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彬
传统激进的城中村改造模式往往追求经济效益和城市空间的美化，改造过程往往忽视城中村的多样性，改造“效果”立竿见影的同时，也导致城市多样性的消失。本文通过调查，提出了符合城市多样性的城中村包容性更新模式。该模式立足城市多样性和包容性，对传统城中村改造中出现的问题给予回应，并提出解决方案，形成城中村包容性更新模式的理论框架。
城市在快速扩张过程中，周边的诸多村庄还未完全城镇化，就被“吞入”或“半吞入”城区范围，形成城中村。在城中村的更新改造过程中，由于缺乏充分的探索和研究，在土地置换、身份转变、居住、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暴力拆迁事件、村民安置房质量恶劣、房屋租金上涨、外来人口被排挤、邻里关系淡化等相关负面消息频频见诸报端。
目前，我国学者对于城中村的研究较多集中在基础性研究（概念、类别、形成机制和演变过程等）和专项问题研究（产权、人口等），对城中村的更新策略和模式的研究较为缺乏。本文在提出的城中村包容性更新模式，该模式从城市的多样性出发，对城中村社会群体的复杂性、空间的非标准化和历史文化的延续性等做出积极回应，希望在城中村更新的过程中体现城市发展的包容性。
1. 城中村更新的概念
在城市更新的有关学术探讨中，有些学者将“更新”和“改造”等同使用，但笔者认为，“改造”提倡从根本舍弃旧的，建立新的，从概念上看仅涉及到空间层面，但这并不是城中村最终的发展方向。由于城中村问题是一个涉及到社会组织、生活方式、空间形态、文脉传承等方面的复杂问题，是人类住区更新的问题，应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城中村更新的概念在强调改善城中村人居环境的同时，更能体现社会的包容性和文脉的延续性。所以，城中村更新的提法更加贴合我国城中村的发展现状。
2. 包容性—对城市多样性的回应
（1）城市发展需要多样性
城市的发展是复杂和多样化的，承认并尊重城市的多样性，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马丘比丘宪章》以来的城市规划思想浪潮的核心内容，国内外诸多学者和研究也都认为城市的繁荣需要城市多样性。如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指出，“城市是由无数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各个部分也表现出无穷的多样化。大城市的多样化是自然天成的”。路易斯·沃思则指出，城市需要不同的“社会活动的形式”，需要“众多异质的个人所组成的相对稳定的组织”。仇保兴认为“‘多样性’要呈现两千多年前孔夫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这种大气之美应该是本地化、民族性和师法自然之间的统一”。孙施文认为“城市的活力就源自于这种多元的竞合作用，源自于这种竞合作用所产生的结果，由此而推动了城市在社会、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发展”。
本文在研究时，将城市多样性划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物质空间属性的多样性，其表现为直观可见、可触摸的物质空间环境，如建筑场所、街道格局、空间肌理等；
一类为非物质空间属性的多样性，包括人口结构、生活方式、历史文化、经济和就业形式、公共服务与管理等（图1）。拉波波特认为，城市物质环境的变化与其人文领域的变化存在一种关联性，即物质空间属性的多样性是非物质空间属性多样性的空间表现。
图1 城市多样性分类及其组成要素
（2）城市多样性需要更新的包容性
对于城中村更新而言，要保持其多样性，必然需要改变传统的改造模式，即强调城中村更新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是对城市多样性的全面回应。首先是非空间属性的多样性，即人口和社会的多样性。包容性的更新模式希望能为非户籍常住人口提供可支付健康住房，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此促进社会公平与进步，建构城市社会新秩序。其次是空间属性的多样性。包容性更新模式承认空间多样性与社会多样性之间的耦合关系，如城中村中大量的临时建筑、加建建筑正是对大量流动人口、暂住人口及不稳定的社会组织关系的回应。在更新时，必须考虑这些人的现状和需求，在空间上做出合理的回应和布局。
根据我国部分城市城中村改造的具体实践，城中村的改造可以分为六种模式：自我改造、政府通过土地一级开发实施的城中村改造、政府以基础设施建设为载体和目的的城中村改造、通过招商引资合作实施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建设单位为实施经营性项目进行的城中村改造、政府为兴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事业实施的城中村改造。
这六种具体模式可归为三种类型：政府主导型，开发商主导型，村集体主导型。政府主导型是政府调控协调，政府强势态度下可能引发暴力拆迁，没有考虑外来流动人口的需求；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和就业问题，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缺乏。开发商主导型是为利益最大化，甚至伤害村民利益，完全无视外来流动人口的需求，不考虑村民的经济和就业问题；
开发商“挑肥拣瘦”导致回迁房质量和环境差。村集体主导型优势在于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但本身经济实力相对弱，没有足够的前瞻性，运营管理方面存在问题。另外对城中村外来人口利益和需求依然未作回应。
由此可见，已有的城中村改造依然属于缺乏长远眼光和可持续性的“激进式”的改造方式，这对城市的多样性是一种伤害，对城中村的社会网络和文化传承是一种破坏，本文提倡的城中村包容性更新模式亟待探索。
1. 理论框架模型
通过调研，结合学者研究和实地改造经验，本文提出了城中村包容性更新模式的理论框架模型，主要包括六个方面：更新原则、更新目标、更新主体、更新策略、更新路径、更新保障机制（图2）。本模式基于对城中村多样性的分析，重新确定城中村更新的原则和目标；
提出更新主导力量和合作模式的转变；
通过主导力量对更新策略的制定，协调各方利益、明确各主体的职责；
更新实施过程中，强调社区建设优先，推进渐进式空间更新；
为了保证各项环节的衔接和实施，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
最终让城中村在更新中优化升级，并以更包容、更多元的姿态融入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
图2 城中村包容性更新模式理论框架
需要强调的是，包容性更新模式的目标是在顾及各方利益，适度倾向弱势群体的前提下形成的一套目标体系，具体分为非物质空间目标和物质空间目标。包容性更新政策的制定需要充分考虑法律法规、更新原则与目标以及更新现状与民意，在此基础上合理制定相关的拆迁与补偿政策，开发时序控制策略，社区建设策略与空间更新策略。作为对城中村非物质空间和空间多样性的回应，包容性更新模式的实施路径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社区建设，其次是空间更新。通过社区建设达到非物质空间属性的更新，通过空间更新达到空间属性的优化。空间更新分为城市设计引导和开发控制。为保证整个更新过程合理、公平、有效地进行，包容性更新模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保障机制。该机制从政策制定、实施监督、效果评价、规划反馈四方面，涵盖更新的全过程。
2. 包容性更新模式的创新点
包容性更新模式最大的创新是在主导力量和合作模式上的转变。传统改造模式无论以哪方主导，均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包容性更新模式将政府作为更新的主导力量，该转变以政府能够最大程度地代表公共利益，并退出经济利益角逐为前提，成为整个更新过程的“指挥官”、“裁判员”，其职责是宏观上制定城中村更新规划和策略；
中观上规范城中村更新的市场，制定各项制度，明确各方的职责；
微观上协调城中村更新各利益相关方的诉求，评价更新效果，总结更新经验。
在合作模式上，村集体为城中村更新提供土地，开发商提供资金，外来流动人口、原村民及部分城市居民提供房屋租用需求，通过市场展开合作，将城中村的拆迁补偿、新建改建、后续产业开发经营等全部纳入合作范围。更新过程中必须坚持多元化，村集体和村民、开发商以及外来流动人口全程平等合作，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必须反映在城中村更新规划和实施的过程中（图3）。
图3 城中村包容性更新模式多元合作图示
包容性更新模式既不同于传统激进改造模式的全盘重建，也不同于保守思想的全部保留，而是希望兼顾二者之利，兼去二者之弊。即更新首先要在非物质空间属性上有所改变，在空间上也要有所“动作”，但每一个“动作”都是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这些理由和依据中不仅仅是规范、标准、功能要求，更应该包括社会、人口、文化、历史、经济等影响因素。但这也引起了一些矛盾，这些矛盾使得本文对城中村更新中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主要有两个问题需要重点探讨：第一个问题，满足社会和文化效益的空间更新方案往往难以满足标准、规范等法定性文件；
第二个问题，满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非正规就业（小摊小贩）形式又与城市治安管理格格不入。
关于技术经济指标的合法性问题。在此需要回归城中村更新的本质，是对城市存量资产进行的优化提升，目的是提高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而不是为了满足已有规范。具体来讲，主要涉及到建筑密度和绿地率的指标问题。对于城中村更新可以尝试高建筑密度、一定程度压缩日照间距、低绿地率的方法。可以专门针对城中村更新这一领域制定专门的规范，或在原规范标准上针对城中村更新做出相应调整。
关于非正规商业形式的合法性问题。客观而言，小摊贩等非正规的商业形式对社会并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反而适应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并且是诸多外来人口自食其力、解决就业的重要方式，这对于社会稳定、缓解就业压力均有利好。所以，有必要将这种非正规的商业形式合法化，并通过政策制定和规划设计，使小摊贩的经营活动更加规范有序，也使得我们的城市更加包容多样、热闹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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