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健
(山东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590)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如何组织农民参与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实践难题。当下，农村环境治理作为乡村建设的重点工作，涉及对农村生活空间、生活观念和生活实践的改造(1)刘燕舞：《生活治理：分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一个视角》，《求索》2022年第3期。，其治理有效也依赖于政府资源的转移与村庄社会参与的有效衔接。我国各地政府财政能力和村庄基础存在明显差异，欠发达地区农村环境治理普遍面临基层政府资源注入不足与村庄社会空心化的双重困境。在此背景下，考察欠发达地区村庄如何动员村民形成环境治理的集体行动，对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学界已有研究大都认为，空心村人口大量外流会造成治理主体缺失(2)杜焱强、刘诺佳、陈利根：《农村环境治理的农民集体不作为现象分析及其转向逻辑》，《中国农村观察》2021年第2期。、社会资本流失(3)杜焱强、刘平养、包存宽、苏时鹏：《社会资本视阈下的农村环境治理研究——以欠发达地区J村养殖污染为个案》，《公共管理学报》2016年第4期。、离村农民对村庄的利益关联感和归属感弱化(4)郭晨浩、李林霏、夏显力：《劳动力流动、地方感与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人文地理》2022年第1期；
黄森慰、唐丹、郑逸芳：《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3期。等问题，以致村庄难以实现有效的组织和动员，无法形成环境治理的集体行动。这些研究的前提预设均是将空心村劳动力外流视为单向流动，忽略了农村人口流动呈现的周期性外流与回流的双向特征(5)马良灿、康宇兰：《是“空心化”还是“空巢化”？——当前中国村落社会存在形态及其演化过程辨识》，《中国农村观察》2022年第5期。。另外，既有讨论多把农民与村庄的经济关联视为农民参与村庄事务的关键动机，而忽略了离村农民与村庄间的价值关联在动员农民参与村庄事务中的效用。粟后发研究发现，离村农民与村庄间保留的社会和价值关联，使空心村呈现出较强的乡土韧性，成为动员外出乡村精英参与村庄事务的中介因素(6)粟后发：《乡土韧性与城乡回路：精英反哺的社会文化动因及影响》，《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4期。。在实地调研中也看到，离村农民在社会和价值层面对村庄的依恋会促发他们周期性返乡，成为其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重要动因，也使空心村展现出周期性活力。结合已有讨论，本文基于对鲁西南孙庄环境治理过程的历时性观察，探讨欠发达地区空心村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形成机制，并尝试对空心村的社会形态和再组织化议题提供新的经验和理论注解。
本文的理论分析深受吴重庆讨论空心村社会运行逻辑时提出的“无主体熟人社会”的启发。他将无主体熟人社会特征总结为因村庄社会主体流失而引发的村庄舆论失灵、面子贬值和社会资本流散(7)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69-177页。，并发现随着外出务工群体周期性返乡，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熟人特征会随之激活。无主体熟人社会理论将村庄社会主体的身体在场视为熟人社会特性延续的决定因素，引发了广泛讨论。贺亮发现，农民社会认同呈现“身心分离”的特点，离村农民身体离开村庄，但与村庄间保留着较强的心理联系，村庄社会未因主体流失而解体(8)贺亮：《“身心分离”视域下农村社会生活主体的缺失与在场——对转型期乡村社会的认知与想象》，《天府新论》2015年第6期。。赵泉民和杜鹏也指出，随着农村的市场化进程加快，村庄出现阶层分化和关系理性化的倾向，村庄社会主体在场也难阻熟人社会秩序的消解(9)赵泉民、井世洁：《“后乡土”时代人际关系理性化与农民合作的困境与出路》，《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杜鹏：《熟人社会的阶层分化: 动力机制与阶层秩序》，《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1期。。杨华则拓展了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理论内涵，认为村庄主体性是考量无主体熟人社会的质变因素，即村民把村庄当作自己的村庄、把自己当作村庄主体的精神体系和情感联结(10)杨华：《“无主体熟人社会”与乡村巨变》，《读书》2015年第4期。。他进而讨论了村庄无主体性引发的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漠视及村庄认同感的衰落。受上述理论启发，笔者将空心村社会运行逻辑总结为如下特征：一是空心村的无主体熟人社会状态具有可激活性，村庄主体性是决定无主体熟人社会可否激活的质变因素；
二是重塑村庄主体性是重建村庄公共性、提升村民归属感及社会资本积累的先决条件。在既有讨论的基础上，笔者尝试从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理论视角切入，来理解空心村形成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微观情景和内在逻辑。2022年7月，笔者及团队在孙庄进行了为期20天的田野调查，参与观察了该村环境治理的阶段性过程，深度访谈了村干部、老党员、积极分子和在外务工的村民，收集了较为详实的实证资料。
孙庄地处鲁西南的W县，是典型的空心化村庄，总人口为1060人，村中主要劳动力大都外出务工，常住人口仅200余人，以老年群体为主。孙庄曾是全县环境治理的难点村，新一届村“两委”班子上任后，通过组织村庄内部力量，完成了村庄环境治理工作的提升。下文将通过对孙庄环境治理若干事件的深描，呈现其环境蜕变的具体过程。
(一)边缘村：成为亮点前的孙庄
2020年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成为W县政府的重点工作，但孙庄环境治理工作长期停滞，停滞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缺少政府资源注入。W县是省级贫困县，可支配的财政资源有限，县镇两级政府出于政绩考虑会将有限资源投入到环境基础好的村庄，以打造亮点，像孙庄这样的边缘村获得政府资源极少。二是村庄领导力不足。村级组织建设薄弱，村干部老龄化严重，且普遍兼业，投入村庄事务的时间和精力有限，致使各类事务长期处于应付状态。三是治理主体流失。大多数青壮年外出务工，在村级组织涣散的情况下，流出村民和留守村民缺乏参与村庄事务的动力和途径。镇政府为督促各村环境治理工作，每个季度会进行环境治理工作绩效排名，孙庄长期排名垫底，是全镇环境治理的边缘村。
(二)搬迁事件与村庄共意达成
2021年4月，在县城从事建筑行业的WZM当选为村书记。上任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是推动村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招募在村中有产业的年轻村民加入村“两委”。二是通过动员村民参与、整合村庄资源，完成了村庄主干道清理、公路拓宽等工作。其实，村书记WZM上任后的前四个月，村庄环境治理工作并无起色，大多数村民认为村庄环境与自家生活的关联不大，对村庄环境治理的关注度不高。村庄环境蜕变的第一波推力，是源于村庄搬迁事件。2021年8月，镇政府计划在辖区31个村庄中，依照村庄人口、地理位置、整体面貌等因素，挑选8个村庄进行合村并居。镇政府专门成立了工作小组，协同第三方公司，到各村开展评估工作。在第一轮评估后，孙庄在计划搬迁村庄中排名第一，面临整体搬迁的命运。搬迁事件激发了村民“保住村庄”的集体意识，许多长期在外务工的村民专门联系到村书记，希望他能够保住村庄。为了这一目的，村书记WZM除积极动员在市县两级体制内工作的孙庄人向镇政府建言外，还多次向镇党委书记和镇长汇报孙庄村民拒绝搬迁的意愿。经多方协调，孙庄没有进入最终拆迁名单。保住村庄后，村书记召开了上任以来的第一次村民大会。他在会上向村民传达了全村要集中力量开展环境治理的决定：“这次搬迁评估，我们村排名第一，差点被整体搬迁。如果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改变我们村的环境问题，下次还会拆我们。既然都不想搬，那就要团结起来把我们村里的环境搞好，让镇里看到我们村的凝聚力”。在处置搬迁危机的过程中，村书记不仅通过保护村庄的有效举措，提升了个人和村级组织的威望，还借助搬迁事件把环境治理与村庄存亡挂钩，将村民保住村庄的集体情感转化为村民对开展环境治理的行动共识和主体意识。
(三)主干道清理与公共规则初探
搬迁危机刚过，村“两委”召开了全村党员大会，要求每位党员为环境治理建言。有党员提出，村庄主干道被侵占情况严重，会影响村庄整体环境和通行安全，应该先清理干净。这一提议，得到了全体党员的积极响应。也有党员认为，主干道清理工作涉及多家农户，群众工作难度大。全体党员集思广益后达成一致，清理工作不搞“一刀切”，实施方案由村民集体决策。党员大会的第二周，村“两委”组织了村民代表大会。在会上，村书记强调了主干道清理工作对村庄环境治理的意义，并以村庄搬迁事件为动员话语，将主干道清理工作上升到事关村庄环境评估排名的高度，因此得到了全体村民的支持。在全体村民代表的共同商议下，形成了最终实施细则，并将其印发纸质版传达到各户。
村“两委”成员还达成了两点工作思路：一是党员干部及亲属要带头清理；
二是在动员村民时，要多谈清理工作对村庄整体发展的意义，不强制清理。主干道清理工作得到了村民的积极配合，不到一个月便全部完成。在此期间，有在县城周边务工的村民专门回村清理房前农作物。从孙庄初次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形成过程来看，村庄搬迁危机为村干部的动员工作提供了意义框架，村级组织功能的激活及随后衍生的各类议事规则和行动规则，是清理工作顺利开展的组织基础和行事规范。
(四)道路翻修与舆论效应的重现
在一次村民代表大会上，有村民代表提出，希望村干部组织村民加宽村庄公路的路面。路面整修耗资大，村集体经济难以负担，而镇政府也难有项目投入。村干部在与村民代表多次商议后，达成统一意见，即先用砖头将道路整修拓宽，用工问题由村民出义务工解决，机械费由村干部先行垫付。同一时期，W县正推进农村残垣断壁整治工作。孙庄被评估的危房共有21间，拆除后闲置了大量废旧砖块。村干部商量，可以动员危房户主将废弃砖块捐给村里，用来整修村路。村干部治用结合的想法，得到了多数危房户主的支持，累计收集旧砖块约2万块。每个路段整修结束，村书记就会广播出工情况，还专门召开村民大会表扬为修路捐砖和积极出义务工的家庭，村庄内部就此形成了公共舆论空间。比如，村民会私下议论各家出工质量和出工时间，出工质量高、工时长的家庭，不仅会被公开表扬，还会被视为“热心”“勤快”的家庭。村民的议论对少数消极分子产生了舆论压力，那些“搭便车”者会在村民的议论中被看作是“自私”和“没有觉悟”，并最终因舆论压力而参与到环境治理工作中。舆论效应也影响了长期在外的村民，在周边务工的部分年轻人会专门回村帮助家中留守老人出工，在省外务工不能返乡的村民，也专门委托亲戚代买啤酒和香烟分发给出工的村民。村干部通过动员村庄内生资源，大大降低了环境整治成本，原本需花费40万元的翻修工程，仅花费不到2万元就初步完成。孙庄环境治理的蜕变，开始得到县镇两级领导的关注，并一跃成为全县环境治理的示范村。
孙庄环境治理的蜕变有两个关键节点：一是搬迁危机后，村民形成了环境治理的集体共识和主体意识；
二是在主体意识激活的基础上，村干部通过组织和动员策略，实现了村庄公共性和社会资本的重建与积累。本文将孙庄主体性的重塑及其产生的连续效应总结为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激活，主要包括重塑村庄主体性、重建村庄公共性和村庄社会资本再生产三个连续过程。无主体熟人社会得以激活，与孙庄的乡土韧性、村庄政治和村民行动惯性在具体实践场景下的交织作用密切相关。
(一)乡土韧性与村庄主体性重塑
对于中国农民来说，乡村不仅是生计所在，还是他们寄寓人生意义的重要社会空间(11)卢晖临：《村庄的未来——来自田野的观察和思考》，《学海》2019年第1期。。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冲击下，尽管空心村有大量人口外流，但其与村庄在社会和情感层面的价值关联依然存在，村庄表现出极强的乡土韧性。这种乡土韧性不断塑造着村民的情感结构和行为方式，成为他们反哺农村的社会文化动因。孙庄也保留了较强的乡土韧性，具体表现在村民与村庄之间的社会和情感联结。
1.从社会层面而言，尽管孙庄大多数村民都离开了村庄，但他们在村庄的社会网络依然稳固，其中家庭、家族成为联结离村村民与村庄的主要纽带。孙庄村民的家庭多是城乡两栖式家庭，年轻子女外出务工，父母留村务农和照顾孙辈。两栖式的家庭结构，会使外出务工村民周期性返乡，村庄对他们来说依然具有“家”的意义。家族网络也是维系村庄社会结构完整的重要纽带。孙庄是一个杂姓村，但同姓氏亲族间的交往密切，比如孙庄至今保留着同族晚辈春节期间给长辈磕头拜年的习俗，每逢清明节各个亲族都会集体上坟祭祖。亲族网络还有一定的经济功能，同一亲族的村民会分享在外的务工经商信息，这也成为村民拓展村外生路的媒介。因此，村民基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家庭和亲族纽带及其呈现出的社会经济功能，也使其与村庄的联系不会因身体的流动而式微，呈现出较强的韧性。
2.从情感层面而言，“生于斯、长于斯”的情结使孙庄村民依然保留了对村庄及其熟人关系网络的情感依恋。费孝通曾提到，中国落叶归根的传统为乡土社会保持着地方人才，这些离乡的人物即使跃登龙门，也并不忘本，而且时常把对于根源的保卫和培养看成是一种责任(12)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4页。。对于60岁以上的孙庄村民而言，他们依然有很强的落叶归根情结，很多人表示尽管现在暂时离开了孙庄，但孙庄依然是根。就如孙庄村会计所言：“我们村虽然很多人都在城里买了房，但大家还是觉得自己的根在村里，老了(死后)以后要落叶归根。”对生长于村庄的青年一代而言，从小浸润在村庄熟人社会网络和乡土环境中，也使他们依然对村庄环境和熟人社会网络表现出较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比如，现年43岁的村书记WZM已在县城安家多年，没有担任村干部之前，他经常会回到村里的老屋。调研期间，村书记经常向笔者抱怨城里的人情淡漠，他说每次回到村里，跟亲戚朋友聊天，就会感到踏实和安心。正是出于对村庄的情感，他才决定回村担任村书记，带领村庄发展致富。
3.从孙庄集体行动的动员过程来看，在人口大量外流的情况下，该村所呈现出的乡土韧性，成为村干部能够动员村民参与环境治理工作的社会情感基础。村干部策略性地借助搬迁事件作为动员话语，将村庄环境治理与村庄存亡联系在一起，使其成为与每位村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件，正是有效利用了村民与村庄间保留的情感和价值关联韧性，为村民共同参与环境治理提供了动机。村干部的动员策略之所以有效，关键原因在于离村村民尚存的乡土韧性，使村民面对村庄搬迁危机时，难以接受祖祖辈辈与村庄建立起来的社会和价值关联将彻底瓦解，并由此激发了他们保住村庄的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这种由乡土韧性激发的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在村干部的动员策略下，最终成功激活了在环境治理工作中的村民主体性，为后续集体行动的形成提供了共意基础。由此可见，孙庄平日的空心化状态，并非意味着村庄的衰亡，村民保留的乡土韧性，在特定情境下可以成为激活孙庄村民主体性和共同体意识、促使村民重新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社会文化动因。
(二)找回政治与村庄公共性重现
基于乡土韧性而激活的村庄主体性，为村庄集体行动的形成提供了共意基础，但从共意观念转化为行动实践，还有赖于对村民的再组织化和村庄公共规则的重塑。农业税费改革以来，村民与村集体的联结日益松散，村庄呈现出去政治化的趋向。乡村去政治化的后果之一是，因村庄利益协调内生机制瓦解而导致的村庄公共品供给内生能力削弱(13)贺雪峰：《乡村的去政治化及其后果——关于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个初步讨论》，《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孙庄也曾长期面临着去政治化和去组织化的问题，后得益于村干部通过诸多组织和动员策略，找回了村庄政治。孙庄村庄政治的找回，主要经历了两个过程。
1.激活基层党组织功能。党员既是一种政治身份，在乡土社会又代表一种声誉价值。农村的党群关系往往嵌入到村庄熟人关系中，在动员村内社会力量方面展现出较强的政治能动性(14)杜鹏：《迈向治理的基层党建创新：路径与机制》，《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孙庄现有党员26名，大多年事已高，少部分年轻党员又长期不在村，党员对村庄事务的参与度不高。开展环境治理工作之初，村干部向每位党员发放了党章，并以“连续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等组织纪律动员党员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为环境治理工作建言献策。在主干道清理和道路拓宽的实施过程中，又通过党组织内部动员要求村中党员干部带头率先完成清理。以党组织纪律建设为抓手，以党员干部为动员轴心的政治动员策略，成为孙庄环境治理工作开展初期极为有效的组织手段。
2.重建村民议事规则。环境治理涉及对村民日常生活空间和行为习惯的改变，还会使部分村民利益受损，只有建立一套村民环境治理需求偏好的表达机制，集体行动的秩序才能形成。在孙庄环境治理中，治理项目和开展方式都由村民代表集体决议，是全村人达成共识的结果，就此建立了村民表达环境治理需求偏好的内生机制。通过建立村庄议事规则，各类资源也实现了有效分配。比如，在废旧砖块如何使用的问题上，村庄内部曾出现过分歧。孙庄由4个村民小组组成，村“两委”的意见是先将废旧砖块用于主干道拓宽，再翻修村组的入户路。但在运输时，就有户主阻止其他组村民来运本组的砖块，并向村干部提出自家拆除的旧砖应先铺自家的入户路，再优先铺本组的路。为此，村书记专门召开了全体村民的议事会，强调环境治理是为了村庄整体发展，“我当时就跟他们讲，村公路是村里的脸面，肯定要先往脸上擦粉。镇里不会因为你哪个组的路修的好就把你单独留下来。现在孙庄是一个整体，再分哪个队，让外面人笑话。” 通过建立村民议事会，村干部与村民之间交换了关于废旧砖块使用的意见，最终户主们一致同意先翻修村公路。村干部通过村民议事会平台，以行政村整体发展的公共话语改变了村民以家庭和村民小组为单位的传统行动逻辑，最终为村集体统筹规划村庄道路整修提供了物质基础。另外，还通过动员党员干部带头和重建村民议事规则激活了村庄政治，经过党员和全体村民商议开展的环境治理工作不再是政府和村干部交代的公家事，而成为在村庄中已经达成普遍共识的自家事，村庄公共性在环境治理工作中得以重塑。
(三)行动惯性与社会资本再生产
村庄中一旦形成了公共参与空间，往往会产生良性的政治惯性(15)陈义媛：《公共品供给与村民的动员机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政治惯性会增强村庄社会资本密度，进而提升集体行动的能力，形成集体行动与社会资本间循环反馈的集体行动惯性。从主干道清理到道路拓宽，孙庄的社会资本实现了不断的再生产，并对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集体行动产生了积极影响，主要有三大表现。
1.提升了村干部的公信力。村干部的公信力是村干部获得村民普遍信任、认同与支持的能力。Kolavalli指出，当获得普遍信任的个体加入集体行动时，集体的沟通成本和组织成本将会下降，其他人会受其影响更愿意加入集体行动(16)S. Kolavalli,“Joint Forest Management-Superior Property Rights?”,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Vol. 30,No. 30,1995,pp.1933-1938.。村干部的公信力也会对村庄集体行动产生类似影响。村民在目睹了党员干部带头出工和村庄环境蜕变的过程后，都认为这届村“两委”班子是真心为村。随着村干部的公信力提高，其动员和组织能力也在不断提升。比如，道路翻修中需要清理几户村民的树木，村民表示愿意无偿将其捐献。其中一位村民告诉笔者，如果换作前任村干部，清理树木的事情可能要大费周章，他们是出于对现任村书记的认可，才愿意为村里工作损失个人利益。
2.重建了村庄的公共空间。孙庄因大量人口流出，村民间的社会关联较弱，村庄的日常公共生活也长期处于衰落状态。集体出义务工为增进村民间的交往提供了空间，他们在出完工后，会相约一起打牌吃饭，不同村组的村民也在出工过程中相互熟知。除此之外，环境治理工作也为留守老人提供了公共空间，他们生产生活都在村中，有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热情和能力，不仅在铺路中出工，还在后期环境维护中承担着监督检查的责任。这些老人都经历过集体化时期，他们说现在给村里出义务工仿佛是回到了生产队时代。
3.再现了村庄的软治理规则。传统熟人社会的集体行动容易达成，就在于熟人社会内生的舆论机制可以作为软性规则，对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进行约束。随着孙庄村民对环境治理的参与度提升，村内舆论机制也重新显现。舆论机制产生的道德压力不仅在留守村民中间产生作用，还促使很多流出村民回村参与村庄环境整治。比如，在县城从事建筑行业的S师傅，回绝了城里的工约，专门回村指导村民铺设路沿石。他告诉笔者，之所以愿意耽误生意回村出工，是因为村里人都参加，如果自己不参加的话不好看。S师傅口中的“不好看”，可以理解为丢了脸面。当面子在村庄中重新有价值，也就意味着村庄熟人社会的舆论机制重新发挥了作用。村干部认为，舆论效应的重现使村民的动员工作比之前要“好做得多”。
孙庄围绕主干道清理和道路拓宽形成的集体行动，不仅带来了村庄环境的巨变，村庄的社会资本也得以再生产，由此形成的干群信任、公共空间和舆论机制，作为村庄社会资本的增量，又进一步提升了孙庄集体行动的能力。村书记用“展”(17)此处的“展”为地方方言，大体是指容易受别人影响而关注或参与某事。来形容社会资本增量与行动惯性间的循环反馈：“老百姓就是展，以前大家都不关心村里事儿的时候，村里开展工作难。现在参与的人越多，大家参与的热情越高。前几天，有村民还专门找我说，如果村里拓宽路面需要砍树，先砍他家的。我们村的留守老人，每天都溜达到村委会，问我今天有没有事儿干。”
如何理解当前空心村的社会形态和治理实践，一直是学界讨论的核心问题。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空心村环境治理实践进行了考察，大都强调空心村的衰亡面向，而忽略了其呈现出的周期性和情境性的社会活力。基于对鲁西南孙庄环境治理的案例研究，本文从实证层面对空心村集体行动形成的社会过程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并将其总结为村庄主体性重塑、村庄公共性重现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激活过程。
通过对孙庄的个案分析，有三点发现。一是空心村的人口外流并不必然导致其社会资本的流失和村庄集体行动能力的削弱，部分空心村依然呈现出较强的乡土韧性，在特定情境中，乡土韧性可以成为重塑村庄主体性、激活其熟人社会特质的社会文化和情感基础；
二是由乡土韧性所激发的村庄主体性，能进一步转化为村庄公共规则的重建和村庄公共性的重塑，转化的核心机制是找回村庄政治；
三是村庄多次集体行动的达成，会实现村庄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又对新的集体行动形成正向反馈，促发村民形成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行动惯性，成为维持村庄内生性治理能力的长效机制。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本文讨论的核心议题是空心村环境治理的自发性集体行动，但实际上，人居环境作为农村的重要公共品，基层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供给责任(18)齐琦、周静、王绪龙、唐立强：《基层组织嵌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理论契合、路径选择与改革方向》，《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基层政府的资源转移若要取得预期的供给成效，还要依赖于村庄的自组织能力和对接资源能力的提升。本文对孙庄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考察，可以对提升欠发达地区空心村自组织能力提供两点经验启示。一是重视空心村的乡土韧性，加强对村庄传统组织资源的发掘利用。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农民与村庄之间的经济和生计关联虽逐渐式微，但其与乡土社会之间的价值关联却呈现极强的韧性。这种价值关联表现在以家庭、家族为纽带的社会关联和落叶归根情结为纽带的情感关联，可以作为激活村庄社会活力的重要中介。因此，在村庄文化建设中要辩证地审视村庄家庭、家族等传统组织以及相关传统仪式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要积极倡导移风易俗，着力抑制村庄家庭、家族之间兴起的消费主义风气和恶势力倾向，遏制村庄公共仪式中的消费攀比和铺张浪费。同时，也要重视发挥家庭家族作为社会纽带、落叶归根情结作为情感纽带在动员村民参与公共事务中的正向作用，以家教家风建设切入，激活家庭、家族的组织功能，为提升村庄自组织能力提供社会文化基础。二是重视村庄政治在公共品供给中的组织效能。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下，村庄公共品供给的理想状态应是政府资源转移与村庄自主分配有机结合的分配型动员模式(19)贺雪峰、桂华：《农村公共品性质与分配型动员》，《开放时代》2022年第4期。。分配型动员的前提是村民的有效组织，并形成关于公共品供给的村庄政治。村庄政治有两种激活路径：路径之一是激活基层党建引领功能，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村庄公共事务中的领导和决策功能，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抓手，动员村庄党员发挥带头示范作用；
路径之二是建立村民议事会制度，激活村庄自治体系，通过村民议事会实现村庄公共品需求的偏好表达机制，强化村民在村庄公共品供给中的主体性和获得感，激活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内源动力，进而形成村庄公共品的民主化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