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华,黄 柳
（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近年来,晚清历史教科书被作为当代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与重视。在90 年代以前,学界对历史教科书的研究多集中于总体性研究与资料整理,而在90 年代后,资料汇总更为全面,且研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也更进一步。目前学者们多将研究视角聚集在群体研究,较多地关注清末教科书兴起发展的社会背景及教科书发展的学术影响,而较少涉及个案分析,单独对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在中国传播、使用的推动力量的研究成果较少。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对清末新学制下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在中国传播使用进入高潮的原因、推动力量,其主要内容、编纂形式及作用进行初步探析。
清末新政时期,随着新学制、新式学堂的推行,历史学逐步成为主要学科之一。1902 年《钦定学堂章程》规定:“由大学以至小学、蒙学无不有史学一门。［1］23为适应课程改革和新式教育下对教科书的新要求,编撰新式历史教科书极其必要。而在清末,历史教科书主要有两种:一是翻译、编译国外的历史教科书（以下统称为汉译历史教科书）,其中对日本历史教科书进行汉译出版之风尤盛（以下统称为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
一是清末学人自编历史教科书,本文主要对新学制下汉译日本教科书进行具体探析,因此自编历史教科书暂且不做深入研究。
（一）汉译历史教科书的兴盛
1.兴盛原因
清末新学制下,国内涌现出大量汉译历史教科书,汉译历史教科书进入兴盛时期,究其原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
（1）“废科举、兴学堂”背景下,大量新式学堂涌现大大增加了对新式历史教科书的需求。20世纪的前十年,新学堂及其就读学生的数量几乎是以数十倍乃至百倍的趋势增长,据统计:“1903-1909 的七年间,全国各省学堂总数由769所增加到52348 所；
1902-1909 的八年间,全国各省学生总数由 6943 人增加到 1560270 人。”［2］166在各省学堂以及全国学生总数如此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对教科书的需求必然也在成倍上升,相应地也推动了对来自国外的汉译历史教科书的出版、使用。
（2）清末中国传统的历史课本（读物）因其自身不足而不宜做教材,无法适应新学制下历史教育的需要。1904 年,时人学者李广濂在为其自编教材《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作序时提到:“顾历代全史,卷帙浩繁,学者耗力数年不能尽其颠末。《通鉴》等作……亦非累月积时,不能终业。”［3］1-2彪蒙书室施崇恩也认为:《资治通鉴》等传统史书可谓千头万绪,“《纲鉴易知录》虽算得上简括,然……也有大半是无谓陈言,不合教科。”［4］1-2从时人的种种言论中,可窥见传统历史读物的主要不足是过于繁琐、晦涩难懂,不适合初学者,尤其是幼年学童阅读。正如学者陈毅所感到疑惑的:“我国兹学号称最盛,四库著录,史部居其十七,然求一完善之本,可为初学者研究用者,犹不可得,不亦奇哉。”［5］1-2传统史学资源的确非常丰富,但这些史书并不适用于新式教育。因此,学部在第一次审定书目时决定:“中国历史一科,尚无适宜之本,故暂从缺如,俟选有佳构,再以本部官报公布之。”［6］足见这一时期国内新式历史教科书的缺乏程度。中国传统史学资源极为丰富,但竟然找不到一本适宜作教材的史书,面对如此境况,汉译外国史书充当教科书成为当时的无奈之举。
（3）汉译国外历史教材充当本国教科书,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新学制下,面对新式历史教科书之缺乏,清政府在《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中就有相关规定:“各种教科书,中国尚无自纂之本……华人所译,颇合中国教法者,但此类无几,目前不得不借用外国成书以资讲习。”［7］545-546在此背景下,“一时之间国人蜂拥竞相从事译业”,［8］45从欧美各国以及日本翻译出版了大量书籍,尤以教科书为盛,涵盖各学科。
（4）清末派出的大量留学生促使汉译外国历史教科书成为可能。在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上到中央政府下到地方督抚,都在不断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技术,留学欧美各国以及日本的情况皆有。尤其是在开明地方督抚的支持下,部分地区留学生的派遣几乎从未间断过,并且人才培养成效明显。留学生们或自己在海外组织翻译团体对各类教科书进行翻译,再带回国内出版；
或以留学生为媒介聘请精通汉语的外国学者汉译或直接编写教科书；
或直接购买各类教科书回国后组织翻译出版等等。通过这些方式,留学生们为国内输入了大量新式教科书。
2.发展概况
国外历史教科书早在19 世纪下半叶既已开始通过汉译传入中国,而其发展高峰是在清末新政时期。最早的汉译历史教科书多为教会学堂所用教材,由传教士介译而来,主要以欧美教科书为蓝本,但基本以自然科学方面教科书为主,历史教科书数量相对较少；
进入20 世纪初,随着留日高潮的出现及新学制的推行,大批留日学生纷纷投身于教科书的汉译以解决新式学堂的教材需要,在国内出版了大量汉译教科书。
这一时期汉译教科书覆盖了初等、中等、高等学堂,基本满足了各级各类学堂的需要；
并且涉及自然科学、政治、经济、美术、地理、历史等学科,内容全面,形式多样。就新学制下的历史教科书而言,有多种分类标准。按照教科书来源,可分为汉译欧美教科书和汉译日本教科书；
按照官方审定情况,可分为审定教科书和非审定而实际使用教科书；
按照汉译历史教科书内容,可分为东洋史教科书和西洋史教科书。在这些分类中,最普遍的是按来源将之分为汉译欧美历史教科书和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其中,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是主流。
（二）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的高潮
20 世纪初,国内掀起对日本各科教科书的汉译高潮,其中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数量一度达到最高峰。据“汉译日本教科书书目（1890—1915）”统计,在“27类507种汉译日本教科书”中,汉译日本历史类教科书的数量“达76 种,仅次于教育类”,其“高峰期基本集中在20 世纪初10年。”［9］93,102这一时间正与清末新学制改革的时间相吻合。另单独对1901-1903 年间的汉译日本书目进行统计:“翻译出版日本史地类书籍达120多余种”。［10］58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壬寅癸卯之间,译述之业特盛……日本每出一新书,译者动辄数家。”［11］71足以说明当时国内知识分子对日新出版书籍的青睐。
1.高潮原因
新学制下的教科书大多译自日本、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达到高峰期,有其历史原因及现实的主客观因素:
（1）日本教育在当时领先于中国,教科书的编纂体例以及质量得到国人的普遍认可。日本自19 世纪60 年代明治维新以来,一直非常重视教育的发展,其教科书门类齐全,且经过数十年的教学实践,不断磨合改进,成效明显,获得了各界的普遍认可。1904 年,江宁江楚编译局在条陈其译书章程并厘定局章呈江督禀时,即指出:“日本兴学之初,其教科书悉取材于西译而鉴定于文部,厥后由学堂教授时经验,屡加更改,乃成今日完善之书。”［12］清末以来,国内开明人士对日本的教育情况、教科书质量多持认可态度。
（2）中日两国不仅路途近、风俗相近,而且日本条件具备,翻译日本历史教科书是一大捷径。中国与日本因历史上的交往原因,在语言文字方面有许多的相同之处,为借鉴、翻译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提供了诸多便利。时人感叹:“日本与吾国近,自明治维新汲汲之以译书为事,所译以历史为多,且其书皆足以为吾国鉴戒,故译史尤为日本之史为要。”［13］1对此,清末重臣张之洞也有自己的独特看法:“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14］7于是他积极采取行动,在 1901 年 11月致电罗振玉谈论教科书编写问题,［15］60“欲请阁下主持,率四五人如陈士可等,即日东渡,竭数月之力,见事实,问通人,创立稿本。”［16］4155这一举措,进一步推动了国内对日教科书的汉译高潮。
（3）清末派遣的大批赴日留学生推动了译书事业的高速发展。20 世纪初,政府鼓励留学日本,大量留日学生纷纷成立译书团体、译书机构,在汉译日本教科书过程中充当了主要角色。他们翻译了大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书籍,其中,大学、中学、小学教科书占据了重要地位。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留日学生翻译团体有:以翻译大学教材为主的译书汇编社,于1900 年成立；
以“编译东西教科书,备各省学堂采用”［17］222为宗旨,主要翻译中学教科书的教科书译辑社,于1902年冬在东京创立；
出版畅销书的会文学社,该社在1903年出版了一套完整的《普通百科全书》,共10册,由留日学生们在日本中学教科书的基础上参考一般大专教科书而编成,出版后甚至创造了1903 年汉译日文书籍的最高销售记录。［15］60留日学生们汉译出版的新式教科书,为新式学堂提供了适宜教材,解了其燃眉之急。
（4）民营出版社大规模的兴起以及转型推动了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大量涌现。这时期影响力较大的出版社有: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乐群书局、广智书局、会文学社、教科书译辑社、东文学社等。在众多的出版社中,部分为综合性出版社,业务范围广泛,如商务印书馆,初建时侧重印刷业务,在1901 年编辑所设立后开始转型,涉入教科书出版业务,出版发行了大量教科书,而又以“最新教科书”最具代表性,被称为“第一套真正的中国近代教科书”；
［18］96而部分却是专门的教科书出版社或者由翻译团体为出版汉译教科书而创立,几乎专营汉译教科书业务,如文明书局、会文学社、教科书译辑社,其中文明书局所发行的“蒙学教科书”系列教科书影响也比较大。各大民营出版社的纷纷创立,极大地推动了汉译日本教科书的出版,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2.发展概况
新政背景下进入中国的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数目繁多。毕苑统计“汉译日本教科书书目（1890—1915）”,其中“汉译日本历史类教科书达76 种,仅次于教育类”［9］93-105足以说明。且种类多样,按时段及内容来分:既有通史,也有当代史；
既有本国史,也有西洋史、东洋史。按编译主导者来分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由日本学者直接用汉文所编著；
如河野通之、石村贞一两人合著的《最近支那史》,那珂通世所著的《支那通史》；
另一种是由精通日文者或专门的翻译团体对其进行汉译,如《东洋史要》与《支那史要》。同时,很多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还通过了学部审定,成为官方审定教科书,如《东洋史要》、《支那通史》、《支那史要》等。［19］102
近代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因受西方史学的影响,具有诸多与传统史书不同的特点。清末新学制下,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数量宏大,此处主要对其中几本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教科书进行梳理分析,试探析其主要的内容及其编纂形式。
（一）主要内容
为了便于直接用作教科书,引译或汉译的日本历史著作/教科书大多以叙述中国历史为主的,“不仅中国通史,一些断代史、专门史都被中国学堂用作教科书。”［20］351-354如前文所说,新学制下所使用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日本学者直接用汉文所编著,如:《最近支那史》、《支那通史》,后者影响更大；
另一种是由翻译团体对其进行汉译,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东洋史要》与《支那史要》等。
《支那通史》是那珂通世在19 世纪80 年代末用汉文所编著,主要叙述了从唐虞至宋代的历史,共4卷,并附上了地球沿革图。作者开篇即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史和中世史两段,详细对上世史的开端与下限进行分期,并把中世史又分上中下三期。同时,该书还在每卷后附注了历代王朝世系表,在每卷卷末附上宋代诸多图表［如宋儒传授图、宋辽金职官沿革表、宋百官品级表等。］。那珂通世在此书创新出一种新的“通史”体例,即章节体,该书对中国与日本的通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支那通史》早在1899年就由东文学社出版发行,当时由罗振玉作序,并受到好评:“体例精善,于历代政令、风俗、建制沿革考证详核,洵为至美至善之作。”［21］王国维也称赞不已,认为该书“究吾国政治、风俗、学术之流迁,简而赅,质而雅。”［22］1-2此书真正被广泛推广使用并开始纳入教科书书目则是在新学制拟推行之时,且对其评价比较高:“简要有法,若再删冗词三之一,补元明本朝,即成完书。”［23］
《东洋史要》原名为《中等东洋史》,由日本著名历史学者桑原骘藏于1898 年完成,共2 卷,次年东文学社樊炳清将其汉译后以《东洋史要》之名在中国出版,王国维为之作序。该书以叙述中国历史为主,时间范围为上古至甲午战争之间,略微涉及东亚主要国家的概况。桑原骘藏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分别命名为“汉族增势时代”“汉族盛势时代”“蒙古族最盛时代”“欧人东渐时代”。“是书为译自日本的第一种史书”,［24］180一经发行,便广受好评,被赞为:“史料取自东西,博引旁搜,善述东洋民族之盛衰消长、列国之治乱兴亡,简而得要。”［25］603“在当时教科书中,称为善本,名贤同声推重,几至人手一简。”［26］3后来上海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另有译本,分别是《中等东洋史教科书》和《订正东洋史要》。另外还有小川银次郎著、屠长春译的同名译作《东洋史要》,于1902 年由普通学书室印行,该书是虽“未经官方审定但事实上被学堂所采用的日本教科书。”［19］一书有如此多版本,足见其影响之大。梁启超对此书评价为:“颇能包罗诸家之所长；
繁简得宜,论断有识。”［27］333
《支那史要》由市村瓒次郎在1893年撰写,据说是在《支那史》基础上缩写而成,1902 年由广智书局翻译出版,次年6 月再版。全书共有正文六卷,主要叙述从盘古开天地到甲午战争前的历史。其中,第一卷为总论部分；
第二卷为古代史,叙述了传说时期至秦统一六国的历史；
第三卷为上世史,主要涉及秦统一国家的建立到隋朝589年统一全国时期；
第四卷为中世史,从隋统一全国到南宋灭亡；
第五卷为近世史,主要从元统一中原到清道光皇帝时期；
第六卷为当代史,从道光至甲午战争时期。正文后,同样附上了历代王朝一览表、历代王朝世系表等。此书出版后引起一定反响,时人认为其“提纲挈领,抉要钩元,于制度沿革、对外政策尤所著眼,苟用以为教科书,尤称适宜。”［28］译者陈毅也认为该书“提要钩元,不烦不漏……更附各表,以便参照,其有便初学,岂浅鲜哉。”［5］因其以上优点,《支那史要》在新学制下被广泛推广为教科书,如著名的浔溪公学在第一学期所采用的历史教科书即为《支那史要》。［29］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在主干知识上以中国历史为主,辅之以国外其他国家历史；
教科书中的各类插图、附表比较丰富,将历代沿革、政治变迁、风俗人情涵盖其中,提纲挈领、“不烦不漏”、简明易懂,更适宜用作教科书；
在史料选用方面也有新突破,范围更加广泛,不仅注意“根据中国古书,也兼收西洋人所录”,［30］225可谓中西皆采；
且具体内容也比较全面,既有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的完整论述,也涉及中国与世界大势之变化,加入东亚各国乃至西欧国家的政治建设、历史沿革等内容,使国人更加了解西方世界,取长补短。
（二）编纂形式
清末新学制之前,一般用传统史书充当教科书,以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国别体四类体裁为主；
而近代日本历史教科书在编纂方面,主要采用章节体,以“篇（卷）-章-节”“篇（卷）-章”“章-节”的结构形式编写。在编纂汉译或者编译历史教科书的过程中,大体都延用了章节体这一形式,但不同作者采取的具体结构形式以及划分标准并不完全相同。下表对当时在中国影响较大的几本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形式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
表1 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编纂形式
上表的几种教科书都是当时日本学校所采用的历史教科书,其体例与传统史书相比有极大的不同,汉译至中国后因其编纂形式、结构划分等比较简单清晰,基础知识的呈现非常条理,相比于传统史书来说更适合作教科书,均受到了各新式学堂的重视。其中,《东洋史要》、《支那通史》等几本在被作为教科书使用过程中,还通过了学部审定,被列入官方审定书目。［19］102
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在编写上均采用新的体例和方法,用“篇（卷）-章-节”的方式排列基本史事、叙述历史。这种新体例,可以说融合了传统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基本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叙述同一类历史事件或历史问题,不仅有利于增强事件间的纵向联系,也便于学生探究历史事件产生、发展、变化、最终结局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该体例运用于教科书,有利于增强学生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横向变化中感知历史发展及历史时序的能力；
更利于培养学生对历史演进的连续感,更适合作为教科书供蒙童学习所用。其次,教科书中采用新的历史分期,不仅对中国的史学研究有着重大意义,“还反映着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展开的历史叙述的内涵。”［31］5海外史学家们在当时所采用的历史分期,大多以欧洲为中心,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当时中国的衰落与所面临的民族危机。在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过程中,爱国志士们积极消化一系列大变革,以近代化观念发出救亡图存的呼声,适应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机的需要。最后,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成为了国人自编历史教科书的体例蓝本,如柳诒徵的《历代史略》,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均取鉴了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新体例形式。
总的来说,新学制下汉译的历史教科书体例新颖,促使其更加条理清晰、简明易懂,从而适应新式学堂的需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历史教育的近代化。
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大量涌入,给清末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体现出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独特作用。
（一）激发了国人自编历史教科书的热情
首先,大量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引入,推动了国内历史教科书变革时代的到来,激发了国人自编历史教科书的热情,促使大批学者走上了自编历史教科书之路。
新学制下,面对时下对海外尤其是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汉译潮流及“拿来”简单编裁就直接使用的现状,学者们深感“颇有伤于国民之感情,谈教育者时以为憾。”［31］于是,爱国志士们以激发国民爱国之心为旨,号召自编历史教科书,其中以刘师培、章太炎等人创办的国学保存会组织编写的乡土历史教科书［32］最具代表性。该会在以激发民族自信为主要意图的同时,还做到了“乡土性与时代性的结合、知识性和时代性的统一。”［33］12这批教科书出版后影响不凡,“以为书之图画文字引证,皆具有精神特色,最足以助长儿童爱乡爱国之心”,［34］因此被许多学校采用。在这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爱国志士们赋予了历史教科书特定的使命,正如《时报》所号召:“教科书者,养育国民之乳也。”［35］由此国人纷纷走上自编之路,推动了自编历史教科书高潮的到来。
国人在自编历史教科书过程中,受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影响较大,尤其在编纂体例及历史分期方面,大多以日本历史教科书为蓝本进行编写。柳诒徵的《历代史略》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国史教科书”,是以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为蓝本,借鉴了章节体的新式体裁,历史分期也基本相同；
夏曾佑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是典型的章节体；
陈庆年所编《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在桑原骘藏《东洋史要》的基础上改编而得。当然,在自编历史教科书过程中,学者们注重民族情感的激发,更加有意识地将西方的政治思想、自然科学知识、教育思想等引入中国,试图通过教育救国、“以史救国”,进一步推动近代历史教育的创立和教育近代化。
大量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引入,不仅推动了国内历史教科书变革时代的到来,激发了国人自编历史教科书的热情,促使大批学者走上了自编历史教科书之路；
其外在的形式体例还对近代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传播了国家观念、国民观念
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涌入更好地传播了国家观念、国民观念,对于中国人民的国民意识、中国的“国民塑造”具有独特作用。现代意义上的“国民”概念是从西方引入中国的,而新式历史教科书恰恰在定义“国民”这一新词汇的概念以及规范国民责任意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梁启超是国人中对“国民”作了较为明确界定的先驱,19 世纪末他对“国民”的认识是:“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36］63而随着新式教科书的广泛推行以及历史教育的发展,国民观念有所进步。《国民必读》进一步定义“国民”概念,指出:“国民二字,原是说民人与国家,不能分成两个。国家的名誉,就是民人的名誉……国家的存亡,就是民人的存亡。”［37］1-2可见,国人对国家与国民的“鱼水关系”“树枝关系”有了更明确的认知,紧随时代发展的教育改革以及新式教科书对“国家”“国民”观念的传播功不可没。
面对特殊时代下国民教育及国民意识的培育需要,学者们纷纷主张发挥教科书的历史使命。正如当时各种报刊所宣传:面对时代巨变,“造成国民资格之机关者则在有文明教育。虽然教育者不过为造文明之因,尚必需造因之材料,造因之材料者何?则教科书是已”,［38］教科书承担着养育国民意识的时代重任。学者张元济在给同年的信中也提及其“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39］654的目的。越来越多学者主张以教科书来塑造国民意识,而教科书科目极多,“何者于培养国民意识意义重大？曰历史科。”［40］156-162结合新学制以来历史课程的设置以及不同学段历史教育的共同诉求,可窥见历史课程及历史教科书对于国民教育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三）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首先,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涌入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促进了西方先进知识在中国的传播。面对清末民族危机,教育救国、实业自强思潮日渐高涨,学者们纷纷寄希望于汉译日本教科书,以达传播西方先进文化、构建中国近代教育体系以救国救亡之目的。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中不仅传播了大量西方教育思想,且随着新式学堂的发展,新式历史教科书在中国的广泛应用,新的教学方式、教学手段也随之传入中国,促使新学制下的历史教学越来越生动、多样。其次,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的传入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展。随着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在中国的使用,章节体这一新体裁开始广泛被国人所接受并采用,而中国传统的史书体裁如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的优缺点再次引起学者的反思与讨论,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史学的桎梏；
西方的史学思想随着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而传入中国,如兰克史学在中国的传播。最后,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涌入传播了大量西方政治观念,促进了思想解放,推动近代政治变革。汉译历史教科书中不少内容详细向中国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进一步加深了先进知识分子对于清末政治现状的反思,对于西方民主政治的认识进一步加深,推动了新的政治变革的到来。
纵观新学制下的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不仅书目数量繁多、种类丰富,而且其在中国的传播、使用还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大量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涌入,满足了新式学堂对历史教科书的迫切需要,促使国人自编历史教科书高潮的到来；
其二,大量新式历史教科书开始采用西方史学的新观点、新体例,推动中国历史的书写从以帝王将相为书写对象的习惯中解放出来,转向关注社会大众及民间生活的变迁,促进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
最后,推动了近代历史教育体系的逐步确立。总之,清末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汉译以及其推动国人对国史教科书的自编,皆适应了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机的现实需要,汉译日本历史教科书理应得到关注与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