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军 刘晓嘉
左翼文学历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焦点之一。长期以来，左翼文学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洪子诚对此有过疑问：“进入‘当代’之后，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成为惟一的合法存在的文学。这就必须先讨论中国的‘革命文学’或‘左翼文学’这样的概念，究竟指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上要讲清楚，并不是十分容易。”①其实，概念的多歧与文学史研究的范式不无干系。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大抵采用的是革命史、政治史的范式。而坚持宏大叙事的革命史、政治史，既然旨在探寻人类社会历史带有某种客观规律性的演变，自然要有隐含的前提或者说是“元叙述”“元命题”“元概念”。具体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左翼文学便成为这样的一个“元概念”，和“五四新文学”等一样，成为“不言自明”的“元概念”。
“元概念”有其内在统一性或者说单一性，内涵和外延本应畛域分明，对于建构以宏大叙事为特点的“革命”文学史、“政治”文学史有着基础性的作用。但近年来学界对何为左翼文学的辨析和思考，又反映了对左翼文学历史规定性的疑问。实际上，这也反映了文学史研究范式的转向。当文学史研究从革命史、政治史转向社会史、传播史乃至生活史、阅读史、情感史、性别史时，“元概念”或者说宏大叙事已经在呈现历史图景的多重面相时显得力有不逮。具体到左翼文学，从文本内容看，既有下层的民间文学如张天翼的“士兵小说”和欧阳山的“方言小说”，又有如蒋光慈“革命加恋爱”的面向中层读者的通俗文学，还有面向上层的雅文学如鲁迅的杂文、茅盾的小说、曹禺的戏剧等。②从创作主体来看，一般认为，左联是领导左翼文学创作的重要文学团体。实际上，许多知名左翼文学作家并不经常参加左联的集体活动（如鲁迅、茅盾等），甚至和左联部分领导人时有龃龉；
而热衷于参加左联活动的许多学生、工人、职员等又基本不从事写作。从传播的主体来看，既有左联人士，也有非左联人士，如赵家璧策划的“一角丛书”、施蛰存编辑《现代》杂志均刊发了为数不少的左翼文学作品。从阅读者来说，身份也比较庞杂。因此，笼统地说“左翼文学”意谓“革命文学”或者“主流意识形态文学”，似乎在某些方面难以自洽。
因此，可能的尝试是把左翼文学作为海登·怀特所说的历史事实（FACT）而非历史事件（EVENT）：历史事件是真实发生的，是客观存在的；
而历史事实是人们根据历史事件构建而成的。诸如但丁发表《神曲》、薄伽丘发表《十日谈》乃是历史事件，而“文艺复兴”则是后人构建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当然建立在历史事件的基础上，但既然历史事实是构建的，则自然有多种构建的可能。对作为“历史事实”的左翼文学进行研究，一是可以跳出文学本身的樊笼，转而从外部进行研究。文学本身是一种传播活动，近现代以来，文学主要靠出版进行传播。李春雨认为：“现代出版作为具体的媒介形式，不仅仅是现代文学的生存手段，还对文学的发生、发展具有结构性的反作用。”③邓集田亦认为：“文学出版在现代文学活动和文学史演进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和演变，以及向当代文学转型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实际上就在于文学出版模式的转型。”④从出版的角度来审视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是可能的途径。二是引入生活史的研究范式。文学活动也好，传播（出版）活动也罢，都是以人为主体，“人既然是历史的主人，是所谓‘创造历史的动力’，他的全部精神能量及其活动（即历史）就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核心”⑤。以和左翼文学出版密切相关的人的生活为研究对象，既可以克服以往出版史研究见物不见人的弊端，又可以回到历史现场，窥见这些人与左翼文学之间的相互关联，或者说，这些人是怎样通过日常生活形塑自己的社会角色，又是怎样感受、经历、参与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的。与以往革命史、政治史的研究范式相比，生活史范式既可以有效“去熟悉化”⑥，又可以祛除单一的“普遍理性”魅影，呈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多重面相。
生活史范式进入出版史研究的领域，并作为出版史研究的一种理论、方法、视角，是范军首倡的。⑦范军明确指出，出版生活史主要研究的是出版从业人员以及与出版关系密切的人群的日常生活史。具体到左翼文学出版领域，主要涉及作者、出版者和读者。也就是说，出版生活史是生活史研究尤其是日常生活史研究在出版领域的具体应用，而日常生活在生活史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有其特殊所指。衣俊卿认为：“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⑧可见，日常生活可以分为日常消费生活、日常交往生活和日常观念生活。日常消费生活与个人关系最贴近，日常交往生活延伸到主体周围的人群，日常观念生活则更是扩展到文化血脉的范畴。三类日常生活与左翼文学出版的作者、传者、受者勾连，均对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个体的生存延续必须有一定的物质生活基础，无论是管子所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还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都认为人只有满足了最基础的吃穿住用等物质需求，才有可能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如精神方面的需求。固然，人是很复杂的动物，并不一定完全都是因循这种需求层次，如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五柳先生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但从普遍的情况来看，生存的需要是最基础的第一需要，否则人类也不可能世世代代存续下来。
晚清以降，科举废止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士人的生存状况，大量传统士人从向往居庙堂之高到不得不处江湖之远，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这些人不得不汲汲为衣食谋。而民国成立之后一批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在30年代也开始要就业。仅以留日学生为例，据邓集田的统计，到1921年为止，留日学生人数已达71 620人。⑨九·一八事变之后，留日学生纷纷回国，更加剧了就业的压力。无论是经由传统士人转型而来的旧式知识分子还是新式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已经越来越狭窄，他们其中相当一部分便走上了写作、教育、出版等岗位，甚至有许多人是身兼数职。如我们熟知的鲁迅，既在北大、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厦门大学等高校任教过，又是著名作家，还创办了《语丝》等刊物，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还是“公务员”。
具体到左翼文学的作者和出版者，撇开其他因素，为衣食谋并不是一个难以启齿、不太常见的动因。
从作者群体来看，左翼文学的创作者大多数出身于并不富裕的家庭。程光炜曾指出：“左翼文学思潮的传播者大多来自中国的中、下等社会阶层，例如‘中等地主兼商人’‘破落官绅’‘中、小商人’和‘农民’等家庭。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急剧动荡之中，社会的中、下阶层是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受害者，这一‘人生境况’对出自其中的左翼作家们性格气质的发展和思想定型产生了极大影响。”⑩家庭出身不仅仅影响性格气质发展和思想定型，更是一部分作家创作的动因，亦即必须鬻文为生，鲁迅、郭沫若均不能免“俗”。鲁迅曾经写信给友人描述初到上海的感受：“我先到上海，无非想寻一点饭，但政、教两界，我想不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也许翻译一点东西卖卖罢。”⑪郭沫若在日本与佐藤富子的事实婚姻让他仅仅依靠每月48元的官费维持生计捉襟见肘，他自己说过有段时间稿费诱惑是创作的首要原因：“这种功利主义的动机说，从前我也曾怀抱过来；
有时在诗歌之中借披件社会主义的皮毛，漫作驴鸣犬吠，有时穷得没法的时候，又想专门做些稿子来卖钱，但是我在此处如实地告白：我是完全忏悔了。”⑫忏悔当然大可不必，却也反映了某些方面的事实。
旗手们尚且有为一箪食、一瓢饮犯愁的时候，其他人则更可想而知。萧军、萧红初到上海时，如果没有鲁迅的接济，很难生活下去，直到《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出版之后，他们的经济情况才有所改观。周扬经常向胡风借钱（尽管胡风自己也不宽裕），甚至动用鲁迅赞助给左联的经费。⑬至于名气更小的青年作家，住亭子间、上老虎灶买开水、吃四分钱一碗的阳春面，几乎就是生活的常态。生存问题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奋力创作、以文换钱便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具体的日常生活，一定要被放置到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考察。在左翼文学兴盛的20世纪30年代，上海是毫无疑问的第一重镇。上海作为一个商业城市，市场经济的竞争比北平激烈，而且没有像北平那么多“体制内”的文人，整体来说，文人的经济状况比不上北平。陈明远通过研究指出：“在30年代上海许多文学青年的经济地位接近于城市贫民，促进他们采取激进的革命态度，强化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左翼力量。”⑭虽然，对于鲁迅等成名已久的大作家，生存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是，九·一八事变上海首当其冲，受到的影响也最大。生逢乱世，即便是大作家也不得不为经济考虑，何况大作家的开销本身就较大，如鲁迅每个月就要资助左联20元。⑮因此可以说，无论大作家小作家，谋取稿酬是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动因之一。至于为什么会偏向于左翼文学的创作，除了人生态度和创作意识，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便是作为待价而沽的文学作品（商品），有人愿意出版。
这里的出版既包括书籍出版，也包括期刊、报纸的出版。出版人在选择文学作品时，必然会考虑到市场的因素，尤其是在上海，出版市场已经成为竞争比较激烈、运作得好又能赚大钱的市场。民国五大书局“商中世大开”均在上海。至1936年为止，国内创办的1 027家文学书籍出版机构中，创办于上海的有738家，约占72%。1919—1936年期间，上海的文学期刊创刊总数占同时期全国创刊总量的43%。⑯郑振铎曾经不无感慨地说道：“我们替商务印书馆工作，一个月才拿百圆左右，可是一本书，印书馆里就可以赚几十万，何苦来！还不如自己集资办一个书店！”⑰
既然出版是生意，出版人要为衣食谋，就不能不考虑赚钱的问题。左翼文学作品，在当时就是头部IP，引领着文学市场的潮流，虽然被国民党当局所痛恨，但众多出版家依然敢于冒极大的风险对出版此类图书乐此不疲。因为“每一个书店全遭遇到巨大的商业上的竞争”，“任何书店均争出在买卖上得有利益的书籍”。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出版上的成功也是使这种新兴文学迅速开展的一个原因”⑱。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三四十年代上海职员所热衷阅读的最热门文学书籍是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高尔基的《我的童年》《人间》《大学》等，⑲足见左翼文学作品的风靡一时。如北新书局的发展壮大和鲁迅有直接的关系，“北新书局靠鲁迅发财，由五百元之小资本，发展成五万元之大商店”⑳。鲁迅作为顶尖作家，稿酬标准自然较高。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是千字30元（30元在当时的上海可以买六担多净白软稻米）㉑，而且鲁迅的文章发或不发，稿酬是照付的；
即便这样，史量才和《申报》依然愿意给鲁迅最优厚的稿酬。蒋光慈在当时亦是名噪一时的“流行作家”。阿英（钱杏邨）曾说：“书坊老板会告诉你，顶好的作品，是写恋爱加上点革命……革命恋爱小说是风行一时，不胫而走的。”㉒“革命加恋爱”就是蒋光慈小说的标签，“蒋光慈”这三个字在当时乃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许多出版社竞相出版蒋光慈的作品，甚至有不少出版社盗版蒋光慈的书或者干脆把其他作家的书冠以“蒋光慈”之名印行，这使得蒋光慈能够拿到和鲁迅一样的最高稿酬——千字5元，版税也和鲁迅齐平。蒋光慈自述说：“鲁迅作品是抽百分之二十的，我也和鲁迅的一样。因为销路大，书店赚的多，给我们也多些。”㉓出版人敢于冒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出版左翼文学作品，图什么呢？鲁迅有过精辟的评论：“出版界不过是借书籍以贸利的人们，只问销路，不管内容，存心‘反动’的是很少的。”㉓
出版人借文学作品的出版以谋利，又必须提及另外一个重要的群体——读者。
作家、出版人某种意义上是依靠读者生存的。埃斯卡皮就认为：“从商品角度着眼，唯一真正的读者是书籍购买者。”㉕因此，读者的购买力对左翼文学的出版有着根本性的作用，并制约着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全中国最集中的工商业中心，工商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外地移民。据统计，上海仅1930年开设的工厂就有837家，工人总数达201 265人。㉖1927年以后，上海取代北平成为文化中心。一时四方辐辏，三教九流如过江之鲫往上海涌。这些外来移民的到来进一步促进了上海的经济繁荣，当时上海物价虽然在全国数一数二，但相对而言依然比较低廉而且稳定。以最底层的工人来说，1930年，国民政府工商部进行过调查，上海男工平均月薪15.28元，女工12.50元㉗，当时体力劳动者五口之家维持生存每个月仅需要27元，可见一对最底层的工人夫妻便可以供养三个孩子。而职员、官员、教师的工资则要高很多，新闻界一个副刊编辑收入可达60元。物价的低廉使很多人有能力开始进行文化的消费。沪上的书籍、期刊、报纸都不贵，一份报纸零售价大概3分，《小说月报》全年定价2元，一本《呐喊》到手价5角。即以“一角丛书”而言，每本书都只需要1角钱，1角钱买一本书对普罗大众来说（左翼文学正是号召要以“普罗大众”为受众的）是完全可以承受得起的，更不用说那些收入较高的新闻界、教育界人士。当然，笔者的意思是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化消费价格并不高昂，至于低收入工人家庭有无意愿进行文化消费，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至少对于初到上海的青年学生等群体而言，即便生活尚无着落，省下两碗阳春面的钱买一本左翼文学的书并不是难事。
实际上，随着上海现代都市的形成和消费文化的兴起，文化消费已经在从阳春白雪向下里巴人延伸。据1933年的一个调查，上海100名邮局职员中有文化消费的大概占了61%，其中“读书阅报”是文化消费中占比最高的项目，有27人。㉘黄影呆亦曾撰文说，一个职业青年，能够订阅至少一种以上的报纸和一种或几种杂志，是很可能的；
买些足以增进知识的书籍来研究、阅读，也是必要的。㉙而职业青年即处在收入的底端，对他们来说订阅报刊、购买图书业已成为一种日常消费行为。
文化消费圈层的扩大，为左翼文学出版提供了滋养的土壤，因为左翼文学在当时是不折不扣的“流行文学”。至于为什么会流行，则又与日常交往生活和日常观念生活相关。
人与人的关系，是通过交往来实现的，交往活动是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关联，反映的是主体间性。在交往行动中，行为主体“从他们自己所解释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同时涉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以研究共同的状况规定”。㉚交往行为与生活世界密切关联，要求真实性、公正性和真诚性，实质上，人们也正是通过交往，寻找生活世界的共鸣之域。
在左翼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作者、出版人和读者各自的日常交往和彼此之间的交往与左翼文学的出版有密切的关联。正是在这种自在的日常交往中，他们产生了情感的共鸣，找到了家园的归宿，共同进入左翼文学的场域，促进了左翼文学的兴盛和出版业的昌盛。
左翼文学的一些作者之间交往十分密切。鲁迅即与许多青年作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固然是奖掖后进，另一方面却也是情感的需要——鲁迅在某些方面是孤独的，尤其是在被创造社和太阳社攻讦后，鲁迅曾不无伤心地说：“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舔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敷药。”㉛鲁迅真的不需要别人敷药吗？其实他也有很多关系密切的同道中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之所以决定住在上海，除了景云里内有余房，还因为柔石、冯雪峰、殷夫等左翼文学青年都在附近，“颇不寂寞”㉜。正是因为鲁迅和很多左翼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过从甚密，他才不遗余力地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向出版机构推荐这些并无甚名气的青年作家的作品，比如鲁迅曾经推荐很多青年作家的书稿给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李小峰几乎是来者不拒。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青年作家如果没有和鲁迅的交往，他们的作品便不可能出版。萧军、萧红的书最初甚至是被鲁迅列入“奴隶文丛”自费出版的。
另一位旗手郭沫若也有很多拥趸，周扬就是郭沫若的忠实崇拜者。周扬曾在郭沫若晚年病倒在床时，当面坦陈是郭沫若带领自己走上了新文学的道路。而周扬之所以能进入左联担任重要职务又与他和冯雪峰的交往不无关系。类似于这样的左翼作家之间的交往，比比皆是。他们之间的交往所形成的共鸣，由日常生活而至非日常生活，又进一步影响到他们的文学创作。欧阳山和草明夫妇30年代到上海后，住在北四川路的一个亭子间，亭子间里常常高朋满座，聚集的都是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年轻人，如张天翼、沙汀、蒋牧良等，他们构筑起了自己的交往关系网，受此影响，草明不断创作小小说，并投至《申报·自由谈》，最终也成了左翼作家的一员干将。㉝
出版人之间的交往亦很密切。陈望道创办《太白》杂志时，即和乐嗣炳在上海赫赫有名的西餐馆“一品香”大宴宾客，与会宾客有著名作家兼出版人茅盾、郑振铎、叶圣陶，还有《申报·自由谈》原主编黎烈文、《文学》杂志主编傅东华等12人，由乐嗣炳阐述办刊宗旨，请大家广提建议。㉞赵家璧能在良友大展拳脚，和他与伍联德私交甚笃有关。赵家璧回忆道：“在‘良友’工作的重要职员，大多数人是广东人或与伍联德有私交的，我就是属于后一种。”㉟而赵家璧还以郑伯奇为引路人，第一次见鲁迅就是郑伯奇引荐的。这种私人交往既为出版工作创造了极大的便利，同时又影响了出版的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往往身兼多个社会角色，既可能是作者，又同时是出版人和文化消费者，因而他们之间的日常交往并非按照泾渭分明的职业身份展开，边界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延展性。交往的对象错综复杂，作者、出版人和作为读者的知识青年呈现出一种多向互动的交往状态，具有明显的私人性、情感性。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并不仅仅囿于具有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京派、现代派、新感觉派作家也大都有自己的交往圈子，然后由私人的日常交往向建制化、组织化的社会交往延伸。
施蛰存是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本身亦不是左联成员，何以和左翼文学出版发生密切的关系？这和他的朋友圈即日常交往有直接关联。“文坛三剑客”因加入共青团参与革命活动，被国民党拉入黑名单，戴望舒、杜衡被捕，差点被杀害。施蛰存侥幸逃过一劫后对政治十分恐惧和厌恶，避难回到松江当中学老师，先是结识了革命画家洪野，后来又因戴望舒结识了冯雪峰，与冯雪峰成为挚友。冯雪峰来松江后，和施、戴、杜三人住在松江的小阁楼上，朝夕相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并劝告三人：“我想我们应振作一下，干些有意义的事，弄文学也要弄得和别人不同点。……你们三人的翻译的努力，我实在佩服的。但我希望你们赶快结束旧的，计划新的，计划在人家之前的。”㊱所以《文学工场》创刊号发表的《无产阶级艺术的批评》《革命于知识阶级》《莫斯科的五月祭》等五篇文章全是明显“左倾”的革命文章。及至后来施蛰存应现代书局老板洪雪帆、张静庐之邀主编《现代》杂志，于洪、张二人自然是生意，但是施蛰存确乎以《现代》为阵地，发表了许多左翼文学作品，使《现代》成为左翼文学出版的重要阵地。这其中相当一部分作者，都和施蛰存有不错的私交。丁玲即和施蛰存有同学之谊，1933年5月丁玲被捕后，文艺界大多都保持沉默，施蛰存率先为丁玲鸣不平，在已经校订好的将于6月1日出版的第三卷第二期“编者缀语”中加了一段话：“本期中本来还可以有一篇丁玲女士的近作，但她还来不及写成之前，在五月十四日那天，我们就听到她因政治嫌疑被捕了。一个生气跃然的作家，遭了厄运，我们觉得在文艺同人的友情上，是很可惋惜的，愿她平安。”可见，施蛰存的出版实践活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日常交往和私人感情的影响。
布迪厄认为场域是“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㊲。如果把左翼文学出版作为一个文化场域的话，进入这个场域是需要社会资本作为敲门砖或者钥匙的，原本在场域之外的人，通过与场域之内的人的日常交往（这种日常交往的基础常常是相似的出身阶层、相近的人生经历等），往往也会拿到通行证而进入这个场域，然后又深刻影响了这个场域。左翼文学出版的兴起、兴盛明确地反映了这一点，既有默默无闻的作者经由交往被提携、被推荐发表文学作品而暴得大名（如萧军、萧红），也有原本不是左联成员的出版人经由交往成为左翼文学出版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如赵家璧、施蛰存），然后这些人又深刻影响了左翼文学出版的格局。
“日常观念是人对日常生存、日常交往和日常组织的自发自在的观念化形态,是人类最具基础性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形态的总和。”㊳既然日常观念是非创造性的自在思维活动，也就具有常识性和自发性的特点，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下意识或者本能，只不过这种本能不是指向人的动物性，而是指向和文化传统有关的精神性。在日常观念的引导下，人们得以有偏好地进行日常消费活动和日常交往活动。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㊴因此，日常观念和生活经历、教育背景等均有密切联系，比如在传统农村生活中长大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习焉不察的自在活动，不需要特意思考，一切都是习惯，是自然而然的。
日常观念有两种生成途径：一是原始思维通过原型或集体表象内化到日常思维中，是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
二是非日常思维向日常思维的渗透与积淀，是从有意识到无意识的过程。非日常观念在日常领域内模式化和固定化形成“常识”㊵。也就是说，日常观念一是来自传承，二是来自后天的习得。
从无意识到有意识来看，左翼文学的传播者大多出身于中国的中下等社会阶层，“人生境况”并不那么如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遭逢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谓“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更何况是在那样一个内忧外患的年代，动荡的社会生活对下层人民的影响尤为深远。因此，他们从幼而长，生活的窘迫便极易使他们滋生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情绪，虽然不见得一切有相同经历的人都会选择同样的道路，“但这种人生‘境遇’确实易于与抨击现代社会、强调阶级斗争的左翼文化思想不谋而合，在心灵的深层次上产生孤愤、失衡、扭曲、反抗的心理和社会情绪，与前者发生强烈的感情共鸣”㊶。文学理念浓缩了作者的阶级阶层、个人经历、人生境遇。人的社会地位可能会发生变化，但个人在以往社会场域中形成的习惯则很难改变。鲁迅、茅盾、冯雪峰等人的文学创作理念无不受到早期人生境遇的影响。相形而言，如梁实秋，出身官宦人家，是典型的大院子弟，14岁即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初等科，后又留学美国，生活可谓一帆风顺；
邵洵美早年更是典型的富二代。他们之所以没有走向崇尚革命的左翼文学，是因为在他们的生活环境里，很难萌发出“革命”的情绪。
有时候这种观念的变化可能来源于生活中的某一个事件。比如，丁玲早期是明显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气质的，读书时按施蛰存的描述“极为傲气”，是大学里的公主，进教室上课时“向男同学扫一眼”便垂下眼皮，“再也不回过头来”。乃至在上海和胡也频同居后，依然非常有小资情调，会向朋友夸耀其在日本商店新买的咖啡饮具，是非常典型的“莎菲女士”的姿态。直到胡也频被捕遇害后，丁玲才坚定地投入革命的大潮，文风也有了明显的变化。而施蛰存出身于江南儒士之家，儒家传统文化自然会在他身上留下印记，家庭环境、江南文化的熏陶不仅对施蛰存的文学写作有影响，还影响到了他的生活方式和路径选择。他虽然很早便加入了共青团，却因目睹戴望舒、杜衡被捕差点被害而开始厌恶、恐惧、远离政治；
他虽因推荐《庄子》和《文选》给青年而与鲁迅论争被斥为“洋场恶少”，却又与左翼人士和左翼文学出版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这一切，都或多或少与传统文化的仁义观念对他的潜移默化有关。
对于受众来讲，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地阅读左翼文学作品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趋新的潮流。正是因为左翼文学的大众传播打下了“流行的”“时尚的”烙印，才使之成为市场和读者的宠儿。一般来讲，乱世的文学更易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挂钩，而与纯粹的消遣和娱乐略显疏离。国民党政府在1930年的一份书籍审查报告中曾提道：“在国内一班青年，又多喜新务奇，争相购阅，以为时髦。”㊷在当时，“普洛文学成了学生光荣进步的标志，谁不懂普洛文学就会感到落后”㊸。而且，国民党当局愈是查禁哪一部作品，哪一部作品就愈是畅销。“在他们心目中，越是查禁的书价值越高，千方百计寻求得到它。”㊹有的读者甚至对“左翼”、对“革命”并无理性认识，只是因为左翼文学作品能够满足他们的情感需要。有一位读者回忆道：“说实话，对那些革命文学所宣传的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我并不懂。但是又朦朦胧胧似乎懂得了四个字，那就是‘革命’和‘爱情’。‘革命’是打着悲惨的烙印已将消逝的，又重新被召唤回来的热情的字眼，显得更加神秘和崇敬”；
“‘爱情’这两个字也很神秘，它是在感到寂寞的心底悄悄生长出来的一棵嫩芽”；
“这种革命加爱情的作品也就恰好一箭双雕，正中下怀”。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蒋光慈的小说风行一时的原因。
从有意识到无意识来看，体现了从对外部观念的习得到内化为不假思索、根深蒂固的日常生活观念的变化过程。20世纪30年代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使中国人民饱受血与火的洗礼。他们经验、感受到政治斗争、抗日斗争对日常生活的冲击，原有的世易不移的日常生活观念难以应付现有的生活世界，便转而寻求新的精神滋养，然后又内化为他们新的日常生活观念。比如，左翼文学的作者，有一部分是二三十年代的留日学生，深受晚清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和日本左翼思想的影响㊻，回国后，他们所习得的这些思想又在日常消费生活和日常交往生活中得到磨砺和强化，并内化为常识性的日常观念，成为他们文化血脉的根基。还有一部分人，是在读到左翼文学作品后，产生对革命的崇拜，并开始自然而然地亲近左翼，排斥非左翼文学，甚至投入左翼和革命的怀抱。荒煤晚年曾回忆，大革命失败后，“我经历这样一个猛烈的转折，从一个整天荡漾着沸腾歌声的日子里，一下子堕入‘无声的中国’，真是说不出迷茫和郁闷!”后来从创造社的杂志和蒋光慈、郭沫若、郁达夫的一些作品中，“我才开始发现了一个文学的新大陆”。于是，他感叹：“无产阶级文学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把我从绝望的生活中拯救了出来。”㊼
观念涉及人的心理层面，心理活动是错综复杂的。如果说非日常生活观念和心理层面的意识相对应，那么日常生活观念更多地对应的是下意识或者说潜意识，而它们之间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我们讨论与左翼文学出版密切相关的人的日常生活观念，更多的是强调家庭背景、生活经历、教育经历和日常交往对他们心理深层中稳定的、恒常的、习惯性思维的影响。很显然，他们的日常观念既受日常消费生活和日常交往生活的制约，反过来也影响着日常消费生活和日常交往生活，三者又同时影响着非日常层面的社会生活——左翼文学出版。
总之，中国左翼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兴盛，是作者、出版者、读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三者的日常消费生活、日常交往生活和日常观念生活对他们的创作、传播和阅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里面既有经济的考量，也掺杂了日常交往、生活观念等日常生活的因素。本雅明说过：“在现代社会中，文学的品格与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学的生产方式和体制。以报刊杂志、书店和出版单位为核心的文学生产体制，构成了政府体制外的文化、言论空间和社会有机体，产生和决定着文学的本质和所谓的‘文学性’。”㊽我们建构文学史上的“左翼文学”，自然有一个角度选择的问题，横看成岭还是侧看成峰，涉及角度的远近高低；
见山是山还是见山不是山，均为认识之一种。至少，从出版的角度，引入生活史的研究范式，可以呈现左翼文学何以发展、如何发展的另一重景象，这也正是出版生活史研究的目的和出版生活史作为理论范式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洪子诚.问题与方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259.
② 姜振昌.“大众”文化视野中的异体同质和异质同构——鲁迅与左翼文化运动[J].文学评论,2003(3):20-30.
③李春雨.“出版文化”与现代“文学场”的生成[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88-93.
④ 邓集田.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平台——晚清民国时期文学出版情况统计分析(1902—1949)[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7.
⑤ 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J].史学理论研究,1996(2):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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