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学朋 王佳兴
〔摘要〕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是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的必要手段。从历史观视角看，回顾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可将其分为革命践行阶段、曲折探索阶段、逐步推进阶段和深入提升阶段共四个阶段。从系统论视角看，新时代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实践探索包括宏观上优化顶层设计，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
中观上统筹机制衔接，统筹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考核机制；
微观上推动具体结合，廉洁意识与廉洁自律准则融合互动。从发展观视角看，应以创新为引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党的制度创新相结合，坚持发展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同党内法规建设相结合，从而进一步推动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
〔关键词〕 思想建党；
制度治党；
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23）02-0031-07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1〕。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手段，回顾党发展壮大的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不断努力探索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路径。从开始的加强思想建设到注重制度建设，再到现在的实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党的建设的水平不断提升。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概括新时代十年党的建设成就时，再次强调了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作用。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关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重要论述，推动二者的密切结合，开创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新局面新风尚， 进一步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和实践。
一、历史观视角：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发展历程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开始逐步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党的建设的艰辛探索。
（一）萌芽与奠基：革命践行阶段（1921年—1949年）
党创建初期，由于思想理论、组织架构和制度体系等方面的缺陷，党内面临思想准备不足、理论修养不够、总体情况幼稚的现实困境，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思想建设、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提升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素养〔2〕，加强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国化的探索历程。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加强思想理论教育、以无产阶级思想引领党员的重要性。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农民成分的共产党员占大多数，如果不及时以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予以领导，那么党将会走向错误的发展趋势。1929年，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思想建党的基本原则，并强调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用教育的方式提高党内政治水平，纠正党内错误的政治偏向。1939年，在《〈中国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提出了具体的建党目标和要求，指出要将党建设成为在思想、政治、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盛行时，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延安进行整风运动，反对和纠正一切“左”倾或右倾的错误，使党内思想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正轨上来，并在党的建设的理论方面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成一致。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从此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统一和团结。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思想建设的同时也不忘开展制度建设，开始逐步探索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路径。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
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了第一部党章；
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正式提出民主集中制原则。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强调要靠思想政治教育和制度保障两种手段解决红军党内的教育问题。1945年，党的七大明确把“四大纪律”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写进党章。随后，中国共产党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不断建立健全党的制度体系，用相关法规制度保障了思想建设的有序进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思想建设领域的理论创新，根据党内具体实际进行专题教育，初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国化。我们党在注重思想建党的同时不断提高着思想建设的制度化水平，虽然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制度治党的党建方略，但是已经出现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萌芽，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相应理论的创新发展。
（二）摸索与停滞：曲折探索阶段（1949年—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成为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建经验，创新党的建设理论和制度，在加强思想建设的同时继续探索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在不断摸索中曲折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基本要求，对全党起到了思想警示作用。1950年，为提高全体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我们党在全党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51年，党内又展开了一场持续三年的整党运动，提高了党员素质水平，并使全党意志得到统一。1956年，毛泽东指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3〕。1957年，在全党展开的整风运动要求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服务于社会主义执政党和国家的建设。此外，党中央也有序推進了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监督制度建设。1951年，为保障党员干部经常性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用制度保障和加强思想理论教育。同年，为解决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问题，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为整顿基层组织提供了制度保障。1956年，党的八大从制度层面对党员和党组织提出了更高要求，明确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主要内容。1962年，为加强党的监督工作，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我们党建设完善监督体系的探索又迈出了重要一步。至此，党的建设一直在有条不紊地探索和前进。但随后1966年爆发的“*****”使党的建设工作遭到重创。党的思想建设中过度强调阶级斗争，制度建设的探索也停滞不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探索，始终以思想创新引领制度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这一时期，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具体表现为党开始注重思想教育制度化，用制度保障思想建设的成果。虽然历经曲折，但也为后续二者相结合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三）重塑与整合：逐步推进阶段（1978年—2012年）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基础上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时代教训，在党的建设方面更加注重制度建设，认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4〕，强调在法治理念下加强制度建设，初步形成了制度治党新理论新思路，开创了制度治黨新局面。在此期间，党中央注重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先后出台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等重要党内法规，逐步推进制度建设走向成熟。与此同时，我们党在注重制度建设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思想建设，而是强调要将两者结合起来，既要解决思想问题，又要解决制度问题。邓小平在充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新时期新特点，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并重，整合二者的优势，在对全党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同时也出台了相应的法规制度，适应了新时期执政党建设新要求，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时代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在执政党建设理论方面，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新理论，明确提出将党的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新布局的重要内容，同时指出好的制度依赖于思想的统一，“既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党员干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自觉性与坚定性，又要建立、健全一套管用的制度和机制，推进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5〕。中国共产党在深刻分析把握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融合发展，不断实现了党建理论创新发展。
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上新的台阶。新世纪以来，党的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明确提出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五方面的党建新布局。为进一步增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胡锦涛强调要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将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有机结合，同步强化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廉政法制的建设〔2〕。此外，他还从主客观两方面分析了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的重要意义，推动了二者结合的科学化发展，大力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和规范性，不断开创了拒腐防变新局面。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注重用制度保障党的建设，江泽民将制度建设上升为党的建设总布局之一，胡锦涛积极探索管党治党内在规律和有效方式，强调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有机结合，以此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工作的科学化水平。由上所述，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每一个发展阶段党的建设具体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党建理念一直贯穿其中，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
（四）开拓与创新：深入提升阶段（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格局加速演进，国内又面临诸多新情况新变化新挑战，全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仍然严峻。面对新时代以来的新国情，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守正创新，在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治国理政新理念，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将其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和宪法。其中，******围绕党的建设提出了诸多新观点新论断，在具体的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方面作出了明确指示和具体部署，推动了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的新发展，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思想建设方面，******指出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坚定理想信念是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6〕。为补足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全党先后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不断用先进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
在制度治党方面，***总书记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强调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坚持深化党的制度建设，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相衔接相协调，不断把理论上的管党治党创新成果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法规制度，并先后组织制定修改了90余部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制度基础越发牢固。至今，我们党已初步形成了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准则、条例等党内法规为主干的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在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方面，******提出的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指出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并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2014年10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强调，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7〕。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6〕，这一新思想新论断揭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内在规律，完善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代表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重要理论的正式确立，为新时代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意义。
由上所述，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总结历史经验和分析具体国情的基础上，不断坚持党的建设方面的思想理论创新，用创新的思想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推动制度建设不断发展。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我们党开拓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新局面，正式确立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党的建设新方略，这既是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重要把握，又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系统论视角：新时代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实践探索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党建新方略在新时代已然确立，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使二者同向发力，发挥出应有效力，党坚持与时俱进，形成了分工明确、系统联动的纵向结合网络。
（一）宏观上优化顶层设计，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是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必要手段，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党建新方略落到实处，首先需要党中央在宏观上优化顶层设计，总揽全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始终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推动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提出，要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既要注重规范惩戒、严明纪律底线，更要引导人向善向上”〔8〕，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的引领作用。例如，在反腐倡廉建设中，依规治党是指运用党章等党内法规制度对全体党员进行外在约束，与依法治国相呼应，使全体党员在党纪国法的双重制约下不敢、不能腐败枉法。以德治党是指运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对全体党员进行内在约束，与以德治国相对照，使全体党员从内心真正不想腐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时俱进组织制定修改了90多部党内法规，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发掘教育资源，开展了多场专题学习教育活动。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对建党治党经验的精华凝练，是全面从严治党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推进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密切结合，把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引向深入，打开了新视野，开拓了新境界。
（二）中观上统筹机制衔接，统筹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考核机制
从历史来看，为保障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有序稳定推进，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制度两方面分别进行了有益探索。在思想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断结合现实需要开展全党教育，培植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增强党内凝聚力和政治认同感，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制度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宽严相济，不断推进党的制度体系建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现已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的制度建设迈向了新阶段。
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从来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辩证统一的一体两面，二者共同服务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遵循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统一的宏观布局，在党中央的全面领导下，全党共同努力进行理论和机制上的创新，探索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相结合的理论建构，统筹二者相结合的体制机制，将全党思想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确立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在加强思想建设领域的制度建设的同时运用思想建党手段培育党员和党员干部的制度意识，探索“构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统筹考核机制，构建了考人与考事相结合、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整体性考核机制”〔9〕。在继承发展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新管党治党新模式，不再侧重发展某一方面，而是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看作一个有机整体统筹发展，实现了二者中观上的有效机制衔接。
（三）微观上推动具体结合，廉洁意识与廉洁自律准则融合互动
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党建新方略落实落细、有序推进，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更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探索符合党的建设现实情况的具体结合点。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思维和创新思维，将廉洁思想与党内法规相结合，在不断加强廉政教育的同时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这一党内法规，实现了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的融合互动，并将其作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微观结合点，推动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具体化显性化。
廉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华夏精神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未间断对党员干部进行廉洁意识培养，意在使党员干部强化党性修养，提高抵御腐败的能力。为进一步贯彻党中央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战略目标，我们党根据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实践需要，在完善党内法规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与廉洁意识相对应的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明确规定了党员廉洁自律规范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该准则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紧扣廉洁自律主题，是党第一部规范全党廉洁自律工作的重要基础性法规，对于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加强党内监督，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廉洁意识和廉洁自律准则分别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将观念化的廉洁意识与实体化的党内法规制度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推动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在具体环节上的融合互动〔8〕，有效探索了二者具体结合的微观切入点。
综上所述，在实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展开相应实践，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兼具顶层设计、中观机制和具体结合的系统道路，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认识，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三、发展观视角：创新引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进一步结合
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艰难辉煌的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历程、闪耀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波澜壮阔的中国共产党奋斗史，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珍贵的精神宝库，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政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坚持创新是中国共產党百余年奋斗取得重大成就的历史经验，在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强全党战斗力凝聚力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时代条件，发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推动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进一步结合。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原理表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各个国家有各自的特殊国情，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找到适合其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于中国土壤，成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党的建设的理论也要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不断进行创新，将其中国化、时代化。
截至2021年底，中国共产党已有9 671.2万名党员，493.6万个基层党组织，区域差异导致各地党组织治理水平和党员素质参差不齐，治理这样一个党员数量众多、组织体系庞杂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更加需要结合具体实情，探索出适合自己的治理道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原则之一，需要根据具体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完善其理论建构，因地制宜创新具体融合的理论和路径。在宏观上用创新的理论武装全体党员头脑，指导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具体实践；
在微观上赋予各地一定的自主权，鼓励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结合模式，促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多样性和多元化。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华文明历经上下五千年，广阔的土地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供了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学习治国理政方法，发掘思想教育素材，借鉴制度建设经验，对新时代推动理论实践创新、促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进一步结合具有深刻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诸多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能够借鉴的观点，如实事求是，最早出自于东汉·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原指根据实证，求索真知，现多指按照实际情况办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以“敬天保民”“民惟邦本”为主要内容的民本思想启发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
大同思想最早出自《礼记·礼运》，意指追求天下为公，现成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世界人民谋大同的理论渊源。此外，儒家学说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十大美德，“廉政”“德治”“克己复礼”“修己化人”等思想都可以经过创新转化为丰富的思想教育素材和道德理论支撑；
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传统社会的赏罚制度则能对党的制度建设有所启发。推动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继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提供新思路，在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实现党的建设理论的新飞跃。
（三）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党的制度创新相结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准则进行了高度概括。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指出，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传承发展，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因此，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在全社会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广大党员同志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秉持正确义利观和党史观，确保党员干部及广大党员在思想上保持先进性。
广大党员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有效提高其判断力、领悟力和执行力。在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固有的思想教育作用的同时，将其融入党的制度建设当中，对于推动党的制度创新，完善党的制度体系，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进一步结合具有积极的作用。一方面，要加大理论创新力度，与时俱进继续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并加强宣传力度，在全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专题教育，并将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
另一方面，创新学习教育方式，让无形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有形力量。探索建立与核心价值观念对应的制度体系，如诚实守信奖惩考评制度、爱岗敬业考核制度、爱国爱党评议制度，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进一步结合提供思想认同和制度保障。
（四）坚持发展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同党内法规建设相结合
政治文化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在长期的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直接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相对稳定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10〕。党内政治文化是指政党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政党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是政党本质属性的显著标志和集中体现。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是在不断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实践中形成的先进文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共产党人价值观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要义，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为党的制度建设提供思想引领。
实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进一步结合要坚持理论和实践创新，继续发掘完善党内先进政治文化，并将其不断融入党内法规建设之中。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党内先进政治文化对党内法规建设的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作用，从主观上净化党员心灵，增强党员党性和人民性；
另一方面要充分释放党内法规对党内政治文化的固化作用，在客观上约束党员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在“七一”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中宣部随后公布了第一批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这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全党全社会进行思想教育的生动案例，为党内法规的贯彻落实提供了思想准备和精神养分。
综上所述，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进一步结合需要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扎根党的建设实践，坚持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在落实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堅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本土化，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党的制度建设相结合，将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法规建设相结合，同时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地融合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新成果，创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衔接机制，探索更多微观具体结合的切入点，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使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能在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中进一步结合。
〔参 考 文 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01）.
〔2〕肖光文，霍 畅.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百年探索：历史演进、基本特征和当代价值〔J〕.思想教育研究，2021（09）：62-68.
〔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6.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5〕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546.
〔6〕***.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
〔7〕***.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02）.
〔8〕***.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 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党内监督〔J〕.共产党员，2016（03）：6.
〔9〕吕永祥，王立峰.新时代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融合互动的三维分析框架〔J〕.湖北社会科学，2017（12）：19-25.
〔10〕杨光斌.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52.
责任编辑 王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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