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绒 饶品贵
现阶段，如何进一步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卯足农业发展后劲，是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以农业的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和市场化运作为基本特征的农业产业化被认为是最基本和最有效的途径（Fitz-Koch et al.，2018；
王志刚、于滨铜，2019）。农业产业化需要依靠以企业为载体来实现，而以私营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作为最强有力的市场化经营主体，因其组织架构更扁平、经营机制更灵活、产权关系更明晰、激励方法更直接有效等固有属性（朱斌、吕鹏，2020），决定了其能够与农业农村环境天然地深度融合，是中国走适合自己国情的以农业产业化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式推进美丽乡村全面建设和夯实从输血式扶贫转向造血式扶贫的必然选择和最起作用的内核力量。一代又一代的私营企业家，与农业产业化发展一路相倚为强，垒土筑基，厥功至伟，把勤劳和汗水挥洒在了这片“希望的田野”，用热爱和坚守谱写了“创业维艰，奋斗以成”的当代赞歌。因此，探究具备什么样特征的私营企业家更意愿于选择农业领域创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鲜明的时代意涵。具体而言，本文尝试从私营企业家是否有过在农村工作的农村经历这一重要的早期经历特征来进行讨论。
高管早期经历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主要包括两种作用机制。一种机制是从影响高管的心理偏好认知视角来发挥作用。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经典著作《乡土中国》指出：人的“当前”中包含从“过去”拔萃出来的投影。心理学研究亦指出，个体的早期经历与其成年后的心理认知和决策偏好息息相关（Anderson and Galinsky，2006）。诸多相关文献已证实，高管的战争经历（Bamber et al.，2010）、贫困经历（许年行、李哲，2016）、大萧条经历（Malmendier and Yan，2011）、自然灾害经历（Bernile et al.，2017）、农村出身经历（沈华玉、唐筱仪，2019）、农村成长经历（江静琳等，2018）等特征，均通过对其行为风格偏好及心理认知的塑造，影响到了其企业行为决策。另一种机制是从影响高管的专业能力认知视角来产生“专家效应”。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研究指出，高管的早期经历代表了其在创业之前所累积的感性或理性的知识或技能的集合，是影响其创业决策的重要因素（Bruneel et al.，2010；
Kotha and George，2012）。诸多相关文献已表明，高管的财务经历（姜付秀、黄继承，2013）、海外经历（Giannettiet al.，2015）、学术经历（周楷唐等，2017）、行业经历（Dittmar and Duchin，2015）等特征，均通过对其相关专业认知或技艺能力的淬炼，影响了其战略决策和企业经营行为。另一方面，企业家的创业决策又总是嵌入在一定的创业情境中，他们会因为所拥有的早期经历和所处的创业情境的匹配程度，而在策略和行为上有所异同（Shepherd et al.，2019）。在管理者的诸多早期经历中，是否有过在农村工作的农村经历是最能反映其与农业创业情境关联的维度，原因在于：农村农业与土地息息相关，有着与城市工业或服务业完全不同的运作模式（Patrick，2006；
Fitz-Koch et al.，2018；
刘守英、王一鸽，2018），相较于其他早期经历，有过农村经历的人由于耳濡目染农业农村环境及其乡土人情关系规范（Pato and Teixeira，2014；
Altinay et al.，2013）、熟稔农业基础知识（Liu et al.，2018）、洞悉农业运作方式（Fitz-Koch et al.，2018），更有可能在农村期间磨砺出了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等意志品质（张敬伟、裴雪婷，2018），从而汲取了与农业创业情境相匹配的一系列要素。然而，上述研究却鲜少有直接涉及农村经历这一早期经历与农业领域这一特殊领域创业情境之间关系较为系统严谨的量化分析。延续这些研究，本文认为，有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对其日后创业行业的抉择，主要是通过其所处的乡土制度文化情境影响了其心理偏好认知，以及其所处的乡土工作实践情境影响了其专业能力认知这两种机制来发挥作用，从而使得其倾向于进入农业行业创业。
进一步，在有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这一群体内部，也存在着高度异质性。田原史起（2012）将在农村较有影响力、威信较高，可超乎私人利益，为公共利益、共同目标发挥带动能力的人或是在必要时能发挥这种潜在力的人称作为农村能人。村干部是农村能人的典型代表，他们更熟谙中国乡村的基层运作与治理结构，同时他们也是农村关系资本的纽带，并掌握着大量的村域社会资源。那么相较于普通的农民群体（仝志辉、贺雪峰，2002；
王亚华、舒全峰，2018），这些担任过村干部的农村能人将来是否更有可能成为根植于农业领域创业的私营企业家？既有研究对此并未给予足够重视，这将是本文关注的第二个研究问题。
基于以上研究间隙，本文采用“中国私营企业调查”2002年第五次至2014年第十一次的7次混合截面数据，对以上两个研究问题进行实证检验：首先，检验私营企业家的农村经历与其创业行业选择的关系，发现在面临创业行业的抉择时，其更倾向于选择进入农业行业创业；
但农村经历与创业行业选择之间可能是内生的，因此本文采用私营企业家是否有过上山下乡经历为工具变量，二阶段的工具变量回归与基准回归是基本一致的；
其次，对于研究问题二，我们发现相较于农民经历，有村干部经历的私营企业家选择农业行业创业的倾向更为强烈。本文的检验还发现，在农业创业制度环境方面，私营企业家所处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越高、政府治理水平越高，上述倾向均表现更为明显；
在经济后果方面，相较于无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有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在进入农业行业创业后，其创新投入和融资负债均出现了显著降低。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在高管的早期经历中，既有文献主要探讨了战争经历、贫困经历、大萧条经历、自然灾害经历、农村出身经历、农村成长经历等环境层面的经历，以及财务经历、海外经历、学术经历、行业经历等工作层面的经历对企业行为及其战略决策的影响，本文则通过探究私营企业家是否有过在农村工作的经历与其日后创业行业的选择这一行为如何铰接在一起背后的认识论逻辑，这从企业家农村经历视角对高管早期经历文献进行了丰富和拓展。其次，区别于以往文献侧重于从社会学心理学领域出发去探究高管的早期经历如何影响其心理偏好认知，或聚焦于从经济学管理学领域出发去剖析高管的早期经历如何影响其专业能力认知，进而如何影响其企业的战略决策行为，本文则综合这两种作用机制，揭示了“企业家农村经历——心理偏好认知、专业能力认知——创业行业选择”的形成机理，这进一步深化了高管早期经历如何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相关文献。最后，尽管部分文献将创业者的农村经历与农业创业情境通过一系列要素相关联，但这些要素是支离的、不全面的，本文则通过系统性架接起这两者之间的关联，以点带面地管窥了“企业家农村经历——乡土制度文化情境、乡土工作实践情境——农业创业决策”的行为路径，这为文献中大多聚焦于城市地区的大机器工业或现代服务业的企业创业决策领域补充了独特的中国农业农村情境特征。
余文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本文的理论逻辑分析和研究假说的提出；
第三部分为实证研究设计；
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第五部分为进一步的拓展分析；
最后是研究结论及相应的政策启示探讨。
（一）缘起：企业家农村经历与创业行业选择
创业情境是创业主体与创业活动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密切关系的一系列要素或要素集合的交互过程（Bruton et al.，2010；
York and Lenox，2014；
Bylund and McCaffrey，2017）。正如人的“当前”是整个靠记忆所保留下来的从“过去”情境中的累积（费孝通，2012），厚植于中国广阔乡土彊域上的制度文化情境和工作实践情境，对于有过在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而言，则构成了其“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主要创业情境，这份乡土“情”与“境”的交融，亦必然会深刻影响其日后在选择创业行业时的决策思维和行为方式。
1.对心理偏好认知的熏陶与形塑：乡土制度文化情境
制度文化情境是创业者为了获取合法性或利益相关者支持必须遵守的外部集体公认的规则惯例，以及由此所衍生的信念、态度和潜在价值观体系（Bruton et al.，2010；
Bylund and McCaffrey，2017）。回溯整个璀璨华夏农耕源远流长的五千载变迁和演进史诗，中国实质上是一个滥觞于土地之上的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有着悠久文明和深厚底蕴的国家（刘守英、王一鸽，2018）。在奔腾不息的浩瀚历史长河中，人与土之间长期天然地紧密相连而又无法从土中挣脱，“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费孝通，2012）。工业或服务业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农业生产依着于“想搬，搬不得，也搬不走”的土地，再加之我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城乡二元体制的藩篱，这使得农村地区以家庭（族）为单位世代定居、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生产方式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并表现出了超强的韧性与生命力（陈军亚，2019）。人们在熟悉的村落空间和人群中成长与生活，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了“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从而体现为村生产单元封闭、生产力落后、无技术壁垒、资源渠道匮乏，以及村生产单元与外界非村落之间交易成本高和缺少有效沟通合作等特点（Pato and Teixeira，2014；
Fitz-Koch et al.，2018）。与此同时，也正是这种人与土地之间关系的积淀所蕴含的力量，滋养和支撑起了历久未衰的以传统儒教文化及其价值观为基本秩序维系的风貌气韵，使得农村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个基于宗亲血缘和村落地缘关系的熟人社会（Park and Luo，2001）。
从创业认知角度来看，创业者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会存在差异，这会影响创业者的战略决策（Adams et al.，2015）。高层梯队理论认为，高层管理者的认知不可能覆盖到所有方面，依托于个人能力的有限认知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如何思考问题，这会造成其不同的战略抉择结果（Hambrick and Quigley，2014）。心理学的观点亦认为，一个人于特定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中的长期浸润，直接决定了他的文化信念及认知，这会影响他的行为决策及结果（Anderson and Galinsky，2006；
Bylund and McCaffrey，2017）。因而，私营企业家如果有过农村经历，上述制度文化情境必然会影响到其日后在选择创业行业时的决策。具体来讲：一方面，在农业农村这个“变化很少、进入门槛低、很少有新问题”的工作环境中，不变是一种常态，相应地，在“怕变化、好奇、肯试验”方面通常会相对欠缺，从而在对待非农业农村这样一个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充满风险和未知的新鲜事物上，会缺乏自主性和灵活性，风险规避意识较强（Lau et al.，2010；
Stephan and Pathak，2016）；
另一方面，置身于以宗亲血缘文化和村落地缘文化构成的一整套规则、礼仪乃至公私秩序的乡土关系网络圈里，人更可能形成“熟悉村落发展变迁与人情世故”这一习惯性依赖特征，行事方式往往被注之以乡土情感人情规范“烙印”，合作关系亦不完全遵循市场交易准则，互惠原则和信任仅局限在“自己人”和“熟人”范围内，而很难适应和融入非农业农村这样一个由“外人”和“陌生人”构成的圈子（Altinay et al.，2013；
Sabah et al.，2014；
董静等，2019）。由此可见，有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所处的乡土制度文化情境熏陶和形塑了其心理偏好上的风险规避认知和关系规范认知，正是这些认知所镌刻的无处不在的乡土印迹，使得其在主观的感知、观察、解读和融会贯通中，天然地孕育了其与农业创业机会的连结（Vogel，2017），甚至于在此情境下的信仰、理念或精神都可能是其日后选择进入农业行业创业的基本催化剂（Shepherd et al.，2019）。
2.对专业能力认知的锤炼与磨砺：乡土工作实践情境
工作实践情境是创业者从事某一具体工作的环境或境况，以及蕴涵或构成于其间的那些相互交织的感知或因素集合（York and Lenox，2014）。与非农业领域的创业相比，农业创业的一个最显著特点是，创业者需具备相对更为娴熟的具体实践性经验（Patrick，2006；
Liu et al.，2018），这是因为：非农企业通常所属工业或服务业领域，它更多强调技术、工艺、商业模式及其突破，一般要求高强度的资本投入，或以知识密集型主体创造新知识为主，具体的工作经验在创业者入行之后相对较易复制和获取，或者较易以市场价格招聘到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管理团队或雇员。而与之相左，涉农企业通常所处农业行业，虽然创业门槛相对较低，但鉴于农业本身投入多产出周期长、农业知识非显性、农业生产所高度依赖的自然地理环境非标准化，以及农业创业内容相对非程式化和更加分散等制约因素的不可控（Fitz-Koch et al.，2018），这决定了其较难生搬硬套地通过书本、文件、网页等方式“照葫芦画瓢”，也因为规模问题不易通过外部招聘富有同行经验的管理团队或雇员直接“移丘换段”，从而农业创业活动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可能一次选种的失误、一次病虫害的流行、一次天气的突变，都会造成创业满盘皆输的局面，这亦是现实中大部分农业行业创业者往往仅凭观察或模仿他人的成功经验就开启自己创业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Verstegen，2011）。更甚的是，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尽管当前农业农村落后的生产力有了长足进步，不再是日出而作和日落而息，亦不再是凿井而饮和耕田而食，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相较于集聚在城市的工业或服务业而言，当下农业产业仍处于公共财政投入相对不足、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薄弱、融资渠道相对狭窄、信息沟通相对闭塞、产业化组织竞争力相对欠缺、人力资本和专业知识相对匮乏等劣势语境中，这些无疑都加剧了农业创业的困难程度和潜在风险程度（王志刚、于滨铜，2019）。
从路径依赖的观点而言，创业者的行为从本质上来讲是对过去的一种依赖，创业者过去的经验或经历会影响企业未来的决策（Kotha and George，2012）。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创业者的一切行为都是后天习得的，创业者对环境刺激所做出的获取并吸收知识、分发，以及解释信息、记忆并发展技能和能力的动态过程，必然会影响到企业后续的决策行为（Bruneel et al.，2010）。资源拼凑观的研究亦认为，创业可以看作是创业者不屈于资源匮乏约束，通过充分对现有资源加以将就着利用及重新解构后剖判，拼凑出新资源属性及新资源组合方式，或即兴构建起新机会，以此来提升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机会识别能力等核心能力的“无中生有”的过程，包括对手头上闲散的、零碎的，甚至看似无用的弱黏性资源的重组，均是其进行创业决策的基础（Desa and Basu，2013）。因而，私营企业家如果有过农村经历，上述工作实践情境必然会影响到其日后在选择创业行业时的决策。具体来讲：首先，由于知悉涉及农业行业的业内规范、管制流程、运作惯例、操作规则等一系列默会知识，且这些农业基础知识的储备和积累亦会降低其创业决策时的信息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故其选择农业行业创业便会变得更“驾轻就熟”和“顺理成章”（Pato and Teixeira，2014；
董静等，2019）；
其次，由于可以更多地接触到耕耘于农业行业的其他“榜样”企业，并由此洞悉涉及其间的具体生产或规范化运作，他们对其产生的风险，能够得以更及时地甄别、更精准地应对，以及更从容地承受，故其选择农业行业创业便会变得更“游刃有余”和“得心应手”（Fitz-Koch et al.，2018）；
最后，由于农村工作需长期扎根基层一线，通常寒耕热耘和攻苦茹酸，事无巨细和事必躬亲，他们在适应这种贫乏清苦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琐碎繁缛的辛勤劳耕的过程中，不自觉地磨练出了与农业农村环境相匹配的处乱不惊的心态、吃苦耐劳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以及艰苦朴素的作风等品格素质（张敬伟等，2017；
江静琳等，2019），而这些素质恰是“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农业创业所应具备的。由此可见，有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所处的乡土工作实践情境锤炼和磨砺了其专业能力上的农业基础知识认知、农业创业运作认知，以及农业创业素质认知，正是这些认知所造就的乡土知识走廊，使得其在适应性的学习、分析处理，以及经验累积中，于灵光乍现中创造性拼凑或选择性拼凑，更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地将之整合并加工转变为农业创业资源，并据此做出日后选择进入农业行业创业的决策（Ko and McKelvie，2018）。
基于上述分析，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H1: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形下，有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更倾向于选择农业行业创业。
（二）企业家农村经历的异质性与创业行业选择
鉴于中国村落治理一直体现着村干部这一农村能人治理模式的传统，在有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群体中，沿用既有文献，我们具体划分为两类“理想型”：一类是村干部经历；
另一类是农民经历（Liu et al.，2018；
王亚华、舒全峰，2018；
杨婵、贺小刚，2019）。这两类“标签”大体上正是中国转型期农村经济社会关系发生分野的时代变迁的客观反映，它们所处的制度文化情境和工作实践情境的差异必然会体现在其日后在选择创业行业时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上。
1.心理偏好认知的异质性：乡土制度文化情境
在中国的政治权威体制下，村干部作为连接国家自上而下的政治目标与自下而上的基层农村诉求的“代理人”，扮演着农村公务推进与实施的领导、管理、决策的“体制内”角色（仝志辉、贺雪峰，2002）。私营企业家如果有担任过村干部的经历，在参与“最末梢”的村治行动中，他们对村落公共事务的影响，有可能“现官不如现管”，会比更高级别的行政官员来得更起作用，其累积起来的特定权威、村民认可，以及被赋予的村务资源的优先接触权和分配权，难免会令其对自身这一凌驾于农民群体之上的“仕途”优越感有更明显的认知（Fitz-Koch et al.，2018；
杨婵等，2021），从而导致其对农业农村这个熟知且能带来更多正向“溢出”的“舒适圈”有着刻意趋附，却又反过来对非农业农村领域有着天然规避（杨婵、贺小刚，2019）。与此同时，正如前文所言，乡土社会本质上是由宗亲血缘文化和村落地缘文化等交织而成的行为规范与权威象征的集合体，村干部要有效正常开展工作，必须更深谙潜藏于乡土关系网络之下的人情、面子、习俗等日常生活规则与规范之道（Park and Luo，2001；
Stephan and Pathak，2016），这是农民群体“心悦口服”地被基层政策动员和说服的最有效力量。因此，相较于农民经历，有村干部经历的私营企业家所处的乡土制度文化情境熏陶和形塑了其具有更多心理偏好上的的风险规避认知和关系规范认知，这些认知使得其日后更倾向于选择进入农业行业创业。
2.专业能力认知的异质性：乡土工作实践情境
在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的制度框架下，村干部作为政府派驻或村民选举出来的“当家人”，除了“体制内”职责，还承担着村庄秩序“守护人”和乡村建设“引领人”的“非体制内”角色（杨婵、贺小刚，2019）。私营企业家如果有担任过村干部的经历，在日濡月染的工作经验累积中，他们具备比农民群体相对更全面丰富的农业知识储备、更高屋建瓴的大农业格局、更多元广阔的乡土思维视野，这会让其对整个农业农村的市场风向、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更加“明察秋毫”和“了然于胸”，从而对其创业抉择走向，以及下一步是否选择进入农业行业创业具有更直接指向意义（Patrick，2006；
Liu et al.，2018）。与此同时，他们亦有着比农民群体相对更多的与耕耘于农业农村的其他成熟“榜样”企业的工作接触和业务交集（杨婵等，2021），从而得以更“有的放矢”地了解农业创业的整个具体运作流程和诸多“细枝末节”，以及涉及其间的突破口和各种可行性，通过不断的消化吸收和学习，结合现有有形或无形知识进行深度加工，这会使其相对更易“独具慧眼”地发现、整合及创造出新的最终能够“落地生根”的农业创业项目可能（Ko and McKelvie，2018）。因此，相较于农民经历，有村干部经历的私营企业家所处的乡土工作实践情境锤炼和磨砺了其具有更多专业能力上的农业基础知识认知和农业创业运作认知，这些认知使得其日后更倾向于选择进入农业行业创业。
基于上述分析，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H2: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形下，相较于农民经历，有村干部经历的私营企业家选择农业行业创业的倾向更为强烈。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
本研究主要来源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第五次（2002年）至第十一次（2014年）的7次混合截面数据。这一调查起始于1991年，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组成课题组，通过严谨而全面的内容设计，每两年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按照0.55%进行多阶分层PPS抽样。该调查一直是国家重点持续支持的项目，所得数据和资料亦被直接用于编写政府决策支持报告，确保了数据的可靠性。被调研的私营企业涵盖了中国境内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各个行业和各种规模，具有较强代表性。
我们按如下条件进行了数据筛选：第一，剔除了数据缺失、异常和主要变量相关信息不完整的样本；
第二，为减轻极端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分位数的缩尾处理。最终获得共计22765个企业—年度观测样本（其中2002、2004、2006、2008、2010、2012、2014年度分别获得3049、2193、2873、3150、3102、3788、4610个样本）。
（二）主要变量定义
1.因变量：创业行业选择
问卷中涉及的相关问题是：“企业所从事的行业是什么？”。根据国家统计局定义的19个大类产业，如果企业有涉入农林牧渔产业（涵盖了企业单一化经营和多元化经营两种类型），即表示选择在农业行业创业，取值1；
选择在非农业行业创业（包含第二产业的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水、建筑业，以及第三产业的交通运输、信息服务、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租赁和商业服务、金融、房地产、科研技术、公共设施、居民服务、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公共管理及其他），则取值0。
2.自变量：农村经历
问卷中涉及的相关问题是：“在开办私营企业前，企业家是否有在农村工作过的经历？”。如果企业家有在农村工作过的经历，则取值1，否则取值0。借鉴已有文献（Liu et al.，2018；
仝志辉、贺雪峰，2002；
王亚华、舒全峰，2018；
杨婵、贺小刚，2019），本文把农村经历又具体划分为村干部经历和农民经历。问卷中涉及的相关问题是：“在开办私营企业前，企业家是否有村干部经历？”、“在开办私营企业前，企业家是否有农民经历？”。为了避免村干部经历和农民经历两者间的重叠，我们进行了如下定义：村干部经历包括从农民中已被提拔的村干部和下派至基层的没有农民经历的驻村干部两部分，有则取值1，否则取值0；
农民经历排除了从农民中已被提拔的村干部部分，有则取值1，否则取值0。
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对村干部经历、农民经历重新定义进行稳健测试：在开办私营企业前，如果企业家有村干部经历（仅包含下派至基层的没有农民经历的驻村干部部分），则取值1，否则取值0；
如果企业家有农民经历（包含了从农民中已被提拔的村干部），则取值1，否则取值0。
（三）模型设定
为验证前文提出的两个研究假说，构建了如下两个待检验的Probit概率模型：
其中，模型（1）和模型（2）中的EC是创业行业选择指标，RE是农村经历指标，具体包括村干部经历（ERC）、农民经历（EF）两个类别指标；
为了控制其他潜在因素对创业行业选择（EC）的影响，我们控制了企业家层面、企业层面的其他一些控制变量（CVs）。企业家层面因素包括：企业家性别（Male）、受教育程度（Edu）、创业前从政经历（PEBE）等变量，企业层面因素包括：净利润率（ROS）、企业员工数（EMP）、企业年龄（AGE）、正式结构（Formal）等变量。此外，还控制了年份虚拟变量（Year）和省份虚拟变量（Regi）。主要变量定义列示在表1。本文主要关注的是RE，以及ERC、EF的回归系数，若α1显著为正，则意味着有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更意愿于选择进入农业行业创业，从而支持假说H1；
若β1、β2均显著为正，并且β1＞β2，则意味着相较于农民经历，有村干部经历的私营企业家选择进入农业行业创业的意愿更为强烈，从而支持假说H2。
表1 主要变量定义和测量
（一）描述性统计及基本事实呈现
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的结果显示，创业行业选择的均值为0.076，说明选择进入农业行业创业的私营企业家在总样本中的占比为7.56%；
农村经历的均值为0.189，表明有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在总样本中的占比达到18.85%，其中村干部经历、农民经历的占比分别为5.22%、13.63%。由此可见，在私营企业家中，有过农村经历的企业家已成为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群体，探讨这一群体是否意愿在农业领域创业具有较强的现实基础。与探究民营上市公司的CEO是否籍贯地为农村的农村出身经历（沈华玉等，2019），以及关注城镇居民中是否有在3岁和12岁时均为农业户口的农村成长经历（江静琳等，2018）不同，本文聚焦于私营企业家是否有在农村工作过的经历，既有文献对其影响还尚少有专门讨论。
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数值均处于合理分布区间内。进一步，从各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来看，农村经历、村干部经历、农民经历均分别与创业行业选择通过了1%水平上的统计检验，且村干部经历与创业行业选择的相关系数，显著高于农民经历与创业行业选择的相关系数，从而初步验证了本文的两个研究假设，但更加严谨的结论有待后续验证。
与此同时，图1还直观展示了2002至2014年间各年份私营企业家创业行业选择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随着市场化步伐的加快，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和就业渠道的多元化使得行业间或职业间流动轨迹快速上升，2002至2006年间无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选择农业创业的比重，以及有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选择农业创业的比重均是略有下滑的；
2006至2008年间跌至最低点，不排除是受全球金融危机这一宏观大环境刺激带来的短暂影响；
2008年后随着经济的强势复苏，以及农业产业化大刀阔斧式的继续推进，这两个群体选择农业创业的比重均出现了迅速回弹，并得以进一步抬升。而且，前者的比重在各个年份均显著小于后者，与假设H1预期一致。我们亦可以看出，在村干部经历、农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中，其选择农业行业创业的分布虽然出现了相对较大的波动，但总体也是呈现了类似的上述特征，且前者的比重在各个年份均显著大于后者，与假设H2预期一致。因此，图1所描绘的历时趋势不仅从宏观层面折射了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村社会治理的嬗变过程，亦在微观层面勾勒了私营企业家在其间作为能动主体的行动策略图景，是农业农村蕴藏的活力被全面激活的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转折新时代的真实写照。
图1 私营企业家创业行业选择的历时趋势
（二）基准回归
如表2所示，列（1）是一系列企业家特征、企业特征、年份省份固定效应等对私营企业家创业行业选择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列（2）增加了自变量农村经历，结果显示，有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更倾向于选择进入农业行业创业的回归系数为0.281，并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Z值为8.67）。进一步，如列（3）所示，通过将该系数转化为边际效应后发现，平均而言，如果私营企业家有农村经历，那么其选择进入农业行业创业的概率比无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增加3.80%。由此较好地支持了假说H1。
表2 基准回归及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控制变量方面，企业家性别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男性企业家选择农业行业创业的可能性比女性企业家大，可能的原因在于农业农村相对比较艰辛劳苦的环境更适合男性创业者；
受教育程度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家受教育程度越高，其选择农业行业创业的意愿越低，可能是由于学历层次越高的人员越易获得相对更多的其他行业工作机会，从而选择农业行业创业的动机较弱。这与既有研究观点一致（Verstegen，2011；
Fitz-Koch et al.，2018；
张敬伟、裴雪婷，2018）。
（三）工具变量回归
尽管本文用于解释创业行业选择的关键自变量农村经历是相对外生的：从时间顺序来看，私营企业家在创业前是否有过农村经历，这一事件在调研时已事实上存在，之所以有这一农村经历，是为若干年之后准备投身农业领域创业的可能性并不大。但谨慎起见，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两者同时发生的可能性，为此我们使用了工具变量法，以控制潜在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干扰。
我们构建了私营企业家“是否有过上山下乡经历”这一虚拟变量，作为其农村经历影响其创业行业选择的工具变量。这是因为：从相关性来看，1968至1977年间，数据显示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总人数占比超过98%（潘鸣啸，2005），是否有过上山下乡经历显然与私营企业家的农村经历正相关；
从外生性来讲，当初广泛性、彻底性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事件，与我们样本区间若干年后的创业行业选择这一事件本身并不存在必然联系。鉴于上山下乡初始下放的对象包括了“老三届”学生（1966至1968年），据此推算，实际的上山下乡群体主要是指1966至1977年期间毕业的初高中生，因此依据1950至1980年间中国城市和农村儿童的正常受教育年份推测，当1966至1977年期间的年龄段为13至19岁，即私营企业家的出生年份为1947至1964年区间时，本文的工具变量“是否有过上山下乡经历”取值1，否则取值0。
表2的列（4）至列（7）采用Ivprobit的极大似然估计法（MLE）和两步法（twostep）进行了检验。在第一阶段回归中，解释变量为“是否有过上山下乡经历”，被解释变量为农村经历，同时本文控制企业家层面、企业层面的主要变量，以及年份省份虚拟变量，结果显示，工具变量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私营企业家是否有过上山下乡经历对其农村经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所受教育程度越低的企业家，其农村经历的可能性越大，这与现实情况相一致。本文接着提取了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回归的因变量拟合值进行第二阶段回归，可以看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与列（2）的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即有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更倾向于选择农业行业创业。因此，即使控制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假说H1依然成立。
（四）农村经历的异质性检验
表3检验了在有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中，村干部经历、农民经历这两类群体之间的创业行业选择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如列（1）所示，村干部经历、农民经历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93、0.233，均至少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Z值分别为7.42、6.30），且两者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结果显示，村干部经历比农民经历的回归系数至少在1%水平上更为显著（经验p值为0.007）。列（2）通过将回归系数转化为边际效应后发现，平均而言，有村干部经历的私营企业家，其选择进入农业行业创业的概率比农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增加2.20%（5.30%-3.20%＝2.20%）。由此较好地验证了假说H2。
表3 农村经历的异质性与私营企业家创业行业选择
（五）其他稳健性检验
1.倾向得分匹配法
由于来自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的样本占总样本的比例达到18.85%，因而样本可能存在不均衡。为解决这一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处理。最近邻（1∶1）匹配、最近邻（1∶2）匹配、卡尺内（1∶4）匹配三种方法的结果均显示，样本匹配效果良好。进一步对以上三种匹配得分结果进行检验，发现有农村经历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值）均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再次证明了前文的假说H1是稳健的。
2.变换计量方法
我们用普通OLS方法对原模型进行回归，仍支持假说H1和假说H2。此外，由于因变量创业行业选择是偏斜分布，存在较高比例的零值，较适合用互补的log-log方法回归，结果显示仍支持假说H1和假说H2。
3.农村经历类别的重新测度
我们变换私营企业家的农村经历类别，用前文中对村干部经历和农民经历定义的替代测度，并分别用Probit、Ols、log-log三种方法对原模型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仍支持假说H1和假说H2。
（一）农业创业制度环境的放大效应
在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经济社会中，环境的不确定性高，正式制度的作用在于通过确立明确的规则，来减少经济活动的这种不确定性（Peng and Luo，2000）。鉴于中国领土幅员辽阔，农业自然禀赋差距大，地区间经济发展亦速度不一（Shi et al.，2012），因此，各地区在农业创业制度环境上必然呈现着较大差异，而私营企业家的农业创业决策总是嵌入在一定的这样制度环境中，这为检验其在影响有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是否有意愿选择该地区的农业行业创业提供了极佳场景。鉴于此，本文具体从农业发展水平和政府治理水平这两个维度，来检验其在农村经历与创业行业选择之间关系的影响。
农业发展水平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农业产业化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等的重要标杆（王志刚、于滨铜，2019），而政府治理水平则经常用于描述政府治理过程中高效的公共服务供给、健全的法治建设，以及对企业寻租活动的预防和打击力度等（Bylund and McCaffrey，2017），它们均是政府为经济主体开展经济活动所提供的重要制度保障。既有研究已表明，农业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意味着该地区相关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农产品渠道及市场体制机制越完善，这通过增加资源的可得性减少了企业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其拥有更良好生产经营绩效（Fitz-Koch et al.，2018；
刘守英、王一鸽，2018）。诸多文献亦证实，政府治理水平越高的地区，意味着该地区的营商环境越优化，法制环境越完善，各种摊派支出的削减会极大降低企业负荷和激发企业潜在活力，这通过提高信息的透明度降低了企业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其拥有更良好运行环境（Liu et al.，2018；
朱斌、吕鹏，2020）。由此，本文预测在农业发展水平较高、政府治理水平较高的地区，有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更有动机选择农业行业创业，并且，相较于农民经历，有村干部经历的私营企业家的这一动机会更为强烈。
表4的列（1）至列（4）按照农业发展水平高低对全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具体地，我们依据企业注册地的邮政编码确定所属地区（地市级层面），再采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与其所属地区和被调研年份进行人工匹配，并以该指标的中位数进行分组，高于或等于中位数，为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组；
低于中位数，为农业发展水平较低组。结果表明：首先，农村经历的回归系数在1%统计水平上在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组中更大（经验p值为0.001）。其次，两类群体的异质性方面，从组内差异来看，无论是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组，还是农业发展水平较低组，有村干部经历的回归系数均比农民经历的回归系数至少在10%统计水平上更大（经验p值分别为0.049、0.075）；
从组间差异而言，村干部经历、农民经历的回归系数均至少在5%统计水平上在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组中更大（经验p值分别为0.029、0.005）。这些结果与本文预期是一致的。
表4的列（5）至列（8）则按照政府治理水平高低对全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具体地，我们依据问卷中涉及的相关问题“您企业当年的摊派费支出是多少？”，采用企业当年的摊派费支出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重来进行测量。由于问卷中没有摊派费支出的企业占有较大比例，因此我们以该指标是否大于0进行分组，大于零，为政府治理水平较低组；
等于0，为政府治理水平较高组。结果表明：首先，农村经历的回归系数在5%统计水平上在政府治理水平较高组中更大（经验p值为0.011）。其次，两类群体的异质性方面，从组内差异来看，无论是政府治理水平较高组，还是政府治理水平较低组，村干部经历的回归系数均比农民经历的回归系数至少在10%统计水平上更大（经验p值分别为0.018、0.089）；
从组间差异而言，其一，村干部经历的回归系数在政府治理水平较高组和政府治理水平较低组中分别为0.462、0.282，均至少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Z值分别为7.01、3.15），虽然两者的系数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但已接近10%的显著性水平（经验p值为0.106）。其二，农民经历的回归系数至少在5%统计水平上在政府治理水平较高组中更大（经验p值为0.025）。上述结果与本文预期保持一致。
表4 农业创业制度环境的分组检验
（二）创业行业选择后的经济后果检验
前文有诸多文献刻画了有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由所处的乡土制度文化情境熏陶和形塑出的整体风险规避认知群像，具有谨小慎微、遵常守故等特质（Lau et al.，2010；
Stephan and Pathak，2016），而建构在缺乏变动的宗亲血缘文化和村落地缘文化基础上的乡土关系规范认知，亦进一步造就了有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反应迟缓，更具小农思维、畏首畏尾等特质（Altinay et al.，2013；
Sabah et al.，2014；
董静等，2019）。这些心理偏好认知会深藏于潜意识中，一方面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创业决策，即本文假设1所提出的有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与其更倾向于选择农业行业创业这两者间的逻辑过程就是一个有力的侧面证明；
另一方面会进一步潜移默化体现在企业的经营行为结果上，最终以创新性不足、抵触债务融资等外化性的经济后果呈现。由此，本文预测有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在创业行业选择后，其企业创新投入和企业融资负债均会小于无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
表5的列（1）至列（4）采用创新意愿和创新程度两个维度进行检验。问卷中涉及的相关问题是：“您企业当年的研发投入费用是多少？”、“您企业当年的技术创新费用是多少？”、“您企业当年的工艺改造费用是多少？”。具体地：（1）创新意愿。企业当年是否有研发投入、技术创新、工艺改造的任意一项，如果有，取值1，否则取值0，采用Probit模型估计；
（2）创新程度。用企业当年的研发投入、技术创新、工艺改造的总支出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重来测度。由于该因变量零值较多，意味着没有创新投入的企业占有较大比重，采用Tobit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在有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样本组中，其选择农业行业创业后，无论是创新意愿还是创新程度，均至少在1%统计水平上小于无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样本组（经验p值分别为0.001、0.006）。以上结果与预期一致。
表5 创业行业选择后的经济后果检验
表5的列（5）至列（8）则采用资产负债率和银行贷款两个维度进行检验。问卷中涉及的相关问题是：“您企业当年的负债是多少？”、“您企业当年的所有者权益是多少？”、“您企业当年在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贷款总额是多少？”、“您企业当年在小型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额是多少？”。具体地：1）资产负债率。用企业当年总负债除以企业当年总负债与企业当年所有者权益之和来测度；
2）银行贷款。用企业当年在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小型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额除以总营业收入来测度。由于这两个因变量的零值较多，意味着没有融资负债的企业占有较大比重，均采用Tobit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在有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样本组中，其选择农业行业创业后，无论是资产负债率还是银行贷款，均至少在5%统计水平上小于无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样本组（经验p值分别为0.010、0.038），与本文预期一致。
本文实证检验了私营企业家的农村经历及其异质性如何影响其创业行业选择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有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更倾向于选择农业行业创业，且相较于农民经历，有村干部经历的私营企业家的这一倾向更为强烈，即使在控制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在农业发展水平越高、政府治理水平越高的地区，上述关系均出现了明显的放大效应。此外，研究还显示，有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涉入农业行业创业后的企业创新投入和企业融资负债，均显著低于无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
（一）管理启示
首先，于企业家来说，在决策过程中要有决策行为会受以往经历影响的惯性思维，并善于变通运用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企业家的早年农村经历通过塑造其与乡土情境相匹配的心理偏好认知和专业能力认知等个体特征，使得他们日后创业时具有与非农村经历者不一样的思考与抉择。因此，企业家需要对自身在早期经历中所形成的思维定识保持清醒的自我认知，特别是要注意甄别和反思某项战略决策究竟是出于企业发展诉求，还是为迎合个人利益驱使，避免在做出企业重大战略决策时，由个人认知偏误可能会对企业造成的无法挽回的负面影响。同时，在高管团队的遴选中，可以考虑把个人早期经历纳入综合评估内容，注重考查其与对应岗位的匹配度。此外，亦可以通过对竞争企业高管个人特质的分析，预测对手可能采取的战略决策，据此做出本企业更优的战略调整和策略安排。
其次，于创业企业来讲，在创业过程中之于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权衡利弊固然重要，但更要坚守企业的初创本心。本文的研究表明了农村长期的相对闭塞和鲜少有与外界保持有效信息沟通的乡土情境塑造了有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安于现状、墨守成规等特质，使得他们日后选择进入农业行业创业后具有显而易见的创新性不足、融资债务抵制等经济后果劣势，这可能对企业长期增长产生不良影响，亦不利于企业短期更好地享受负债的抵税效应。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恰恰是所塑造的这些被奉为圭臬的传统保守心理偏好特质，使得他们在涉入经济效益低而社会生态效益高的农业行业创业后具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因为其与农业创业所须具备的思虑周全、脚踏实地、务实包容等优良品格保持着天然契合，这正是使得创业企业始终秉承初心，得以朝着自身最本真目标笃行致远的最本质逻辑。
最后，当把研究视野拓宽到整个农业发展进程中来时，于战略实施层而言，农村经历者不再仅是被动的遵从和接受者，其同样可以也更应该作为一支积极的最基础性力量发挥反塑作用。本文的研究剖析了有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更意愿于进行农业创业的作用机制，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业基本盘的稳定和发展不仅是粮食安全主动权的保障，亦是提升第二产业和做优第三产业的基础，占据全国人口规模压倒性优势的农村经历者几乎不容置疑地在农业发展滚滚向前的车轮中书写着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充分激发有农村经历的人这一更广泛群体的主观能动性，使其踊跃投身农业创业可以更好地保障农业的稳定和推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是微观经济主体反塑宏观农业发展的一个可行路径，亦是基于中国基本国情的必然选择。
（二）政策启示
首先，要区别对待村干部、农民两类群体的不同角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本文的研究证实，有村干部经历的私营企业家所获得的更多的对农业创业的心理偏好认知和专业能力认知，使得其比农民经历群体更有动机选择农业行业创业。因此，一方面，要率先垂范并切实发挥好村干部的头雁效应，特别是予以扎根在乡村全面振兴中的驻村干部更多的扶持与动力，激发他们在完成精准脱贫任务后，就地转变职能，立足于自身能力优势继续挖掘本地乡土特色，实现“创业一人，带动一片，致富一方”；
另一方面，在当下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遭遇挑战，大规模外出农民工返乡背景下，地方政府需因人施策，将这部分农民群体中的兴业型贤才，在“山是家乡美，水是故乡甜”的乡土情怀感召中引流回村，并予以创业思维和技能培训指导、点对点落实各项返乡创业优惠等举措，使其在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乡心中，找准创业定位，真正做到“扎根田间地头，亦能发家致富”。
其次，要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企业产业化下乡在创业创新方面的制度性支持。本文的研究发现，农业创业制度环境越好，有农村经历的私营企业家越有意愿选择农业行业创业。因此，地方政府需切实营造良好的农业创业创新制度环境，通过推进统一的产业化下乡政策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把项目扶持、产业用地保障、低成本贷款等配套政策为企业落实到位；
搭建好各类创业孵化平台，激励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建设中小微企业产业园、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及配套设施；
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法治化、便利化的农村基层营商环境等一揽子举措的实施，积极引导企业在产业化下乡中因地制宜引领和带动当地的特色优势产业，从而将分散的小规模家庭经营融入规模化生产和对接现代农业，使之成为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