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凌波 苏百义
(山东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在继承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核心论题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重构，把生态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武器，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而生态社会主义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唯一路径。作为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直面当代西方社会中人的异化、生态制约的现实问题，从生态学层面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危机理论的修正和重构，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拓展到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技术运用的领域，指出生态问题是资本主义反生态性的必然结果，只有通过变革社会结构与价值观，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对本·阿格尔生态批判理论的现实解读，是把握其思想贡献的理论前提。
本·阿格尔秉持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正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延时性崩溃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困境的现实境况，以发展的“马克思辩证法”重新探究发达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危机形态，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发展的生态视阈，对资本主义异化批判的视角和领域也随之扩展。
1.1 信而有证的反思：资本主义崩溃的历史延续性
本·阿格尔指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割据和世界格局重组的时势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一系列巩固自身统治和世界地位的举措，这集中体现在政府组织对经济的高度垄断化，因而在经济高速增长势头的背后承载着政治合法性的力量。从国际形势来看，垄断资本主义借助先进的工业技术在世界范围内殖民扩张和贸易掠夺，进一步推进了资本快速聚积的势力和市场经济体系的联结；
从国内形势来看，基于政府对工业化经济的强有力干预以及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激励政策，在新兴的市场经济结构中，资本主导的生产方式极大地提升了利润收益和社会效益，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较战前也得到了很大地改善。
资本主义社会繁荣有序的存续面貌延缓了马克思预测的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并未如实显现，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现实矛盾和对抗冲突也未曾激化。特别是在二战结束后，世界环境趋于平稳安定，西方资本主义为进一步“调和”劳资冲突，积极调整经济生产的分配方式以及推行社会福利保障政策，承诺为工人阶级提供先前只属于社会上层精英的商品和平等的物质财富。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的虚幻正义笼罩之下丧失了阶级意识并遗忘了革命使命，默示自身为给资本家创造更多价值增殖的“工具”，以及维护政治合法性异化统治力量的“奴役”。因此，无论是经济行为还是人的动机和意图，均预示着资本主义制度非但不会陷入崩溃的境地，反而将以国际资本渗透、国内隐蔽剥削的方式站稳脚跟。
1.2 与时俱进的修正：重构马克思的危机理论
在本·阿格尔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法由三部分整合而成：在经济学层面，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发展规律，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客观因素；
在哲学层面，合力推翻现存异化的社会关系的革命主体，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动力支撑；
在经验层面，为工人阶级所认识并采取革命行动的危机模式。但阿格尔指出“马克思不知道资本主义制度如果经过危机‘否定’自身而走向崩溃”[1]489，并且资本主义崩溃的历史性延续的局面也未能印证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时效性。一方面，“由于市场资本主义已转变为资本集中和积累程度更复杂的国际形式”[1]489，马克思所主张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利润率下降的内在矛盾，迫使工人周期性失业和过度贫困化的困局尚未产生。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也并未拥有坚定性政治方向而进行能动性地反抗,“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像马克思预期的那样发生”[1]488。对此，阿格尔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虽仍存在，但危机的趋势已大大改变。”[1]418而马克思的不完全的危机理论既没有预见到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变化趋势，也没有预想到当今阶级的重新组合，即其已然远离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现实，究其根本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和理论化的空想。当前“西方的资本主义已处于严重困境，一种适当的危机理论……会试图了解社会变革的可能性。”[1]416
阿格尔认同将马克思的异化和人的解放理论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理论有机结合，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对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修正中主导认知的偏离和割裂。一方面，阿格尔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决定论，它需要人类从事解放的斗争”[1]417。经济决定论将马克思指明的资本主义因自身不可调和矛盾而趋于灭亡的“预言”误识为自发形成的“必然性”规律，而忽视了这一“必然”的真正实现需要依靠实践中能动的革命斗争力量。这种单纯对客观方面加以分析的理论进路，映射出其危机宿命论的缺陷。另一方面，阿格尔批判了另一个极端——唯意志论，以此为代表的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所进行的批判是对现存制度的抽象否定”[1]486，只看到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迅速变革和调控重建，以此误认为其结构性矛盾和破坏性危机已然得到解决，力图通过培育个人自由和解放的主观意志形态来替代能动的阶级激进主义，片面地否认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危机理论，这体现出其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悲观主义倾向。对此，阿格尔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辩证的，既需要结构性动力，又离不开人的意志力量，更无法脱离联结两者的结构的危机形式，“只有把异化理论、内在矛盾理论和危机模式结合起来的时候才是完整的”[1]12，才是社会主义变革的有效助动力。由此，阿格尔提出：“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1]486，当前爆发生态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阿格尔以虔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指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可以重新运用于当前的社会制度”[1]490，从更深一层的发达资本主义的角度分析现实矛盾，用生态学的眼光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异化发展以及探寻社会主义变革的动力，完成了向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转向。实际上，阿格尔把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地位互置是将表象与本质之间关系的倒置，没有认识到生态危机不过是阶级矛盾、经济危机的表现或结果，局限于对异化的生产关系的改变以实现资本主义变革，反而无法彻底生态危机。
本·阿格尔生态批判理论将生态视阈引入对资本主义的多维批判性范畴之中，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意识批判、技术非理性批判、制度批判，以此探寻生态社会主义变革的源动力与战略路径。
2.1 意识形态批判——“生态、需要和消费”的矛盾
20世纪60—70年代消费主义和物欲至上的文化价值观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主导社会存在，催生出一种新的普遍异化表现形式——异化消费。本·阿格尔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规定出发，指明异化消费是“异化劳动的合乎逻辑的对应现象”[1]420。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类本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2]96，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在于从创造性的劳动中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属性。而现代大工业生产过程的模块化分工、官僚化管理，使工人成为配合机器完成生产工序的“零件”、屈从于专制等级支配的“工具”。他们在劳动过程中既要被迫从事机械重复的工作，又对高强度官僚化的管理感到无能为力，感受不到劳动创造的欢欣和平等的权利待遇，工作劳动单纯沦为工人谋生的活动。于是，人们将劳动过程中的异化内容转移到闲暇之余，转向“把消费当作闲暇时间意义的唯一来源”[1]498，通过奢侈的、多量的、高耗的消费弥补劳动中的尊严缺失和地位悬殊，“异化消费是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1]494，从而演化出一种“劳动—闲暇二元论”的存在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渲染的物质至上的奢靡风气的同化作用下，专横的意识形态的力量渗透进人们的闲暇生活和价值衡准之中，转移了人们对自我生活加以反思的注意力[3]107，使得他们认为“多就是好”“消费就是幸福”。这一想法并非基于人的“真实需要”，而是大众媒体和广告信息制造的“虚假需要”，它操纵人们的意识和身体成为畸形的、扭曲的高消费营销的欣然猎取对象，趋向于对彰显自己身份与地位的商品符号价值的追求，产生了拜金、趋利、攀比、虚荣等价值取向。异化劳动、虚假需求、异化消费三者恶性循坏、综合负面作用，人自身已经沦为片面化、单向度发展的“消费机器”，更不用提阶级意识和实际革命行动。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人与自然的异化，人们被消费主义与资本逻辑所挟持而产生的过度生产、异化消费的占有观念，将自然界看作满足人的几何级数需求增长的“工具”，这也不断加深着人的社会活动与生态系统有限承载能力的矛盾，最终必将演化为生态危机。对此，阿格尔指出：“危机的趋势已经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1]486
阿格尔觉察到资本主义异化人、分裂人的存在，污染环境以及掠夺自然资源的发展趋势，指出通过“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是**异化消费并缓解生态问题的根本出路。阿格尔认为“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会使人们重新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愿望”[1]497，即由于生态限制无法支撑工业生产的几何式扩张，商品供应的锐减将打破人们对“永远丰裕”的虚幻许诺的信奉，人们逐渐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个不完全富裕的蒙蔽状态之中，开始重新评价是否消费就是满足自身真正需求和期望的唯一源泉，反思媒体广告宣扬的消费至上、物欲享受的社会普遍价值观的真实意义，最终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形成新的期望并产生满足这些新期望的方法。在那时，人们将认识到“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4]309，并“把自我实现的劳动与有益的消费结合起来”[1]497。阿格尔“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建立在人性的文化价值观念变革的基础之上，要求人们从异化消费向有益消费、从异化劳动向创造性劳动的需求转变，“以新的弹性和灵活性摆脱危机，并以这种弹性和灵活性从劳动中获得意义和满足”[1]498，从而产生激进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动力。然而“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过于注重改变消费行为的社会政治功能及生态意识的能动作用，期望通过克服异化消费来解决异化劳动的想法是一种主次颠倒。究其本质在于阿格尔并未真正理解生产对消费的主导关系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应和联动，脱离经济基础以寻求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出路很容易陷入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的窠臼。
2.2 社会制度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性
本·阿格尔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理论理解为：从逻辑上必然使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社会结构性诸矛盾。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格尔指出：“生态危机理论对发达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更为适应”[1]490，资本主义生产和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所演化的生态问题是更适应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社会问题。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来看，一方面，“资本主义……是以不断扩大作为利润源泉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1]420，资本积累的扩大再生产具有强制必然性，实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4个环节的依次演替、顺利推进。“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5]691，资本主义通过在消费领域控制人们的主观欲望和生存选择，使他们消耗更多的剩余产品以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保证生产环节有序推进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把劳动分解为无数独立工序的高度发达的分工”[1]502，命令工人遵守生产线中的分工管理，从事单一专业化的工作领域，这是割裂的联合劳动的体现。同时设置严密的组织等级制度，使工人以“愚笨人”的身份受制于“精明人”的束缚之中，在劳动中受制于强制协调的权威机制的支配之下，这是对工人劳动环节权利的掠夺。最终人们在高度破碎化的工序劳动中和日益官僚化的组织系统中，根本无法获得创造性活动的自由及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前景，产生了排斥劳动的消极心理。结构上的弱点使工人较以前更加被动与异化，不得不通过个人的高消费来寻求幸福的环境。马克思曾经设想的工人阶级在生存困境和人权压抑下联合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制度走向土崩瓦解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对此，阿格尔认为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依然存在，只不过“当代资本主义的突出变化就在于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广泛干预，由此便出现了所谓干涉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6]6。从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来看，资本主义通过调控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对经济进行宏观干预和调节，并设置表面正义的政府保障及救济福利制度，虚假地表现出对于底层成员的关注。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对消费的操纵，充分发挥了异化消费的政治功能。面对利润率下降所带来的生产过剩的负面效果，资本主义借助广告媒介大肆宣扬消费主义，使之成为铭刻于每个人内心的信条以及统摄于整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在这种状态下，人们被塑造为单向度、无思辨的唯命是从的消费机器，在异化消费控制下完全无视自身全面自由解放的需要，更不用提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本性，甚至是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的专制统治。过度消费方式带来的经济收益增加、人们批判意识弱化所营造的暂时和平繁荣的局面使资本主义尝到了甜头，将消费至上的意识形态宣扬至全世界，把高污染、高能耗的重工业和军用工业殖民到贫穷落后国家，在全球范围形成消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和商品浪费性的过度生产模式，阿格尔将其称之为“快速资本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地球生态系统因无法承载全球工业的无限扩张而严重失衡，自然资源因无法满足人类巨大需求而急速锐减，预示着社会已然进入一个新的生态危机时代，“因而需要新的危机理论，最后需要新的社会变革的战略”[1]419。阿格尔从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本性进行批判，主张用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实际上，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虽然是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但将自然因素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抽离出来，仅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与自然向度出发而并未切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深层变革，使得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更加遥远。
2.3 技术非理性批判——技术与社会政治的连锁性
阿格尔以“技术乐观主义”的态式指出，现代科学技术负面社会效应的本质并不在于技术本身，究其根本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权利关系对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即“集中的技术观念有关的技术和社会政治方面的连锁性”[1]501，联合化为维护资本主义合法性统治的工具。从技术的经济维度来看，技术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下为支撑快速扩张的工业体系和高度集中的商品分配，相应地进行对资源的掠夺和剥削，呈现出逼近生态系统的承载极限的负面效应。阿格尔对这一非理性技术使用持否定态度，他赞同E.F.舒马赫的“小的即是最好”的观点，即采用一种使商品生产和人的需求相适宜的技术——替代大规模的集中技术的小规模技术。但阿格尔在借鉴舒马赫见解的同时也觉察到他对技术运用中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忽略，批判其没有认识到技术与政治结构、社会关系之间的关联，即舒马赫“未能把他的小规模技术的概念与从质上对主要社会政治制度进行的变革联系起来”[1]500，因而舒马赫这一新型技术体制构想在发达工业国家中的运用缺乏现实指向性。对此，阿格尔特别强调小规模技术运用要建立在社会制度的权利关系之上，即“小规模技术意味着不仅要改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技术过程，而且要改组那种社会制度的权力关系”[1]501。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具有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工具性”属性，行使着协助资本支配人的需求结构的意识形态功能，其不仅是一种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资本密集型的大规模技术，具有社会经济价值；
而且延伸出促进权力集中的社会政治功能。阿格尔批判了韦伯科层制方案对劳动实行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管理、把劳动过程分解成高度分散的独立工序作业，他指出这种集中化的生产结构和官僚化的组织系统，使得“科技的监管者成为了意识形态家……深化了科学主义及技术神话”[7]171，从根本上已偏离人性本质和社会生态化演进的要求，人与自然共同解放更是无从谈起。
阿格尔提出了“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经济发展结构，“这两个概念既适用于技术(生产)过程，也适用于社会和政治过程”[1]499，在保证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流程的科学管控、技术理性运用的基础上，导向一种实现个体自我归属和价值的生活方式，走向以全面民主自由和可持续发展为基调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所谓“分散化”即采用小规模技术，以“生产多少就足够”的模式缓解工业生产体系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所谓“非官僚化”即“劳动过程的民主化能与把所有权交还给工人的政治经济纲领联在一起”[1]504，让工人自主组织和参与生产过程中的决策和管理，引导应用技术的民主化、人性化，在劳动源头上矫正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扭曲关系。阿格尔赞扬了南斯拉夫的工人集体拥有和支配生产资料的工业自治模式，但也揭示出其并没有在根本上冲破商品分配的强制协调和生产过程的破碎化分工。因此，南共联盟的中央集权、工人委员会中仍旧存在的权力制约和专业决策，使得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去官僚化方案难以实现。与此相对应，苏联的权利高度集中的国家所有制更无法实现全面非官僚化。由此，阿格尔指出要“把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分工的非官僚化结合起来”[1]506。从生产和管理方式来看，建构一个工人自治参与和民主管理的生产正义性社会；
从经济制度来看，实行一种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零增长的稳态经济模式；
从文化价值观来看，形成一种劳动和闲暇等同的一元论，克服异化消费的价值理念，培养人的解放观念和生态意识。基于此，阿格尔认为新的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可以从美国民粹主义的文化和政治基础中产生”[1]510，在向工人揭示劳动过程破碎化、社会制度非官僚化的价值意义的过程中，激发其对美国政府集权式政治统治的改制，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变革,即“用这种意识形态把具有异化性质的现代失落感引发为一种协调一致的政治努力，从而将大规模的工业资本主义改造成小规模的非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1]513然而，这一回到小工业生产、摒弃大规模技术的方案在本质上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规律，与社会化生产的性质相冲突，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同时民主化的工人管理何以实现，阿格尔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方案，使得这一革命战略无法转变为现实必然性，成为流于表面的乌托邦构想。
本·阿格尔生态批判理论立足于社会现实，从确立危机发生的经验形式出发，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重构，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与生态危机之间的联系，剖析了生态危机成因，探寻了生态危机问题解决的途径。阿格尔生态批判理论具有较强的学理性和现实性，对于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具有当代效应，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
3.1 重构马克思辩证法的生态学实践
本·阿格尔通过重构马克思辩证法的危机理论，开启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生态学实践。阿格尔从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出发，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要么囿于资本主义崩溃的逻辑必然性，忽视革命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
要么陷入对意识形态或异化理念的批判，放弃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根据。由此，阿格尔得出结论：上述庸俗的马克思理论者的社会主义变革皆“缺少实践”，而扭转这一片面观念的根本在于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批判与异化的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同时辅之以联结这两大变革动力的经验方面的危机形式，以此实现社会运动的激进政治变革，完成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对此，阿格尔立足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指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与生态系统有限性之间矛盾的必然性，以此探寻马克思辩证法的生态转向。一方面，在文化价值观变革的动力层面，阿格尔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首要前提在于重建需要理论，即厘清商品、满足、幸福之间的非异化关系，促使人们转向在生产领域的创造性劳动中获得幸福和自我实现，如此才能产生激进的变革社会的新的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在社会变革的动力层面，阿格尔认为马克思主张的生产内部矛盾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已不能产生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动力，需要在危机的新形式中寻找激进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阿格尔寄希望于北美的民粹主义改造，主张将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引入北美，重塑人们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信赖，进而走向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阿格尔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局部继承和时代创新，实现了其在现实背景下的生态转向，重建了马克思辩证法思想与当代生态学实践之间的关联，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善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2 指明克服生态危机的独特逻辑进路
对意识形态的追问是贯穿于本·阿格尔生态批判理论的核心线索。阿格尔指明“人的满足最终在于创造性的生产劳动”[1]475，而现实却是在异化劳动的支配下，人们在闲暇时间中寻求幸福和自由的“真实”体验，在多样化商品消费中满足非理性欲望。消费承载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非正义的资本本性，这一本性是异化的消费和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本，因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批判是阿格尔生态批判理论的逻辑核心。由此，阿格尔认为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一方面在于价值观的变革。通过“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使人在生态压力下重新审视消费的真正意义，认识到异化消费方式无论是与人的自身存在还是生态环境保护都是背反矛盾，其背后存在着不可持续的缺陷，进而重新厘清商品、满足、幸福的关系，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变革奠定前提条件；
另一方面在于社会结构的变革。阿格尔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提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主张将其与北美民粹主义条件下革命主体的自我解放斗争相结合，为激进的社会变革提供战略指引，因而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阿格尔生态批判理论的逻辑指向。从逻辑前提到逻辑核心，再到逻辑归旨；
从揭露意识形态合法性到考察资本主义制度本性，再到探索社会变革的激进动力，阿格尔解决生态危机的逻辑进路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了奠基性的理论范式和实践指引。
3.3 彰显建构绿色生态模式的时代价值
其一，发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的规范作用。阿格尔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进行批判，旨在建立非异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对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采取一系列生态善治的政策措施和制度性手段，实行维护整体生态利益和监管资源开发的法律法规。以公正的制度体系、细化协调的政策引领、严格可行的管控方案，将具体刚性约束力的体制框架与软约束力的社会道德规则相结合，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可靠的保障和支撑。
其二，以绿色发展模式引导社会经济的良性持续增长。在阿格尔看来，“稳态经济”是一种规模小、分散化、适度性的经济发展方式，可以实现利益与环保的双赢，然而小规模生产组织同社会化生产的性质相冲突，因而应立足于我国现实予以辩证地参考和借鉴。一方面，吸取稳态经济思想内含中环境保护的积极因素，追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前高投入、高污染、高能耗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仍有“残余”，其本质是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对效率和效益的需要。这一牺牲生态利益以换取经济增长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单纯求以发展的竭泽而渔与偏执环保的缘木求鱼皆是把两者单一片面地分离对立，生态与经济在于统筹兼顾，在于同向偕行，即要促进经济良性增长对环境质量的正面效应，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对此，我国应建立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生态生产模式，加大生态科技和绿色新能源的经济占比，实现生产方式的集约式转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社会经济的良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稳态经济思想倡导人们反思现代生活方式，过上简朴的生活。全社会要践行经济发展以不损害生态环境为前提的绿色发展理念，实现绿色强国和绿色富民的目标。
其三，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形成生态保护的伦理道德。第一，阿格尔“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1]475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反思即时享受的现代物质主义幸福观，梳理劳动幸福观。第二，阿格尔对异化消费负面作用的揭示，有助于社会建立绿色消费的长效机制，引导公众养成节约适度的生活方式、企业形成科学理性的生产方式、市场建立良性循环的运行模式，在绿色化顶层设计的主导下，营造出一个环环相扣的“社会生态链”。第三，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在工业现代化发展的当今时代，西方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侵蚀着社会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判断。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约，即人们的生态伦理素质的提升和生态责任感的提高。不仅如此，最根本的在于秉持长远的代际眼光和广阔的世界视野，引导形成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态模式，开创德治、法治和自治共建的生态文明新格局。
综上，本·阿格尔生态批判理论首先探寻马克思辩证法中危机形式的生态转向，指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已由生产领域延伸至消费领域；
然后沿着人的异化本质的逻辑主线对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技术非理性运用进行全面批判，同时深层揭露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不正义本质是社会异化和生态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
最后将社会结构变革和价值观重建相结合，勾画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其既体现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贯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出发探寻生态危机的源头和出路的思维范式，又重生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的否定、批判精神以及前途可能，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一生态理论在某些方面也存在局限性。一方面，阿格尔片面夸大了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作用，其期冀通过克服异化消费来破除异化劳动的想法是一种主次颠倒，究其本质在于他并未真正理解生产对消费的主导关系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应和联动。另一方面，阿格尔所谓的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的论断，是在政治合法性局势和社会现实延续的合力蒙蔽下所产生的浅层理解。因此，阿格尔所指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只限于对异化的生产关系的改变，回避了生态危机背后的社会历史问题，并未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深层改变。由此，阿格尔在找寻和限定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主体时陷入悲观主义是应有之义。不过，“辩证性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是精华与糟粕并存、新见与谬误杂陈的理论，我们要在比较鉴别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引其新见驳其谬误。”[8]21因此，我们的正确态度是，既挖掘和总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为“我”所用，又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其理论成果进行审视思考，要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永无止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也将永无止境”[9]74，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梳理、整合、创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