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萍， 程爱华
( 景德镇学院 人文学院， 江西 景德镇 333400 )
子君和曾树生分别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作家鲁迅和巴金笔下的经典女性形象。
作为经典文学形象， 蕴含的文学意蕴和审美价值是被世人研读、 欣赏不尽的。
二者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她们追求恋爱自由， 是出走的 “娜拉”。
但子君和曾树生相隔约一代， 二者又有许多的差异。
比较分析这两个人物， 可以探析中国现代知识女性在爱情婚姻中的困境、 觉醒与成长。
1. 止于启蒙与成于进步
鲁迅作品 《伤逝》 中的子君， 生活在20 世纪20 年代初的中国， 是受 “新文化运动” 影响的青年知识女性。
当与涓生在一起的向往受阻时， 她发出了的娜拉式的大胆宣言， “我是我自己的， 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1]。
子君在涓生的 “娜拉式出走” 启蒙价值观的推动下，勇于割断和封建原生家庭的联系， 与涓生同居。此时的子君无疑是勇敢无畏的。
然而， 她虽是一个为爱而生也为爱而死的 “五四” 时期知识女性， 但也只是一个女性意识只停留在幼年期的女性。
“五四” 启蒙者们将女性解放的内涵单纯幼稚地理解为， 女性只要走出了封建家庭， 完成了婚姻自由， 就是获得了新生。
女性独立的标志便是 “出走”。
因此按照启蒙者的设想， 子君走出了封建家庭即是成为了有女性意识的人， 但她出走后的结局却是悲凉的。
同居后， 子君的表现违背了自己曾经的宣言。
鲁迅对子君的出走给予死路的写作安排， “形象化的展现了 ‘娜拉出走’这一启蒙神话的幻想特征和乌托邦色彩”[2]， 从而揭示这一现代性命题的虚无和幻想特征。
事实上， 子君作为被启蒙者， 她的女性主体意识未被真正唤醒， 虽然她摆脱了旧的家庭， 但是， 她的反抗是以爱情为依托， 以婚姻为旨归的。
子君虽走出了女性解放的第一步， 但遗憾的是， 她建立小家庭后， 便止步不前了。
也就是说， 婚后的子君止于启蒙神话的幻想之中。
而曾树生， 在爱情上同样冲破世俗， 选择了志同道合的同学汪文宣。
不同于子君的是， 曾树生还怀揣着美好且宏大的理想。
曾树生接受大学教育的时间在1930 年左右。
当初曾树生从教育系毕业时， 曾希望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建立起乡村化、 家庭化的学堂。
她对自由的渴望超越了爱情与婚姻， 这无疑是有广阔的社会意义的。
在作品中， 曾树生生活在20 世纪40 年代初， 建立新家庭后的她不改初心， 仍表现出了一个时代青年超前的女性意识。
面对家庭中出现的各种矛盾， 她并未却步， 而是勇往直前。
作为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时代女性， 曾树生极其蔑视汪母所推崇的封建礼教观念， “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 不是光绪、 宣统的时代了”[3]。
而生活中的丈夫无能平庸、 缺乏担当， 更让她内心对自由、对理想生活的渴求越发地强烈， 她迸发出了“我要自由” “我有我的路! 我要飞” 这样的为自己而活的精神诉求。
曾树生的女性意识不仅仅在于她追求爱情， 更在于她极强的独立意识， 她呼唤着自由奔放的新生活。
由此可见， 曾树生是一个能够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断进步的女性， 她不像子君那样单纯幼稚， 面对生活， 曾树生比子君更有勇气， 更有毅力， 也更有活力，
2. 寄于家庭与立于职场
女性意识的不够坚定加上封建传统妇女观的影响， 使子君一直处在一个寄生虫式的人生状态。
同居前， 她寄生于原生家庭。
从她卖掉仅有的金戒指和耳环而不是拿出自己的积蓄这一行为就可以知道， 她的一切开支依靠的是父亲的援助， 因此可以说同居前子君是过着寄生式的生活。
同居后， 子君又寄生于新家庭。
涓生虽然有工作， 但从他们寻找住所的艰辛过程和结果就可以看出， 涓生的经济条件一般， 甚至要养活两个人都是有困难的。
但子君好像并不在意， 因为在她的家庭关系构成观念中， 她作为妻子， 只需在丈夫背后 “主内”， 负责好丈夫的起居饮食， 而涓生作为丈夫自然是 “主外”， 要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
在经济危机还未出现前， 这样的夫妻合作关系看似和谐， 她似乎也沉醉其中， 甚至“逐日活泼起来”。
而当生存的难题紧逼他们时，子君仍浅薄地希望涓生能够解决和承担。
她忘记了自己是知识分子， 也应该和涓生一样找个工作一起渡过难关， 而不是依旧像家庭主妇一样只忙碌于做饭、 操持家务。
与涓生分居后， 子君再次寄生于原生家庭。涓生提出分手， 子君只能接受， 因为她没有条件反对。
在感情上被抛弃、 物质上身无分文的双重困境下， 子君只能选择回归原生家庭。
然而回归原生家庭后的子君仍没有醒悟， 她没有去找工作， 没有依靠自己养活自己的想法。
总而言之，子君的生存状态表现为， 在原生家庭依附父亲，在新家庭依附涓生， 自始至终都没有自己在经济上应该独立的意识。
比较而言， 曾树生在经济独立意识方面要强的多， 甚至构成了一正一反的鲜明对比， 子君是经济的附庸者， 而曾树生是经济的掌权者。
在汪文宣一家四口中， 曾树生的经济地位处于核心位置。
经济的自足给曾树生赢得了更多的人生自由。
曾树生一共出走汪家两次， 第一次出走是因为忍受不了汪母的无故谩骂， 愤而离开借住在朋友家。
这一次出走让人们看到拥有经济独立能力的曾树生有足够底气和资本反抗家庭束缚， 她拥有了人身自由权。
她可以不像子君一样， 即使察觉了涓生的异样却仍要继续胆怯相处， 也不必让自己淹没在细碎的家务中而被逐渐磨平棱角， 失去个性和灵气， 而是可以果断地离开令人寒心的家后过着自由的生活。
曾树生第二次出走是在文宣因肺病日趋加重而遭到书局解雇之后， 与陈主任一起去兰州发展。
从这次出走中， 可以看到的是十分清醒理智的曾树生， 虽然她出走是实现自我需要使然， 但也是因为她清楚地明白 “我不去我们这一家人怎么生活”。
同样也因为曾树生此时是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 绝对的经济地位是她可以逃脱沉闷的家庭的资本。
在某种程度上，她的离开， 无论是对她自己还是对汪家的每个家庭成员来说都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离开前曾树生提供了安家费， 离开后， 她每月又按时汇款，一直是她在解决汪家生存困难。
同时曾树生自己也在新的职场环境进一步发展自己， 她始终立于职场， 并胜于职场。
整体来说， 曾树生离家出走不仅是她内在的自主的选择， 也是她所处的经济地位所推动的。
她 “成为一个独立个体， 有资格站在与爱人平等的位置上叙说爱的话语”[4]。
比较子君和曾树生的生存状态， 相同的是她们的人生都充满曲折， 不同的是， 经济自主意识的缺失让子君在封闭狭隘的夫权家庭中迷失了自我， 最后走向死亡， 而曾树生则是在复杂广阔的社会中牢牢掌握经济主动权， 并找到了自我， 实现女性价值。
3. 自我沉沦与自我新生
在爱情观上， 子君是感性、 盲目式的， 曾树生是理性、 反抗式的。
对 “娜拉式出走” 结局抱有美好期待的子君， 宁愿与父亲闹僵也要和涓生在一起。
事实上， “她的反抗是以爱为依托，以爱情与家庭为旨归的”[5]。
当涓生对她说 “我已不再爱你了”， 自此， 子君以爱为支撑的世界崩塌， 她无助、 迷茫， 只能重新回归父亲家， 最后郁郁而终。
相反， 曾树生勇敢追爱， 但在追爱的同时又不沦陷其中， 而是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
因为她知道人必须活着， 爱才有的依附。
曾树生可以爱， 但是爱不是她的所有， 她还有其他自我满足的追求。
而当这种爱成为她的心理负担和痛苦时， 她也可以不爱， 甚至可以远走高飞拯救自我。
“她积极参与社交活动是她用自身的行动蔑视世俗、 偏见， 并对众议的一种回击。”[6]
在对待男权上， 子君是温顺、 依附、 懦弱的， 曾树生是不羁、 自爱、 大胆的。
面对家庭的变故， 子君只会依附在涓生身边自怨， 被涓生抛弃， 也只能自伤。
她没有与命运反抗的勇气。
也只能这样的子君反映了她的男权中心观， 她追求的是对个性解放肤浅理解的 “婚姻自主”， 她实则是有着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式封建道德思想的中国传统妇女， 是一个充满 “奴性” 的新式妇女。
所以， 子君的 “回来” 是必然的，她的结局也只能是必死的 “娜拉”。
然而， 曾树生在这方面则刚强许多。
当体弱病重的丈夫企图以卖惨的手段来博得曾树生的同情和怜悯， 希望她不要离开， 她并没有顺从， 而是大胆地提出分手， “我不能在你那古庙似的家中枯死”[3]。
她把人生掌握在自己手中。
从子君被男人抛弃和曾树生主动抛弃男人这一戏剧性却又真实的性格反差中， 曾树生所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有力证明了， “女性慢慢从陈旧的 ‘厨房’ ‘阁楼’ 中走出来， 开始迈向独立的社会生活”[7]。
她摆脱了妻子对丈夫的依附人格， 毅然决然地 “出走”，成为女性意识最为果敢自信的 “娜拉”。
她完成了自我拯救， 获得了新生。
总之， 从子君薄弱的女性意识到曾树生坚强的女性意识， 人们看到子君和曾树生两者的时代差异: 一个止于启蒙， 一个成于进步。
20 世纪40 年代的知识女性曾树生沿着20 年代子君们所追寻的道路不断迈步， 继续前行。
曾树生在子君的基础上成长， 并走向成熟。
1. 社会的压抑与家庭的沉寂
社会环境因素， 即指女性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在悲剧和史诗的 ‘高级模仿’ 方式里， 英雄的地位高于其他人但不高于他的环境”[8]， 更何况是子君和曾树生这样的小人物。
对于本身带有封建观念印记的子君， 作者对子君的死给读者留下了悬念， 让人们深刻反思和探究造成子君死去的社会原因。首先是社会的压迫。
涓生被辞退带来的经济危机和生存危机是他和子君产生矛盾的导火索。
“第一， 便是生活。”[1]她们竭力节省的钱已所剩无几， “满怀希望的小家庭”[1]， 生存成了当时最大的困难。
其次， 在封建礼教社会， 父亲给予子君违背世俗的 “叛逆” 行为的是严厉的管束，还有胞叔对她的绝情。
子君也同样受到邻居等众人的漠视和轻视。
回归到封建原生家庭后， 又在父亲的冷酷和严威下死去。
所以鲁迅曾揭示说:“妇女解放的要义在于社会制度的变革， 离开了社会变革， 是没有出路的。”[9]子君与涓生同居前后的鲜明反差， 让人们见识了顽固的封建毒瘤对五四青年知识分子的戕害。
子君即便上了新式学堂， 接受了新兴思想， 但在此前十几年， 她在要求女性遵从三从四德的社会环境下成长， 所以在与涓生组合家庭后， 她的不成熟的新知识女性角色自觉让位于传统倡导的封建妇女角色。
“在一个根本没有为知识女性走向社会提供任何机会与道德认可的社会， 子君们的命运被历史地铸定在家务劳动上。”[4]在社会转型期激烈的文化冲突中， 压抑的社会使子君们难以获得女性独立的现实条件。
曾树生的出现并非偶然， 有其特定的环境。虽然 “到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随着西方文化观念的进一步深入， 中国知识女性的女性解放意识进一步加强。
一些知识女性开始走出家庭投身社会”[2]。
然而在整个社会背景下， 女性的个性解放运动就好像是砸向一潭死水的一块石头， 只不过是打破了一下水面的一刻沉寂， 泛起一点涟漪， 最终还是沉入潭底。
国家的衰落， 战争的无情， 击碎了曾树生曾经的美好理想， 活着已成为一件十分艰辛又奢侈的事情。
曾树生勇挑养家的重担， 在大川银行做着让旁人冷眼相待、 被人称作 “花瓶” 的工作。
虽然她内心压抑， 但是残酷的现实不得不让她放下知识分子的自尊， 为生活苦苦挣扎。
因为战争带来的一系列消极影响，让本来关系和睦的夫妻渐行渐远， 最后也让曾树生遭受了家破人亡的痛苦经历， 为其悲惨人生添上了一笔重重的灰色。
在那个动乱的时代， 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注定了曾树生的结局。
由此可知， “想要走出女性觉醒的困境， 需要更为广阔的社会关怀”[5]。
除了社会因素， 家庭因素对子君和曾树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家庭因素主要体现在家庭男性责任的缺失。
作为启蒙者的涓生， 他把子君当作启蒙的对象， 他的求爱让子君深陷其中。
可是失业后的涓生露出了虚伪的一面。
在他们的夫妻关系中， 子君尽心承担了照顾涓生饮食起居的妻子责任， 而作为另一半的涓生却选择整日泡在图书馆以躲避子君。
他以旁观者的身份打量着忙于烦琐家务而不修边幅的子君。
此时的子君他已不爱了， 涓生漠视并辜负了子君对他的深情。
从他们异化的关系可以看到子君的形象苍白无力， 这“既反映出涓生形象的自私虚伪， 也反映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失语处境”[10]。
如果涓生能够给予子君足够的担当和爱， 并一起奋斗摆脱困境，那么子君也许就该是另一种命运。
曾树生出走的结局看似比死去的子君好， 但其实曾树生之前所经历的家庭精神折磨比子君要复杂、 繁琐得多。
在家中， 曾树生 “仍要被男权主导的封建伦理道德标准所衡量”[5]。
身为封建传统妇女代表的汪母， 将有鲜明个性和开放行为的曾树生视为异类， 甚至敌对化。
导致曾树生毅然选择 “休夫” 的原因， 是汪母挑拨离间以及对她的人格攻击。
而且， 汪母的挑拨也导致曾树生母子关系的疏离和不和谐， 这让曾树生心中充满了惆怅与失望。
而在夫妻关系上， 更是由真爱到无爱， 最后只剩怜悯。
曾树生和汪文宣的关系已从平等的关系转化为依附关系， 一种施舍与被施舍的关系。
对于是否离开汪文宣， 曾树生来回挣扎了许久， 二难选择让她非常痛苦。
因此说， “从精神上来看， 曾树生却是个绝对的弱者， 她在心灵上饱受煎熬”[11]。
曾树生曾说，“我爱动， 爱热闹， 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3]，因此， 枯死沉寂的家庭氛围让曾树生几乎窒息，她对这个家庭彻底失去了希望。
2. 女性自身性格的软弱与矛盾
自身原因指的是子君和曾树生各自的局限性。
子君的局限性在于对涓生盲目的爱， 甘愿成为男权的附属品。
子君和涓生在一起后， “自修旧课”， 陶醉于扮演忠诚的家庭主妇角色。
因为子君忙着柴米油盐， 与涓生交流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有的只是在 “凄惨的神色中” 勉强挤出笑容来缓和气氛。
而封建传统的妇道观又让子君习惯把自己当成了涓生的附属物。
当他们出现经济危机时， 她下意识地把求生的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并企盼他可以谋出一条新路。
可 “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 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 只得一同灭亡”[1]。
后知后觉的子君面对涓生异常冷漠的态度， 只是通过卑微的求和态度以及利用曾经彼此的美好来唤回涓生对自己的热度， “这表现了小知识分子的思想幼稚和性格依附性”[12]。
当涓生明确提出分手的时候， “她脸色陡然变成灰黄， 死了似的”[1]。
“子君没有思想， 没有尊严， 任由命运和男人摆布。”[13]子君以认命的态度向现实低头， 独自落寞地离开， 重新回到她以前极力挣脱的家。
与那个曾经为爱而无畏的子君相比， 二次回归旧家庭是对她自身曾经反抗行为的有力讽刺。
曾树生的局限性在于她矛盾的性格。
当受到汪母的挑唆和丈夫的不作为和懦弱时， 她反抗夫权， 霸气休夫， 与陈主任远赴兰州。
这样的反抗是个人主义引导下做出的趋利避害的选择， 是她步入社会为满足自我需求的实践行动。
但是她的个人主义又不是彻底的， 因为她所接受的人道主义教育又让她处于痛苦的挣扎中。
曾树生想逃离没有生气的家庭， 但是又在丈夫的祈求下动摇妥协；
面对汪母的侮辱嘲讽她据理力争， 但又同情汪母的悲惨人生；
她追求独立自由的生活， 但又时常感到空虚和苦闷。
在婚姻里她问自己 “我为什么不能牺牲自己”， 可另一边又在想 “我应该得到幸福”。
“曾树生被置身于一种残酷的自我分裂之中， 她无可避免地陷入彷徨、 动摇之中。”[4]当种种矛盾激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时，曾树生最终离开。
然而她的离开也不是两袖清风地离开， 而是带着愧疚和负罪感离开， 这也时时刻刻折磨着她。
她的出走与最终回归， 表明其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两难处境的心灵困惑。
从子君到曾树生， 人们可以看到处于不同时代的她们性格与结局的差异。
子君是未脱离旧思想的 “新女性”， 而曾树生却拥有更强的女性独立意识和自我追求， 她远比子君要成熟。
尽管她们也曾困惑， 结局也并不理想， 甚至有些悲凉，但她们却不同程度地迈出了难能可贵的女性解放的步伐。
她们的成长困惑也启示人们: 女性解放之路是漫长而艰辛的， 仍需后来者为之不断地努力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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