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人民日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时间:2023-09-10 10:25:10 来源:网友投稿

王洪川 孟文科

(西安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 710021)

建国初期,作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思想武器和舆论阵地,《人民日报》以高度的理论自信适时发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以纪念活动为契机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价值,在浓厚氛围中开展学术论争,有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本文拟考察建国初期《人民日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条件、主要内容与特点,以期对推动当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现实意义。[1]

《人民日报》本身的发展状况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前夕,根据社会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人民日报》升级为党中央机关报,担负起引领全国舆论的重责。[2]从主要面向华北解放区的地方机关报升级为辐射全国的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面临的工作任务更加繁重。因而社长范长江、总编辑邓拓等人民日报社核心领导同志加紧了报纸的改革建设工作,致力于推动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

《人民日报》把通联工作看作是报纸联系实际,扩大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力的极重要的途径和手段,着重加强了通联工作的建设,切实践行了群众路线。为此,人民日报社加大力度培养通讯员,创建了一个全国性的通讯网络。从1950年起,人民日报社将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发展通讯员队伍中去,到当年年底就有了近万名通讯员,保证了报纸的稿件供应。[3]同时,人民日报社在全国基层广设读报小组,根据1951年的统计, “已经设立在全国各地的读报小组有60372个,各阶层民众683805人次参加了读报组工作”[4],使全国各地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群众也可以尽可能多地获取党报传播的信息,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人民日报》也不断创新版面形式,开设多种专门性栏目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如建立 “党的生活” 专栏,批评党内思想作风问题;
[5]常设 “读者来信” 栏目,积极听取群众的思想意见;
设置 “图书评论” 专栏,适时推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通俗读物等。此外,人民日报社还通过率先实行 “邮发合一” 的发行制度,在全国各省市广泛设立销售处与发行站等途径,扩大《人民日报》的发行范围,提高了发行效率和发行量。在1950年3月正式交邮局发行时,《人民日报》发行量仅92832份,1952年就达到48万余份,[6]迅速确立了在全国各报纸中的核心地位,各地各级党报以同心圆的形式围绕《人民日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建国初期《人民日报》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主要是从普及社会发展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毛泽东思想三个方面同时进行的。

(一)普及社会发展史

建国初期《人民日报》主要通过开展学术讨论的方式推动了社会发展史的普及。

194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就接受读者建议于第四版面增设 “学习讨论” 专栏,以推进读者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展开学术探讨。在当天,《人民日报》编者发表的首个讨论课题就是 “为什么要先学习社会发展史” ,之后栏目上连续刊登了6篇读者来稿予以解答普及。第二次社会发展史学术讨论始于蓝莎1949年7月13日发表的《劳动创造了人》一文,在该文中她谈了自己学习社会发展史 “人是怎样来的” 的心得体会。13天后,《人民日报》刊登艾思奇的批评性文章,该文针对蓝莎引申出来的 “所谓上帝、天、神、日月精华创造人的说法,只是剥削阶级故意捏造出来的谎语谎言”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有毒的思想”[7]进行反驳,认为这两句话违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后于10月17日,叶逸民发表文章替蓝莎辩护,指出艾思奇的反驳意见 “奢谈学术” “要求太高,范围过大,要解决的问题过多”[8]等。同日《人民日报》登载艾思奇的总结性文章细致批评指正了叶逸民的观点。通过理论学者一来一回的互相争论使读者深刻了解了社会发展史的真理。

从1949年8月11日到9月14日,《人民日报》围绕王坪的理论文章又开展了关于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论争。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生活报》编辑王坪学习社会发展史的札记短文,核心思想是 “集体生活是人进化发展的唯一因素”[9]。之后宋大雷、笴羽、邓宝刚、贾特等一众读者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质疑。经过一系列各抒己见的热烈讨论,9月14日,王坪发表《对 “群” 的一点说明》承认了自己的理论错误,接受了几位读者的批评,为这次讨论画上了句号。从《人民日报》刊载的有关文章来看,很多人对于社会发展史还没有科学的理解,因而开展社会发展史的学术讨论,引导读者参与争鸣,具有重大的教育价值。

(二)普及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

《人民日报》在普及社会发展史的同时,也紧锣密鼓地开展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普及。

新中国成立前夕,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编写了一本通俗教科书《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人民日报》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1月刊载了该书,围绕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框架、对象、特征等问题,分四章十三节向广大民众进行了介绍。其中第一章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方式。[10]第二章介绍了生产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第三章讲述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对中国革命各项工作的指导价值。最后一章概括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实践特性,阐明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局限性。新中国之初大量民众都是在学习《人民日报》连载内容的过程中打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

部分民众很难理解抽象晦涩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学习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困惑,《人民日报》收集整理了一系列民众的疑难问题,并安排知名专家针对这些问题都给予了积极回答。如王学文在1949年12月回复了地方理论学习委员会提出的 “合作社性质” 问题。他解释到,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合作社的性质,在当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有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及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等。[11]《人民日报》广泛吸纳读者来信,精心安排专家解答,拉近了民众与晦涩理论的距离,实现了理论普及的良好效果。

(三)普及毛泽东思想

建国初期《人民日报》将普及毛泽东思想、推动其大众化作为至关重要的课题,采取的主要举措有利用建党纪念日从整体上阐释概括毛泽东思想、通过新修改的 “两论” 深入普及毛泽东的哲学世界观、借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统一文艺界舆论。

1.从整体上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涵和价值

利用庆祝党成立30周年的契机,《人民日报》在1951年6、7月份刊载一系列纪念论文回顾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系统普及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涵和价值。人民日报社社长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从党的革命历史的角度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脉络,概括解读了各个革命阶段毛泽东理论著作的基本思想及对党发展历程的重要价值。[12]最后在 “三十年的基本总结” 中阐明,如果党没有找寻到毛泽东思想这一正确的理论,那么就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胜利。[13]《人民日报》还于1951年6月底登载了陈伯达的长文《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该文重点阐释了毛泽东的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工农武装割据、游击战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中国革命的策略观点,鲜明地指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是在马列主义论述基础上集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而阐发的创新成果,解决了中国革命一系列的问题,指导了革命的胜利。[14]除了两位党内著名理论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文,习仲勋、陈叔通、李达等知名人士也纷纷响应,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指导意义。《人民日报》上这些纪念文章从宏观角度解读了毛泽东思想,使民众明确认识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地位,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和良好的普及效果。

2.普及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主要体现在《矛盾论》与《实践论》两篇著作中。建国初期《人民日报》先后刊载了毛泽东修改过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并发表了专家学者对 “两论” 的解读文章,普及报道了广大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等学习 “两论” 的体会和感受,推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大众化。修改过的《实践论》是1950年12月29日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为了使群众深刻体认毛泽东实践观的丰富内涵,若干理论学者在《人民日报》上对《实践论》进行了介绍和解读,最具代表性的是知名哲学家李达的阐释文章。1951年2月李达的《 “实践论”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强调了《实践论》的特殊地位,其 “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实践观点,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中国革命行动的理论。”[15]并具体指出《实践论》发展了列宁的 “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行动” 学说,精辟论证了实践是判断真理的标准,展现出辩证唯物主义的阶级性与实践性等。[15]《人民日报》也在1951年1月29日发表了社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为理论学习运动提供了指南,这篇社论对《实践论》的主要内容和学习《实践论》的意义作了重点论述,呼吁 “政治和经济任何工作部门的干部,学术界(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必须认真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用《实践论》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从而正确自己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提高自己的能力,避免可以避免的错误” 。[16]一些学术工作者纷纷响应社论号召,阐发各自的学习心得体会,有哲学家冯友兰的《学习〈实践论〉的收获》、张庆泰的《〈实践论〉和农业科学的改造》、孙绍谦的《从〈实践论〉看医学和病理学》等等。

1952年4月初,《人民日报》登载毛泽东的另一篇哲学名著《矛盾论》,并同理论学者的深度解析相结合,推动毛泽东 “矛盾” 思想的普及。[17]艾思奇的《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科学方法》表示《矛盾论》充分发挥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问题,详明地解释事物矛盾的各部分,创新指出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关键在于研究矛盾各对立方面的具体特点。[18]陈伯达也撰文阐述了毛泽东用矛盾的辩证法思想揭示了主观主义思想的片面性,深刻地说明和发展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以及精辟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各阶段的问题,强调《矛盾论》 “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唯物辩证法观点,特别是对于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这一著作的主要观点,作了极其杰出的分析的工作,从而展开了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本质的问题的各个方面。”[19]《人民日报》也刊载了其他一些具有推广价值的《矛盾论》学习心得文章,有胡绳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赖若愚的《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是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钥匙》等。一系列解读文献实事求是地摆现象、讲问题,多角度全面地对 “两论” 的基本框架、主要观点、现实价值等进行了介绍与分析,提高了各类社会群体学习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效率效果。

3.普及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要承载文本。[17]1952年5月23日正值 “讲话” 发表十周年,《人民日报》在这个特殊纪念日刊载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强调 “讲话” 是一部关于革命文艺工作的光辉著作,可以科学地指导一切文艺思想工作的开展。[20]号召文艺工作者为了改进和提高文艺工作,必须深入地学习 “讲话” ,对照 “讲话” 开展自我批评。[20]在社论的指示下,《人民日报》陆续刊载几位学者的理论文章,几位知识分子都以 “讲话” 为标尺作了轻重程度不同的自我批评,口径统一地服从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譬如郭沫若撰文强调, “讲话” 是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在中国文艺工作实际中的具体的运用和发展,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的唯一途径就是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不断地把思想付诸行动,在行动中展现思想活泼的生机。[21]曹禺表示,不深入学习 “讲话” 精神,自己的落后思想就不会去除。[22]老舍说:
“在毛**的光荣里,我有机会改造自己,获得新的文艺生活。”[23]舒芜称 “我用‘讲话’衡量过往,结果是一无是处” ,[24]呼吁文艺工作者尽快理解讲话精神,掌握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武器。这些纪念文章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深入人心提供了丰富有说服力的文本基础。

(一)主要通过专家学者的解析阐述推动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整体上是深奥晦涩的,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领域的权威专家群体介绍剖析理论的深刻内涵,用中国式的通俗化的语言风格进行再创造,才能有效实现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艾思奇、王学文、胡乔木、陈伯达等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都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坚定的党性原则以及丰富的意识形态普及经验,他们是助力《人民日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不可替代的骨干力量。建国初期他们围绕党的思想意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大量理论文章,在学理上完整、准确地解读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艾思奇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理论家,25岁时就发表了名闻遐迩的《大众哲学》,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先河。[25]建国初期艾思奇在《人民日报》上大力普及阐释社会发展史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树立了正确的理想信念与世界观。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帮助人们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党开展了以艾思奇为领军人物的学习社会发展史运动。[26]他撰文《从头学起》,论述了自己对于学习社会发展史的步骤与方法的科学认知。《人民日报》对该文进行了介绍,强调了首先要用三个月的时间深入研究社会发展史,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多反省自己的思想与马列主义的矛盾之处等。[27]这些真理性论述对干部群众掌握与深入学习社会发展史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针对群众在学习社会发展史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艾思奇在《人民日报》发表《评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若干非历史观点》《再评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非历史观点》两篇文章,批驳阐明蓝莎和叶逸民的唯心史观言论,澄清错误认知,深刻阐释了学习社会发展史的目的及主题是提升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水平,确立劳动创造世界的正确理念,批判轻视无产阶级劳动的唯心主义思想。[28]在 “两论” 发表后,艾思奇也紧跟领袖步伐,在《人民日报》上对 “两论” 进行了解释、发挥与普及,强调两篇哲学著作都结合了党的革命实际,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思想。[18]呼吁人们认真学习 “两论” ,进一步培养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模式,进一步提高运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解答现实难题的能力,在实际工作中少走弯路,取得胜利。[18]

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则是助力《人民日报》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的权威人物。王学文精心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是几十年经济学研究的结晶之作,该书细致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范畴与原理,既具有现实性与理论深度,又考虑到了人民的文化理论水平实际,众多机关单位都把它视为尽快掌握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参考用书。经过《人民日报》持续三个月的连载普及,更加扩大了王学文这部经典著作的影响力。针对群众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过程中提出的困惑问题,王学文也在《人民日报》上用通俗大众的语言予以积极解答,使《人民日报》 “读者来信” 专栏成为联系群众、推动政治经济学大众化的的重要阵地。1950年5月淇县武占元向《人民日报》去函询问:
“经过土地改革后,自然经济是否还存在?”[29]王学文通过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分析与预测给出了科学严谨的答复, “在土地改革后,商品经济的成份发展得更快了,自然经济的成份也就更小了,但也还不能说立即完全消灭” ,[29]务求使读者深度认识党的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

在毛泽东思想的诠释普及方面,作为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与陈伯达的地位是极其特殊与权威的。建国初期胡乔木与陈伯达分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是党内最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系统阐释毛泽东思想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作。[30]这两篇长文结合党的历史事实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过程及伟大意义,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促进了建国初期毛泽东思想的深入人心。在 “两论” 重新发表后,李达、冯友兰、胡绳等专家学者纷纷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准确详实地阐述了 “两论” 的核心思想,并结合学者们各自的研究成果丰富和发挥了毛泽东哲学著作中的部分观点,有效推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大众化。其中传播影响力最大的是被誉为 “理论界的鲁迅” 的李达阐述《实践论》的长文,文章鲜明地指出,《实践论》指出了 “认识与实践相一致” 的重要性,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的总方针。[15]并表示如果我们不能掌握《实践论》的核心理论,那就一定会不自觉地堕落,犯 “左” 倾空谈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15]

除了以上列举的代表人物外,还有一大批专家学者如龚士其、郭沫若、丁玲等都响应党的号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深化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普及。

(二)采用多种形式积极营造良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氛围

氛围是新闻传播中影响传播效度与读者的接受程度的重要因子。建国初期《人民日报》采用社论、读者来信、通讯、纪念文章等多种形式承载和传递马克思主义的内容,积极营造良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氛围,增强了实效性。

《人民日报》社论是报纸的思想旗帜和核心,传达党和国家的立场、观点、导向,具有极强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其从正反两面积极引导党员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一篇简单的社论文章在强有力的官方力量的支持下往往能塑造紧张严肃的政治理论学习的空气,引导推动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在《纪念列宁,学习国际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等社论文章的牵头带领下,各阶层人士纷纷撰稿响应,《人民日报》登载了一系列深刻多角度的理论文章。社论有效地引导了舆论,指示推动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走向高潮。同时《人民日报》通过相关权威社论如《学习鲁迅,坚持思想斗争!》《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克服右倾思想》等严厉批评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呼吁民众积极展开思想斗争。

建国初期在每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诞辰纪念日和逝世纪念日,《人民日报》不仅刊发社论与深刻的理论文章,而且及时报道如火如荼开展的各项纪念活动的消息,刊载多幅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照片和画像,发表怀念歌颂的诗歌、小说、漫画、散文等,塑造了革命导师既光辉伟大又亲近关爱民众的社会主义领袖形象,缩短了群众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心理距离,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创造了更有利的氛围。同时《人民日报》注意针对性地转载《学习》《新建设》《真理报》等报刊上的纪念报道,协同展示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外的权威影响力,渲染出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热烈拥护科学真理的氛围,切实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除此之外《人民日报》还通过 “读者来信” 栏目积极反映党员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情绪、感想与体会,回答疑难理论问题,耐心交流,鼓励民众参与互动,营造了学术探讨、共同进步的氛围,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地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人民日报》也一直密切关注并及时通讯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读本的出版消息及党员群众的理论教育状况,明确指示马克思主义学习的目的任务及科学方法,大力推荐优质的文本资源,策略性地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有效提高了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效度。

(三)坚持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

邓拓曾说过:
“要办好报纸,必须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对于党报来说,是惟一的方针。”[31]在他担任总编辑与理论组组长时,《人民日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更是严格恪守这条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实践的,只有从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着力,才能使群众真正地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32]建国初期《人民日报》不是机械、教条、空洞式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是在服务于党和国家开展具体工作的语境下阐述它的实际价值与科学指南意义,务求使广大民众对科学理论学以致用。譬如《人民日报》适时刊载《斯大林毛泽东论共产党员要善于和非党群众团结合作》《列宁斯大林论镇压反革命》等文章都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端正党员群众的思想,使其明确正确的社会实践道路。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3]。建国初期《人民日报》面向全体民众普及马克思主义,考虑到基层群众较低的文化理论水平的实际,文风上最大限度地运用人民群众的活的语言,文体结构注重短小精悍,内容上贴近人民生活,力求使群众尽快掌握马克思主义并付诸实践。同时《人民日报》并不只是由上往下单向地教育群众,灌输理论,而是充分利用 “读者来信” 这一直接与群众建立联系的窗口,积极反映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情绪、需求、感悟,普及其意见与呼声,将个人话语符号化地嵌入国家话语,服务于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的政治意志。另一方面虽然建国初期《人民日报》的发行工作已经深入到基层组织,但大部分是机关单位集体订阅,个人订户很少。[3]作为常规发行网络的补充,《人民日报》在各村庄、厂矿、学校等建立大量的读报组,有组织、经常性地普及报纸的思想内容,在发行量不变的基础上,增加了实际读者数量,使不识字的民众也能听懂吸纳报纸撒播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升温” 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条件,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辐射范围。

建国初期《人民日报》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渠道与阵地,采取多种举措引导广大民众体认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新政权中心任务的开展、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作出了积极贡献,也给当代党的指导思想大众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当今西方的一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对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在新时代条件下,借鉴建国初期《人民日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益经验,建设一支坚定理想信念、业务水平过硬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队伍,充分运用好融媒体资源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普及范围和影响力,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是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筑牢 “思想防线” 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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