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宇新 李洁
摘 要：军队是一个阶级实现革命目标和维护阶级利益的重要支柱。中共对军队和政权的建设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从确立奋斗目标到大革命失败、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城市走向农村、建立地方政权，再由农村走向城市、夺取全国政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始终坚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并加强军队各方面的建设。通过军队建立政权、巩固政权。经过不断的实践斗争，开辟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胜利之路。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党;军队;政权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2）06-0048-05
马克思曾指出：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暴力的干涉”[1]。毛泽东同志也曾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2]。一个新政权是通过暴力手段建立起来的，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力量就是军队。可见，军队与政权是有阶级社会以来密不可分的。由于国情的不同，军队与政权的建立也往往并不一致。例如，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发动工人、士兵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当时的俄国还没有一支正规的军队来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直到1918年2月23日才建立了苏俄红军。因此，俄国革命是先有政权，后有军队。中国革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是先有军队，后有政权。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及中国革命的特点所决定的。
一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共一大通过了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以下简称《纲领》）。除了确定中国共产党党名以外，《纲领》第2条第（1）部分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3]。这是党成立以来首次确定利用军队夺取政权的目标。然而，对于年轻的中共党员来说，当时却并没有条件去实现。首先，参加“一大”的代表都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是职业军人，并无从军生涯，没有组织创建军队的能力;其次，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当时并不占统治地位，这就使得革命目标与现实国情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再次，《纲领》中提到要联合第三国际，而当时的中共并不清楚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定性的问题。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的召开进一步丰富了“一大”决议的内容，制定了革命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3]62，使党的奋斗目标具有了系统的规划和现实的可行性。由于党初期缺乏斗争经验，加上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所以革命斗争实践中遇到了严重挫折。这在二七大罢工的失败中便充分地体现出来。这一教训使党认识到靠单枪匹马、单打独斗的方式领导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联合其他有着革命倾向的政党和团体，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取得胜利。中共中央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召开了“三大”，会议确定了“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4]109。随后，国民党召开“一大”，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样，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把民主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党组织的不断壮大，1925年1月11至22日召开的中共“四大”会议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这是一个必然要面对的现实问题。瞿秋白这时期还谈到了武装斗争，他认为：“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4]160实际上，早在黄埔军校成立时，中共就开始从事军事活动，不仅周恩来担任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而且共产党员恽代英、聂荣臻等还担任军校的政治教官。党还从军校毕业生中抽调党团员骨干改组大元帅大本营的铁甲车队[4]120。1925年11月成立以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这是中共直接领导的一支正规部队[4]149。北伐战争前的国民革命军一、二、三、四、六军副党代表几乎都是共产党员。由此可见，中共对军队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视的。
然而，重视军队并不等于掌握军队，这个实权始终控制在国民党手里。这主要是受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政策的影响。由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在制定政策时也必然受其影响。在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更多的是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当国民党背叛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之时，共产党依靠武装暴动来改变被动的局面，短期内难以实现。因为“要武装，必须有枪弹;要军队，必须有军官。而枪弹、军官统统控制在国民党人手里。”[5]所以，“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这样快破裂以及随之而来的严酷的白色恐怖，并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更没有在事先做好应对的准备。”[6]加上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影响，国民革命失败了。
二
面对国民党的残酷屠杀政策，除了以暴力革命来回应暴力的反革命以外，别无选择。而暴力革命离不开军队的支持。在国共破裂、军队大批倒向国民党的形势下，要掌握一支可靠、具有坚定革命信仰的军队是十分困难的。当时共产党能够掌握的军队有“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扩编的第4军第25师大部和第11军第24师，第10军第10师的1个团，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第3军军官教育团，贺龙任军长的第20军。”[7]尽管军队人数不及国民党，却是大革命时期的骨干精英。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组成以周恩来同志为领导的前敌委员会，决定发动南昌武装暴动。暴动于8月1日凌晨开始。经过激烈的战斗，最后占领了南昌。这是继中共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后，又一次通过武装起义占领的大城市，也是创立人民军队的开始。6天后，中共中央在“八七会议”上正式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的总方针。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命题。随后，作为中央特派员的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这次起义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表达了鲜明的阶级立场。工农革命军计划攻打平江、醴陵、萍乡、浏阳，然后会攻长沙。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的残酷事实使毛泽东同志停止了进攻城市的冒险行动，坚决果断地把部队帶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同样是暴动，俄国革命是夺取中心城市，一击而中，中国革命却开始形成农村割据局面。”[8]9月29日，当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时，毛泽东同志针对部队编制不足、思想动摇、官兵矛盾等突出问题进行了整顿和改编。把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一个团，在军队内部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包括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下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级设立党委，并设立三级（连、营、团）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
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于10月25日到达井冈山的茨坪，并联络当地农民武装，共同开展游击战争。11月28日，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建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这是湘赣边界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随后又在湘赣边界建立了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茶陵的基层政权。从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28日，朱德同志与毛泽东同志在宁冈砻市会师。5月4日，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5月25日，中共中央通告第51号关于军事大纲规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的工农革命军的名义。”[9]从此，中国工农红军成为各革命根据地部队的统称。1929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陆续开辟了赣南和闽西根据地，为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针对党员缺乏军事专业和军事素养的不利局面，中共中央于2月7日发布关于党员军事化的第29号通告。通告要求党员头脑首先军事化，其次，“在游击战区中党宜设立军事训练班，创造一些工农军事人才”[10]，从而更好地适应新的革命斗争形势。
由于红军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之中，其成分大多来源于农民，小私有者和绝对平均主义观念不可避免地被带入军队之中。而作为军队上层的指挥官，受过去军阀战争的影响，头脑中只有打仗这个唯一的任务。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严重地阻碍了军队的建设。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的核心是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明确了“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7]75，军队必须服从无产阶级的领导。其主要任务是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者缺一不可。军队不仅要打仗，而且要担负起组织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及党组织的任务。这样就解决了军队内部长期存在的军事与政治对立的问题。这次会议还纠正了党内存在极端民主化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坚持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经过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中共建立了一支与众不同的、新型的人民军队。这个“新型”体现在：（1）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即党指挥枪的原则;涉及军事决策、作战行动和军队调动必须集体（党委）做出决定。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以来“兵为将有”，军队为私人武装集团的传统。（2）实行官兵平等，改变了旧式军队等级森严、官兵对立的作风。（3）强调政治重于军事，军队除了打仗外还要帮助群众，密切了军民关系，改变了陋习。
与国民党拥有强大的军队、牢固地占据中心城市不同，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生存和发展依托于农村，依靠军队攻占县城并建立基层政权。通过土地革命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获得了大量的兵力。利用正规军（红军）和地方赤卫队的相互配合，巩固了农村根据地，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这种割据虽然处于国民党统治的边缘地带（两三省交界）和被敌人包围状态，但总是能够生存下来。究其原因，当时的中国处于军阀割据状态，各地军阀矛盾重重、互相征战，这就给中共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我们只需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11]49。经过三次反“围剿”战争，农村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苏区的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苏区版图扩展到20多个县境，并占有15座县城。随后又扩展到占有21座县城，形成一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连成一片的、比较巩固的苏区”[7]156。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是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也是与国民党南京反革命政权对峙的政府。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选举毛泽东为**，项英、张国焘为副**。选举朱德、毛泽东等15人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中革军委），朱德为**，彭德怀、王稼祥为副**。中革军委“是中国工农红军最高级权力的指挥机关，管理红军的组织和给养以及教育训练并指挥红军作战行动。”[12]488这一措施有利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苏维埃政府实行工农民主专政，通过了代表工人和农民利益的《劳动法》和《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12]77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代表通过选举产生，“其地方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直至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大多是由下而上选举产生的，与国民党依靠地方士绅维持自己对农村的统治不同，它把政权直接建立到了农民中间。”[13]347通过选举让工农参与政府的管理，密切了党与人民、军队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提高了根据地人民参政议政、建设革命政权的意识和觉悟。中央苏区在准备反“围剿”的同时，不忘经济建设。在工农业生产、商业与外贸、文化教育方面都取得显著提高。这些成就表明中共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已经相当成熟。
正当农村革命根据地良好发展时，随着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到来，党内开始受到“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作战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改变。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同志总结失败教训，指出“左”倾教条主义造成的后果，“是丧失了除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國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11]187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的瓦窑堡召开会议。会上批评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时，及时调整了政策，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团结和争取一切抗日的力量。经过艰苦的努力，特别是“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初步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见，由此进入了全民族抗战的新阶段。
三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全面的抗战路线。党中央审时度势，一方面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动摇;另一方面吸取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确定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始终掌握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导权，决不让国民党插手和控制自己的军队;其次，“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14]，并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次会议成立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1人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25日，根据此前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中共对所属部队进行了改编[15]30-111。10月16日成立军委总政治部，并于22日恢复政治委员制度。针对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大举进攻，前后方严重脱节的战场态势，八路军、新四军积极主动地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参加抗战，在广阔的乡村建立了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八路军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晋西北等13块根据地，新四军创建了苏南、皖中、皖南、豫东等根据地。八路军1938年底总兵力15.6万，1939年底为27万余人。新四军主力部队到1940年底发展到9万人[15]200-232。实践证明，中共中央在全面抗战初期制定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不仅解决了抗战初期军队数量不足、根据地面积过于狭小、作战区域有限等问题，而且使日本帝国主义深陷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调整了政策，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把主要兵力用于敌后抗日根据地。而国民党采取了“溶共、限共、防共”的消极抗战政策，制造了一系列**摩擦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把中国作为战略后方基地，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蚕食”和“清乡”。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和军队人数不断地减少。“至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分别由1940年的40万和13.5万减少到30万和11万;抗日根据地人口也从1940年的1億下降到5000万”[16]，党遇到了自抗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困境。为了战胜困难、打破封锁，中共中央于1941年11月7日发出了关于加强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7]213，决定根据地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人民武装（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和自卫队）三级武装力量体制。制定了“精兵简政”的政策，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和结构进行了改革。精简主力部队的规模，求质不求量。山地根据地，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规模的比例为2：1;平原根据地，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规模的比例为1：1。在落后地区，主力部队则全部地方化。同时“抽调大批精干人员充实到区、县，普遍加强人民武装建设。”[4]586这样“一方面使正规部队更能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另一方面更广泛地建立地方军与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以开展最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17]502经过精简后的部队，逐渐适应了战场环境，外线与内线作战紧密配合，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作战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坚持抗战与改善民生有机地结合起来。自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以后，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抗战大后方的建设。这个时期的边区政府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政治方面，为了团结各阶层人民参加政权建设，边区政府实行普选制、参议会制和“三三制”。根据《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年满十八岁者，无阶级、男、女、宗教、民族等，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18]422。边区政府的另一个重要机构是参议会。“它不同于国统区的国民参政会和各级参议会，它是一个拥有立法、议政监督权的民意机关。”[18]435-446拥有选举、监督、弹劾和罢免，审议批准用于地方建设的财政拨款等权利，这样的权利是国统区所不具备的。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边区政府还实行了“三三制”。即共产党员、非党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1/3，通过选举使各党派平等地参政议政，开创了中共和党外人士紧密合作的先例。经济上，为了缓解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边区政府对地主采取了减租减息（减25%）、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为了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八路军359旅开赴南泥湾开荒种粮。开创了部队既战斗又生产的先例。边区的粮食产量因此大幅度提高。“1943年达184万担，除当年消耗外，可余20万担。1944年又增至200万担。”[18]435-446文化方面，边区政府建立了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等高等院校，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干部。经过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军民的艰苦持久斗争，八路军和新四军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根据地和军队规模继续扩大。到1945年8月，“人民军队已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268万人，解放区面积达104.8万平方公里，人口1.255亿。”[19]3经过抗日战争的锻炼，人民军队由弱小走向强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顺应形势，及时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为了表达和平的诚意，毛泽东同志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双方就避免内战、和平建国目标达成一致。但是，国民党并没有承认共产党军队和解放区的合法地位。不仅如此，蒋介石趁和谈之机，调兵遣将，企图攻占解放区，消灭人民军队。针对这种假和谈、真内战的意图，中共中央给予强有力的回击。同时为坚持和平、避免内战而积极奔走。在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下，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达成了和平建国的协议。正当和平的曙光即将降临之时，国民党却公然撕毁协议，大举进攻解放区，导致全面内战的爆发。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调整部署，并对军队进行了裁减和组建。裁减无战斗能力的部队，组建了能够在更广大的区域内机动作战的野战兵团，并“逐步形成了以正规兵团（即野战军）为主体，与地方部队、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20]7到全面内战爆发时，“全军共有27个纵队及6个旅。地方军划分了33个三级军区、102个军分区、45个隶属于军区的独立师（旅）。”[20]32分布在各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改称为“解放军”。[19]95-96在作战训练方面，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1日发出《关于练兵的指示》中，强调“全军练兵，练守城，练夜战;政治上提高战胜顽军、保卫解放区之决心与信心。”[21]146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多的内线作战，“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97.5个旅共78万人，平均每个月歼敌8个旅，连同非正规军，共歼敌112万人。”[22]733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1947年7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动出击，突破了国民党的防线，挺进大别山，拉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战略进攻打乱了国民党的部署，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为了跟上解放战争的步伐，实现由过去的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转变，中央军委于1948年11月1日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统一全军组织和番号的命令。规定“野战部队应实行正规编制，统一称号，纵队改称为军，师和旅统一称师，地方部队，以警备旅、独立旅为最高单位，游击队仍保留纵队、支队的名称。”[23]446关于野战部队的序列，规定“军以上设野战军和兵团两级。军及独立师，或分隶于兵团，或直属于野战军。兵团一般地分隶于野战军，但亦得直受军委的指挥。”[23]447同时根据野战军所处的地理位置，确定了二十个兵团的番号，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兵团[23]447。
这样有利于军队组织的集中化和正规化。
随着人民解放军战场的胜利和军队数量的增长，军队内部出现思想、组织和作风不纯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中央于1947年秋到1948年开展了诉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新式整军运动。经过整顿，部队战士的阶级觉悟和各级指挥员的战斗意识得到了加强。为了在新形势下加强部队的纪律和行动的一致性，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了《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这是自土地革命战争以来对人民军队纪律的继承、发展和补充，它“对于保证全军的集中统一领导，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外部关系，以至于对保证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都具有重大作用。”[19]240
在积极建设人民解放军的同时，解放区的建设也有条不紊地展开。为了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调动和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中共中央先后对解放区进行了土改。土改后获得土地的农民参政热情空前提高，解放区各级政权从下至上建立了农民代表会（或人民代表会），作为各级政府最高权力机关。农民代表会的代表，县以下由区、村人民直接选举，县以上由区、县代表会间接选举[21]591。这样就扩大了农民在解放区基层政权中的影响，使农民积极参加生产建设、参军和支援前线，良好地巩固了农村的基层政权。
随着三大（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胜利结束，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已处于风雨飘摇、摇摇欲坠的状态。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1949年1月15日，中央军委对各野战军的番号顺序先后进行了改革[24]34。2月8日，毛泽东同志在给第二、三野战军的电报中指出：“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单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25]这表明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人民解放军的职能和使命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由过去以农村为中心轉变为以城市为中心，以及革命即将胜利后，党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规定“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24]171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样式的命令，根据军队的不同级别规定军旗的尺寸大小。①从此，人民解放军有了一面属于自己的旗帜，是走向正规化的里程碑。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 《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涉及新中国建立的重要法案。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五
纵观中国共产党28年的革命斗争史，虽然在初创时期党认识到军队对于政权的重要性，但由于力量薄弱以及没有革命斗争的经验，没有革命军队作为自己坚强的后盾，导致革命遇到了极大的挫折。正是从血的教训中得出了开展武装斗争和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在从事22年的武装斗争中，党始终坚持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共依靠军队在农村建立政权、巩固政权，进而推广到城市政权，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把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这样一支有着坚定理想信仰、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革命军队，是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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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军旗为红地（底），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旗面为红地（底），长方形，横直为5：4。军徽：镶有金黄色边之五角红星，中嵌金黄色“八一”两字。五角红星的圆周半径为15公厘（毫米）。“八一”为宋体汉字，适当地直置于红星内。
收稿日期：2022-01-17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课题计划：“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融入黑龙江省思政课研究”省重点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GJB1320149）
作者简介：谷宇新，副教授，硕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李洁，副教授，硕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育教学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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