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祎晔, 钱嫦萍
(1.华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7;2.华东理工大学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上海 200237)
作为虚拟现实、网络以及大数据等技术集成的媒介形态,智能媒体凭借算法推荐实现了对网络信息生产、分发、反馈全过程的操控,成为深度嵌入社会运转的新兴媒介。就此而言,智能媒体重构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从技术、权力和效度3个方面形塑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场域。从算法生成源头上看,它是计算机领域运用程序编码来提升运转效率的技术,人工智能与其结合并在深度学习基础上,承担了网络信息处理和传播的压力,是为思想政治教育赋权的新型技术。从算法运行机理上看,它与商业传媒紧密结合,在内容抽取和标签化基础上,逐渐生成了能够影响认知事物的权力。从算法影响效果上看,它在阅读和获取信息惯习基础上重塑了主体的思想道德观念乃至行为方式。为此以“技术—权力—效度”为参考建构基本分析框架,分析算法在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意蕴和现实困境,进而提出驯服算法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度的应对之策,这无疑对促进新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现实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算法技术已成为智媒时代信息传播的新兴手段,通过对各类个体以及由个体构成的整体进行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加工,得出数据背后的行为、思想和价值倾向。它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有目的性、有针对性和预测性地梳理工作对象的特征并指导后期实践、提升工作成效具有相似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则是指通过网络平台开展、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和目标的各类方式总称。探索算法对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前瞻性议题,具有明显的流变性、开放性特征,同时立德树人的实现过程具有明显的动态发展特点,这就内在预设了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算法的要求。事实上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受不同要素、社会结构和作用机制的影响,其运转逻辑负载在算法技术上,运转过程受商业传媒资本的权力影响,运行结果会重塑主体思想及行为,这3个关键矢量是决定其发展质量、诠释其价值意蕴的核心所在[1]。
1.技术应用之纬:智媒时代算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技术升级与“生产”
算法本质是以程序编码为载体的技术解决方案,作为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技术,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特征。计算机专业技术与人工智能话语结合,生成了全新的算法推荐术语。在收集、运算和分析相关使用信息基础上精准描摹出用户“画像”,以此整合、排列、呈现信息,最终满足向用户推送即时和潜在信息的需求[2]。就此来说,算法推荐通过深度学习逐渐掌握了类主体的信息研判能力,进而形成了能够为主体分担处理信息的作用机制。
作为能够实现信息分配传递的新兴技术范式,算法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创设了全新语境。第一,借助重定向技术有效捕获潜在群体,实现精准教育。利用大数据计算收集分析潜在服务对象信息,精准投放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技术,称之为重定向技术。数据越精准广告效果越好,这是商业传媒拓展市场获取受众的技术支撑。算法对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重定向技术可以精准识别受教育对象的思想动态和行为习惯,进而推送能够正向引导受教对象的信息。第二,借助协同过滤技术扩展受教育对象群体。智媒时代社会运转整体呈现“脱域状态”,传统空间趋向瓦解的同时网络圈层结构逐步生成。趣缘结构中的受众存在差异,不同个体需要处置庞大的信息量。协同过滤是化解信息超载现象、实现个性化信息推荐的关键技术,算法对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以协同过滤为基础,在趣缘受众标签和内容标签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拓展受教育对象的范围。概言之,思想政治教育是需要统筹全局影响因素的动态过程,借助深嵌智媒时代的算法技术来辅助和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有效应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最新发展动向,实现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要求。
2.权力共享之纬:智媒时代算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信息分配与“出场”
算法作为新兴技术形态,在本质层面并不具有权力性质,但其在具体应用过程中会与经济、政治、文化等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演绎成了拥有权力属性的技术。算法本身承担工具角色不存在主观性和价值倾向,但编制、运行算法的主体在算法实现前拥有前置实现某种权力的意图。算法技术迭代更新的核心是设定特定权力意图的主体,其中最主要的是追求经济利益实现的社群。当然在算法推荐运行过程中会尽可能隐藏设计者的权力意图,有选择性地隐藏和推荐内容,利益驱动算法为其增值目标实现服务,其正是对算法背后权力逻辑的揭示,为算法对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分配提供了全新思路。
第一,算法推荐意图在大数据分析基础上实现对受众的引导,这为借助算法精准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精准化识别出受众的价值寻求和可能存在的价值认知偏差,设计符合用户需求同时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信息,可以避免网络信息过载和无效信息造成的倦怠,为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提供了新的权力实现形式。第二,算法推荐实现的基础是大数据收集分析,这为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数据支持。智媒时代个体的思想道德明显呈现个性化特征,建立在大数据支持上的算法可以及时研判个体的思想动态,从而实现对不良倾向的引导以及主流思想的强化。第三,算法推荐改变了传统的信息分发模式,坚持以受众为中心实现信息传播,为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外部驱动力。只有采用受教育对象喜闻乐见的形式,不断设计满足受教育对象的内容,才能更好地实现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概言之,算法推荐为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分配提供了新的权力形式,借助算法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更好地适应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业态。
3.效度提升之纬:智媒时代算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数据驱动与“赋能”
基于人与信息的有效互配,算法建立起了人与信息的互动逻辑,彰显出了强大且具有隐匿性的权力。它能够在悄无声息的语境中实现对受众思想观念和道德水准的影响。就此而言,算法确实能够潜移默化地实现某种思想影响预期,因而能否科学运用算法是新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效度的关键。如若运用得当,算法会成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赋能提质的有效手段,反之任由算法长驱直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而不加以引导,网络社会的价值秩序必然要面临价值崩塌和失序风险。从实现效果来看,算法在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拥有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不具有的大数据优势,能够在数据驱动中全面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度。
第一,以大数据驱动为基础的算法,是优化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重要技术。大数据可以精准测算用户需求并实现内容的优化,算法可以及时屏蔽、清除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负面信息,从而为受教育对象提供积极向上的内容。第二,以大数据驱动为基础的算法,是提升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效度的重要路径。大数据能够有效甄别受众的思想和行为动态变化,能够在数据变化基础上形成动态化精准化的内容推荐,这从信息供给方面全面推进了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第三,以大数据驱动为基础的算法,是培育智能思想政治教育伦理的重要推手。算法伦理意识是适应智能媒体发展的必备素养,是智能思想政治教育相关主体不可或缺的媒介伦理意识。智能媒体深度嵌入到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生活,全面提升适应算法的伦理素养,是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要求。综上,建立在数据驱动基础上的算法,从内容、效度和伦理3个层面为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起到了赋能提质作用。
智媒时代算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运行过程中始终包括技术、权力和效度3个要素,不同要素之间的功能和结构决定了算法在智媒场域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表现样态。从智能媒体的现实发展境遇看,算法作为新兴技术像“脱缰的野马”,给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带来了技术扩张、权力失序和效度失守等现实困境问题[3],这就要求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必须以立德树人要求为基本遵循,沿着“技术—权力—效度”理性分析框架来深化分析智媒时代算法运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症结所在,从而为寻求提升路径奠定前期研究基础。
1.物化与简化:智媒时代算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技术扩张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成熟,算法从技术层面不断演绎发展成了深度介入生活的权力。作为掌握网络信息筛选、分发的“中介”,算法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构建了新的实践场域,在技术、权力和效度3个层面为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重要机遇,但技术本身隐含的工具理性主义是始终存在且相对独立运行的。当前深嵌在媒介领域的算法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存在“物化”“简化”等深层制约人全面发展的问题。一是算法技术扩张明显加剧了“物化”效应。算法的起源和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优化技术、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服务,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日益成为商业传媒获取利润的工具,这意味着算法成为辅助商业资本增殖的工具,即算法呈现出了一定的“工具化”和“物化”特征。且更需要深度关注的是算法技术不断演绎升级,在应对更为复杂的信息检索需求中呈现出了强大的智能化趋势,而这种趋势显然被商业资本所利用和牵制,利益成为评判、升级算法的核心标尺。这进一步加剧了算法的“物化”效应,而主流官方媒体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主体,不以利益追求为导向,对算法的有效利用水平有待提升,削弱了其进入算法主导场域引领主流形态的功能。目前国内已有多位学者关注到了算法扩张带来的“物化”效应,并从思想政治教育角度做了深刻的学理批判。二是算法技术扩张明显造成了“简化”效应。事实上无论是智媒运行场域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开展过程,都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演进过程。在商业利益最大化和最快化实现的逻辑驱动中,设计和运行使用算法的主体日益呈现出技术依赖倾向。通过技术操作和步骤分解,算法不断将受众信息需求化解为“冰冷”的数据,由此受众在获取信息中的情感表达和思想变化全然被商业利益吁求遮掩。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大多呈现出语言风格严肃、叙事内容严谨、意义表达理性的特点,点击量、阅读量相对不高,且易被用户忽略,在当前算法作为信息传播主导手段背景下,容易被冷落,导致真正可以助力用户成长成才的有效信息得不到显性推送。在深层上算法扩张带来的“物化”和“简化”效应,是其作为技术溢出的工具主义造成的,是算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需要直面的第一层面问题。
2.异化与固化:智媒时代算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权力失序
算法在商业资本的驱动下日益演化成了深度介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社会权力,虽然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可以保证智能媒体的核心价值和正确方向,但算法在市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不断突破技术边界生成了社会权力,同时外部缺少有效监督和约束,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资本介入算法带来的问题并深刻批判了算法权力运行过程中呈现出的失序状态。作为社会权力层面的算法,其本职功能和运行过程本应是为主体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但在商业逻辑驱动下明显呈现出了“异化”和“固化”趋势。一是算法在社会权力使用功能层面呈现出“异化”。在商业逻辑驱动下算法日益从技术演化成为能够深度影响受众思想和行为的权力,原本应为人们信息传播分享服务的技术性权力演化成了为商业逻辑增殖服务的社会权力。商业资本为实现价值最大化不仅会持续驱动算法升级迭代,精准识别受众动态变化的信息需求,而且会在利益驱动下为受众推荐能实现高关注但缺失意义的信息,造成满足人民信息消费需求却带来精神荒芜和价值混乱的“异化”现象,对主流价值观和理想信念树立带来巨大冲击。二是算法在社会权力运行机制层面呈现出“固化”趋势。在运行机理层面算法隐含了设计者和运行者的价值偏好,加上算法的复杂性和排他性,智媒时代的信息传播明显呈现出“隐蔽”和“不透明”的黑箱性质。算法权力筛选颠覆了传统话语表达结构,借助类似反讽、隐喻、联想等手法,思想价值取向隐藏在话语表达深层,剥夺了受众独立分析思考语义的空间。建立在数据分析基础上,无处不在且精准传播的信息分发机制,目的在通过偏见数据“上瘾代码”控制干扰影响受众,直接带来的是受众陷入“信息茧房”不能自拔。在此影响下,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对个体的影响,特别是通过特定信息传播形成同质化群体进行算法推荐,取代了个体对于自身社会化身份的认同,导致最终个体身份认同固化。概言之,资本介入算法生成的社会权力试图不断为自身增殖服务,颠倒了社会权力的使用目的,造成了权力的“异化”[4]。而在运行过程中算法运行机制和信息传播机制进一步固化了其拥有的信息分配“霸权”,给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3.弱化与退化:智媒时代算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效度失守
算法确实为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带来了重要发展机遇,但不容否认的是在算法运行过程中技术层面的扩张和社会权力层面的失序,必然会影响其效度的实现。从智能媒介运行现实看,算法凭借长期积累的技术优势不断挤压了受众的独立自主发展空间,严重侵蚀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主体性。算法在大数据运算基础上充分激活各种纷繁复杂的信息传播效应,造成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弱化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能力的退化。一是受众本位严重冲击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削弱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以受众需要为本位来推送信息获取收益,是算法迭代升级的核心驱动逻辑。从人找信息的单向信息交换模式到人与信息互动的双向信息交换模式,算法一味迎合受众需求,取消了信息把关中介、降低了把关标准,信息推荐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增量和配置都无法得到保证。一旦商业传媒试图增强用户黏性、吸引更多受众,算法就很容易陷入片面为实现经济效益服务,严重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二是算法信息分配机制形成的“茧房”“黑箱”效应,使得受教育对象的信息研判和分析能力不断下降。受个人阅读习惯和使用场景影响,受众往往深度沉浸在算法推荐建构的信息场域难以自拔,在排斥或无视其他无关信息基础上强化了“信息气泡”效应,形成了具有明显偏执取向的“茧房”。整个过程受众不仅减损了理想判断和价值认知能力,而且还解构了主流价值共识。算法通过预设条件在受众毫不知情、毫无参与的情况下廓清了受众的信息边界,将生动鲜活的个体转化成了可计算可操控的数据意义上的“云个体”,在此基础上生成了束缚主体的“数字牢笼”。受众看似主动地面对着算法预设的价值前提及被操纵热点话题,实际上却是标签化、形式化的分析处置信息,受众作为主体应具有的信息批判能力被侵蚀了。
智媒时代算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已然成为社会运行发展的深层规定,只有重视算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的重要价值意蕴,厘清其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探索提出优化方案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双重需求。算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特别是其面临的困境,为新时代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即提升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在于驯服算法。新时代只有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导向,以意识形态建设为基本遵循,以成人成才为重要目标,不断强化对算法的驾驭和导控,才能真正满足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接班人的要求,进而助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以立德树人为导向,从思想和实践层面优化算法技术,全面提升算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科学性
网络是青年群体思想活跃的重要载体,因而无论网络如何发展如何演进,思想政治教育都应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导向,及时跟进网络发展动向,在此基础上做出满足青年群体全面发展的有效应对之策。智媒时代算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之所以呈现出技术扩张趋势并带来诸多负面作用,深层根源在于片面地突显了技术理性主义、忽视了为人服务的价值旨归。要真正发挥算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育人作用,要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导向,在技术层面全面提升算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科学性。
第一,在思想认识层面,要从立德树人要求出发形成对算法技术的科学合理认识和定位,充分把握技术使用层面可能带来的扩张局限,不能任由技术使用偏向利益的最大化实现,更不能任由技术使用僭越为人服务的最高价值形态。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是算法技术衍生问题的根源。在算法技术运行过程中要适当剥离商业资本和算法迭代的关联逻辑,以减弱算法技术的话语控制和影响能力,从而有效化解利益驱动算法对人的发展僭越。将算法定位为为人的发展服务的技术,引导算法回归到人的发展逻辑,是驾驭算法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改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前提基础。
第二,在实践行动层面,要从立德树人要求出发形成对算法技术的科学合理规制和导控,充分运用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正向引导作用,不断纠正算法技术层面的偏离。以主流意识形态弥补算法在信息把关方面的价值缺失,主流价值深度介入算法设计、评价和监管,是赋予算法价值理性和精神支撑的要求。一是在设计环节要注重提升价值设计权重,保障主流意识形态的推送比重和优先权。以利益为核心必然会忽视价值的正当性,从设计环节着手保证主流意识形态推送比重可以有效扭转算法的价值偏离。二是在监督环节要注重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不断强化商业媒介伦理和社会责任,即在推送前及时清除负载不健康信息、负面社会思潮等内容。三是在评价环节要形成正向激励机制,为弘扬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的媒介提供政策支持。
2.以意识形态为遵循,从规范和规制层面制约算法权力,全面提升算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有序性
解决算法运行过程中的无序发展问题是智能媒介时代各领域需要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法律、政治、公共管理的相关学科已围绕如何推进算法的有序发展做了前瞻性研究。就算法权力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有序运行来看,只有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基本遵循,对算法权力形成更为全面完备的制约,才能真正发挥算法在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分配中的积极作用[5]。
第一,在规范层面,要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出发确定算法权力运行的基本规范,将其可能引发的结果处于可预期可控制的范围之内。算法与资本结合延伸出的社会权力能够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更深刻的影响,如若权力使用引导不当只会起到相反作用。智能媒体信息推送现实状况说明算法权力已出现了异化和固化现象,要采取措施规范算法权力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一是要重视从马克思主义科技哲学角度阐释算法权力的深层本质和实质危害,不断拨开迷雾、为算法权力去魅,为算法澄清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二是要重视算法权力驱动的网络话题和空间拓展,及时研判其发展规律并采取得当措施予以引导。三是思想政治教育要主动借助算法权力实现预期教育目标,关注受教育对象的思想变化,打破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隔阂”是思想政治教育引入算法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第二,在规制层面,要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出发明确算法权力运行的权责体系,以制衡网络体系抑制算法权力的利益取向和偏好。算法在社会权力运行层面并不是真正的“无拘无束”,而是受多行为主体影响的,因而以此为基础制衡网络体系并有效抑制算法权力的利益偏好。算法的设计者、运行者、受益者、监督者、评价者等多行为主体都会对算法权力运行产生影响,经过分析可以发现算法运行失序的重要原因在运行后缺少有效的制约机制,这就是说算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监督评价角色存在一定不足,因而需要在后续运行中予以强化。换言之真正明确相关行为主体的权责,形成算法权力运行制衡的网络体系,才能更好地规制算法权力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服务。
3.以成人成才为目标,从机制和策略层面保障算法效度,全面提升算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有效性
智媒时代算法推荐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造成的种种困境,已然影响到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整体目标,更阻碍了个体层面成人成才的实现。为此要以成人成才为目标,在现有思想政治教育架构基础上,全面提升算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有效性。
第一,在培养机制层面,要从实现成人成才目标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起算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培养机制,切实保障教育过程中相关主体围绕目标协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涉及多种复杂要素的动态发展过程,算法介入思想政治教育颠覆了传统教育模式、重构了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为此以成人成才目标不断优化智能算法下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机制成为现实的必然需求。一是要重视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开展常态化智能媒介教育和培训,不断提升其适应算法的基本素养。二是要分步骤建立起推进智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机制,有针对性地对算法设计运行监督者开展培训,从而形成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三是要有意识地筛选网络青年介入智媒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以成人成才为目标不断优化算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
第二,在培养策略层面,要从实现成人成才目标出发,通过算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框架内形成有差异化、有针对性的培养策略。不同区域不同圈层之间受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差别,决定了算法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多样化特征,因而要在前期实际研究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利用算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一是要对深度沉浸智能媒介的受教育对象,开展有针对性的算法引导教育。深度沉浸最容易受算法束缚,受不良价值取向信息影响思想变化,因而有针对性地加强深度沉浸群体算法推送进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尤为重要。二是针对不同圈层和喜好的受教育对象,应该开展分门别类的算法素养教育。以兴趣指向为基础的网络圈层分化明显,因而算法推荐会呈现出明显差异。只有在研究圈层和爱好特点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才会取得更为理想的效果。概言之,全面把握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表征,不断优化智能算法下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策略,才能更好地引导算法为成人成才目标服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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