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海莹，刘爱杰
江南女作家传统民俗技艺书写的美学解读
毛海莹，刘爱杰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传统民俗技艺是指民间传承下来的技艺。江南传统民俗技艺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江南女作家地域书写的聚焦点。王安忆、王旭烽、范小青等江南女作家对具有江南地域特色的刺绣、建筑、茶道、评弹等传统民俗技艺进行文学书写，既描摹了江南特色的器物风貌与美学品格，又揭示了地域传统民俗技艺的精神内涵与文化底蕴，展现其独特的传统文化特征与文学审美价值，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江南女作家；
地域文化；
民俗技艺书写；
审美价值
当代江南女作家王安忆、王旭烽、范小青三人虽然在创作风格上各有特色，但她们的作品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江南传统民俗技艺，并试图从不同角度对江南地域民俗文化进行文学意义上的阐释，从中挖掘江南地域乃至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
中国长江流域下游以南地区自古就是稻谷之源、丝绸之乡，据考证，河姆渡先民早在七千年前就已经开始养蚕，蚕桑丝织业在江南地区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孕育了亦柔亦刚的江南文化。“蚕丝之柔，既可以绕指为柔，又可以百折不断，貌似吹指可断，实则坚韧刚劲，表现了江南文化的独特底蕴，也恰恰暗合了江南的水性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和精神。”[1]180王安忆的《天香》通过对晚明松江府申氏家族四代兴衰始末的描绘，还原了上海“顾绣”的历史发展轨迹，“天香园”和“天香园绣”是作品的核心之物。作品中，申氏家族的兴衰史与顾绣的发展史齐头并进，充分显示了“器物”在作品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王安忆在《天香》创作谈中曾说：“《天工开物》那个时候出现，说明当时中国人的格物水平非常高。所以我在里面写了很多手艺人，造园的、木匠、漆工等等。”[2]可见作者王安忆是十分有意识地将“物”和“人”有机融汇在一起的。作品中多次提到“造园”，彭家的愉园以奇、巧著称，园子以“石”为主旨，“玉玲珑”“三生石”“含情”等奇石的巧妙设计令人惊叹；
申家的天香园则以“桃林”为主旨，专门请大木匠章师傅来设计建造，整体上体现出雅致精巧的特点；
其他还有万竹村、计家园等，无一不是精心设计产生的。造园的工艺里，木匠为最大，因园子再是神来之笔，必要依凭于亭台楼阁，因此木匠的活计就关系到整个园子的结构。申氏兄弟为了造园专门去白鹤村请大木匠章师傅，用了近三年的时间才建成，可见花费的心思之多。总之，《天香》中器物书写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雅致，无论是造园还是绣画，都体现出申氏家族成员身上的传统文人的雅玩情怀。
“器物是外景，器物中的人工痕迹包含着存在者的文化密码。”[3]《天香》中的“园”“绣”虽然是物质，却承载着更多非物质的内容，因为这些器物的背后是人，物质文化史中隐藏着生命活动的信息。王安忆曾说：“在我的故事里，这‘绣’其实是和情紧紧联系在一起，每一步都是从情而起。”[4]“天香园绣”是通过几代申家女性的双手和心灵共同创造的。“天香园绣中，不止有艺，有诗书画，还有心，多少人的心！”[5]394它们的形成除了凝结着申氏家族女性的劳动以外，更是凝结着她们的慧心，是天香园内几代女性数十年钻研和创造的结果。申家第一代女性团体主要由小绸、闵氏和镇海媳妇三人组成，“天香园绣”的诞生也是她们结盟的见证。“刺绣和织物的图样传达着以其他方式无法表达的爱和团结的信息，维系着有血缘关系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妇女之间的纽带。”[6]212小绸和闵氏用刺绣“当归”的花样来祭奠镇海媳妇的去世，将死亡带来的失去转化为延续，申家女性因刺绣而更加紧密团结。王安忆正是通过申家女性对待器物的态度来刻画她们的性格与境遇，以“天香园绣”的诞生与发展来表达对这些女性人格的赞美、对她们非凡创造力的赞美。
王安忆一向善于挖掘细节审美，《考工记》中“老宅”的一砖一瓦无不呈现出作者的匠心，这是继《天香》之后王安忆的又一部描写器物的力作。《考工记》的扉页上写着“几枚旧友，沉浮聚散六十载；
一幢老宅，静看人间数百年”，这里点明了“老宅”在作品中的地位。文中这座被称为“煮书亭”的老宅中的一砖一瓦、一桌一椅、门扉上雕饰的“八仙”图案、屋脊上的琉璃釉陶等无一不显示出历史的痕迹和文明的积淀，这历史与文明又是由一点一滴的日常积累起来的。老宅是历史的见证者和观察者，老宅中的人也是历史的经历者和体验者。作品中，人与物之间具有一种“同构”关系，从民国至新世纪，老宅与陈书玉共同经历了国共战争、新中国成立、大炼钢铁、**、市场经济等一系列重要的历史阶段，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最终陈书玉老了，老宅也“日夜在碎下来，碎成齑粉”[7]267。
在这里，老宅中的器物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和叙事工具，体现出“移情”作用，在这种作用下，人与器物的性情是在相互影响的，老宅影响了陈书玉的性情和处事态度，“告诉”了陈书玉许多道理。战争之前，陈书玉作为“西厢四小开”之一，与其他三位好友朱朱、奚子、大虞一起，也曾有过一段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但战争打破了安逸的生活，拆散了曾经的好友。自重庆一行归来后，万事万物都在转移变化，好友朱朱结婚生子，奚子不明去向，唯一不变的却是老宅。在往后几十年的动荡生活中，老宅始终以“静”来面对“动”，也正是老宅的“静”无形之中影响了陈书玉，加上陈书玉本就是“仁厚”之人，他始终如一地坚守着“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以不变应万变，在动荡的时局中“静”下来。这种不争不抢、安稳度日的心态正与老宅的沉静相符，也正是如此他才得以规避动荡时局中的重重风险。“王安忆所讲述的正是这批历史中无言者的故事，她把权力结构之外的人物放在描写的中心，给了他们表达自身的机会。”[8]作者借助“老宅”，用精简模糊的笔触去描摹历史以及历史中那些无言的群体。
“四小开”中的大虞是真正懂老宅的人，大虞延续祖上的木器行业，是个大木匠，他第一次登门陈书玉家时就十分惊艳，感叹陈家竟然还有这么一处宅子，称陈书玉是“坐在金盆里洗澡”而不自知。大虞几十年间数次对老宅进行考据，对宅子里的“八仙”主题、镂刻雕饰、门楣走廊结构进行研究，对老宅有着的浓厚兴趣。这一系列活动也展现出大虞才是老宅的“知己”。小说的最后陈书玉一直想请大虞来对老宅进行修复——只有大虞才真正懂如何修复这座宅子。但修缮的事情还没有眉目大虞却去世了，最终修缮成为泡影，老宅继续落败下去。在这里，大虞和老宅之间也是相互照应的，人不在了，老宅也颓败了。
本雅明认为：“一件物品的本真性是一个基础，它构成了所有从它问世之刻起流传下来的东西，从它实实在在地绵延到它对它所经历的历史的证明——的本质。”[9]235器物有其自身的历史，同时也是一种可以容纳时间、记载历史的载体物，器物与历史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隐喻。《考工记》中的建筑、工艺、木艺等器物都超脱了它原有的语义，器物之喻打通了人、物及历史的界限，“老宅”在这里成为了具有人文情怀的历史载体，作者对老宅的反复描摹就是对历史的追溯、对文明的追溯。在这一过程中，老宅和老宅中的人一起，共同完成了对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的记载，实现了对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传承。
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通过对杭氏家族五代人命运浮沉的描绘展现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风云及茶文化史。作者把“茶”作为地域文化精神的符号，打通了茶文化与江南文化的内在联系，真正使“茶”进入了文本的肌理。《茶人三部曲》不仅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江南地域文化品格的茶人形象，而且介绍了大量关于茶的知识和习俗，茶人、茶俗的建构使作品呈现出浓厚的茶文化审美意蕴。
茶，是郁绿的，温和的，平静的，优雅而乐生的[10]3。饮茶可以使人心静，喜爱饮茶之人往往具有婉约、柔和、从容的性格特点。茶之宁静致远、柔韧执着的品质也为茶人注入了相同的品格。杭氏家族中，杭天醉、杭嘉和、林藕初、沈绿爱等人在茶文化的熏陶下，都呈现出了异彩纷呈的人格特点。茶品与人品的结合，构筑了这些具有丰富内蕴的人物形象，在此，笔者以杭天醉、杭嘉和父子为例，来说明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两种不同的茶人气质。
杭天醉是杭家的第二代茶人，与其父杭九斋一样，是封建末世文人形象的代表，他身上展现出的是茶的儒雅诗意、柔弱平和的一面。杭天醉从小就拒绝“刚性”，逃避茶清伯每日早上教他拳术，而喜欢和父亲一起乘着“不负此舟”游玩西湖，赏山水美景，喜欢父亲教他的歌谣“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醉心于自然风光，仿佛置身于尘世之外。有学者指出：“从总体倾向上看，江南文化是一种阴性的文化、柔性的文化、唯美的文化。”[11]长期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里的人们身上总是带有诗性的、雅致的、审美的色彩。杭天醉正是如此，在茶文化与江南文化的浸润下，他偏爱柔美、精致的事物，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害怕明艳动人的妻子沈绿爱，而可以在娇弱柔美的小茶那里得到宽慰。同时，这种文化的影响也让他性格中柔弱的一面被放大，遇挫时最先想到的就是逃避。在得知自己是母亲与吴茶清的私生子、妻子沈绿爱与好友赵寄客有私情之后，他便把精神寄托于大烟，浑浑噩噩度过半生，最终看破红尘，不问世事，落魄而寂。
杭嘉和与其父杭天醉不同，他所代表的是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理想走向，笔者认为，杭嘉和是作品中最能体现茶文化品格的茶人形象，茶的“隐忍坚毅、平和从容”的特点在他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可以说，杭嘉和身上寄予了作者的文化审美理想。嘉和是天醉与小茶所生之子，庶出的身份使他具有比弟弟嘉平多出来的一种隐忍，仿佛与生俱来就有一种自我克制的能力。尽管嘉和很渴望和亲生母亲小茶生活在一起，却从未表现出来，他喊绿爱为妈妈而把小茶喊作姨娘，直到小茶去世也没喊出一句妈；
他自小就喜欢叶子，却一直尊重叶子弟妹的身份，即使在叶子被嘉平抛弃之后，他也坚决不越雷池一步；
作为杭家长子，他主动承担起家族的茶叶生意，尽管他也曾是热血青年，还试图进行过“新村”建设，但他无法抛却自己身上的责任，不能像嘉平一样毫无顾忌地出去革命……他总是把所有事情都扛在自己的肩上，默默承受着痛苦，尽力做到万事协调、面面俱到。
嘉和这种隐忍坚毅的品格或许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老舍笔下的祁瑞宣。两人都是家中的长子，都接受过新思想，抗战时期都是“留”下来的那一个。不同的是，《四世同堂》中瑞宣面对日寇的侵犯多是在忍受、克制，而嘉和对侵略者的反抗表现得更为坚决和彻底。为了不让日本人住进自己家，嘉和一把火烧了杭家大院，成为别人口中的“疯子”；
在日本人占领杭州的几年中，他忍辱负重，不惜装疯卖傻，在孔庙门前摆茶水摊，昔日的杭老板变成了街头小贩，只有家人明白，他这么做为的是监视日军的行动，保护赵寄客老先生。从这种种举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嘉和身上有一种顽强的韧性，他能够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磨难，永远不会被打败。
另一方面，生于茶叶世家的杭嘉和，天生就具有一种亲和力，茶文化的含蓄中和、细腻温润都在他身上得到体现。他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改革开放等几次重大历史时期，身处动乱年代却能始终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淡然的态度。杭嘉和总是怀着“以和为贵”的思想，在面对家族的重任时他勇敢地承担下来，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命就是茶的命”。他的名字也饱含着家族长辈对他谦逊平和的寄托，这与中国传统茶文化精神一脉相承。可以说，杭嘉和身上所体现的刚柔相济的“中和”精神正是江南茶文化的神韵所在。在小说中，作者的理想、茶叶的天性、杭嘉和的性格三者是一致的。小说运用比兴象征、以物（人）喻理或借物（人）抒情的艺术表现手法将这三位一体的关系和存在方式较好地呈现出来，与整部小说所弥漫充盈的传统文化气氛也是颇为一致的。
此外，《茶人三部曲》中还涉及大量有关“茶”的知识、习俗，不仅为作品情节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线索，起到避免故事情节单一化、平面化的作用，而且为读者了解我国茶文化提供了生动的素材。如作品中提到“吃讲茶”这一民俗，“吃讲茶”是旧时汉族人解决民间纠纷的一种方式，流行于江浙一带。“吃讲茶”源于何时何地似乎已经无从查考，但在一些民俗汇编和史料笔记中可以看到相关记载，如胡祖德《沪谚外编》中说：“‘吃讲茶’：因事争论，双方往茶肆中，将事由宣之于众，孰是孰非，听凭公论。”[12]67即产生矛盾时，双方都认为不值得到衙门去打官司，便约定好时间一起到茶馆评议解决。“吃讲茶有其约定俗成的规矩，先得按茶馆里在座人数，不论认识与否，各给冲一碗茶，并由双方分别奉茶。”[10]177一般来说先由矛盾双方分别向茶客陈述纠纷的前因后果，表明自己的态度，然后由茶客评议，最后由坐“马头桌”的公道人（比较有声望的人）做出是非判断，如果在座的茶客都表示赞同，则算了事①。“吃讲茶”的习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多次被提及，如李劼人在《暴风骤雨》中有写到川渝地区“吃讲茶”的情形，老舍在《茶馆》中也提到“吃讲茶”的规矩，可见这一民俗的流行范围之广。“吃讲茶”是一种较为温和的解决纠纷的方式，以和为上，《茶人三部曲》中杭天醉与众股东用“吃讲茶”的方式，心平气和地解决了矛盾，双方都不失脸面。可见，“吃讲茶”这一民俗对作品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推动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茶人三部曲》中对许多与茶有关的婚嫁民俗的描写，也展现出丰富多彩的茶文化。杭嘉和与方西泠定亲时，按照湖南苗族的婚俗往茶里泡梅花脯，用泡进的梅花脯是否成双成对来表示女方的心意。战乱时期，杭寄草不远万里从杭州找到缅甸，终于与爱人罗力相聚，两人采用白族人的“三道茶”仪式举行婚礼：第一杯是苦茶，寓意不能忘记曾经有过的苦日子；
第二杯是甜茶，寓意着苦尽甜来，饱含着对未来的美好祝愿；
第三杯茶具有千般的回味，“酸甜苦辣，千姿百态，什么味儿都在其中了”[13]479。这里写出了茶中包含的人生百态，需要人们去细细地品味。文中还有如“酒满敬人，茶满欺人”的俗语，寓意做人要像茶一样谦逊，时刻自省，不宜高傲自满。这些与茶相关的俗语充分体现了茶文化的丰富多彩，以及茶对小说中人物生活、品性的重要影响及作用。在茶文化的熏陶下，杭氏家族几代人身上总是或隐或显地呈现出“茶”的品质——淡泊名利、真诚善良、谦虚谨慎、隐忍坚毅。
《茶人三部曲》中还有大量对茶史、茶事的描绘。《南方有嘉木》开篇就写乾隆时期中国茶叶的对外贸易发展状况，使作品呈现出“史”的深厚底蕴，作者还借日本茶道中人羽田之口详细讲述日本的茶史，为作品增添广度和厚度。《不夜之侯》中关于茶马古道、茶马交易的详实介绍等等，都展现了作者广博的茶文化知识以及“茶”这一物品所承载的深厚历史内涵。此外，作品中还有关于茶的种类、茶树的栽培、茶园的生态环境、茶具的类型以及制茶、评茶等茶事的介绍。作者王旭烽把大量的茶俗、茶史、茶事交织在一起，更为完整地建构了这部茶文化作品。作品中，“茶”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物质，茶俗、茶事中还凝聚着丰富的精神内涵，代表的是一种婉约、平和、恬静、坚韧的精神，“茶”的品格也充分体现出王旭烽在文学创作中追求善与美的精神旨归。
评弹、昆曲是江南地区的人们颇为喜爱的两种戏剧。评弹是评话和弹词的总称，产生于苏州并在江浙沪一带流行，昆曲又称“水磨腔”，在演唱技巧上注重声音的控制、节奏速度的顿挫疾徐和咬字吐音的讲究，这两种戏曲艺术与风情无限的江南气韵相投。在江南女作家笔下，评弹、昆曲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艺术，其中蕴含的是江南地域人们悠然闲适的生活态度。
苏州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孕育了独树一帜的苏州文化，自幼在苏州生活的范小青深谙此地的地域风情和文化底蕴，并不遗余力地对苏州进行书写。在范小青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浓厚的苏州地域风情与文化魅力。评弹和昆曲作为苏州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珍品，自然成为范小青笔下至关重要的书写对象。例如，《裤裆巷风流记》中“用宜兴茶壶泡上洞庭‘吓煞人香’茶，听说书先生唱评弹，窗下小河水清清，确实是一种极妙的境界”[14]33。只一句话就写出了苏州人对评弹的钟爱，写出了苏州人雅韵诗意的生活方式，边喝茶边听书，确是一种让人向往的惬意生活。范小青把目光投向苏州评弹，体现出了她对苏州文化的内在透析，以及她对苏州地域人们悠然闲适的生活态度的理解。“恬淡平和的生活态度，随遇而安的处世准则，造就了苏州人以及这座城市的温和品质。”[15]对于苏州人来说，只要有一杯茶，有一曲评弹，有一张椅子，就可以消遣一整天。他们这种悠然自得的心态和闲适典雅的生活情调不仅根源于吴文化的长期浸染，也有对江南士人隐逸心态的继承。
散文《苏州小巷》中，范小青描绘了一幅温馨的苏州日常图景：“老爹坐在门前喝茶，老太太在拣菜，婴儿在摇篮里牙牙学语，评弹的声音轻轻弥漫在小巷里……”[16]47淡然、从容是对苏州人生活态度最好的形容，在静谧的小巷，边喝茶边听书，还有什么更理想的生活境界呢？《余音绕梁》中，作者也细腻描绘了苏州人对评弹的喜爱，“在黄昏的时候，你若从苏州的大街小巷走过，你也许能再三见到这样一幅情景，一位老人坐于门前，身边或是一方小桌或是一张小凳，上面放一只小小的收音机，里面在唱着苏州评弹，可说是无一例外，苏州的评弹可真是普及到寻常百姓家”[16]226。苏州人对评弹的喜爱是深入到骨子里的，千百年的文化底蕴、人文风情在吃茶听评弹这件事情上得以自然流露。只有在苏州这样一个雅俗并存、包容圆通的大街小巷中，听评弹不再是贵族的享受，而是苏州人的集体记忆。
小说《清唱》是一篇专门写评弹艺人的佳作，范小青在文中塑造了蒋凤良、陈瑞文等人物形象。蒋凤良老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评弹艺人，他一生深受评弹的影响，专注于评弹艺术，连性格都像评弹中的“糯米腔”，面慈心软，面对别人的请求，总是于心不忍，成其所愿。陈瑞文则与蒋凤良老先生完全不同，他世故圆滑，正与他所擅长的“噱”相一致。“噱”指噱头，即引人发笑，是评弹艺人“说、噱、弹、唱、演”中的五个基本功之一，通常采用幽默、滑稽的表演方法。陈瑞文圆滑的个性也使他走上了与蒋凤良老先生截然不同的道路，作者借评弹技巧暗喻人物性格，形象地展示出两位评弹艺人的性格差异。
昆曲也是苏州人尤为喜爱的剧种。范小青《文火煨肥羊》中的梅巽仙老太太十三岁开始就拜师学曲，年近三十还不思婚嫁，一味沉迷于昆曲，曲社解散后，她毅然嫁入潘宅做妾只为能继续唱昆曲。如今已经八十九岁高龄的梅巽仙依然对昆曲念念不忘，可谓是与昆曲相伴一生。梅老太太年轻时专攻《思凡》，曲中委婉清丽的爱情故事寓意着她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但她终其一生追寻昆曲的脚步，却从未体会过真正的爱情。《老人角》中，陆先生最得意的就是唱昆曲，自称昆曲票友，他为人温文儒雅，与古老而又典雅的昆曲相得益彰。文中两处引用昆曲《牡丹亭》，营造了一种悲凉的氛围，烘托出陆先生在妻子去世后孤独、凄凉的心境。文末作者范小青有意借几位老人之口说出如今的昆曲已没有了当年的盛况，委婉表达了在现代文明冲击下昆曲地位下降的现状，背后暗藏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和多元文化的冲击，这些民间艺术的影响力日益降低，但不可否认，直至今天仍有许多人不减对评弹、昆曲的热爱，苏州内在的文化精神正是蕴藏在这一首首幽婉的曲子之中。这些也从侧面反映了传统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生存状态、代际差异是存在的，但共同的生长环境与文化滋养使得他们身上的文化气质是相通的。
王旭烽作品中也多次呈现出昆曲的魅力，体现出昆剧这一民间艺术在江南地域的受欢迎程度。《南方有嘉木》中，杭天醉自小就爱跟着父亲到茶馆听戏，说书艺人段家生是昆剧戏班子出身，一听有人点戏，便拿出最擅长的片段——“三国”中的《刀会》唱起来：“好一个年少的周郎，恁在哪处也，不觉得灰飞烟灭。可怜黄盖暗伤搓，破曹的樯舻恰恰又早一时绝。只这鏊兵江水犹然热，好教俺心惨切！”[10]47整个茶楼的人都屏声静气地听他唱，沉浸在故事中。少年时期养成的兴趣影响了杭天醉的一生，他喜欢聚藏一些龙袍、罗裙、绣襦、青衣，还有假发、头套、刀剑、头花等等，戏瘾上来时便自己装扮上，在自家园中唱起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是他最爱的《游园·惊梦》，昆曲《牡丹亭》中的一个曲目。对现实生活充满失望的杭天醉只能把思绪寄托于昆曲，沉浸于杜丽娘与柳梦梅亦真亦幻的爱情故事中。
在江南女作家笔下，婉转的评弹、清雅的昆曲都是江南文化精神内涵的外现，这些民间技艺不仅是江南地区人们娱乐消遣的方式，它们作为一种隐性文化，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性格特点和生活态度。对评弹和昆曲的书写不仅体现了江南女作家们对民间艺术形式的重视，也反映出作家们试图在地域文化中去寻找传统文化之根，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并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这些民间艺术，赋予它们丰富的内涵，进而提升作品的审美价值。例如在很多作品中，剧目的唱词往往与人物的心境相对应，或侧面刻画出人物的性格，或烘托渲染出特定的氛围，这些都给人以美的感受，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手法。
当代江南女作家以敏锐的思想力和观察力为读者构建了多姿多彩的江南民俗世界，她们以传统民俗技艺为突破口的地域书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作品的民俗学价值，更是凸显了作品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王安忆、王旭烽、范小青三位江南女作家对具有江南地域特色的刺绣、建筑、茶道、评弹、昆曲等传统民俗技艺的文学书写，体现出当代江南女作家文学创作从“民俗技艺”到“民俗审美”的过渡，既较好地展现了具有江南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又深刻地揭示了江南地域内在的精神文化底蕴，彰显出她们对江南文化、民族文化的深度认同。同时，当代江南女作家的文学创作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江南文化的文学书写打上了特色“文化标识”，为读者提供了认识江南文化乃至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路径，显示出我国当代作家的文化自信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注释：
① 郁慕侠的史料笔记《上海鳞爪》中记载：“怎样叫‘吃讲茶’呢？就是双方的曲直是非，全凭一张桌子上面去审判。倘结果能和平解决，由一和事老者将红绿茶混合倒入茶杯，奉敬双方的当事人一饮而尽，作为一种调和的表示。”参见：郁慕侠《上海鳞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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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 Interpretation of Jiangnan Female Writers’ Traditional Folkloric Skills Writing
MAO Hai-ying, LIU Ai-ji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Traditional folkloric skills refer to the skills inherited from the folk, i.e., those folkloric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folk crafts in a specific region, which enjoy a long history and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nd are inherited to this day. Traditional folkloric skills in Jiangnan (the south of China)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Jiangnan culture and the focus of Jiangnan female writers in their books, such as Wang Anyi, Wang Xufeng, Fan Xiaoqing and so on. Their works concentrate on traditional folkloric skills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Jiangnan, such as embroidery, architecture, tea ceremony and folk music criticism, which are embodiments of profound traditional cultural spirit and unique literary aesthetic values. Therefore, the writings on Traditional folkloric skills by Jiangnan female writers not only show the features of artifacts with Jiangnan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better reveal the rich cultural heritage of Jiangna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Jiangnan female writer, regional culture, folkloric skills writing, aesthetic value
I206.7
A
1001 - 5124（2023）01 - 0048 - 07
2022-02-28
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本土语境下江南女性民俗与母教文化传承研究”（2018GH026）；
宁波市浙东历史文化研究基地课题“浙东近代女作家苏青研究”（JD5-FZ31）
毛海莹（1974-），女，浙江宁波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文艺民俗学、女性文学与文化。E-mail: 815918928@qq.com
（责任编辑 夏登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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