类号：G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45-0050-03
一、内藤湖南文化思想
（一）民族文化是由民族道德组成
内藤湖南的史学思想主要包括主张中国近世始于宋代的“宋代近世说”、文化中心移动说等理论等学说。在这些文化思想中，内藤引经据典、根据自身对于中国历史的解读，通过考辨实证等方法，力图向人们呈现一个与传统史学相“背离”的史学观。不可否认，内藤湖南严谨的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使其在汉学尤其是东亚史学的研究领域中获得极大的成就，并据此开创了京都学派的学术，对于中国和日本学风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对于一个民族的组成，出于认知角度的不同，诸多学者都有着不同的认知，内藤也是如此。在他看来，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构成是由这个民族的道德修养、道德情趣以及民族知识组成的。内藤认为民族文化不一定要具有一种宽泛化，也就是说民族文化有时并非一定要吻合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大众要求。不能因为在某一段历史时期因为民族文化对于现实社会没有太大用处就对其加以摒弃，或者干脆杜撰全新的民族文化。为此内藤湖南认为，对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要抱着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对民族文化的起源和发端要正确认知，要尊重历史，不能对民族文化认知弄虚作假，这是内藤湖南研究史学一贯的态度，其严谨的史学观值得人们赞赏与敬重[1]。
（二）中国史就是东洋文化发展的历史
对于中古历史发展大势，内藤湖南在《中国史学史》中有着详细的论述，书中内藤湖南非常注重从当时所处的氛围和文化背景对中国史学进行研究。尤其是他极为重视对于中国诸地山川地势、风土人情、时运转移所造成的差异。并非简单地以史学而论史学，而是通过更为广阔和深邃的视野来对史学文化的变迁进行研究，并着力考察不同时代史家在学术发展与交融上的渊源关系。
对于中古历史的起源，内藤湖南通过研究和分析，得出结论：中国历史文化的发源地为黄河流域，之后伴随历史的发展移至长江流域，最后中华文明逐渐成为一股雄厚的力量，且终于一统南方和北方，融为一支人口众多的民族。此即汉代，汉族也在这一时间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周边的民族被汉族所逐一汉化，反而是北部的一些少数民族，如匈奴在汉朝的刺激下也开始逐步兴盛起来，并开始建立自己的国家。朝鲜民族和日本大和民族也在汉族的刺激下开始逐步兴盛与强大。尤其是大和民族不仅在汉朝时期开始兴盛起来，甚至在明朝和过往的匈奴民族一样开始变得“彪悍”和“反弹”。内藤湖南在这里之所以用“反弹”一词来执意刻画大和民族的优越性，是说日本大和民族原先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婉如一根纤细的铁丝。但是在汉文化的刺激之下，这根铁丝开始变形，在外力和内力的影响下，铁丝转化为弹簧，并据此进行一种后续力量的勃发。在内藤湖南看来，外力显然是来自汉文化的施压，大和民族文化的“反弹”首当其冲就是弹向中国。而支持内藤湖南“文化论”的另外一个要素，即接受母文化的由来与作用[2]。
二、内藤湖南中心移动学说产生的原因
（一）维新运动后日本的崛起
内藤当时是日本政府最重要的一名学者，致力于分析中国制度，数次前往中国东三省进行调研，分析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为史学专家，对中国国情非常熟悉。或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内藤湖南可以对当时的中国政府进行提议，并付诸实践。内藤湖南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提议。他对当时中国的局面给予了改革的提议，且表明了赞同改革的立场，证明其不妄为一名专家，实事求是、有文化、有见地，能够切中要害。
（二）晚清社会的日益衰败
1840年以前，中国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的制度。规定外国商人只能在广东经商，而且需要经过中国政府的特别许可，在规定的区域从事贸易行为，进口需缴纳高额税款，出口则限定产品的类型与数目。此为滞后的传统经济制度下产生的事物，对晚晴时期的中国进步产生了巨大的阻碍。
清政府采取闭关锁国制度，此为自然经济造成的。自力更生的自然经济下，大家互不往来，政治方面则形成锁国政策。隔绝的小农经济，不需要与其他国家通商，清政府却引以为傲。英国人亦发现了这个问题，指出，“于生活必备的物品方面——尽管并非奢侈品方面——能够自足，所以清朝统治者完全不在乎和其他国家通商，觉得能够随便予以制约。”
满清政府对汉人严加防御，担心其在别国势力的帮助下从事反对满清统治的行为。因此，满清统治者多次声明中国和外国具有严格的区别，始终禁止其他国家的公民任意进入中国国界。满清统治者出台了许多防御外国人的规定，意在阻断华人和别国公民的所有往来。满清统治者对出海经商的华人亦出台了各种规定，不论是船舶的规模、出海的时间，还是进出口商品的類型与数目，都严加管制。
满清统治者采取闭关锁国制度，筑起了阻断中国与外国的高墙，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由于对海外通商的严格控制，极大地阻碍了经济的进步。而且，亦导致华人对国际整体形势的无知，满清政府则对其不闻不问，导致对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无所知[3]。
三、文化中心移动学说内容
（一）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转移于长江流域
对于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这一点内藤湖南没有否认，并在《中国史学史》进行详细了的叙述：黄河滋养了中国文化，于原始社会初期便产生了最初的原始文化，包括蓝田猿人文化、仰韶文化产生于渭水;大汶口文化产生于山东。六千余载之前，黄河流域已逐渐产生农业行为。四千余载之前，黄河流域出现了部分具有亲缘关系的组织群体，当中最具实力的为炎黄二个部落。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政经及文化中心始终位于黄河流域。该区域为中国科技与文艺最初形成的地方。
对于中国文化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内藤湖南认为是东晋灭亡以后北方的汉人衣冠南渡，来到江南，并将汉族文化广泛的传播到长江流域。这也和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脉络相吻合[4]。
（二）中国文化明治时期转移到广东
上文分析了内藤湖南对于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并逐步转移到长江流域的史学论断，其也符合中国史学的事实，在这一阶段中国文化的发展上，内藤湖南的观点还是中规中矩的。但在晚清时期中国的走向上，内藤湖南基于为日本国内政治发展服务，有了全新的观点。在他看来，到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中国文化在长江流域已经开始衰落，并逐步开始南下，慢慢转移到广东。如果单纯从文化转移的视角来看，晚清时期广东的新思潮的确较为发达，新学思想较为浓郁，但是仅凭此就认为悠久的长江流域文化在短短的数十年间便转移到广东，还是颇为牵强。不过内藤湖南“历史性”地将中国文化于日本明治时期转移到广东并非是一种简单史学观念，而是对其中国史是所谓的东洋发展史的诡论，是为服务日本国内政治所做的阴谋的史学替换。
四、文化中心移动学说的实质
（一）“曲解”中国发展
内藤湖南的文化论，主张中国社会业已进入衰退阶段，文化中心要从中国移至还处在成长时期的、极具生命力的日本;内藤湖南从史册当中搜索理论依据，提出了唐宋变革论。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内藤湖南以“宋代近世说”为基础，对于中国历史的起源与发展进行详细的阐述。其非常注重所谓的历史分期体系，从长时段上的角度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行自身的认知，并在这个认知体系下很好地将宋代和清代相互贯穿起来。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内藤湖南对于清代史学进行重点论述，据此来体现出其经世致用的治学意识。
毫不夸张地讲“宋代近世说”是内藤湖南研究中国历史的核心理论之一。按照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理论，中国文化发展的大势是按照波动大势来进行时代的划分。其指出，从开辟华夏到东汉中期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上古时期，从六朝到唐代是中国历史的中古时期，从宋代到清代为中国近代时期。内藤湖南认为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和制度文化都有着极大的不同。
此后，内藤湖南又将该顺序进行颠倒叙述，文化中心于中国从古代到中古到近代的历史变迁中日益从北向南移动，最后从中国移至日本，此为上苍给予日本的历史任务，所以，日本一定要肩负起“挽救”中国运数的重大任务。然而，通过上文的论述能够发现，其学说的形成步骤为结论在先，存在着明显的主观性。而且，文章中“自然的”三个字屡见不鲜，却没有对任何历史现象的改变与进步的内因进行论述。如中国古代的权贵家族不是由于政治体制才从君主手中取得封地与百姓，而是自然地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源于永恒存在的关系当中。无疑，这是因为这样的家族几代以前均有人当官的原因。
他把以上社会现象当成顺其自然的发展结果，无视宋朝皇权的拓展是因為“杯酒释兵权”的统治策略和各类“祖宗典制”的延续实施，也未能基于经济等各个方面进一步研究探讨出现此类情况的根本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想基于比较宏观的方面对中国历史进行观察的原因，内藤湖南在打造其学说时很多具体内容不够清晰，无法消除严重的主观主义倾向[5]。
（二）为其政治观点服务
1910年，日本侵略他国的欲望持续增长，内藤的学说亦逐渐露骨，他指出，中国于面对危难与灭亡的时候，说什么“保卫主权”与“不容侵犯”均毫无用处，中国是不是独立存在，和百姓是不是幸福毫无关联。一战开始以后，中国和日本针对毁灭中国的《中日民四条约》展开磋商时，他表示，日本掌管山东铁道，正好为对中国进行多国共同管理的有益的开始。内藤湖南向日本当局提议，“于解决山东问题的时候，应当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否认中国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事实上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亦非独立自主的国家，所以日本需要以亚洲东部的稳定为目的，将解决中国问题的事情肩负起来”。“对中国需要使用的措施，应当进一步深思熟虑，全面且仔细的思考可以为日本创造幸福的中国的幸福，否则即无法彻底解决问题”。换言之，内藤湖南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结果应当有益于日本，不然如果有益于中国却不利于日本，甚至尽管对日本没有好处亦没有坏处也无法认同，从上述赤裸裸不加掩饰的叙述已经可以看出，内藤湖南的“文化移动中心学说”从一开始酝酿开端，就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其一方面打着对中国史学要本着经世致用的研究态度，另一方面却通过牵强地炮制所谓的“宋代近世说”和难以自圆其说的“中国文化从广东转移到日本”为其大和民族文化的优越性进行鼓吹，为日本侵略中国进行“合理”解释，这种将个人学说绑架为政治服务的行为深刻地揭示出内藤湖南“文化中心移动学说”的虚伪性。
五、结论
以上关于论内藤湖南文化中心移动学的论述中，可以感知内藤湖南对于中国史学的研究是具有一定造诣和深度，这对于研究中国史学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其为日本阴谋侵略中国而提出的种种史学诡论，服务于日本国内政治而提出的虚伪、主观的史学理论和治学目的，又是极其险恶的。
参考文献：
[1] 单磊. 内藤湖南“唐宋史学变革”说阐微[J]. 史学月刊，2015（03）：5-16.
[2] 杨栋梁. 在学识与良知之间：国策学者内藤湖南的“支那论”[J]. 史学月刊，2014（07）：100-110.
[3] 胡天舒. 内藤湖南的中国观——以《燕山楚水》为中心[J].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3（11）：47-52.
[4] 李欣，赵俊槐. 论内藤湖南的“文化论”[J]. 教师，2010（19）：127-128.
[5] 万书言. 内藤湖南的中国之行与汉学研究[J]. 教师博览（科研版），2021（03）：13-14.
（荐稿人：王献志，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秦雷）
猜你喜欢本质思辨，让学习触及数学本质小学教学研究(2022年5期)2022-04-28比大小，想背景，悟本质新高考·高三数学(2022年3期)2022-04-28关注本质 为理解而教理科爱好者(教育教学版)(2022年1期)2022-04-14理解本质，丰富内涵广东教学报·教育综合(2020年135期)2020-12-07漫画读书(2019年10期)2019-11-20作为一种文化的校庆:本质、功能及其发挥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9年4期)2019-05-28追本求“圆”剖析本质初中生世界·九年级(2018年4期)2018-06-05对求极限本质的探讨数学学习与研究(2016年19期)2016-11-22模型类比 突出本质 思维自然新课程·中学(2016年4期)2016-11-19巧制“鸡尾酒”，透过现象看本质考试周刊(2016年86期)2016-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