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翔，戴智杰，苏时鹏，程 甫，孙小霞，李心萍
（1.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2.福建农林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生态农业是新时代农业践行“两山理念”，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路径［1］。福建省茶叶种植历史悠久，2020年茶园面积22.39万hm2，产量46.14万t，茶产业是福建茶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之一，茶园在福建农村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茶园生态化管理是福建农业生态系统保护与高效可持续利用的重点内容。为促进茶产业生态化，福建自2012年相继颁布《福建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生态茶园建设与管理技术规范》等文件，但生态茶园建设进展并不顺利。其主要原因是：福建茶园以农户家庭经营为主，农户经营茶园需要考虑的因素较多。因此，分析典型茶区农户茶园经营管理行为，引导其对茶园进行生态化管理，对促进福建乡村生态振兴和茶产业高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生态茶园虽没有统一的标准［2-7］，但茶园生态化管理在实践中被广泛应用，主要指以生态友好理念为指引，优化茶园自然基础，改进传统施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人工管理措施的绿色生产行为［6-8］。相关研究表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受主客观物质条件［9］、知识与知觉行为效能［10］、感知成本与风险的不确定性［11］、人情荣誉与道德责任感［12］等影响，其中，知识水平对农药与施肥行为影响甚大［13-19］，政府绿色服务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0-23］，专业合作组织与技术服务也具有明显影响［24-28］。农户茶园规模［29］、预期经济效益、生态功能支付意愿［30］等也会产生较强的影响。但目前将外部情景因素、茶园经营条件和家庭因素综合起来考虑的研究并不多。
宁德市、泉州市、南平市2020年茶叶产量分别为11.04万t、9.01万t、7.93万t，共占全省产量的62.79%，是福建茶叶核心产区。宁德市的福建银针（福鼎白茶的一种）、泉州市的安溪铁观音、南平市的武夷岩茶均曾被评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因此，本文选择安溪县、武夷山市和福鼎市为研究区域，实地调研分析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进而为改进福建茶园生态化管理引导政策提供参考。安溪县位于118°18"E、25°07"N，安溪县有70%的农户从事与茶业相关工作，农民人均收入的50%以上为茶产业收入。福鼎市位于120°21"E、27°32"N，福鼎市为“中国白茶之乡”，2019年福鼎毛茶产值25.5亿元，涉茶总产值106.5亿元。武夷山市位于118°03"E、27°77"N，武夷山市作为生态茶园发展的领头部队，市政府重点把控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积极探索茶园转型发展道路。
2.1 理论框架构建
茶园生态化管理需要贯穿于种植选择、施肥和除虫等生产全过程，主要表现为间作套种、生态化施肥和不施用化学农药3个方面。间作套种具有改良土壤、增强生物多样性、生物防治病虫害、减轻连作障碍等作用，生态化施肥和不施用化学农药具有减少化肥施用量、遏制土地退化和降低农药残留等作用。茶园管理行为是农民根据自身条件和所处环境做出的有限理性选择。农民素养参次不齐，农村社会结构复杂、不确定因素多，农户生产行为复杂［31］。生计资本是决定农户行为的基础［32］。多数农户会根据有限资本精打细算，权衡风险，并参照周围农户后做出行为选择。在政策、市场、合作社指导和周边农户行动等外部情景因素［33］和经营压力的作用下，农户对茶园生态化管理的认知和意识会发生变化。农户在生态意识的驱动下，综合考量茶园特征和生计资本等内部条件和做出是否开展生态化管理的决策，进而建构蓝本和具体行为方式（图1）。
图1 研究区域Figure 1 Research plot
2.2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变量选择。依据福建省安溪县、福鼎市和武夷山市政府茶产业规划文件所提倡议及实地调研茶园所见常见做法，将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概括为间作套种（Int）、生态化施肥（EF）和不施用化学农药（NCP）3个具体表现，分别作为因变量Y1、Y2与Y3，其内容解释如表1。
图2 农户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研究路径Figure 2 Research path of farmers"tea garden ecological management behaviors
潜在影响因素变量选择。影响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的因素很多，综合起来可从个人与家庭因素、茶园特征因素、茶园经营因素和外部情境因素4个维度进行分析。
从个人与家庭的角度来看，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对茶园生态化管理技术的认知越高［34］，科学采用生态化管理技术的可能性越大［35-37］。户主年龄越大，对茶园的依赖性较大，更倾向于茶园生态化管理，施用有机肥［14，38］。也有研究认为户主年龄越大，越短视，思维越固化，对培训内容的吸收和学习能力也更低［24，39］，更不会采用生态化管理。家庭人口规模越大，劳动力越充足，越有能力开展茶园生态化管理［40］。家庭年收入越低，越难承担生态茶园投资大、回报周期长带来的风险，可能更不会采用生态化管理［13］。农户根据自身以往经验进行技术选择，对有机肥及生物农药等生态化管理技术的认知不足，可能会导致化肥和化学农药的过量施用［42］。具体选择年龄（Age）、受教育程度（Edu）、茶园管理时长（MT）、家庭劳动人口数（HLP）、对茶园生态管理技术的了解程度（Und）及家庭年收入（FI）6个变量。
从茶园特征的角度来看，茶园生态化管理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茶园经营规模越大，越有利于生态友好型技术的应用与实施［43］，越可能采用生态化管理［44］。除面积之外，茶园破碎化程度过高，将会对机械化作业和规模经营产生负面影响，使得农户对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的意愿降低［37］。高海拔地区相对低温、空气湿度大、云雾多，山地土壤有机质与磷钾含量丰富有利于茶叶生长和病虫害控制，有利于茶园生态化管理［45］。具体选择茶园面积（Area）、茶园分块（Div）、茶园海拔高度（Alt）、茶园土壤肥力（Fer）及茶园所在地（Loc）5个变量。
从茶园经营的角度来看，茶园注册为公司，茶园经营管理的规范性越高，越会采用生态化管理。农业收入比例对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有积极影响［24］，当茶叶收入占据绝大部分家庭收入时，农户会成为农户家庭工作重心，对茶园经营成本收益变化的关注度越高。成本变化认知与生态调控技术的采纳行为呈显著负相关［46］。具体选择是否注册公司（Com）、茶叶年收入（AIT）和年施肥总成本（AFC）3个变量。
从外部情境的角度来看，农户与农业专业合作社、涉农企业间的联系对农户采用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具有重要影响［47，48］。农业专业合作社与涉农企业通过提供农业技术培训的机会，增加农户了解和使用农业新技术的渠道，有利于促进和帮助农户更多地采纳和使用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35］，且随着农户受到技术培训的次数增加，农户对生态茶园的认知会不断深化，进而影响农户采纳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49］。政府补贴和惩罚性政策都有助于增加农户采纳茶园生态化管理［50］。政府新技术推广的政策也有利于推进农户对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的使用。具体选择是否加入茶叶合作社（Coo）、是否接受茶园管理的培训或指导（Tra）和政府政策对茶园管理行为的影响程度（PIM）3个变量。
由于各因素对3种生态化管理行为的影响不同，将间作套种、生态化施肥和不施用化学农药分别作为3个模型的因变量，再分别选取不同的自变量，以“＋”表示假设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正向影响、“-”表示负向影响，“＋，-”则表示有显著影响但不确定方向，具体如表1所示。
模型构建。3个行为分别作为3个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模型如下：
式中：Yi为被解释变量，取值为0和1，i＝1，2，3（即Y1为 变 量Int，Y2为 变 量EF，Y3为 变 量NCP）。当i＝1时，Y1＝0表示无间作或套种，Y1＝1表示有间作或套种，相应的概率为P10和P11；
当i＝2时，Y2＝0表示不生态化施肥，Y2＝1表示生态化施肥，相应的概率为P20和P21；
当i＝3时，Y3＝0表示施用化学农药，Y3＝1表示不施用化学农药，相应的概率为P30和P31。Xi为自变量，为Age-PIM变量，μ为随机误差项，服从二项分布。现以Y1为例，则：
同时，二项分布概率函数为：
已知F（t）取值范围为［0，1］，将公式（1）、（2）、（3）合并可得到P11与P10的比例关系，并取其对数，可得：
可得以下3个模型：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研究团队于2021年4—5月对安溪县、福鼎市及武夷山市3个研究样地的各乡（镇）、村实地调研所发放的调查问卷，各乡镇随机选取3—5个村，各村随机选取10—15户调查样本，共涉及15个乡/镇/街道，61个村，主要采用入户问卷调查及访谈的形式收集问卷信息，实地观测农户茶园情况，了解茶农生产情况。三地共发放问卷416份，回收410份，回收率达98.56%。部分回收问卷信息不全，通过茶农个人信息进行电话回访，绝大部分信息不全问卷已补全，但进行数据整理时发现部分问卷数据精确度过低，质量过差，遂加以剔除，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89份，回收问卷有效率达94.88%。389份有效问卷来自安溪县感德镇、桃舟乡、龙涓乡；
福鼎市太姥山镇、管阳镇、石番溪镇、桐山街道及白琳镇；
武夷山市五夫镇、星村镇、武夷街道、洋庄乡、兴田镇、岚谷乡和上梅街道。
从调查问卷结果可见，①在个人与家庭方面，389户受访茶农中有248位年龄分布于41—60岁之间，占总数的63.75%；
受访茶农主要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小学（98，25.19%）、初中（138，35.48%）、高中或中专（101，25.96%），这3个阶段累计占比86.63%；
茶园管理时长多集中在10—30年，累计占比63.76%；
大多数茶农的家庭劳动人口数不超过3人（69.15%）；
总体上看，受访茶农对茶园生态管理技术的了解程度并不高，维持在中等水平，较多人一般了解（126，32.39%），剩 余 则 在 两 侧 均 匀 分 布；
45.5%的茶农家庭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下，但收入大于100万元的仍有8.48%，说明茶农收入两极分化较为严重。②在茶园特征方面，抽样样本的样地分布十分均匀，65.04%的茶农的茶园面积小于1.34hm2，38.05%的茶园分为3—4块，所以大体上看来茶园面积不大且分散程度不高；
43.7%的茶园海拔高度位于300—600m之间，近半数（49.1%）的茶园土壤肥力中等。③在茶园经营方面，79.69%的茶农茶叶年收入低于20万元，这大体上与家庭年收入分布相似，说明茶叶收入是绝大部分茶农的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超过半数（56.81%）的茶园年施肥成本低于5000元，且与家庭年收入和茶叶年收入类似的是，两极分化也比较严重，其余20.57%的茶农年施肥总成本高于2万元。④在外部环境方面，大多数人未注册公司（76.86%），加入过茶叶合作社的茶农占多数（58.1%），多数人接受过茶园管理的培训或指导（62.47%）；
最后，认为政府政策对茶园管理行为影响程度一般的人比较多，占比33.42%，剩余的两侧皆有分布；
总体来看，认为有影响的人略多于认为没有影响的人。
4.1 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状况
通过Stata16.0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表2所示，并将研究样地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采取情况绘制如图3。
图3 研究样地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总体采取情况Figure 3 The overall adoption of behaviors of ecological management of tea gardens of research plots
表1 变量选择及解释Table 1 Summary of measured variables，variable setting for each model
表2 各样地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Table 2 Sub-item statistics on behaviors of ecological management of tea gardens in various plots
由图3可知，323户茶农（83.03%）进行了“生态化施肥”，在茶园生态化管理的3个行为中比例最高。其中安溪县生态化施肥比例最高，达到94%，武夷山市比例相对较少，但也达到了72%，说明生态化施肥已是3样地普遍实行的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其次，有244户茶农（62.72%）采用“不施用化学农药”，分样地来看，安溪县与福鼎市不施用化学农药的农户皆超过70%，只有武夷山市相反，有接近70%的农户仍在施用化学农药，研究团队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农机站和茶叶合作社的宣传解释缺位，茶农对化学农药与生物农药界限模糊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最后，间作套种是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中唯一一个采用数（137，35.22%）少于未采用数（252，64.78%）的行为，只有安溪县有接近50%的茶农采用间作套种，其余两市采用比例则较低。故而，在本文3个样地内生态化施肥行为最为普遍，不施用化学农药行为次之，间作套种行为最少。其中，安溪县茶农采用茶园生态化管理最普遍，生态茶园建设完成度最高。
4.2 实证分析结果
运用Stata16.0将数据录入，并按模型一、二、三依次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3个模型的伪拟合优度分别为0.469、0.286和0.276，且模型整体通过检验。
表3 回归结果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each model
由模型一回归结果可知，各变量对间作套种行为影响的显著性，受教育程度（Edu）、对茶园生态管理技术的了解程度（Und）、茶园土壤肥力（Fer）、茶叶年收入（AIT）、年施肥总成本（AFC）和接受茶园管理的培训或指导（Tra）6个变量均在1%统计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间作套种行为；
政府政策对茶园管理行为的影响程度（PIM）在5%统计显著水平上反向影响间作套种行为，其余变量则未有显著影响。模型回归结果大致与假设相同，茶农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对新种植方法的理性接纳度便越高。对生态修复技术的认知可以直接引导茶农接纳茶园生态化管理技术，对该技术了解越深入，越发明白茶园生态对于个人茶园长期收益乃至宏观茶产业及生态环境的好处，生态环境各要素相辅相成形成良性闭环，茶农作为理性人，在深入了解生态修复技术后便会主动进行生态茶园建设。如上文所述，茶园生态化管理方法对茶园土壤肥力有很高要求，土壤贫瘠地区的间作套种很难达到应有效果，且拥有贫瘠土壤茶园的茶农，出于短视效应及禀赋效应等影响，不舍将本就不富裕的土地养分分予绿植，所以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是相互依存的，高质量的茶业发展必然需要向生态化的管理措施迈出步伐。施肥成本与茶叶年收入直接与茶农对茶园的依赖程度相关，茶园的投入与产出越高意味着茶农对茶园关注度更高，依赖性更强，促使农户产生生态意识，驱动生态化建设行为。结果中与预期相反的方面体现在政府政策对茶园管理行为的影响程度反向影响了农户的间作套种行为，此种结果出现的原因可能在于政府政策并未在实际层面推广间作套种行为或未设置奖惩措施，加之农户间作套种的绿植悉为自费购置，从而产生反向影响。
由模型二回归结果可知，年龄（Age）、受教育程度（Edu）、接受茶园管理的培训或指导（Tra）3个变量在1%统计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生态化施肥行为；
茶园分块（Div）、茶园所在地（Loc）2个变量在1%统计显著水平上反向影响生态化施肥行为；
茶园海拔（Alt）在5%统计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生态化施肥行为；
对茶园生态管理技术的了解程度（Und）、茶叶年收入（AIT）、政府政策对茶园管理行为的影响程度（PIM）3个变量在10%统计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生态化施肥行为，其余变量则未有显著影响。生态化施肥作为近些年来新推广的茶园生态化管理理念，高受教育程度加之对生态管理技术的了解显然对茶农接纳这一理念产生最大基础铺垫，外部施加的培训、政策的影响都在此基础上传播生态化施肥理念，此外高海拔的茶叶在茶叶市场上可产生的附加值显著高于低海拔，从而刺激了高海拔茶园的生态化施肥行为为其增加附加值，茶园越破碎，生态化施肥困难度越大，成本越高，所以其产生反向影响。最后，与笔者调研发现实际情况一致，安溪县政府对生态化施肥宣传力度最大，规模最大，同时有奖惩措施，而武夷山市政府该方面相对较弱，这与回归结果一致。
由模型三回归结果可知，对茶园生态管理技术的了解程度（Und）、政府政策对茶园管理行为的影响程度（PIM）2个变量在1%统计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不施用化学农药行为；
茶园分块（Div）、茶园所在地（Loc）在1%统计显著水平上反向影响不施用化学农药行为；
家庭年收入（FI）、茶叶年收入（AIT）、注册公司（Com）在5%统计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不施用化学农药行为；
年龄（Age）、年施肥总成本（AFC）在10%统计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不施用化学农药行为，其余变量则未有显著影响，其逻辑内涵与上文所述及前两个模型基本一致。经过上述分析讨论可见，对茶园生态管理技术的了解程度（Und）、茶叶年收入（AIT）及政策影响度（PIM）对3个因变量皆有显著影响。其次，年龄（Age）、受教育程度（Edu）、茶园分块（Div）、所在地（Loc）、年施肥总成本（AFC）、接受茶园管理的培训或指导（Tra）这6项皆在6个模型中出现两次显著影响。因此可认为这6项是对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次级重要的影响因素。最后，家庭年收入（FI）与注册公司（Com）各在3个模型中共显著1次，其也是正向影响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的末级重要因素。
上述各重要影响因素中，政策影响度对间作套种有显著反向影响，结合实际调研经历推测，可能系由于3个调查样地地方政府对茶园管理出台的相关政策中皆包含了对生态化施肥的奖励措施、对喷洒化学农药的惩罚措施，在其二者奖惩分明的情况下却没有出现对间作套种的政策奖励，趋利避害的茶农进过理性选择，便不易主动选择采取间作套种行为。同时，间作套种要求茶农对原有茶园进行改造，且有较高的技术要求，投入成本也较高，因此更不宜被茶农采用。虽然这一变量在实验结果中出现反向影响，但结合上述理由，仍然可认为政府政策对生态茶园建设影响巨大，前提是需要出现合理且适宜的政策指导。
研究结果中，茶园管理时长、家庭劳动人口数、茶园面积与加入茶叶合作社4项并未对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一方面，与之前学者所得结论不同的是，本文研究显示在福建省主要茶产区，茶园面积与家庭劳动人口数并不影响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的采用与否，这与研究团队实地所见相符合：目前生态茶园建设处于探索起步阶段，采取生态化管理会造成成本上升、产量下降，但却不能保证收入的增加，即使农户茶园面积较大，也不会将所有茶园采取生态化管理，只是选择其中的一部分茶园；
虽然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人力成本较高，但目前茶农普遍的应对做法是雇工而非受制于自家家庭劳动人口数。另一方面，茶农对茶园管理的方式存在路径依赖，故而即使部分茶农具备先进生态思想并探索出先进的管理方式，但试图依靠广大茶农自发跟进并普遍推行是不可行的，即使茶农加入相关茶叶合作社，其本质上也是茶农之间的抱团取暖、互惠互利，并不能有效推动产业发展方式的进步，因此必须依赖政府的力量进行宣传、培训甚至采取强制措施。
5.1 结论
基于福建省安溪县、福鼎市、武夷山市3个核心茶产区389户茶农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将福建省现有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界定为间作套种、生态化施肥和不施用化学农药3种具体行为，建立二元Logit模型，从个人与家庭、茶园特征、茶园经营和外部情境4个维度分析影响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的关键因素。主要结论如下：①福建省农户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总体上仍停留在农药化肥减量化层面，且地区间差异较大。3个典型茶区的茶园生态化管理多数仍停留在施用生物有机肥和少用化学农药层面，较少采用间作套种等充分利用茶园生态系统生产力的行为。其主要原因是大量施用化肥会造成土壤酸化进而会导致茶叶产量和品质下降等观念深入人心，政府制定了有效的化肥农药减量化的激励政策。间作套种等生态管理行为由于增加的劳动力成本较多，短期的经济效益并不明显而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安溪县茶园采用生态管护行为的比例最高，武夷山市最低，地区间差异较大。其主要原因是政府规制严格程度和茶叶生产特点不同。安溪县较早规范茶产业规章制度；
福鼎市政府对茶产业生态化与生态安全问题高度重视，建立了茶叶质量溯源体系；
武夷山岩茶暂无农药安全等问题。②福建省农户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以外部因素驱动为主。个人与家庭、茶园特征因素等农户内部因素影响并不明显，政府政策和技术培训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明显。由此可见农户实施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目前仍以外部因素驱动为主。因此，政府制定更加有力的引导和激励政策，加强政府宣传，引导、规范本地民间茶企及茶叶合作社等组织，发挥高收入农户的示范带动作用，有利于促进茶园生态化行为。③影响福建省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的关键经营因素为短期经济因素。茶叶年收入对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茶叶年收入高的茶农抗风险能力更强，品牌与质量意识更强，更有能力通过生态化管理来提高茶叶产品整体附加值。因此，政府出台政策支持茶叶区域品牌创建，构建茶叶区域质量社会生态系统，有利于农户通过生态化管理来实现茶叶价值增值，进而形成一个“生态化管理—茶叶品质提升—经营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
5.2 讨论
受数据获取的限制，本文尚未探讨如“梯壁留草”等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也没有讨论低碳化等生态化管理行为，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逐步加以完善。本研究选择的样本仅限于福建省核心茶产区的3个县，本文研究得出的上述结论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检验。另外，茶园生态化管理的内涵随着茶园管理实践不断变化，福建省生态茶园建设正处于发展上升阶段，未来可能发现新的相关因素对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产生影响，以后将考虑更多的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因素，并分析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分析找出各因素具体的影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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