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燕 向子平
(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被写入多个联合国决议,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走向了世界。在“世界处于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1]的大变局时代,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过去的单极化走向多极化;各国间竞争日益激烈,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世界秩序深度调整;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显著变化;各国间文明交流日益深入,世界向多元化发展。“大变局时代”意味着各国的机遇与挑战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大变局时代各国的发展和前进指明了方向。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经提出就备受国外主流媒体、政界的关注,也引发了国外学界的热议,研究的国家、研究视域和范围不断拓展,但许多研究存在着缺乏逻辑性和严谨性,也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甚至由于跨文化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偏见、价值观念的不同,国外学者多从西方学术研究范式出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解读难免带有一定的偏颇。因此,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能够促进世界各国民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识和理解,真正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实现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发展。
2022年10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2]。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也是一个共存的世界,大变局时代不仅预示着各国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向、发展动力会发生变化,也预示着大变局必将催生各种新的问题,出现新的矛盾。正如***所言:“当今世界的变局百年未有,变革会催生新的机遇,但变革过程往往充满着风险挑战”[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倡导的无论是亲、诚、惠、容的新外交理念,还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或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都蕴含了浓厚的新世界主义理念。这是一种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为思考人类未来提供的全新视角,既丰富了全球治理理念,也贡献了全球治理智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同时也促进了国际共识的凝聚,为重构世界文化新格局和国际新秩序等贡献了中国力量,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给出了一个理性可行的行动方案。因此,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的传播,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更具有广泛的全球意义和世界价值。
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内在价值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4]大变局时代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崛起,“中国制造”已经享誉世界,成为国际民众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然而,这种了解只能让国外民众停留在外在的认识层面,却无法达到内在的认同。要让世界各国人民能够从认识到认同确立起中国社会主义大国的国际形象,就需要在对外传播中展现中国特色,形成强有力的文化软实力。作为为世界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软实力支撑,让世界各国人民能够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世界多极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变革都为中国发展拓展了空间,同时也为提升我们的国家影响力带来了重要机遇。从合作共赢、开放包容、共建共享等多个层面阐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在世界上凝聚更多共识。“合作共赢”为各国在交流的过程中摈弃对立,通过协商和对话解决争端、化解分歧,提供了有效之策,在世界各国加强合作的过程中努力实现双赢、多赢、共赢;“开放包容”为各国超越民族界限和地域界限,在文化多元、制度相异的世界里通过交流互鉴消除分歧,化解矛盾提供了重要保障,以一种“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智慧来化解世界的矛盾和分歧;共建共享为世界各国共享人类的创新成果,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观念提供了根本之道,在众多的异质价值体系中寻求世界各国的“利益汇合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不仅能为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造和谐稳定的内部环境和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从整体上可以提升中国国际形象。
当今,西方话语仍然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普世价值论”“文明冲突论”持续地影响着世界话语体系,这就造就了我们“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5]346。同时由西方政客和媒体炮制的“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等话语也容易引起国外民众的误解和恐慌,歪曲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因此,只有增强对外传播的话语权,在国际上发声,才能更好地消除国外民众对中国的各种曲解和抨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丰富、思想深邃、逻辑严密,是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体现中国国际话语自信的价值根基,同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也能使中国更好地适应世界格局的深度调整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倡导的共同价值、共同利益,促进了世界各国对中国话语的价值认同,为中国话语在国际社会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价值支撑,也促进了世界各国民众对中国话语精髓的认知,推动中国话语深入人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不同于西方国家带有强烈政治目的性的价值观倾销,而是用中国独有的特色话语向世界传递着平等相待、相互协商、相互理解的伙伴关系;公平正义、共商共建的安全架构;开放、创新、包容、普惠的发展思想;尊重差异、加强文明交流,构建绿色环保的生态体系等内容,以此来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舆论引导力、政治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扩大中国的国家影响力、塑造中国国际形象,也有利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世界意义
大变局时代不仅给世界带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催生了各种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冲击,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仍在扩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上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加剧了世界经济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6],在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格局下,有效地应对全球治理问题就需要构建一个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世界各国普遍能够接受的全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过去单纯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思维,体现了中国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考量世界问题的价值观念。每个国家的发展不只是在舞台上展现自我的“独舞”,而是在自我发展的同时使其他国家和地区一起“共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不仅为各国合作共赢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各国之间进行合作的内涵,为全球的治理问题贡献了一种与传统西方治理模式不同的治理理念和可行性方案,也为治理全球问题提供了多元的解决途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展现出的和谐共生、凝聚共识的文化特质和难能可贵的宽容精神,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展开交流合作、达成价值共识。
在大变局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各国逐渐朝着现代性的“人类社会”开放。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也日益增多加重,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尤其是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推动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种矛盾不断突出。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对现有的世界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国际社会期待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同时一些国家却害怕社会主义中国崛起、强大,企图进行阻挠和遏制。
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各民族、各国家在自己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带有人类共性的价值,是各民族都共同认可、认同的开放与包容的价值,是合作、共建和共赢的价值体系”[7]。这种价值体系所凝聚的价值共识、和谐共生的思想,使其在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文明之间找到了相容的契合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站在人类命运发展的高度,用一种“共赢”的价值观摈弃西方“利己”的价值观,让不同的文化都秉持平等和包容的精神,消除文化冲突,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建立起各国普遍共识和共同遵守国际的新秩序,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因此,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不仅有利于消除国外民众对中国的各种曲解和抨击,而且能不断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舆论引导力、政治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动力。”[8]258大变局时代,世界间的文明交流日益频繁,为多元世界的构建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同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战乱恐袭、饥荒疫情等现象依然存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1],这些都阻碍了各国文明间的平等交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追求的“和而不同”就是要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决定了价值观的多元取向。多样文明间的互动可以推动国家间从初步的沟通深入到对他国价值观的深入和全面的认识,使世界各国在多样性的文明的交流和交融中增加认识和理解;在相互碰撞和融合中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为世界提供了一条人类文明和谐共生、融合发展的道路,推动世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同时也让世界文明更加充满活力,更加丰富多彩。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大变局下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政治思潮激烈碰撞,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由于中西方在意识形态沟壑、战略竞争壁垒、话语霸权以及因价值、本能、情感利益等因素影响出现的“认知障碍”,导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来自西方话语霸权的桎梏和意识形态的偏见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扩张,其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也渗透到其他国家和民族,形成了以西方世界发展理念为核心的“话语霸权”。这种话语霸权展现的是西方世界按照自身的利益构建利益同盟体的价值理念,并运用其所构建的价值理念推行“普世价值”,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价值观干涉。随着大变局时代的到来,中国的崛起打破了西方以“普世价值”为主的价值理念,使国际秩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正如格雷厄姆·艾利森所言“从未见过世界上出现像中国崛起这样造成全球力量平衡发生如此快速的结构性变化。”[9]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视角,寻求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是对西方世界“普世价值”的有力驳斥,必然遭到西方世界的抵制和反对。另外,中国在世界的崛起,也导致许多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发展将“会撞到自己、会堵了自己的路、会占了自己的地盘”[10],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上传播势必会威胁他们在全球的霸权统治,会触动他们的切身利益。同时再加上他们对中国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对中国价值观存在着许多偏见和误读,难以用公正、理性的态度认识中国。一些西方国家凭借话语霸权,欺骗和误导各国民众,使国际民众对中国缺乏真实认知,阻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
2.来自哲学世界观的冲突和语言理解的偏差
在大变局时代,尽管世界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已变得空前紧密,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5]442但来自哲学世界观的冲突和语言理解的偏差,仍然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我们与世界的沟通与交流。世界由于多样性的文化而充满活力,但多样性的文化由于哲学世界观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存在着差异和对立。中国传统哲学观是“天人合一”,强调群体本位,主张个人服从集体,以家庭、社会和国家利益为重。“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折射出的这种哲学世界观与现当代西方的“天人相分”,强调个人本位,张扬个性,维护个人利益,强化个人权利意识的哲学价值观相对立。这种对立和差异是极为深刻的,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最为根本性的跨文化障碍。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价值观的交流离不开语言,中文语言在表述上和其他国家的语言有着很大的不同,中文的含蓄性和内生模糊性,往往会导致交流过程中理解上的偏差和误解,再加上中国价值观的许多话语表述缺乏必要的理论阐释,也未能进行有效的话语转换,使得西方媒介通常使用简单类比的框架对中国价值观进行描述,必然造成政策误读和信息偏差,这些都会造成国际民众难以接收和理解。另外,在传播主体和传播方式上多倾向于领导人交往、主流媒体宣传等官方性质的交流和传播,未能有效地发挥我国在国际学术话语方面的作用,造成中国在国际学术话语层面的失语,也导致一些话语内容缺乏必要的渗透力和说服力,从而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也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
3.来自自身传播能力的短板和“后真相”的制约
在大变局时代,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等技术将推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也拓宽了对外传播的路径,成为各国间交往和交流的重要窗口。因此,“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11]然而,相比西方国家,我国在对外传播体系方面的建构仍然存在不少短板。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其掌握的现代通讯技术,在信息技术垄断方面占据着绝对的优势,掌控着国际突发事件的报道权,引导世界舆论的走向。目前世界的传媒市场主要由7家西方跨国公司垄断,他们拥有的卫星服务系统覆盖亚洲、欧洲,直至拉丁美洲,用多种语言,30多个频道在亚洲进行播报[12]。可以说西方主流媒体掌控着70%以上的国际新闻。而中国的国际信息传播行业由于起步晚,从国际传播的能力来看,无论是从质上还是量上都难达到国际传播的需要。在国际传播方面由于人力资源的匮乏、结构不合理、布局不平衡、缺乏丰富的经营、业务不够熟练等问题,必然导致中国媒体在国际传播能力方面和西方媒体难以匹敌,制约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
在信息多元交织、传播主体多元化的新媒体时代,信息的“后真相”也制约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由于文化的差异、哲学世界观的对立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事件,尤其是一些突发事件或是特别事件时,通常会按照西方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进行播报,必然会隔雾看花,不得要领。而国际民众对信息的获得很难从事实判断、价值判断的角度来进行信息筛选,大多数人只能是基于个人的直觉和情绪需要去选择想要的信息[13]。同时,在传播的过程中也可能存在传播内容的不完整,国际民众对信息的获得是碎片式的,导致对事件的原有真相难以正确地还原。网络传播的即时性,也会使事件的发生过程与传播同步进行,一些未经审核的事件,往往会引发国际网民的负面情绪,从而使国际民众失去对中国进行真实解读和深度理解的兴趣。可以说,“后真相”是制约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重要困境。
大变局时代,要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不仅需要在多维度、多形式的场域中构建国际传播体系,以互利共赢为基础加强国家间的交往和沟通,更“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8]161打破中西方文化的藩篱,填补“我者”与“他者”之间的认知沟壑,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
1.坚定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无数次的磨难,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路。这条道路不仅创造了“中国奇迹”,迅速提升了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也让中国在谋求发展、互利共赢中引来了世界的瞩目。如今,中国已不再是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旁观者,也不再是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为世界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智慧的参与者。“中国从百年之前以极其艰难和被动的方式进入世界历史,到如今主动融入世界历史并带来世界体系的重大改变”[14],但我们还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5]。我们仍然面临着各区域各方面发展的不平衡,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足,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等一系列制约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短板,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必然影响中国在世界上的国际话语权。因此,新时代,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提高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重要保障。
在坚定中国道路,提升硬实力的同时,还需不断完善自身的话语体系,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将中国话语升级为世界性的话语。讲好中国故事,就要创新话语内容、拓展传播方式、优化传播结构。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群体进行不同的话语内容的构建,达到精准对接,用真实故事、实践行动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核。让行之有效的话语内容真实、客观、生动地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还要有的放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同世界讲述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故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倡导的亲、诚、惠、容的新外交理念,同世界讲述中国与世界求同存异、共享共治的故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展现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同世界讲述中国与世界共建普遍安全、和谐共生的故事。在与世界交流和对话的过程中,讲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讲述中国发展的硕果、讲述中国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发展图景,让中国故事传遍世界各地。
2.凝聚共识,搭建中国与世界的话语桥梁
在大变局时代,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5]481“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5]522,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理想诉求和共同利益,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价值内核。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就需要挖掘中国价值观与世界各国之间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寻找与世界各国的价值契合点,寻求中西方价值观的“交集”,探索“重叠共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正是有了中国的参与,人类才能步入平衡、协调、包容的全球化发展新阶段。”[16]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全人类命运的高度,向全球展示的“和平发展、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价值追求和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无不体现着世界公认的价值共识。这种价值共识就是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价值认同,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因此,挖掘共识、凝聚共识、传播共识、探寻中西方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可以在异质价值观体系中求同存异,在求同存异中调和不同的哲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造成的冲突,跨越不同文化间的障碍,从而有力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走向世界。
共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核心内容,也是搭建中国与世界的话语桥梁,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议不是中国单方面的构建,它需要世界各国的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协商才能达成共识。这就需要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倡导的开放、包容、共赢、共享的合作理念与世界各国人民所追求的共同价值相结合,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与全球治理相结合,向世界贡献中国力量,展现中国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和对世界和平发展的关注。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主体诉求中寻找“利益集合点”,使世界形成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在世界多元价值体系中赢得肯定和认同,还需要向世界展现中国与世界交往合作的丰硕成果,中国在全球治理、国际秩序、国际安全合作等方面贡献的中国智慧,用讲故事的方式将抽象的政治议题转换为世界各国民众普遍关注的民生话题,从而唤起国际民众的情感认同,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深入国际民众之心。
3.创新话语方式,构建“复调”传播的多元格局
依托国际外交,充分发挥政府间国际交往的作用。一个国家的政策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价值观印记,其对内对外政策都体现了该国价值观理念。我国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外交活动中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用中国特有的话语体系传播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世界提出了中国方案,向世界发出了响亮的中国声音。由点到面,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与世界各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理想融入国家间的对话和交往中,让各国人民切实感受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魅力。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8]165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将其思想内容和民众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以生动朴实的日常话语寻找与各国民众间的“最大公约数”,跨越中西方的语言障碍,以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能理解的语言模式,创新中国特色的话语内容。在民众交往的过程中让他国人民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带出国门,赢得国外民众的信任和欢迎。另一方面要善于利用民间力量,通过社会中非政府组织和一些从事对外活动的机构和个人,以多元的方式、运用各种交往平台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走向世界。另外,还可以通过国际学术会议、对外访学、专家互访等国际学术交流和对话,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发挥新兴媒介和其他媒介的共同作用。借助新兴媒体的即时性和跨国界性的优势,拓展传播场域;利用新兴媒体的灵活性、个性化的特点,创新中国价值观的话语方式,以个性化的语言增强世界各国人民的认知;通过新兴媒体传播方式的多元化,用纪录片、图片、动漫等直观生动的画面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时还要继续发挥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独特优势。传统媒体的严谨性、深刻性和权威性的特点,可以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的可信度,并能有效地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发挥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优势互补的作用,采取“分众化”传播,根据不同受众主体的心理特征和文化差异,灵活地采取不同的传播范式和传播策略,让受众者自主地参与到传播系统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化于各国民众心中。通过多样化的传播平台,让不同的传播主体演奏自己的旋律,逐步形成多主体的、丰富的、立体的“复调”传播的多元格局,让“复调”传播奏出和谐之律,进而形成一股多音律的和弦,让世界各国民众从中听到中国之音,向各国民众展现中国之声,让真实的中国为世界所认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以全球视野对国际局势的研判,也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和不确定因素的研判。大变局时代,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过去的单极化走向多极化;各国间竞争日益激烈,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世界秩序深度调整;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各国间文明交流日益深入,世界向多元化发展。在大变局时代,如何实现国家间的平等对话?如何推动各国发展共赢,惠泽各方?各国如何应对生态危机、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跨境传播等全球问题?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是在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下,中国面向世界、求同存异,展开与世界各国的对话与交流,将“平等”“包容”“和谐”的理念融入世界对话,让不同的文化都秉持平等和包容的精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5]548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可以引导世界各国在人类共生共享共赢的基础上,解决国际社会民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打破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形成世界普遍承认的共同价值,以共同利益化解各国利益之争,以共同责任化解全球威胁,以共同命运化解文明隔阂。然而由于西方话语霸权的桎梏和意识形态的偏见,世界各国文化的差异导致的哲学世界观的冲突和语言理解的偏差,中国自身在传播能力方面的短板和国际民众获取信息“后真相”的制约等影响,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难以真正走进国际民众之心。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通过制定传播策略、拓宽传播渠道、运用传播媒介来搭建起传播的桥梁,消解各国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观的误解和偏见,为世界提供一条人类文明和谐共生、融合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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