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与茶文化的同构——评王旭烽长篇小说《望江南》

时间:2023-09-09 18:30:15 来源:网友投稿

冯静芳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旭烽的长篇小说新作《望江南》是其继“茶人三部曲”后,时隔二十余年推出的长篇小说。和此前的“茶人三部曲”(《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筑草为城》)一样,这部作品也是关于茶文化的小说,但是从题目就可以看出作者写作倾向的某种转变。“茶人三部曲”的三个标题本身就是茶的隐喻,而《望江南》显然将侧重点放在了“江南”二字之上,通过江南文化与茶文化的同构,呈现出更为完整的江南文化精神。

江南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以物载道”的体现,以茶这种物质形式为“中介”,来传承精神内容。

江南文化和茶文化的孕育和发展,都依托于特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中国是茶的故乡,品类繁多,大江南北皆有产茶区。早在唐代,陆羽就在《茶经》中列出了八大茶叶产区: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尽管产茶区以我国南方为主,且如今的“江南”概念所指代的区域也已远大于陆羽所说的“江南”,但必须承认,江南依然只是我国产茶区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区域,很好地传承了茶文化精神。

千百年来,茶早已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依托于茶这一物质,通过茶叶种植、加工、冲泡等一系列实践,茶文化得以发展起来,人们通过特定的物质和实践活动,寄托对自然山水、天地万物的情感和审美。茶文化是一种非常具有包容性的文化,涉及经济、社会、文学、艺术、礼制甚至政治等诸多内容,还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但总体而言,相较于雄浑、粗犷的北方文化,精深、儒雅的江南文化及江南人的生活习惯,与茶的特性更为契合。

一方面,茶是大自然的产物,喜生于名山秀水之间,而风光秀丽的江南因气候、土壤等适宜的自然条件,拥有诸多产茶胜地。另一方面,茶性中平而味略苦,具有提神醒脑之功,能使人静心思考、保持理智,以平和之心应对世间纷争,其特性恰好吻合了江南文化所孕育的才子型君子人格取向。

江南一度盛行品茗之风,不少江南文人在饮茶实践和前人茶论的基础上,或研讨茶艺、著书立说,或游历山水、品茶作诗。文人与茶的互动,使茶的自然功能与特性得到进一步挖掘。江南文人群体文质彬彬、个性内敛、爱好和平,同时,擅长蓄势和坚守,在需要持守节义、勇挑家国重任的关键时刻,亦不乏刚直坚毅之士,可以说,高雅淡然的江南文人在特定时期也正是为了信仰而奋斗的、具有大无畏精神的仁人志士。这些特点,不由让人想到茶的特性。江南和茶,可谓相互成就。而中国十大名茶之首——西湖龙井的发源地杭州,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江南文化和茶文化实现同频共振的最佳结合点,这既是长篇小说《望江南》所依托的背景,也是它所展现的主舞台。

从“茶人三部曲”到《望江南》,一直有一条副线——与杭家纠缠了几代的吴家。在《望江南》中,步入晚年的吴升反复强调让孙子跟着杭家人走,因为杭家人在大事情上从来不失撇。“失撇”为杭州方言,此处意指杭家人在大方向上从来不走错。这是一个和杭家人斗了一辈子的老人的经验之谈,但也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几代杭家人历经风雨,为何不失其“正”和“真”的本质,始终受人尊重?这个问题背后恰好是《望江南》所体现的双重文化特质在起作用。

杭家的不失其大格局,显然不能排除“规训社会”的影响,因为杭家作为茶人世家,一举一动受人关注,杭家自然有其家规,尤其重“礼”,在子女的教育上也颇为用心。只是,这个家族即便在礼崩乐坏、战火纷飞时,即便缺少外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不再有“透明的穹顶”时,核心成员依然凝聚在一起,坚持自己的宝贵品质,从未因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异化或扭曲人性,这背后除了“规训”,更离不开精神的支撑。结合其扎根的地域、结合其茶叶世家的定位,或许可以将这种精神的支撑概括为:以江南文化精神为内蕴,以茶人精神为表征。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追求中和、冷静淡泊的思想

中国的茶文化在儒、道、佛各家皆有流派,形式和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但其对和谐、平静的追求是相同的,处处贯穿着“中和”思想。煮茶、点茶、泡茶,都讲究“精华均分”,各种茶艺手段既要与自然环境协调,也要与茶人个性相和。茶性的平和冲淡与江南文化中淡泊名利、向往自然纯真、渴望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的特点相一致。

浸润在江南文化和茶文化中的人,能更清醒地看待世界,涤去心中尘埃,摆脱俗世的纷争,适情适性。他们识大体,具有亲和力和包容性,“不偏狭,不出卖灵魂,不亵渎生命的神圣……以他们的气节与尊严,维护着民族的自由形象,求证着人生的自由本质”①李咏吟:《茶的精魂与王旭烽的形象化解释》,《南方文坛》2000 年第3 期。。《望江南》的主人公,杭家的核心人物杭嘉和就带有“中和”的象征意蕴,冷静淡泊,又一身正气。他以和为贵,即便面对曾经与自己作对的人,只要不涉及大是大非、家国正义,都能怀着悲悯之心宽容以待。

作为一部茶文化小说,《望江南》多次写到喝茶,其中,有两个场合令人印象深刻。其一,在即将结束的抗美援朝战场上,三个杭州的战友用大茶缸喝着忘忧茶,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和平,就在那一瞬间,邹志远大夫被炸弹炸伤牺牲。其二,罗力从朝鲜回国,见到邹大夫的丈夫杨真,两个承受着巨大悲痛的男人竟开始了一系列泡茶的程序,不紧不慢地谈论起茶事,在没有茶杯的情况下,用饭盒给已经离世的邹大夫敬茶。最终,两个男人的泪水和饭盒中的茶水混在了一起。整个过程,罗力没有多说什么安慰的话,但杨真丧妻之痛得到了缓解。和平的可贵和来之不易,在两次喝茶过程中也表露无遗。茶有着抚慰人心的力量,喝茶成了使人与现实磨难和解的圆融策略及生活艺术。

(二)坚韧不拔、刚柔相济的精神

茶有清香,亦有苦涩。不论周围环境怎么变化,茶始终直面风霜雨雪,四季常绿,老叶新叶生生不息,象征了坚韧、不屈不挠、充满希望的生命精神。

江南文化亦具有刚柔相济、坚韧不拔、积极进取的精神,江南历史上出过不少有风骨之人,带着看似不属于江南的硬气。这种精神或许可以追溯到越文化崇尚野性的传统。《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有记载:“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①赵晔:《二十五别史·6·越绝书》,第43 页,济南:齐鲁书社,2000。而江南的灵秀又赋予这种野性更多的灵气,表现出来的并非只是匹夫之勇,而是有谋略的、随机应变的勇。

当江南文化与茶文化相融,坚韧不拔、刚柔相济的精神便更加凸显出来,其代表就是杭家人。在“茶人三部曲”中,杭得荼曾说杭家人有两种:一种是细腻的、忧伤的、艺术的,一种是坚强的、勇敢的、狂热的。但深究起来,杭家人基本上都是两种气质兼而有之的。他们不会垂头丧气,也不会盲目乐观,不会畏首畏尾,也不会横冲直撞,而是始终以豁达的态度面对人生的重重挑战。比如小说中的女性角色杭寄草,压力越大,越有灵感和行动力,敢于当机立断。她在忘忧茶楼做“卧底”,当伪装混入茶楼的特务魏青辽和李飞黄大闹茶楼时,她怒摔茶壶,还用藏在手心的瓷片当武器,镇定自若地予以反击,颇有英雄气概。②王旭烽:《望江南》,第292、169 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

至于杭家主心骨嘉和更是坚忍不拔、刚柔相济的代表。在“茶人三部曲”中,他给人留下的就是为人随和的谦谦君子形象,也正是这样一个人,坚强地守护杭家数十年:他欣赏在恶劣环境中仍扎根土壤努力生存的“野茶”精神,还以此鼓励罗力坚韧地面对各种磨难;
他曾为赶走日本人而纵火毁家,拥有断指明志的勇气。在《望江南》中,面对即将到来的食物供应困难,杭嘉和灵活应变,早做准备,在既有条件下创造最大的可能性;
面对为了杭盼而投诚的飞行员曹家远,他沉稳冷静,即便知道会给杭家带来巨大的麻烦,但依然尊重女儿的决定;
面对妹妹寄草的不理解,他没有争执,也没有以一家之主的威严压人,而是巧妙地借史量才、沈秋水的情感往事来说服妹妹接纳曹家远。所以,与其说杭嘉和是龙井茶的代表,不如说他是坚忍不拔、刚柔相济的野茶的代表。

(三)务实执着、精行俭德的作风

茶文化讲求“精行俭德”。从陆羽所撰《茶经》开始,茶人们就把饮茶视为一种艺术过程,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茶艺,有一套套严格、精细的技艺程式。龙井茶的培育、采摘、炒制、冲泡,甚至储藏,在各个环节都有诸多精细的要求。《望江南》中特别提到西湖龙井的炒制手法,采回的鲜叶如何摊晾、筛分、揉捻,炒茶时如何青锅、回潮、辉锅……都通过杭嘉和的动作和语言,一点点呈现出来,可谓“有条不紊中的眼花缭乱,漫不经心中的一丝不苟,如履薄冰中的熟能生巧”③熊月之:《略论江南文化的务实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3 期。,充分呈现出龙井茶的“极品之感”。

“精行俭德”与江南文化的务实精神可谓一脉相承。“江南文化务实精神, 体现在江南人讲实学、办实事、求实惠、重实效等诸多方面。”④王旭烽:《望江南》,第292、169 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务实精神影响的是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秉承务实精神之人不求奢侈华丽的生活,而是讲实际、讲科学,以及重视生活细节和日用技艺。

不论是江南文化还是茶文化,都需要在生活实践中陶冶情操、提升自我修养,都提倡勤动脑、勤动手。当人们对材料和技术的要求不断提升,有了思想、美感的渗透之后,日常生活也似乎有了本质区别,有了独特的内涵。

值得一提的还有杭盼制作茶树花茶的过程。茶树花并非名贵之物,常被人忽视,但在杭家人眼中,也是宝贝。制作茶树花茶看似简单,其实颇费心思:“茶树花先要摊晾,要在阴凉处放上四五个小时,白色花边要微微卷起来才行”,“还得烘,来来回回好多次,最后要进焙笼,小火烘后再收,放上两个月拿出来复焙”。沏泡时的数量也很讲究, “多一朵有涩味,少一朵就淡了”。以老龙井泉水冲泡时,先用沸水冲瓷缸,再用瓦壶壶口的热气来回熏,待沸水稍凉而瓷缸热气尚存时,才把茶树花放进瓷缸,低低地举起瓦壶,用短流将水沿缸壁注入瓷缸,“茶树花在水中旋转起来,片刻之后,瓷缸里的茶树花就一朵朵开放了,半透明的花瓣,中央簇拥着金黄的花蕊,真是说不出来的迷惑”。①王旭烽:《望江南》,第43-44 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作者在此处用了较长的篇幅缓缓道来,其实传递的是一种对茶文化的执着,即便制作的不是精品龙井茶,也体现出茶人在充分实践的基础上精益求精的态度。

浸润在江南文化精神中的茶人,因其追求中和、冷静淡泊的思想,坚忍不拔、刚柔相济的精神,务实执着、精行俭德的作风,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气度和格局,“内清明,外直方”,自然能够坦然地应对俗世中的各种风浪而不失其“正”和“真”。这种因江南文化和茶文化的双重文化同构而成的人生观、价值观,即便对于当今世人,也颇值得借鉴。

属于不同范畴的江南文化和茶文化是如何实现同构的呢?在长篇小说《望江南》中,主要表现为:历史进程与集体记忆的正向耦合,非功利的审美精神的自然融入。

(一)历史进程与集体记忆的正向耦合

德国当代文化人类学家兰德曼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创造的不是抽象的文化,而是多种文化,同时正是在历史中,人给了自己无限多样的不同形式。因此,人的文化性本身包含了历史性。《望江南》便充分显现出这种包含着历史性的文化性,引入了诸多社会历史信息和茶文化知识。小说中的杭家人并非普通商贾,他们因袭了几代的家族传统,一直在茶叶领域默默耕耘,素来与诸多文人有交往,而至杭嘉和、杭嘉平一代,更是从年轻时就积极融入社会变革或投身革命,走在时代前列。因此,由他们的个体生活带出社会历史进程中一些标志性事件,带出江南风物及其变迁,带出茶业兴衰与社会革新便显得顺理成章。作为小说,无法亦不必完整再现历史事件,但关于那些重要节点的重要场景、重要人物的信息却会通过文学性的表达传递给读者。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意义和可读性。这一特点,是与“茶人三部曲”一脉相承的。对此,洪治纲曾评论说:“所有这些话语又不是绝对地重叠于真实的历史,而是亦虚亦实,作家只不过借助这些时空框架来完成对人物命运和茶叶发展轨迹的演示,所有人物的活动轨迹和生活冲突则在虚构中洋溢着艺术灵性。”②洪治纲:《历史与文化的双重寓言——读长篇新作〈南方有嘉木〉》,《当代文坛》1996 年第6 期。

以一个家族为切入点讲述的历史,离不开集体记忆。王旭烽赋予杭嘉平一定的政治身份,通过他,引入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诸多事件(尤其是和茶产业相关的事件);
赋予杭嘉和茶人之家守护者的身份,通过他,表现了该家族与龙井茶、与故乡杭州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的经历都已超越了个人,而成为特定时空的人物群像,既还原了易被历史所忽略的普通人的情感结构,也展现了江南地域文化风情,凸显出该作品史志性的现实主义特质。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集体的一种类型,它并非孤立的、封闭的小群体,而是社会的“标本”,而在风云激荡的社会中,家庭又有其相对稳定的一面。不同类型的家庭有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往往会成为集体无意识,而不会消解于其他各类社会群体中。《望江南》中的杭家人的特点有二:其一,有着从茶文化中汲取的生命理性。杭家人世代侍茶,虽然每个人有着不同的身份(还有人面临不同身份的转变),活跃在各条战线上,甚至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但不论在外面的境遇如何,他们都与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能在“杭家”这个茶人家族群中,找到心灵的归宿,得以“诗意地栖居”。杭汉与华侨黄蕉凤曾有过一次关于出身的对话:“我们忘忧茶庄的杭家人是不问出身的,这是祖上传下的规矩。不管你是在哪里生的,谁生的,杭家只管茶有没有喝到一起。”①王旭烽:《望江南》,第140 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几句话,直白地说明了杭家人的价值观。杭家人的集体记忆,也是中国几代茶人的奋斗史,记录了茶人们献身茶事业,以自己的方式为新中国添砖加瓦的不懈努力。其二,都有着“江南”这一精神原乡。在社会变革、文化转型的时代,走在前列的中国人通常有两条路径:向外学习,向内挖掘。杭家人并非闭目塞听的古板之人,他们能够主动开眼看世界,同时,又很好地继承了江南文化中的精华,向地域文化寻找意义的支持。江南人的集体记忆,因江南文化特有的意义指向,有着建构美好人生理想的审美期待和心灵自由的价值尺度,而这些也成为引导人们突破现实的樊篱、走出重重生活困境的精神力量。“在这个维度上,‘江南’正是作为人的精神原乡而存在。”②黄健:《论中国现代文学意义生成中的“江南元素”》,《贵州社会科学》2009 年第6 期。

(二)非功利审美精神的自然融入

地理位置的优越、气候条件的适宜,使江南成为宜居的富庶之地。在这样的土地上,人们在满足生存需要的基础上,很早就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儒家实用理性,进而表现出一种较为纯粹的、非功利的诗性文化形态,即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刘士林曾提出江南文化的“诗性精神”。在他看来,“从根本上讲,南北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审美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偏重”③刘士林等:《江南文化理论》,第44、16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对于像江南这样一个从头到尾都被充分诗化了的审美对象,如果没有特殊的审美感觉、审美体验乃至艺术化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可以想象,那也是根本不可能真正走近江南的内部,更遑论可以与她进行灵魂深处的对话”④刘士林等:《江南文化理论》,第44、16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有意思的是,茶文化亦如是。若没有一定的文化积淀和审美能力,很难领悟到茶的妙处和茶文化的底蕴。茶文化的种种程式,都体现出生活向审美看齐,尽力创造条件使生活艺术化的特点。在茶文化中,实用性与审美性奇妙地达到了一种有机平衡,并形成了良性循环。

不论是走近江南,还是走近茶文化,《望江南》都因其题材而有着天然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小说充分展现出一种审美式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当社会动荡,各种不确定性叠加增强,传统意义世界不足以支撑现实人生时,可能会造成文化认同上的危机,杭家人也曾有过各种迷茫和困惑。但总的来说,不论江南文化还是茶文化,都侧重于“审美—诗性”,相较于侧重“政治—伦理”的文化,更容易完成思想启蒙的转型,排除杂念,迈向对精神自由、个性解放和生命情感的追求。

这是一个充满诗性气质、有着丰盈的心灵世界的茶人家族,虽不离人间烟火,但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自然地融入了非功利的审美精神。正是通过对这样的家族的书写,《望江南》很好地实现了江南文化和茶文化的同构。

江南文化精神和茶文化精神,作为一种历史“集体无意识”,深深地积淀于江南人的精神血脉之中。要将这两种精神呈现于当今时代,便要通过特定的艺术形式来提炼、塑造,而《望江南》就是将这两种精神注入鲜活生动的当下的样本。在此过程中,茶是重要的媒介,就像它作为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元素,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媒介一样。《望江南》这部实现了双重文化同构的长篇小说,无疑体现了相应的“鉴赏力”和审美趣味。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创作风格也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更容易为读者接受的可能性。或许,通过一部小说,我们就能够回忆起一种“昔日所处的心理状态”⑤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第81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从而更好地认识我们生活的大地,了解我们传承的文化。这也是《望江南》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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