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恩格斯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研究

时间:2023-09-08 10:10:10 来源:网友投稿

徐世豪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91)

“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1]98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发者,晚年恩格斯通过调查研究和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作出了一系列新论断,很好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的实现方式、发展阶段和未来特征等问题,是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思想的继承和在思考。晚年恩格斯的思想建立在早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之上,按照科学分析的态度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扩充和丰富。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到垄断阶段。这一现象说明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在私有制范围内寻求调整,以延长自己的生命力,其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恩格斯对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危机发生的周期和形式、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进行了分析,改变了过去关于“资本主义很快将要灭亡”的论断。

(一)垄断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现象

19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垄断现象就已经开始展现。由于大量股份公司纷纷成立,这一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资本的所有权和职能相分离,表现出个人资本联合起来的社会资本的形式,转化为直接的社会财产。晚年恩格斯对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世界更高程度的垄断进行了补充,他在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时指出,一些新发展起来的产业规模以股份公司的几何倍数增长,垄断的数量、规模和效应都在逐步取代竞争,成为许多国家主要部门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

大工业领域的垄断现象尤为突出。尽管生产增长速度和生产总额激增,这一时期的市场扩大速度却在萎缩,各主要出口国家不得不实行关税保护政策,加剧了国内的生产过剩局面。为了对生产进行统一的规范和调配,越来越多的垄断组织成立起来。先是国家内部部分大企业家联合成立卡特尔,后来慢慢发展到国际卡特尔,对某个或某几个领域产品的订货量和生产量进行统一规划。但是从卡特尔的内部结构来看,其组成部分关联性较弱,各部门企业在竞争中由于利益不均经常发生冲突,导致卡特尔的形式处于不断的解体和动荡之中,给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二)经济危机周期和形式的变化

晚年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危机周期变化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从40年前开始,每隔10年“就被普遍的商业危机强制地打断一次,随后,经过一个长久的持续的停滞时期,就是短短的繁荣年份,这种繁荣年份总是又以热病似的生产过剩和最后再度破产而结束”[2]224。19世纪80年代末,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撰写序言时再度强调,1825年到1867年这个时间跨度内以10年为单位的经济危机周期已不复存在,新的危机将以长时间的持续慢性萧条展现出来。

在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手稿时,恩格斯又对1867年以来经济危机的新特点进行了补充说明。他指出,1847年以来的传统危机表现形式——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危机的过程已经改变,一方面是交通工具领域的历史性变革使世界市场真正形成;
另一方面,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快速发展打破了英国在工业上的长期垄断地位。统一的世界市场为过剩资本提供了广阔的投资市场,危机爆发的策源地范围缩小,发生危机的可能性相较以往也大大减弱。除此之外,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削弱了自由竞争,一定程度上延长了资本主义的存在时间,改变了过去那种通过一两次经济危机就足以使资本主义面临破产隐患的论断。

(三)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方式更为隐蔽

晚年恩格斯敏锐地注意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方式的新变化。一是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如取消实物工资制度、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等;
二是资本家阶级逐渐感染了一种同工人和平共处的态度,他们发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3]275;
仅仅同工人阶级维持表面上的和平,就能避免在同他们的对抗中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开始默认工人联合会的存在,利用工人阶级的活动实现自身利益;
三是整治工人的生活环境,改善其卫生状况,城市规划更有秩序。资本家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主要在于过去糟糕的城市生活环境滋生了许多流行病,如霍乱、天花、伤寒等等,对自身和家人的健康状况产生了严重威胁,这些表面功夫实际上是不值得同情的。

恩格斯指出,资本家这些所谓“正义和仁爱”的让步,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只是维持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从获取剩余价值的角度来考量工人的生存价值。通过改变工人阶级的待遇,使他们看不清自己被剥削、被压榨的地位,实际上仍然生活在不安定的状态中,无法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资本家的剥削本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真正摆脱这种命运的办法,是通过斗争争取到法律规定的合理的工作日制度,避免超负荷劳动给生命健康带来的严重损害,同时在工作时间外得到属于自己的时间,获取享受精神发展的权利。

(四)从资本主义新变化中得出的结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资本主义这一系列新变化说明,资本主义本身还蕴含着一定的发展潜力,存在积累和生存的空间。早年恩格斯认为,1848年革命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次正面交锋,无产阶级要在斗争中争取主导地位,把战斗推向彻底。事实证明,当时的无产阶级并不具备和资产阶级正面交锋的实力,不仅没有掌握经济和政治上的主动权,也缺乏科学斗争理论的指导。“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4]538晚年恩格斯反思了“革命很快将要发生”的论断,认为当时预言的时机还不够成熟,不仅资本主义发挥最后的潜力需要时间,无产阶级也要利用这段时间总结经验、积蓄力量,才能推动“大决战”的到来。

尽管当时客观条件还未满足,晚年恩格斯仍然坚信“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4]536,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预言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赋予了资本主义生命力,但其内在矛盾却不是简单的改良就可以克服的,在将来也会不断以经济危机的形式表现得更加尖锐;
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继续发展的要求被私有制的弊端阻碍,急需改变和调整已经沦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落后生产关系。因此,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只是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恰恰为下一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19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普选权的运用给予了恩格斯重视议会斗争的灵感。过去那种疾风暴雨式的正面交锋使无产阶级损失惨重,在革命的低潮期,当务之急应当是积蓄力量,等到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晚年恩格斯把议会斗争作为一种策略,同时不放弃特定条件下的暴力革命,主张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以团结全社会反对资产阶级的力量,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新飞跃。

(一)议会斗争成为新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策略

1884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国会选举和复选中获得了549990张选票、24个席位,成功获得了提出法案的权利[4]543。恩格斯非常高兴,称赞这是“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作为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出现”[5]230。他在10月28日写给倍倍尔的信中表示,利用普选权是当前条件下无产阶级运动最安全、最有效、最理想的形式,英国等国家也应当效仿,使其成为革命的主流形式。尽管恩格斯强调,不能将革命的领导权拱手相让以获取议会席位,否则“会立即失去选举所造成的全部巨大影响”[6]528;
但是,多封回信已经表明,晚年恩格斯在新形势下将目光聚焦在了议会斗争这一新的策略上。

随后,恩格斯开始围绕议会斗争论述其发生的条件和作用。他指出,合法性正在非常出色地发挥作用,在这个时候去破坏合法性百害而无一利。无产阶级在当前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利用合法性来壮大自身力量,才能积蓄力量来对抗资产阶级将来发起的突然性的暴力行动。鉴于当前形势下采取暴力斗争对无产阶级不利,恩格斯并没有把把革命胜利的希望全部投注在议会斗争上,只是将其作为无产阶级日常斗争的一种革命策略,在资产阶级也采取合法运动时发挥作用;
如果资产阶级使用非法手段,无产阶级也必须采用暴力予以坚决回击。

(二)不放弃暴力斗争这一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形式

尽管恩格斯肯定了议会斗争的重要作用,暴力斗争任然是特殊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的保留手段。188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暂时取得了胜利,承诺放弃革命作为废除反社会党人法的条件。恩格斯指出,“要是作出顺从的答复,就会立即失去选举所造成的全部巨大影响”[6]528;
“任何一个政党,要是不撒谎的话,都不曾否认过在一定的情况下有进行武装反抗的权利。从来没有一个政党会放弃这种非常的权利”[6]528。可以看出,晚年恩格斯坚决反对任何放弃革命权以求得政治妥协的思想,认为暴力革命是任何一个政党都必须保留的非常权利。

无产阶级政党获得合法地位以后,也应坚持保留革命权。长期以来的斗争经验使晚年恩格斯彻底看清了资产阶级的本来面目,他们在任何时期都不会放弃使用暴力,无产阶级要求得生存必须做好暴力还击的准备。他指出,“资产阶级曾经多少次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放弃使用革命手段而待在法律的框子里,特别是现在,当非常法已经破产而普通法对于包括社会党人在内的一切人来说都已经恢复的时候!遗憾的是,我们不能给资产者老爷们帮这个忙,虽然,现在确实并不是我们处在‘合法性害死我们’的时候”[4]430。只要资产阶级一息尚存,就存在“先开枪”的可能,无产阶级在任何时候、任何阶段都不能放弃革命权。

(三)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重要条件

晚年恩格斯重视无产阶级革命的群众基础,是基于他对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判断。在无产阶级出现以前,历次革命都是少数人的革命,领导革命的阶级为着自身利益进行斗争,以取代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为目标;
取得领导权以后,新的统治阶级又会按照自己的利益进行管理,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诉求被忽视。无产阶级出现以后,尽管力量还不够强大,但革命的前途和目标却是“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4]539,“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4]549。

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农民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组织工农联盟的重要力量来源。晚年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已成为可以预见的将来的事情”,“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4]510。恩格斯将农村居民大体上划分为小农、大农和中农、大土地所有者、农业工人四类,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准确把握这四类农民的利益诉求,通过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首先将小农和农村无产者吸收进自己的同盟;
对于大农、中农和大土地所有者,“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和他们一道走,可以在一定时期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与他们一起奋斗”[4]519。为了最大程度地团结一切力量完成革命目标,党内成分可以吸纳来自不同利益群体的个人,但一定要把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集团排除在外,以保证无产阶级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将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公有只是完成了革命的首要目标,还要向着长远目标即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努力。经过一个过渡时期清除旧社会的残余,建设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诸要素是非常有必要的。晚年恩格斯从宏观角度对未来社会的原则进行了预测,指出“不断的变动”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深化了科学社会主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进入社会主义需要一个过渡时期

1891年4月,恩格斯开始注意到过渡时期的必要性,并概括了过渡时期的特点,即“短暂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3]243。但是,恩格斯强调,过渡时期内部也存在着诸多变化,必须用时刻变动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他在回答施米特关于过渡时期的写作计划中谈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是必要的,也是值得认真考虑的,但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是目前存在的所有问题中最难解决的一个,因为情况在不断地变化。例如,随着每一个新托拉斯的出现,情况都要有所改变;
每隔十年,进攻的目标也会全然不同”[6]615。

晚年恩格斯对过渡时期的思考可以总结为两个特点。其一是时间的短暂性。过渡时期是新旧社会交替、转型的中间阶段,本质上已经和旧的社会制度决裂,属于新的历史时期。但由于旧社会的痕迹尚不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培育新社会的基本特征也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过渡时期不能作为独立的社会形态存在,只能为进入新社会做好准备工作。其二是内涵的复杂性。资本主义发展不断出现新变化,社会各方面条件不断改变,难以对即将到来的过渡阶段预先进行规划和判断;
另一方面,不同国家进入过渡阶段的时机不同,面对的国内状况差异也很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需要各国结合国情,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方案。

(二)立足原则高度预测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晚年恩格斯指出,只有真正熟悉历史事实和现实发展状况,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才有科学地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进行预测。19世纪80年代末,英国费边社领导人爱·皮斯致信恩格斯,请求恩格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进行回答,简要叙述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恩格斯严肃声明,社会主义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方案,“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
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6]548。正是基于这种科学的方法和态度,晚年恩格斯很少对未来社会的特征做出断言预测,他认为如果不能看清事件的全貌,过早谈论基于现实运动情况之上的未来,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当然,晚年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一些基础性原则也进行了表述。如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主张将生产资料所有权视为区分不同社会性质的标志。只有将生产资料收归社会所有,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晚年恩格斯一直坚持这一指导原则,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经过科学预测和实践检验的,是否坚持生产资料公有能够从根本上区分出科学社会主义和其它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对于未来社会的其他特征,晚年恩格斯并未作过多阐释,这是因为在他看来,无法准确判断的情形或者不宜提早作结论的事情,与其为其发展设定条条框框,不如强调方法,让后人循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探索,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富有时代性的新内涵。

(三)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充满变化和改革

1890年8月,《柏林人民论坛》就未来社会主义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分生产资料和财富的分配展开了探讨。恩格斯评价道,探讨社会分配方式必须厘清社会发展状况的来龙去脉;
目前所有分配方案都建立在未来社会分配方式固定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的形态定于一尊,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点。1890年8月16日,恩格斯在回复奥·伯尼克关于社会主义的主题演讲中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6]588。晚年恩格斯通过批判各种关于社会主义不正确的主张,阐释了自己对未来社会主义发展走向的看法,即不断变化,向着更高更完备的形态演进。

晚年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特点的认识是基于社会发展的历史和长期参与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既是关于未来社会的一般结论,也进一步深化了社会发展形态理论。不断地变化和改革是社会形态的自身发展规律,是运用辩证法对人类发展进程的科学揭示,在社会主义社会表现得更加明显。晚年恩格斯根据社会发展现状提出制定符合实际的体制政策,通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调整不断适应生产力新的发展水平,推动社会形态向着更高层次演进。

晚年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方法的坚守,有力地回击了那些歪曲晚年恩格斯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言论。重新挖掘晚年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厘清社会主义在斗争中不断前进的历史脉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纵深发展。

(一)体现了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与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从现实性和必然性角度探寻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方向,是对以往空想社会主义从头脑中构想方案的根本超越,用理性原则构想了未来社会发展的蓝图。考茨基曾提出“此岸”和“彼岸”两个范畴来探讨两种理论的异同:“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的全部动力在于它的特殊建议的合宜性和优越性,也就是在于‘彼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者来说,却是在于资本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就是在于此岸。”[7]82晚年恩格斯多次重申《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内核,指出宣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8]15,表明了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坚守。

晚年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处处蕴含着“变”与“不变”的辩证哲学。他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思考与阐发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坚持与发展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自恩格斯去世以后,有很多言论歪曲质疑晚年恩格斯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走向民主社会主义者,这些论调是根本错误的,脱离了晚年恩格斯所处的经常变动的历史环境,看不到恩格斯前后思想是作为一个整体呈现的,抽象放大个别论断,进而放大了这些论断的适用范围,不加辨别地改变了恩格斯整个思想的性质。

(二)能够加深对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理解

晚年恩格斯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最终代替资本主义的现实条件和时间跨度,从实践向度提供了认识资本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方法。从社会形态发展规律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难以克服的痼疾导致其注定要被社会主义取代;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化又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其新的生命力,不会如早年预期的那样很快走向灭亡。只要私有制还存在,资本主义的本性及其基本矛盾就不会发生变化,对这一点要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形态的演进及其相互之间力量的此消彼长,都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晚年恩格斯敏锐地注意到,如果社会主义的经济实力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就仍有生存的空间,并且由于资本主义在不改变私有制的范围内进行了一些改良,似乎又重新焕发了活力,说明资本主义发展的潜能还没有耗尽。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也在为重新社会主义到来准备条件。认清这对矛盾斗争的复杂性,有助于我们在波云诡谲的国际形势变化中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性,坚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想和信心。

(三)有助于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鲜明主题,是为了解决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更好结合的问题。***提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9],是对晚年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处于经常的变动”思想的坚定继承和发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必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着眼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聚焦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总结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解放思想、不断探索的重要成果,“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10]68,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提供了无比广阔的舞台、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模式可寻、经验可依,“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11]。只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通过改革不断解决新问题,才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12]43,在新时代新征程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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