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洋，董鑫鑫
(浙江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杭州 310000)
当前，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过去依靠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适应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虽然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驱动作用，但驱动力度有限，因为企业目前的创新能力还不能适应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要求[1]。企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是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2]，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3]。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中国出现了四次创业浪潮，一大批优秀企业家从市场竞争中涌现出来，他们在积累财富、创造就业岗位和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企业家精神是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现有研究在多个层面对企业家精神进行定义。从微观上看，最初的企业家精神被定义为能够帮助企业获取资源、承担风险、具有自信、创新能力及其内部控制行为的企业家。从中观层面上看，学者更加关注企业创业，将企业家精神定义为企业家在面临投资决策和不确定性时所采取的战略行为、产品创新的范围以及创建新业务或更新当前业务的过程。创新创业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特征[4]。企业家凭借其“创造性破坏”的能力，不断地开发新产品，采用新生产方式，开辟新市场，使用新原料，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升级。因此，重视培育和塑造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市场活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城市经济结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5]。
产业结构发展阶段通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变化整体上遵循了产业结构演进的普遍规律，产业结构水平呈上升趋势。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持续降低，从1987年的27.1%降至2020年的7.7%；
第二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1978年的47.7%下降至2020年的37.8%，并且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与东部沿海省份相比，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对第二产业的依赖程度较高；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4.6%增至2020年的54.5%，已在GDP中占比超过一半。但同样需要明确的是当前我国产业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产业结构仍然以传统产业为主，低端制造业占比较高，服务业占比较低，这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转型成效[6]。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亟须注重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7]。那么如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中起了什么作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着重要意义。
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中，现有文献集中考察了数字经济[8]、人力资本[9]、外商直接投资[10]、技术创新[11]及企业家精神[5]等。其中，关于企业家精神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是本文要研究的内容。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有：在理论研究上，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强调有着边际报酬递增的知识(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他认为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在于“创造性破坏”，勇于创新、敢于冒险、渴望成功、追求事业及把握机会是企业家精神的五大要素。企业家正是凭借自身精神帮助区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加速增长。实证研究方面，冯伟和李嘉佳将企业家精神视作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并将其纳入产业升级的分析框架中，研究指出企业家精神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有生力量[5]。于涛构建了基于主观博弈的产业结构升级理论模型，指出产业结构实质上是企业家之间主观博弈的结果，企业家精神会改变博弈参与者的策略空间，从而影响博弈的均衡，即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动[12]。李宏彬等研究指出，在样本区间内，企业家的创新和创业精神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13]。武翠、谭清美利用2008—2018年省级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而企业家创新精神则可以缓解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结构的不利影响[14]。王勇、张耀辉指出企业家创业精神可以激发市场的竞争效应，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15]。
上述文献为进一步研究企业家精神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支持，但是这些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是比较重视企业家精神的宏观影响效应，但忽视了企业家精神对中观层面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
其次是大多研究基于宏观和微观层面识别企业家精神的经济效应，对城市层面的研究较少；
最后是关于企业家精神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也未得到充分讨论。鉴于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3点：一是在样本选择上，考虑到各省内城市尺度的研究结论更具有多元性和异质性，使用我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企业家精神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使研究结论更具有现实价值；
二是在研究视角上，从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两个维度考察企业家精神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差异化影响，丰富了对企业家精神经济效应的研究；
三是在研究方法上，不仅考察企业家精神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同时引入产业集聚使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企业家精神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影响。
(一)企业家精神与产业结构升级
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创新能力在不断提高，各项政策的推出也极大地激发了企业家精神。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OP)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我国位列第12名，是创新指数排名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这表明从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我国在多个创新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已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企业是产业结构的微观主体，企业自身水平决定着产业水平。企业家精神可以促进技术创新。首先，企业家创新精神一直是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动力源泉。SCHUMPETER J A将企业家精神视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他指出企业家是创新活动的主导者，技术创新作为对生产要素、市场和组织机构的重新组合，是由企业家“以创造性毁灭”的方式来完成的，技术创新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不竭动力[16]。技术研发是推动生产力的关键，但是，如果技术研发不能得到应用，那么这项技术就不能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尽管企业家可能并不直接参与研发，但却担负着组织研发、传播研发结果的职责。BAUMOL W J将企业家精神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指出企业家精神与知识、劳动和资本等要素一样，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特殊生产要素[17]。曾铖等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视角，讨论了柯兹纳式企业家精神与熊彼特式企业家精神对TFP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能显著地促进技术创新，但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18]。林柳琳等从产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角度探讨了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19]。其次，技术创新和技术结构是决定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动力，技术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影响供给结构，可以通过改善产品间的技术联系和优化资源要素的配置，进而影响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20]，同时，技术进步在各产业降低成本、实现规模经营、提高生产效率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进而决定了各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作用和地位的变化。吕鹏等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变市场需求环境和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等多种途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21]。宋德勇等研究指出，技术创新能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但是受到环境规制门槛变量的影响，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曲线关系[11]。发达国家工业不断由初级向高级推进，就是依靠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从而影响和推动农业和服务业向更高结构层次调整。由此提出研究假说1。
假说1：培育和激发企业家精神对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直接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企业家精神、产业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
企业家能促进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不会天然形成。ZHU X W等研究认为企业家精神水平的提升能显著扩大产业集聚规模，提升产业集聚强度[22]。企业家精神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推动产业集聚的产生与发展。首先是知识溢出效应。罗默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并强调知识区别于普通商品的特点是知识存在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使任何一个厂商生产出来的知识均会使社会生产率得到提升。但BRAUNERHJELM P等指出，基础知识只有转化为应用知识才能成为生产力，从而推动技术进步，而且新知识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与信息不对称性，因此，在基础知识与应用知识之间存在着一个知识过滤器，知识过滤器会阻碍基础知识向应用知识转化，企业家通过创造新企业、应用新技术、发现机会、承担风险、商业化等活动来克服知识过滤器的障碍，从而产生知识溢出效应[23]。同时，企业家精神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它可以通过创新资源的重新组合，进而吸引更多的创新机构聚集在一起构成创新中心，现有创新中心的R&D投入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为企业家选择合适的技术创造了更多机会，因此，企业家可利用已有资源、技术及发明专利开展创新活动，当一个区域拥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越来越多时，就会吸引周围地区的人力、金融等资本向本区域内聚集，从而促进产业集聚的形成，聚集效应使得该地区的外部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而不断优化的外部环境又会产生新的知识，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知识溢出范围，实现了知识的传播与共享。其次是学习示范效应。SøRENSEN J B提出，产业规模较小的行业中拥有直接经验的劳动力比率越大，其自我雇佣倾向的外延就越大，越易开设创新企业，因而经验学习是企业家精神促进产业集聚的作用机理[24]。领先企业家创业成功会带来较强的外部性并吸引大量企业家借鉴和模仿，进而促进集聚区发展[25]。与此同时，企业间的学习模仿会产生竞争效应，加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从而形成新的产业集群。最后是社会资本网络效应。高层管理者的社会资本可以使企业家精神引导产业集聚和专业化市场能力的发展。KEMPER J等认为，高层管理人员会在整个经济和社会环境中进行商业活动，因为他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资源与其他商业人员甚至和政府官员之间产生联系，所以他们的社会资本对公司非常重要[26]。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离不开产业集聚的形成，产业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集聚外部性和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27-28]。由此提出研究假说2。
假说2：培育和激发企业家精神能促进产业集聚，从而间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一)模型设定
为检验企业家精神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本文构建基准模型：
industryi，t=α0+α1entrei，t+αX+μi+μt+εi，t。
(1)
其中，industry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城市i在t时期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用产业结构合理化(Theil)和产业结构高度化(TS)表示；
entrei，t表示企业家精神，分别用企业家创新精神(Ininno)和企业家创业精神(Ent)来表示，α0、α1、α为待估参数。X是一系列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μi表示城市i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μ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为了分析企业家精神对产业结构升级可能存在的间接影响，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使用经典的中介效应三步法对产业集聚能否为两者之间的中介变量进行检验，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Serve=β0+β1entrei，t+βX+μi+μt+εi，t，
(2)
industryi，t=δ0+δ1entrei，t+δ2Coaggl+δX+
μi+μt+εi，t。
(3)
其中，式(2)检验企业家精神对中介变量产业集聚的影响，式(3)检验企业家精神和中介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确定产业集聚是否在两者之间起了中介作用。当系数α1、β1和δ2显著，而δ1不显著时，则产业集聚在企业家精神和产业升级之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当α1、β1、δ2和δ1均显著时，则产业集聚在企业家精神和产业升级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二)变量定义与测度
1.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industry)
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两个维度来测度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产业内部维持一定合理的投入比例以匹配产业发展的自然规律和内在联系的机制；
产业结构高级化具体反映在部门间产值、劳动力数量及产出效率、国民收入比例变动中，通常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得到提升，产业结构就实现了优化升级。利用泰尔指数计算产业结构合理化[29]：
(4)
式(4)中，Yi表示产业i的产值，Li表示产业i的就业人数，n=3表示产业数目，各产业部门的生产率Y/L在经济达到均衡状态时相同。当Theil=0时，表明经济处于均衡状态；
当Theil≠0时，表明产业结构偏离了均衡状态，且泰尔指数是一个逆向指标，其值越大表示产业结构越不合理，其值越小则越合理。产业结构高级化借鉴付凌晖的做法[30]，通过向量夹角计算，具体计算过程为：先设定3个变量X1，0、X2，0、X3，0分别为第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得到一组三维向量X0=(X1，0，X2，0，X3，0)；
再分别计算X0与向量X1=(1，0，0)，X2=(0，1，0)，X3=(0，0，1)的夹角θ1、θ2、θ3，公式为
(j=1，2，3)。
(5)
进而得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的计算公式：
(6)
其中，TS的值越大，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
2.核心解释变量：企业家精神(entre)
企业家精神的内涵极其丰富，包含了企业创造、企业更新、企业创新等活动，这些活动可以发生在一个既有的企业内部，也可以发生在既有企业之外，因此企业家精神的测度在学界尚未达成共识[31]。本文参考李政等的研究[31]，使用《2017年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报告》中计算的城市创新指数来测算企业家创新精神(Ininno)，计算方式是用城市私人企业和个体企业从业人数与城市全部从业人数的比值来测算城市企业家创业精神(Ent)。
3.中介变量：产业集聚(Coaggl)
随着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其集聚程度得到了不断提高，与制造业共同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因此参考张红霞等的计算方法[32]，本文使用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程度来衡量产业集聚发展水平。
4.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1)经济发展水平(Pergdp)，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
(2)政府干预程度(Gov)，用财政支出占地区GDP的比值来衡量；
(3)科技支出水平(Tech)，使用各城市地方财政支出中科研费用支出占该城市GDP的比重衡量当地政府对创新研发活动的支持力度；
(4)基础设施水平(Frans)，用市辖区人均道路面积表示；
(5)外商投资水平(Open)，用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以2006—2020年全国除港澳台以外所有直辖市、地级市的城市为研究对象，因部分城市数据缺失严重，故给予剔除，最终选取了283个城市的数据。城市企业家创新精神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报告》中公布的城市创新指数，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政府经济增长目标来源于各地级市政府报告文本，其余变量均主要来源于EPS数据平台，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为消除异方差影响对所有数据取对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表1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平均值为-1.700，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平均值为1.861。值得注意的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标准差较大，表明各城市三大产业间合理状况差别较大，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距较大，说明国内各城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分化现象，因此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应当更加注重资源的有效和均衡配置，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也正是中国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目标的应有之义。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标准差为1.945，远高于企业家创业精神，说明在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现阶段，各城市的创新水平仍存在明显差距。
(一)基准回归结果及分析
本文采用Sargan-Hansen过度识别检验对固定效应(FE)模型和随机效应(RE)模型进行选择。Sargan-Hansen检验结果表明所有模型均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同时，时间固定效应均显著存在，所以应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见表2)。表2中模型1考察了企业家精神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模型2考察了企业家精神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首先，从纵向分析来看，企业家精神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一个逆向指标)，这说明企业家精神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提升，同时企业家精神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也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家精神也能显著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假说1得证，即企业家精神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表2 企业家精神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基准回归结果
其次，从横向分析来看，与企业家创新精神相比，企业家创业精神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及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系数更大，即与企业家创新精神相比，企业家创业精神更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与理论分析相一致，新创企业进入市场，企业数量的增加会改变原有的市场占有率，产业内的企业能否继续生存下去主要依靠自身的盈利能力。那些劳动生产率低的企业，由于利润低、成本高，无法与其他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企业竞争，将逐渐退出市场，这会提升整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而带来产业结构升级。此外，新企业进入的同时也会有企业退出，这一更新过程对经济体新陈代谢至关重要。企业更新速度愈快，则表示经济体活跃程度愈高，产业结构变迁的进程也会加快。
最后，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科技支出水平均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而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水平则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同时，这些控制变量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效果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一致。政府的过度干预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首先，地方政府过度干预会使得企业在市场中进行不合理竞争，呈现出“劣币淘汰良币”的现象，这就加剧了市场要素的扭曲程度，继而不利于资源在各产业之间的优化配置；
其次，各地方政府由于受到经济增长目标的压力，财政支出往往会多投向那些耗能虽大，但短期能带来较高收益的产业，这些产业往往不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这与产业结构高级化追逐产品结构向资本、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的理论内涵是相悖的，因此地方财政支出抑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影响效应为负，表明过度引进外资对人才和资源产生了争夺，阻碍了国内产业技术创新，从而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
(二)稳健性检验
企业家精神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反向因果关系进而导致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方面，产业结构水平越高的城市相应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越快，不仅有利于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同时也为企业家提供了更多创业机会，提升企业家创业精神；
另一方面，影响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有很多，在一个模型当中无法穷尽所有控制变量的影响。解决内生性常用的方法是工具变量法，为此，本文借鉴程锐等的研究，使用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4]，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稳健性检验。2SLS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家精神与工具变量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该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
从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来看，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仍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再一次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1，即培育企业家精神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中介效应检验：产业集聚
此部分主要验证产业集聚的中介效应(见表3)。表3中模型1和模型2研究的是企业家精神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效应，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73 3和0.955 1，两个模型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家精神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这与本文的理论分析一致，根据外部性理论，由于企业家在不同行业以及相同行业的不同部门之间会通过思想的碰撞或者知识传播与交流，行业、部门甚至地区之间的资源和信息实现共享共用，这会降低企业的搜寻成本，企业通过对先进技术的模仿、引进和吸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而获取更高收益，外部性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而知识溢出正是外部性的经济学本质。模型3至模型6的回归结果显示产业集聚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因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降低交易成本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能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通过与表2的基准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当加入产业集聚变量时，企业家精神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影响效应强度变小，这说明产业集聚在企业家精神与产业结构优化中起了部分中介效应，假说2得以验证。
表3 产业集聚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四)调节作用：经济增长目标
上述研究表明，企业家精神能显著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通常政府在经济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这很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和决策。已有文献表明，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将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31，33]，也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与此同时，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会迫使地方政府通过提供财政补贴或改变融资条件等方式干预辖区内企业的生产行为。例如他们可能会要求当地企业扩大投资，提高产能，从而导致产能过剩，这就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1]。因此，为考察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对两者关系的影响，本文设计如下回归模型：
industryi，t=α0+α1entrei，t+α2entre×targeti，t+
α3targeti，t+αX+μi+μt+εi，t。
(8)
式(8)中，targeti，t代表城市i在t时期的政府经济增长目标，α0、α1、α2、α3、α为得估参数，其余符号表示的含义与式(1)相同，回归系数α3反映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entre×targeti，t表示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目标的交互项，用来检验经济增长目标在企业家精神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其中企业家精神(entre)分为企业家创新精神(Ininno)和企业家创业精神(Ent)。模型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目标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影响水平基本相同，因此这一部分只给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结果(见表4)。
表4 经济增长目标的调节作用
从模型1和模型2可以看出，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以从资源错配和市场分割两个方面来解释。首先，在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将自行配置资源，引导社会资源投向符合其经济增长目标的项目。通过干预要素资源配置、扭曲要素价格的手段来促进本辖区经济快速增长，已成为地方政府有效的政策工具选择。但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和政府的行政干预，一些工业部门过度投资，产能严重过剩，扭曲了市场的正常资源配置结果，从而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其次，在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市场分割形成了地方保护主义，从而使本地区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减小，创新能力减弱；
同时，市场分割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导致生产要素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制约了产业结构升级。从模型1可以看出，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目标的交乘项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在两者之间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
(五)异质性分析
1.城市区位质性
一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基础设施以及知识外部性的便利程度都影响着该地区的创新创业。为考察企业家精神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可能存在的差异化影响，本文将研究样本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两部分，然后分别进行回归(见表5)。表5中模型2和模型3以及模型5和模型6分别表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企业家精神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差异化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企业家精神对东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可能是因为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存量较高，更有可能从事机会型创业。同时，东部地区也具有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的便利性，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因而更加有利于企业家进行创新创业活动。正如鲍莫尔所指出的那样，制度因素对企业家精神的分配起着决定性作用，与中西部地区城市相比，东部地区城市良好的制度环境更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资源配置。此外，产业集聚的中介效应也呈现出区域差异，对东部地区，产业集聚在企业家精神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中产生的中介效应更加明显。
2.城市等级异质性
朱盼等研究指出中国企业家精神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不均衡发展[34]。一线城市在资源密集度、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创新创业氛围等方面往往比其他非一线城市具有更大的优势，其在人才引进、鼓励企业创新等方面也有着较大的激励政策。因此，本文参考《2020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关于城市等级的划分，并将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合并为一线城市，对五种等级城市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不同等级城市中具有很大差异，其影响效应逐渐减弱，产业集聚所产生的中介效应也呈现递减趋势，这也反映出了等级较低的城市中的人口红利减弱，企业家人才外流现象较为严重。
表5 企业家精神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城市区位异质性检验
本文研究了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家精神显著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和高级化水平的提升，并且该结论在基准检验和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内生性检验中均稳健存在；
(2)企业家精神不仅能够通过技术创新直接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还能够通过促进产业集聚从而间接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
(3)调节效应分析表明，政府制定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在企业家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之间起了负向调节作用；
(4)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家精神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用在东部地区城市中更加显著，从一线城市到五线城市，企业家精神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逐渐减弱；
与中西部地区城市和等级较低城市相比，产业集聚的中介效应在东部地区城市和等级较高城市中更加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4点展望。
第一，为企业家精神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持续强力推进“双创”政策，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加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加强创业者培训的专项资金投入，建立普惠型的职业培训管理制度，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此外，过度的“山寨行为”阻碍了创新活动并且导致产业集群衰退，因此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保证企业家的合法权益，调动企业家创新创业的积极性，更好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大力整治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各类非生产性寻租活动，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的组织才能与领导能力，尤其是加强企业家在资源配置、变革创新和实现社会价值等方面的贡献。
第二，创造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发展的制度环境。制度是潜在企业家精神培育和成长的土壤，要进一步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发展中小型金融中介机构，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能获得信贷资金的支持，大力发展产业投资基金、风险创业投资基金，引导资金向创新创业领域流动。此外，建立“亲”“清”的新型政治商业关系，政府与企业和企业家之间建立开放透明的关系，建立以服务为中心的政府；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市场，进一步强化简政放权力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管控，减少企业审批的步骤。同时，要改革教育制度，进一步优化人口结构，尤其是要提高人口素质，重视新时代大学生企业家精神的培养，高校要激励学生参与创新创业比赛活动，为社会培养创新创业人才。
第三，在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要重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激发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活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各地区城市政府可以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状况，通过政策规划扶持生产性服务业聚集，设立相应产业园区和集聚区并大力提高其知名度，充分发挥其技术溢出效应，带动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更好的发展。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也会带来拥挤效应，给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应合理引导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把握适度原则，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更好地发挥产业集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企业家精神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作用机制。
第四，各地区应当因地制宜地制定创新创业激励政策。由异质性分析可知，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作用不是很明显，这就需要当地政府给予企业家更多优惠政策和创新创业扶持政策，例如给予中小企业更多的税收优惠和创新补贴，促进企业创新创业活动积极顺利开展。同时，由于各地区的创新创业动机迥异，地方政府要依据各自的创新动机和特点，实施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如对个体创业者来说，要辨别生存型创业还是机会型创业，分别予以支持，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的创业积极性。由调节效应可知，政府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在企业家精神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之间起了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各地政府在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时，不要对企业或产业进行过度干预，应避开“高速低质”的粗放式发展，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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