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黎明，徐淇鑫
(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 610207)
党的百年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开辟了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使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四大成就奠定了中国人民向世界四次庄严宣告(1)的底气和根基。四大成就和四次宣告彰显了中国社会总体实现的四次飞跃(2)，树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的四大里程碑，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形态演进的内在动力，是对“成立中国共产党是开天辟地大事变”这一重大政治论断的实践论证。***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13，对能、好、行的紧密联系和内在逻辑做出了科学论断。马克思主义孕育滋养了中国共产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问世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只是故纸堆中的学问。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追赶时代、主动融入世界发展潮流的历史进程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趋势，焕发了马克思主义指引人类解放的真理光芒。四大成就和四大飞跃，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之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好。本文力图揭示四次飞跃、四次宣告坚持运用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表现，以期对能、好、行的内在逻辑进行学理论证，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昭示：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繁荣发展。
中国共产党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梦历程从被动、自发推向主动、自觉。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不懈地奋起反抗；
为了实现民族复兴，仁人志士频频提出救国方案。无论是针对具体的苦难而自发、被动做出的奋起反抗，还是杂糅个人主观臆想和国外经验借鉴的救国方案，虽然彰显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但终因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精神的被动而失败。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以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指引拯救民族危亡的方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成为中国人民主动的、自觉的历史选择。
(一)第一次飞跃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跨越理论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形态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社会形态是大历史跨度的理论范畴，无论是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还是旧的社会形态走向没落并为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新事物的成长壮大必然遭受旧事物的遏制，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在旧社会的母腹中孕育滋生，在发展的初期必然会遭受旧的生产关系的制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592。社会形态演进不是机械的历史过程，具体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社会形态演进更是错综复杂，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是对各民族社会形态演进多样性的抽象，揭示的是社会形态演进的内在动力、总体趋势和一般规律。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认为，俄国在全国范围内保存的农业公社“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用到公社中来”[3]575，这事实上提出了社会形态跨越的理论范畴，开启了社会形态跨越研究的先河。
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社会生产关系错综复杂，严重制约着社会发展、文明进步和社会形态演进。封建大地主不甘退出历史舞台，自愿成为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盘剥压榨中国人民的帮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强行引进和植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希望据此窃取霸占自然资源，盘剥奴役人民群众，攫取巨额财富满足私利，并不是出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形态演进的主观意愿和动机。腐朽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交织，结成制约历史进步和文明发展的大网，严重制约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整体提升。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人民战争的方式，运用人民军队的武装力量推翻“三座大山”，并彻底清算其遗毒和影响，使新的先进的社会生产关系能够摆脱封建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交织的束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正是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的预见性和科学性的历史事实确证。社会形态跨越是特殊国家、特殊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不是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一般规律；
是生产关系能动作用于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表现，是充分发挥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性的国家和民族所实现的社会发展阶段跃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的第一次飞跃就是社会形态跨越的生动范例，它的实践历程深刻地昭示了社会形态跨越的条件和方式。先进理论的指导，先进生产关系、先进生产力的示范，对历史主体推动社会形态跨越至关重要。历史分化出主动探寻、积极运用历史规律的自觉历史主体，是社会形态跨越的前提条件。成长为自觉历史主体的杰出历史人物、先进组织、先进的政党引领社会形态跨越的条件在于，一是既坚持自主独立，又广泛借鉴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
不断深化对历史规律的认识，提高驾驭和运用历史规律的能力；
二是以崇高远大的理想、新社会的美好愿景感召民众，激发民众参与历史创造的动力和活力，引导民众发展诉求理性增长；
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不断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合理诉求，使参与历史进程的民众有切切实实的获得感；
三是持续推进自我革命，始终保持无私纯洁的底色，先进的本色，既以自身的无私性向民众昭示社会形态跨越的希望和可能，又以切实的为民造福行动凝聚实现社会形态跨越的磅礴动力。
(二)第一次宣告肯定和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打碎套在中国人民脖颈上的沉重枷锁，彻底清除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各种障碍，中国人民才得以站起来。人民军队强大的战斗力，是终结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悲剧，并避免悲剧重新上演的底气和保障。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时因地制宜，创新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是形成人民军队强大战斗力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也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并行稳致远的关键。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属性，人民军队的性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成就，人民军队强大的战争制胜能力的关键因素，也是人民军队区别于雇佣军、人民战争区别于代理人战争的显著标志。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开始，就着力探索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映照现实的具体出路。领导军队，掌握武装力量，利用革命武装打碎套在中国人民脖颈上的沉重枷锁，以人民战争的方式清除落后生产关系对社会进步的制约，并非是党提出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映照现实的最初主张。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用革命的武装战胜反革命的武装，以人民战争的方式为人民争得权利，依靠人民军队的力量捍卫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党深刻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做出的历史决策。不是为个人、为特定利益集团，而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战，始终是激励人民军队奋不顾身、冲锋陷阵的强大动力，也是人民军队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军队的特质。人民军队为人民，人民群众拥军支前，军民一家亲，军民鱼水情，军民心连心，是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生动写照，是人民军队以弱胜强、无往不胜的经验和秘密所在。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历史的深刻昭示，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注重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是人民军队保持强大的战争制胜能力的法宝。1927年，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施行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安排，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定下了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基调和底色。忌惮人民军队强大制胜能力的别有用心者，总是贩卖兜售似是而非的主张，企图把军队建设引向歧途。一些人以向国际接轨、遵循国际惯例为借口，叫嚣“军队国家化”“军队政治中立”，引发和制造社会思想混乱，是以学术研究、思想自由之名，行历史虚无主义之实。***强调，“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1]15。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我军建设发展的关键，关系强军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4]384。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没有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捍卫人民利益的强大武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不可能有坚强的后盾和坚实的保障。
只有抛弃幻想、自立自强，积极探究和自觉运用历史规律，才能掌握历史主动，把命运和前途攥到自己手中，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探究和运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得以用“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5]14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宣告，是实现第一次飞跃的政治宣告，还缺乏经济制度保障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支撑。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初步构建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的伟大飞跃。
(一)第二次飞跃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自发结果，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挥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性，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是发挥生产关系能动反作用的实践成果。
第二次飞跃丰富发展生产关系能动反作用原理。相较于马克思设想的继承资本主义强大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启的社会主义建设面临更为艰巨的挑战和困难。采用政治动员的方式配置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遵循。实践目标清晰，实践主体激情迸发，通过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克服实践条件的制约，也能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实践成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将构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完整的工业体系；
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快改变落后的社会面貌作为目标，这明确了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向；
翻身做主人激发劳动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劳动者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因此得以最大程度的激发。新中国尽管一穷二白，但有人民群众高涨的建设热情，有清晰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有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精心组织，有党员干部以身作则的率先示范，社会主义建设依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无论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以重点建设项目为依托，构建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都深刻昭示：不能有效激发人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没有广大劳动者真心拥护和积极参与，就不可能以变革生产关系的方式促进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激发利益相关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衡量和评价生产关系调整变革有效性的直观依据。
第二次飞跃丰富发展上层建筑能动反作用原理。观念上层建筑越能凝聚社会制度、社会发展的共识，政治上层建筑的强制手段与社会成员心甘情愿的自觉选择越契合，政治上层建筑的实体在观念上层建筑中投射得越充分、反映得越彻底，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反作用就发挥得越充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并非一路坦途，也有失误、也遭受了曲折，但由于人民群众对自己在旧社会的境遇依然记忆犹新，新旧社会的对比增强了社会对曲折和失误的耐受力，对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领袖的高度认同转化为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第二次飞跃的历史进程和伟大成就昭示：无论是发挥政治动员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还是上层建筑能动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都必须有政治决策者克己奉公、情系人民群众的政治条件，有发展目标明确、建设任务清晰的前提条件，有组织领导者身先士卒、率先垂范的实践条件。
(二)第二次宣告是对社会主义历史主体的肯定和强调
历史参与者是历史主体的构成要素。历史结局与每一个历史参与者、经历者，每一个历史剧中人相关，“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合力，就是历史”[6]302。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并不意味着社会成员个体就是自然的、天然的历史创造主体；
人民群众只有以社会关系为纽带形成有机的整体，才能成为创造世间奇迹、描绘辉煌画卷的历史主体；
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剧中人的个体分散力量只有汇聚成强大的合力，才能成为推动历史发展、创造历史奇迹的动力。普通群众和英雄人物在历史主体形成和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并非等量齐观，二者存在显著的差异。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科技成就，是英雄人物团结和示范普通群众的胜利，展示了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的硬实力。就历史参与者与历史规律的关系看，历史主体可以作自觉和自为的类型区分：前者主动探寻、积极运用历史规律；
后者缺乏探寻和利用历史规律的意识和能力，盲目被动地接受历史规律的安排。历史人物和先进政党，只有主动探寻、积极运用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堪称自觉的历史主体；
被动地盲目地接受规律制约的普通群众仅仅只是自为的历史主体。自觉自为两类历史主体互动关联，是阐释和揭示历史演进内在逻辑的一个有效的工具、一个重要的视角。
社会主义历史主体是富有创造力的历史创造者。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历史参与者，但只有历史活动的当事者，对历史进程有明显影响的人及其组织，才堪称历史主体。历史主体创造历史的动力和成就的影响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觉历史主体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和洞悉，二是自为历史主体的发展能力，三是自觉历史主体对自为历史主体的示范和凝聚能力。社会主义制度清除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根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指向每一个人的解放和发展。中国人民之所以既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实乃中国共产党作为自觉的历史主体，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集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自觉和自为两类历史主体的力量，使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总体结成为富有创新创造力、极具主观能动性的历史主体。***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7]64；
充分展现了自觉历史主体的宽广胸襟，生动诠释了我国社会主义历史主体的生成逻辑。持续深入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我国社会主义历史主体的生成前提；
始终不渝地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是我国社会主义历史主体的生成途径和方式。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构建的完整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促进生产力迅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在一片改革声中，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向解体，还有一些国家陷入了社会分裂和混乱；
导致这些国家的改革事与愿违的原因极其复杂，迷信西方神话，没有独立且完整的工业体系，尤为值得深刻反思和警醒。我国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的并联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因此能够“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8]23。改革开放是对封闭僵化的摒扬，核心和关键在于创新求进、开拓进取；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社会运动。改革开放广泛吸取人类文明的积极进步成果，将资源优化配置的空间由国土范围拓展为全球，仅用三十多年时间就走过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上百年的路程，是一场以社会空间换取社会时间、加速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运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化解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导向，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从全面落后向不断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的飞跃。
(一)第三次飞跃挫败西化中国的图谋
第三次飞跃破除了对“现代化教师爷”的迷信。现代化是快速发展的生产力引发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世界现代化实践中心自然占有把控现代化话语权的先机。将现代化视为工业化引发的经济社会系统变革的学界共识，隐含西方利用工业化的先发优势制定现代化的评估标准，并用依据标准评估现代化实践成效的方式引诱后发国家步入其预设轨道的祸心；
将现代化视为彰显现代性的具体实践，不仅具有明显的历史唯心主义色彩，而且因对现代性的莫衷一是引发现代化实践的混乱，还隐含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所谓的后现代性研究占据现代性的话语权，对后发国家现代化实践施加影响的偏执和傲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总是以“现代化教师爷”自居，利用后发国家改革谋发展之机兜售其炮制的现代化方案，把后发国家纳入其预设的发展轨道，借以维护和强化国际秩序的“中心-外围”格局，维系和强化其霸权和强权。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成功加入WTO，这一方面缘于我们主动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缘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西化中国的图谋，企图借我国改革开放之机实施和平演变战略，褪去中国红色旗帜的颜色，诱使中国接受西方价值观，逐渐汇入西方预设的发展轨道，把中国锁定在国际价值链低端，使中国成为维系西方繁荣的贡献者。顽固地坚持以西为美、以西为是的西方中心主义者，把现代化简单等同于西化，制造和引发了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不和谐音符。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广泛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又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始终坚持解放思想、锐意进取；
始终坚信，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千多年文明史的人口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服务和服从于资本增殖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把追求个体私利演绎得淋漓尽致，的确带来了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大发展，但却因市场机制，特别是市场交易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的泛滥，无法逃脱社会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和人的异化的历史宿命。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社会主义制度改造市场机制，防范和控制市场运行优胜劣汰的极化效应；
“并联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始终指向人的解放，体现和落实到人的全面发展，有效避免了伴生于西方现代化的两极分化和社会撕裂，浇铸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交相辉映的现代化发展格局，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势。
(二)第三次飞跃推动市场经济理论创新
第三次飞跃突破了西方市场经济学的理论教条。首先，突破了西方经济学事实上持有、不言自明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三化统一”教条。西方经济学将生产资料私有制视为市场配置资源的前提，将私有产权视为市场机制的基础，将经济主体的自由决策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与西方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先有私有的市场主体，再有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凝聚市场规则共识的“先主体、后规则”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不同，我国改革开放在学习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由政府确立、明确市场规则，再依据市场规则培育和发展市场主体，走的是“先规则、后主体”的经济市场化改革道路。我国不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发展进路，摆脱了“三化统一”的理论教条束缚，形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范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其次，突破了西方经济学政府和市场互为失灵弥补者的理论教条。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市场弥补政府失灵，隐含着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此长彼消、市场主体的个体自由和政府的总体要求对立的西方理论共识。改革开放不同历史时期，尽管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具体作用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我们始终坚持政府和市场的协调，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配合，最终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8]75的实践原则和理论主张。
(三)第三次宣告是对重新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引领者的肯定和强调
在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前，中华民族曾长时期引领人类文明发展。如果不能重新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引领者，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实现伟大复兴。我国改革开放仅用三十多年时间就取得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现代化成就，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重新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引领者正从理想变为现实。引领人类文明发展，不仅需要滋生孕育出感召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发展理念，而且还必须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提供发展经验、发展示范，还要能主持国际公平正义，协调和化解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我国改革开放创造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世间奇迹，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以中国为师，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经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吸纳中国的发展理念。改革开放创造了参与国际事务的条件和机会，没有改革开放，不全面融入世界发展大潮，就不可能参与国际治理，也无从争取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开放既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条件，又充实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制度保障坚持改革开放，实现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历史跨越，中华民族一定能重新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引领者。
邓小平曾对全党发出警醒，“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9]1364，化解发展难题的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问题倒逼的单兵突进、各领域分散孤立推进的“碎片化”改革已难以适应发展需要的现实，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10]30，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克服单兵突进、现实问题倒逼的思维局限，必须高度重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坚持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开创新境界，“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11]8，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因此能够“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5]61-62，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在望，由此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一)第四次飞跃成就西方难以企及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现代化是追赶先进，缩小与最先进、最发达水平之间的差距，努力保持国际领先地位的过程和结果的统一。效仿和追赶发达国家先进水平往往是后发国家赋予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我国实施社会主义现实化战略之初，也是把全面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作为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现代化的战略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无论是科学技术研发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都在一些领域由世界领先水平的“跟跑者”变为“同行者”，甚至是“领跑者”，新时代的现代化已经成为引领和赶超并举的复合型现代化[12]14-2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力的集中体现”[13]1-2，明确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十三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国家治理效能的不断改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直观体现、最根本的标志。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制度执行能力、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耦合所形成的国家治理效能，是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三大要素。西方国家治理本质上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可以形成形式完美、体系完善的国家治理制度，甚至可以有强大的制度执行能力，但绝不可能有国家治理效能的持续改善。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的强大反差，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抢眼表现与西方国家抗疫乱象形成鲜明对比，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
(二)第四次飞跃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世界史是以主权国家、彼此独立的民族为主体的世界交往史，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激发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必然会使各民族的民族史发展上升成为世界史。第四次飞跃首先是对世界历史动力论的丰富和发展。资本运动、国际贸易是形成世界历史的传统动力；
随着领跑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不断涌现，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模式促成第四次飞跃；
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等“新四大发明”日益成为国际社会追随和效仿和对象，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融合，正成世界历史发展的新动力。其次，第四次飞跃是对世界历史主体论的丰富和发展。在逐利的资本扩张、互通有无的国际贸易牵连各民族而形成世界史的过程中，各个主权国家，彼此独立的民族是推动形成世界历史的主体；
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化解人类共生共在的现实难题凝聚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共识，汇聚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实践动力，不同国家和民族结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成为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主体。再次，第四次飞跃是对世界历史发展机制论的丰富和发展。不同国家借助资本扩张、国际贸易的纽带形成世界史的过程中，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奉行的弱肉强食法则，你得我失的零和博弈规则，是世界历史发展机制论的主要内容。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凝聚全球发展共识，完善国际治理以弥补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坚持平等协商、奉行合作共赢、扩大国际民主成为世界历史发展机制的主要内容。
(三)第四次宣告是对形形色色的国际围堵和肆意遏制的回应和正告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非一路坦途，既要审慎化解前进途中的各种风险，沉着应对前进途中的各种挑战；
又要妥善处置别有用心者的肆意遏制，努力冲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疯狂围堵。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华民族引领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不可逆转地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世界文明形式。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追求和传承和平、和睦、和谐的“三和”理念的历史，“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1]16；
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绝不惧怕霸权。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因自身的衰弱而变得更加疯狂，无所不用其极之际，第四次宣告首先是亮明中华民族不挑事、不惹事、不怕事的立场和态度。其次，正告霸权主义者及其帮凶，他们惯用的信口雌黄、指鹿为马、众口铄金、歪曲抹黑的伎俩，对日益自信、日益强大的中华民族不管用；
中华民族有战略耐心、有锦囊妙计应对这些伎俩，有坚强实力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者，警告肆意遏制中国发展的盲目自大之辈，疯狂围堵中国和平崛起的狂妄之徒，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中华民族既有信心，也有能力防止和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悲剧。
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四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先后四次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社会整体发展实现四次飞跃的底气和根基。四大成就、四次飞跃以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之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好；
四大成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晶，深刻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之行。成就与宣告，是能、好、行内在紧密联系的生动体现。
注释：
(1)***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共有五大宣告。一次是他代表党和人民向世界做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庄严宣告；
另外四次是凭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向世界做出的庄严宣告。本文研究对象为凭借四大成就向世界的做出的四次宣告。
(2)“飞跃”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共出现七次；
本文研究的飞跃是凭借四大成就，以中国人民向世界做出的四次宣告为标志，中国社会总体实现的四次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