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恒
（河南大学 经济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我国的城市化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从早期的以人口城市化为主要内容的粗放城市化向以现代产业为内容的新型城市化发展，这一过程伴随着城镇体系的现代化，从而形成了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并在空间上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描述了19 个国家级城市群，并划分为优化提升五大城市群、发展壮大五大城市群和培育发展九大城市群。值得注意的是，在优化提升城市群中，包含了东、中、西部三大地带，表明我国的城市群发展整体上进入了成熟期。城市群发展规划与区域发展六大战略是相辅相成的，其中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三大战略分别依托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建设，而长江经济带又囊括了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个优化提升的城市群，从而形成了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框架。
实际上，在这一过程的背后，人口的空间流动起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人口的城乡和区域迁移的突出表现是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地区向东南沿海流动，如果从宏观的视角看，这些人口的流动都是围绕大城市进行的，特别是近年新增的人口流动几乎都是围绕都市圈进行的。2016—2019年，珠三角城市群年均人口净流入为69万，较上一个五年的年均3万扩大了20倍有余。西部的成渝城市群也由2001—2010 年的年均63 万净流出转变为净流入，2011—2015年之间年均净流入为19万，近4年更是增长到27万[1]。进一步来看，省会城市在过去4 年中人口流入趋势明显，更体现了中心城市的吸引力，可见从人口集中的结构和性质来考察城市群的发展，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区域发展的性质。
当前，全球正经历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人口向城市的集中主要表现在亚洲。万广华等的研究认为，城市化进程仍然主要受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增长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会增长0.9个百分点。但他们基于跨国数据的研究结论发现，我国的城市化是滞后的，即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和规模都是不足的[2]。前期简新华等也对我国的城镇化滞后情况进行了讨论，认为我国的城镇化不但滞后于工业化，和国际上的其他国家相比也存在滞后的情况[3]。他们提出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在2020 年应达到60%，实际上，我国在2020年的城镇化率达到了63.89%。即使这样，仍然有大量的文献认为我国的城镇化是滞后的。倪鹏飞等研究了40余个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的数据，以探求城市化滞后即城市化发展水平远低于工业化水平的原因，他们从贸易的角度进行了解释，认为城市化率滞后的原因与净出口比例显著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水平和城市失业率影响了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的性质，这提出了进一步探讨城市化滞后的空间[4]。上述研究的结论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人口向城市的集中会跟不上工业化的发展？根据踪家峰等的研究，大城市存在工资溢价的逻辑，对于我国而言，这一逻辑能够有效地吸引劳动力特别是高技能的劳动力向大城市集中，并从大城市的发展中获益，而城市的集聚经济具有的学习机制具有推进内生的高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果[5]。另外的研究则认为，从空间角度来看，我国的地区差距表现为人口与产业的分布不匹配，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集中了大量的产业，但人口的集聚没有同幅度增长，而内陆地区的产业集聚少但人口集中得多，从而导致区域发展的差异，他们用人口与GDP份额的变化统计印证了这一点。
区域不平衡的研究已经开始向城市群发展不平衡转化，目前大量的文献是基于因素分析或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来展开的，但结果多表明我们的不平衡问题普遍存在，但都在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周正柱等研究了长三角城市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是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其市场一体化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不明显[6]。对于城市群自身增长方面，张国俊等对中国“十三五”规划的19 个城市群进行了分析，以GDP 增长率和人均GDP 增长率为数据指标，以经济效率等七个维度度量城市群的增长质量指标，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城市群经济增长在质量和数量上均优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群，而且从总体来看，城市群增长的数量和质量协调度较低[7]。但对于城市群的创新集聚效应而言，并不是一定能够产生。万陆等研究认为中心城市的经济密度对中心城市的外溢效应起决定作用，而且中心城市对于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也有一定的范围[8]。
城市群具有典型的集聚效应，而且对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而言，向中心城市集聚仍然具有强化的趋势[9]，而且经济集聚度高于人口集中度，这说明，人口的集中仍然具有滞后性，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规律性特征。张云飞利用山东半岛城市群的数据实证研究了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城市群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是依靠城市群内的产业集聚来实现的，而且具有倒U 形的门槛效应[10]。这样看来，促进增长应该蕴含不同的机制。刘乃全等以长三角城市群扩容对整体城市的影响为研究方法，讨论了城市群扩容的经济效应，通过经济联系机制、产业分工机制等的分析验证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的扩容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不但对原有城市具有促进作用，而且对于新进城市具有更重要的经济增长促进作用[11]。这些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人口流动。张国俊等以国家“十三五”规划的19 个城市群为对象，研究了城市群视角的人口分布特征，认为人口向城市群流动是过去2008—2018年十年的人口流动总趋势，也是大城市群与其他地区经济差异的重要原因[12]。实际上，城市群集聚对城市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集群程度较低的地区其效应就更明显，这也提出了对于中西部地区人口集中的意义[13]。尹德挺等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城市群的人口协调发展问题，表明世界上的城市群在其发展过程中具有阶段性特征，人口分布向多极化转变明显[14]。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这与城市群的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有关，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人口集中易于发挥产业集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这应该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15]。
（一）人口向城市的集中
城市化过程本身就是人口向城市地域集中的过程，但我国人口城市化由于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限定具有特殊的性质，这也使得我国的城市化具有鲜明的政府主导的特征。城市化率从新中国成立时的10.64%增长到2019 年的60.60%，但我国的城市化率主要是改革开放后快速增长的，1978年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仅为17.92%，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提高了7.28 个百分点。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来看，2019 年为44.38%。这表明，未能完全享受城市化待遇的城市人口比重仍然比较高。
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来看，呈现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城市数量的快速增加。新中国成立前期，我国城市不足百个，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批县城的建市，1949年年末全国有城市数量132个，其中地级城市仅有65 个。到2018 年城市数量已经达到672个之多，地级以上城市297 个，其中还有一些如上海、北京、深圳等已经成长为世界级的特大城市。二是城市规模迅猛扩大。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城市规模普遍较小，非农业人口在100 万人以上的城市仅有5 个，北京和上海两个大城市的非农业人口分别为178.7 万人和467.75 万人。改革开放初期，1981 年城区人口超过100 万的城市有18 个，到2006年增长到57个，到2018年则增长到88个，其中上海、北京、重庆、广州和深圳5 个城市城区人口超千万。三是建成区面积快速增长。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的城区只到目前的二环路，现在已经扩大到了六环，建成区面积在1949 年仅为109km2，到2010 年拓展到610km2，到2018 年增长到1469km2。从改革开放初的1981 年到2017 年，我国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增长了6.6倍[16]。
城市人口的增长有两个过程，人口的自然增长和社会增长。如果仅考虑城市人口的增长过程，则我国的城市化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 年的10.64%增长到2021 年的64.72%，城镇人口从1949年的5765万人增长到2021年的91425万人，增加了14.86倍（见图1）。
图1 我国的城市化率（1949—2021）
（二）人口向城市群的集中
过去10 年间，我国的城市群发展迅猛，已经形成了19个具有真正意义的城市群，2020年，19个城市群的土地面积占全国25%，但却集聚了75%的人口，创造了88%的国内生产总值[17]。城市群集聚了大量的人口和产业，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平台。从城市群地区吸引人口的趋势来看，呈现出几个与城市化不同的特征：其一是吸引人口增长的速度更快，规模更大。城市群由于已经形成了规模效应，产业结构合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集聚人口的能力较强。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2019年人口为1.55亿，占全国的比重达11.1%，如果从长三角三省一市的总体规模看，该区域总面积为35.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3.72%，总人口2.27 亿人，已达全国人口的16.22%。从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历程来看，1982 年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提出的仅是上海经济区的概念，其范围也仅是在上海、江苏和浙江两省一市以内的9 个城市展开，1984—1988 年间，长三角城市群的概念出现了较大范围的变动，纳入了安徽、江西和福建三省的部分城市，后来又由于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的取消，五省一市格局也难以维系，此后基本上是以江浙沪16个城市为主。1992年长三角城市群16个城市所在区域的总人口为7328万人，占全国比重为6.48%。而这16个城市的城市人口为2026万人，占全国城市人口比重为6.3%。2016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通过调整原有的江浙两省的城市，并纳入安徽6 个城市后形成当前的26 个城市的版本。如果以这26 个城市为基础，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区域总人口占全国比重为11.1%，26 个城市的市辖区人口占全国比重为7.39%，显然，城市群在通过其中心城市的快速增长吸引人口和要素流入的同时，整个城市群区域吸引了更大规模的人口的流入。其二是城市群区域人口增长以外来人口为主。通过考察城市群户籍人口的情况发现，过去十年其增长相对稳定，从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在2008—2018年的城市人口情况来看，均有不同幅度的增长（见图2），但城市群内户籍人口的增长速度相对于区域城镇化而言缓慢，同时也落后于全国城镇人口增长的速度，从而表明城市群地区的人口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外来人口。
图2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城市户籍人口（2008—2018年）
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城市群地区吸引人口集中的趋势与城市化吸引人口的机制有所不同，城市化源于单个城市本身的发展对于人口的吸引，从而形成人口向城市的集中，而城市群增长的效应不但吸引人口向城市群中的城市集中，也吸引人口向城市群地区集中，从而形成更大范围的集聚效应。
（三）城市群人口集中的性质
为深入讨论城市群人口集中的性质，进一步考虑人口进入城市的经济行为，从就业和收入两个角度分析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性质。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用滞后城市化来对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性质进行解释，即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2020 年，我国工业部门就业比重为28.14%，这是自2013 年的30.45%以来第7年连续下降。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工业化率看，除1958 年和1959 年快速升高和随后的1960 年到1962 年快速回落外，其他年份基本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直到2013年的高位。可见我国的工业部门就业比重在1952年以来近70年间基本在7.38%和30.45%之间，但如果以非农就业比重来衡量我国的就业状况，则可以发现城镇就业率长期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1952年为16.26%，到2020年达到最高的75.28%（见图3）。如果仅以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的差值来考察我国的滞后城市化的性质，则在大部分年份，我国的城市化率都是高于工业化率的，1952 年为5 个百分点，到2020 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63.88%，工业化率为28.14%，二者差值达到35.74个百分点。但若以非农化率来观察滞后工业化的性质，则滞后是真实存在的，并呈现先升后降的波动趋势，二者差值在1996 年达到最大值19.02%，随后缓慢下降，2020年为11.38%（见图4）。
图3 历年工业化率、非农化率、城镇就业率和城市化率
图4 我国滞后工业化率和滞后非农化率
观察非农就业率和城镇就业率两个指标会有一些重要发现，这两个指标有着几乎相同的趋势，虽然非农就业率一直高于城镇就业率，但在改革开放以前，二者的差值一直非常小，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二者的差值开始快速扩大，非农就业率快速上升，城镇就业率的曲线变得非常平坦。这一时期正是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1984 年“中央4 号”文件正式提出发展乡镇企业，到20 世纪90 年代初期在乡镇企业发展迅猛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乡镇企业从产值和利税来看已经形成占GDP 三分之一的局面。由于这一时期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上的，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乡镇企业更多地分布在城市以外的地区，它虽然在一定时期通过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以及由于生产的产品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其规模的扩大对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带来了有益的影响。从改革开放到1995年这一时期，大量的非农就业在城市以外的地区，从而体现为城镇就业率增幅不大而非农就业率快速增长的情况。经过10余年的高速增长，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开始趋缓，企业整体效益下降，部分企业生存出现困难，出现了关停并转的情况。自20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开始改制，乡镇企业吸引非农就业也开始下滑，特别是在1997年后，随着乡镇企业改制从转换经营机制转向主要以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后，乡镇企业快速转型，非农就业又以城镇地区就业为主体，非农就业率和城镇就业率的差值再次趋于缩小。
城镇就业率和城市化率的关系也具有一些重要的特征。1988 年以前，城镇就业率大于城市化率，这一时期基本呈现城镇就业率逐年递减趋势，而城市化率则是呈现逐年递增趋势；
1988年后城市化率大于城镇就业率，且二者均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从而体现为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就业增长趋势。但城市化率高于城镇就业率的事实仍然反映出我国的城市化率增长过快、就业不足的问题。
为进一步讨论上述人口集中性质在城市群地区的表现，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中南、中原、武汉、海峡西岸和川渝九大城市群为对象，分析了其2008—2018 年10 年间的人口和就业状况，以城市群内市区人口占全市人口比重作为人口集中的指标，以市区职工人数占全市职工人数的比重作为就业集中的指标，来讨论城市群人口集中的性质。结果显示，九大城市群呈现出就业高度向城市集中，即就业集中度远高于人口集中度（见图5）。此外，城市群人口集中还呈现如下特征：一是二者的差距存在缩小的趋势，虽然部分城市群在个别年份有上升趋势，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即2018年的人口比重与职工比重的差距与2008 年相比在缩小。二是各城市群之间的情况相对稳定，除个别城市群如川渝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波动较大外，其他城市群二者的差值均呈现稳定性质，在这十年间，京津冀城市群的差值总体上较高，而长三角城市群总体上较低，2008 年，京津冀城市群市区职工占比为81.80%，人口占比为40.32%，差值达41.48个百分点，为十大城市群最大。到2018 年，虽然差值有所缩小，但其职工占比上升到88.89%，人口占比上升到51.34%。差值最小的长三角城市群在2008年为20.1 个百分点，其市区职工占比为70.65%，人口占比为50.55%。到2018 年差值进一步下降到13.25百分点，市区职工占比上升到75.62%，人口占比上升到62.37%。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九大城市群的市区人口及职工均具有进一步集中的性质。
图5 九大城市群就业集中与人口集中差的趋势
（一）城市群地区的经济增长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人均GDP的增长与一个国家的城市群人口集聚存在内在的关联，世界上的著名城市群地区，如北美的沿大西洋城市群、五大湖城市群，日本的沿太平洋城市群，以及西欧环大西洋城市群等，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结论，城市群程度越高的经济体人均GDP也越高，这体现了城市群经济增长的普遍意义。过去十年间，我国的城市群发展迅猛，城市群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规模大幅增长，长三角地区GDP 占全国比重较高，长三角16 个城市的GDP 占全国比重2018 年为15.66%，市辖区GDP占全国比重也达11.15%。实际上，由于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人口集聚对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周玉龙等的研究表明，1978—2015 年间，随着我国城市化率由17.92%上升到56.1%，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也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影响具有倒U形趋势，即在集聚的前期具有促进作用，到一定时期会带来负面效应，目前我国的人口集聚还处在对非农产业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的阶段[18]。这一过程的机制主要来源于人口在向城市集聚的过程中，会产生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城市空间，并推动了产业的发展、升级和集聚，从而使城市群区域形成较大规模的综合体。但由于人口集聚的性质和空间结构存在差异，则城市群也存在核心和非核心区域的梯度差异[19]。
2018 年，28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增长率最高为崇左市的14.94%，另外，晋城市、宁德市等也在13%以上。另外一些城市，如本溪、抚顺、白城、马鞍山等矿业城市经济增长率较低，不足2%。北京、上海增长率与全国增长率相同，为6.6%，省会城市如郑州、杭州、广州也在6%以上。总体上看，多数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高于全国增长率（见图6）。考察九个主要城市群内89 个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可见，主要城市群内城市的增长率总体高于全部地级城市增长率水平，有31个城市的增长率低于全国水平，占比为34.8%。
图6 增长率的比较
进一步观察，九大城市群所在地区的经济增长，也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这九大城市群所在的省市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广东省、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辽宁省、湖北省、河南省、福建省、四川省、重庆市十省四市，2021年其地区生产总值为720860 亿元，占全国比重高达62.73%。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指标看，2010年全国人均生产总值为30807.9元，高于全国平均值的省份有10个，其中9 个在上述十省四市中，到2021 年，全国人均生产总值为80976 元，高于全国平均值的省份为11个，其中10个省份在上述十省四市中。
（二）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见，九大城市群所在省市的总体经济规模在全国占比较高，同时，这些省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总体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研究对象，考察这种发展差距背后的影响因素，特别关注城市群的作用，本研究拟建立实证模型对其进行检验。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将城市群的相关变量视作与资本和劳动等同的投入量得到：
公式（1）中，Y为产出，K和L分别为资本和劳动投入。URB为体现城市群的相关变量，CON则是控制变量，t 为时间。对上式进行变换并做线性化处理，转化为如下线性模型：
上述模型中，i为地区，t为年份，εit为随机误差项。GDP 为被解释变量，即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本研究中，为讨论区域发展水平和发展差距，使用两个变量来讨论，一是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规模，即地区GDP，以其代表各地区在全国经济体中的地位。二是人均地区GDP，以考察经济发展差距。CAP 为资本，本研究以各地区投资水平来替代。LAB 为劳动，以各地区人口来代替。URB 为解释变量，体现各地区城市群的作用，根据通行的方法，主要考虑三个指标：其一是城市群的结构指标，用城市群的城市首位度来表示；
其二是城市群的规模指标，用城市群市区人口比重来代替；
其三是城市群的经济指标，用城市群市区的就业比重来代替。CON为控制变量，考虑造成各地区发展差距的其他因素，包括地区对外开放情况，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代表；
考虑各地区经济联系程度，以各地区交通客运货运量代表。各指标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说明
对式（2）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 所示。方程（1）和方程（2）是全国31 个省份总体样本的回归，方程（1）是以各省份地区GDP 为被解释变量，因为做了取对数变换，可以将其作为地区经济增长的替代，方程（2）则是以各省份人均GDP 为被解释变量，可作为人均收入增长的替代。由表2 中可见，对外开放对于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正的促进作用，且显著。但对于人均收入的影响不明显。地区间经济联系对于地区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2 回归结果
方程（3）（4）（5）（6）则是对于包含九大城市群的十四省市的回归，方程（3）和方程（4）分别是对十四省市地区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的解释，对比方程（1）和（2）可见，不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区域层面，地区对外开放和地区间经济联系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都是显著的，而且具有相同的方向和性质，稍有差异的是十四省市对外开放对人均收入的影响也是正向的。在方程（5）和方程（6）中我们加入了城市群相关变量，PRI是城市群结构，即城市群的城市首位度，回归结果可见PRI前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城市群首位城市过大对地区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均具有负面影响，城市群在其发展中要强调人口集中和资源集聚，从而实现规模效应，但要注意城市群发展的平衡性，过于强调首位城市的发展对区域整体发展不利。PEO 和EMP 分别是城市群市区人口和职工占比，体现了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城市中心地区集中的性质，从回归结果来看，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城市群中心地区集中，对于地区经济增长以及对于人均收入的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且这两个指标作用的方向和程度也具有一致性。
（一）结论
本文研究了城市群经济的增长及不平衡效应，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之一，但区域不平衡现象的持续存在对区域协调发展带来阻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群经济的形成，中心城市对人口和资源的吸引已经使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从城市化进程来看，我国的城市化呈现几个显著的特点，即城市数量增长速度快，城市规模扩大迅猛，建成区面积快速增长。城市增长的核心是人口向城市的集中，从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来看：一是人口本身的集中，即城市中心地区吸引人口占比的增长；
二是以人为载体的经济活动的集中，即中心地区提供的岗位数量，以城区职工占比来表示，呈现出经济活动更向中心城市集中的趋势。对长三角等九个主要城市群的数据分析发现，市区职工占比远高于人口占比，这也符合我国滞后城市化的性质。
我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与城市群发展具有内在的对应关系。从全国层面看，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快、发展水平高，同时这些地区的城市群发育水平也较高。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国发展时间早、规模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而发展水平低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群数量较少，发展水平也较低。进一步，从经济增长来看，城市群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在全国的增长也较快，位于城市群内的城市的增长也快于一般的增长水平。
以2008—2018年的数据为依据，实证研究城市群对区域经济增长以及地区人均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群对地区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城市群的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有副作用，即城市群首位度的提高倾向于阻碍地区增长，这暗示了城市体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心城市规模过大，形成不均衡结构时会对增长不利。城市群总体规模的扩大对地区经济增长有利，这表明人口和资源向中心地区流动的增长效应。
（二）政策建议
1.推进人口和资源向城市群地区集中，形成区域经济增长极
从全国层面来看，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在发展基础好、发展水平高和发展潜力大的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城市群。在中西部地区也已经形成了一些具备地区意义的城市群，这些城市群是推进区域发展的增长极，承担着推动全国经济发展的重任。当前来看，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地区集中的趋势还待强化，要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建强中心城市。同时要加强区域间的联系，特别是城市群所在省份与邻近省份的经济联系，让人口和资源集中的聚集优势形成增长带动优势。
2.扩大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形成良好的产业体系
当前我国的城市群内部经济存在一些问题，包括产业联动能力差、城市群内部产业同构程度较高、产业关联性差和产业分工弱等问题。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上海与江苏、浙江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非常高，分别为0.82 和0.76。城市群在吸引人口和产业集中的同时，如何有效地组织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和优化使用是重点，扩大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特别是城市与城市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依托比较优势，引导区域分工，共享基础设施，形成城市群内的产业发展共享平台，促进产业良性发展。
3.形成城市群合理的城镇体系
城市群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是人口和产业的集中趋势，也涉及人口和产业的集中形态。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城镇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大城市发展速度快，效益低下，大而全，对周边城市的要素吸引力较大，导致周边城市的发展受阻碍。同时，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也不合理，大城市周围的小城市发展空间不足，城市群内不同城市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导致城市群整体发展能力不足。要做好城市之间的功能定位，推进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形成城市群合理的城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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