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乌镇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标志性人物，他是参与政治最深的知名文化人士之一，具有文学家与政治家双重身份。
抗战时期，国内文人被迫迁徙，或东南至香港，或西南至重庆、昆明，或西北至延安、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而茅盾经历过这三个方向的迁徙路径。其中，西安作为通往西北、西南的交通要道，成为1940年茅盾从**至延安、延安至重庆的中转站。茅盾在西安的两次中转停留，恰逢抗日战争的至暗阶段，充分体现出茅盾探求民族解放的家国情怀和无畏无惧的战斗精神。
到西安：**历险后的抉择
早在1920年，茅盾就参加了上海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活动。1921年，他由李汉俊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担任中共中央联络员。从此，茅盾的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相互交织，密切相连。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茅盾被迫离开上海，先后在武汉、长沙、香港、兰州、**等地生活和停留。他以革命作家的身份，在大后方从事文艺救亡运动。
当时，中国共产党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国内各族人民抗战，与**军阀盛世才建立了统一战线，帮他制定“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作为施政纲领，**随之成为国内外进步人士的向往之地。1939年3月，在**学院院长杜重远的力邀下，茅盾携全家来到**迪化，出任**学院教育系主任和**文化协会委员长。他以革命作家的社会使命感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责任感，在**播撒新文化的种子，力图把**建设成一个进步的革命基地。
然而不久，盛世才逐渐暴露出反动面目，软禁杜重远（后被捕，死于狱中），**局势骤然紧张。1940年5月，经过周密计划和安排，茅盾以母亲病故为由向盛世才请假，成功从**脱身，历尽艰险到达西安。
西安是西北军事重镇和大后方重要基地。自1938年底开始，日军就对中国华北、华中、华南等地进行疯狂进攻和“扫荡”，同时对处于大后方的重庆及成都、兰州、昆明、西安等地进行狂轰滥炸，打算通过杀伤平民来瓦解我方军民的士气。进入1940年，全国抗战形势愈加严峻，日本侵略者除逼迫法、英两国相继关闭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切断中国西南国际交通运输线，还声称要进攻西安，切断中国西北国际交通线，迫使国民政府投降。
1940年5月19日，茅盾一家和编辑出版家张仲实到达西安时，西安正笼罩在日军空袭的阴影中，随处可见被炸倒的墙壁和房屋、瓦砾堆中半掩着的衣服和用具。下午5点，茅盾一行直奔当时西安最好的旅馆西京招待所。这是1935年杨虎城为招待国民党要员所建，西安事变前后国民党军政要员曾被扣押在此。
因遭连日轰炸，招待所的饭厅被炸开的一个大洞还未来得及修补。办理入住手续时，职员以没空房为由拒绝接待茅盾一行。双方交涉之际，西京招待所经理周天成认出茅盾，自称是茅盾的热心读者，并以礼相待，安排他们顺利入住。当周天成问茅盾为何从**到西安时，茅盾却谎称因私事离开**去重庆，路过西安，打算在这里玩几天。茅盾后来在《延安行》一文中披露，此行携家带口从**经西安，真正的目的是专程奔赴延安，而且准备长住。
早在1936年获悉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时，茅盾就与鲁迅联名向中共中央致电祝贺：“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此前，茅盾虽一直在国统区辗转奋战，但“他心向延安，把陕北延安当作心中的家，那里有自己的亲人和旧谊”。
入住西京招待所后，因日机炸坏的发电厂尚未修复，茅盾一行在烛光下匆匆吃完晚饭，打算早点休息。侍役却跑来劝告他们，这几天每天晚上有空袭，九点前不要睡觉。果不其然，七点钟准时响起了警报，门外一片嘈杂。
茅盾一行随着人群涌下楼躲避空袭，也不知防空洞在哪里，慌乱中只见院子里停着两辆卡车，就匆忙爬上车向城外开去，中途才发现与两个孩子走散了，直到出城后才在田垄边找到孩子。
这天空袭之惨烈，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简称西安八办）处长伍云甫的日记中也有记载，称“5月19日下午7时空袭警报，9时半解除，先后来敌机两批袭西安，据说第一批8架，第二批9架，投弹百枚数处起火，灰尘蔽天可见轰炸之烈”。
经过一番折腾，茅盾等人回到西京招待所时已是深夜12点。后来，茅盾从周天成那里得知，招待所里住了两个团体，一个是第二战区所属的团体，另一个是陈嘉庚率领的华侨慰劳团，院子里的汽车是这两个团体的专用车，一般散客躲警报则是到后院招待所专备的防空洞。
初到西安，虽然有些惊慌，但于茅盾而言，却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这不是一般的行旅羁留，而是革命的衔接。茅盾即将从这里重新出发，北上融入革命的大家庭。
赴延安：奔赴革命大家庭
1940年5月20日，到西安的第二天下午，茅盾一行找到了位于七贤庄的西安八办。
西安八办是中共中央设立在西安的公开办事机构，是国共合作抗日的象征，肩负着开展统战工作、采买运输物资等任务，还负责护送进步人士奔赴延安。从**到兰州时，张仲实就告诉茅盾，找到八办，去延安就容易了。此刻，他们还不知道，西安八办正留住着两名重要客人：周恩来和朱德。
1940年5月，鉴于国内政治局势日趋险恶，国民党正酝酿发动第二次**高潮，周恩来离开延安前往重庆。13日，周恩来途经西安，住进西安八办。
茅盾一行在西安八辦骤然见到周恩来，不禁惊喜万分。上次一别，还是1939年周恩来经迪化去苏联治伤之时，此后再无音讯。周恩来表示，欢迎茅盾和张仲实去延安，参观、工作均可，并说朱德总司令过几日要回延安，茅盾一行可以搭车同行。接着，周恩来把茅盾介绍给了朱德。
朱德于17日从河南洛阳抵达西安，正欲回延安。他握着茅盾的手连称“久仰，久仰”，其敦厚朴实的形象给茅盾留下了深刻印象。从周恩来和朱德口中，茅盾了解到一年来国共双方形势的变化，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日军的残酷“扫荡”，根据地的扩大和胜利等信息，更加坚定了去延安的决心。
冲破国民党的层层阻挠去延安，并非易事。伍云甫建议他们先搬到办事处住，出发时再换装随行。因为茅盾名声太盛，伍云甫担心走漏风声，便又问了两个问题，一是他们住在哪里，二是有没有人知道他们到了西安。
张仲实说有两个朋友知道，但已叮嘱其不要外传。茅盾也将西京招待所經理周天成认出他的事情说了出来。为安全起见，最后商定，张仲实第二天晚上搬到办事处居住，茅盾一家则在西京招待所坚持到23日下午。
起身告辞时，伍云甫留茅盾一行吃过晚饭再走，等天黑以后大门口的国民党便衣特务回家了，再派人送他们出去。
23日下午，茅盾一家搬到西安八办。当天晚上，众人再次商议随行具体事宜，决定茅盾夫妇和张仲实仍穿便服，以知名人士的身份正大光明地去延安参观，倘若换装改名，被认出后反倒不好解释。但是茅盾的两个孩子需要换上军装，启用假名，以免国民党当局起疑。
5月24日上午8点，朱德的车队准时开出西安城，共三辆卡车、四五十人。茅盾一行五人临时编成一个小组随行。5月26日，朱德、茅盾一行到达延安，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新中华报》在显著位置发表《各界代表齐集南门外，热烈欢迎朱总司令及茅盾张仲实两先生》的长篇报道，称“各界闻讯莫不兴奋异常，均表欢迎”。
很快，茅盾见到了大革命时期并肩战斗的毛泽东。按毛泽东的建议，茅盾到鲁迅艺术文学院为学员讲学，参与了延安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散文，成为延安根据地建设的“在场者”“参与者”，为延安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做出了直接贡献。
这期间，茅盾彻底明确了两大问题：一是中国革命的方向与道路问题，萌生了重新恢复党籍（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茅盾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编者注）的想法；
二是中国文化的革命性质、方向、路线及其特点问题。他认识到，文艺为抗战服务、为大众服务是一个根本性原则，他坚决拥护这一原则并投入到实践与宣传中去。
赴重庆：开始新的战斗
茅盾在延安积极投身文学活动和社会工作，还打算到前方的实际斗争中进行创作。一切迹象表明，他准备在延安长期扎根。
1940年9月24日，鲁艺突然贴出一则公告：“茅盾同志为搜集创作材料，不日离延去大后方一行。兹定于今晚在本院大礼堂举行欢送大会，希全体同志热烈参加为盼。”茅盾果真是为搜集创作材料而离开延安吗？这得从他接受的新任务说起。
同年8月，国民政府取消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重新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排斥进步文人，刁难抗战文化宣传工作。为了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文化封锁，发展抗战进步文化，文化工作委员会急需增强进步力量。考虑到茅盾的声望，周恩来于9月电告中共中央，希望茅盾能到重庆工作，并强调，茅盾在国统区工作，影响和作用会更大些。
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征求茅盾的意见，并补充道：“我们知道你全家都来延安了，你原来也不打算再出去的，如果你实在不愿意，也不必勉强。”茅盾虽万般不舍，但毅然服从安排。至于恢复党籍的问题，中央书记处认为茅盾以党外身份工作更有利，茅盾表示理解。临行前，茅盾夫妇将两个子女安顿在延安上学，毛泽东风趣地说：“你现在把两个包袱扔在这里，可以轻装上阵了。”10月10日，茅盾夫妇随董必武的车队离开延安，踏上了新的征程。
10月12日，茅盾一行再次到达西安，住进西安八办。这次停留，成就了文坛和乐坛的一段佳话。
众所周知，冼星海在莫斯科病逝后，茅盾于1946年1月撰写《忆冼星海》一文以示纪念，文中称他和冼星海第一次见面是在1940年10月。但查阅冼星海给妻子钱韵玲的家信，茅盾所述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并不准确。
1940年5月19日茅盾到达西安时，冼星海和演员、编导袁牧之已先于5月13日从延安到达西安，住进西安八办，等候时机赴苏联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5月21日，冼星海在给钱韵玲的家信中写道：“今天在办事处遇张仲实、茅盾一同食饭，仲实谈及你和你弟弟。他们不久来延安，你去见他们一次。朱德总司令送我相片一张，请你保存。”这与前文中伍云甫邀请茅盾他们留下吃晚饭的时间吻合。
茅盾到延安后，冼星海还时常在家信中问及：“听说茅盾已在鲁艺工作，是否？”“最近朱总司令及张仲实、茅盾等都到延安去，那边必定很热闹。”可见，1940年5月冼星海和茅盾在西安八办见过面。茅盾故意漏写，大概是因为当时政治环境敏感，不得不混淆视听。
留住期间，冼星海和茅盾终于有机会促膝长谈。冼星海兴致勃勃地说起到苏联后的计划以及民族交响乐的创作构想。一位文坛巨匠，一位乐坛天才，虽专业领域不同，但他们作为革命事业的同道中人，对党和人民的一片赤诚却是相通共鸣的。对待文艺大众化的态度，两人都认为旧有的民族文艺形式是中国文艺大众化的重要路径。他们相谈甚欢，颇为投缘，在茅盾心中，“一个生龙活虎般的具有伟大气魄、抱有崇高理想的冼星海，永远坐在我对面，直到我眼不能见，耳不能听，只要我神志还没昏迷，他永远活着”。
11月下旬，经过一个半月的旅途跋涉，茅盾夫妇终于到达重庆，开始新的战斗。在重庆期间，茅盾出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复刊由楼适夷代主编的《文艺阵地》，创作了《白杨礼赞》《风景谈》等散文，热情讴歌西北抗日根据地，揭露重庆大后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现实。皖南事变后，他辗转香港、桂林、贵阳等地，以笔为武器，坚持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无情揭露。
抗战时期，茅盾辗转大半个中国，将自己一次次推向时代斗争的前沿。茅盾虽然只在西安作过短暂停留，这里却是他革命人生的历史衔接地，也见证了他为中国新文艺闯出广阔而深邃的现实主义道路的历程，为他在更高认识层次上表达中国现实积累了经验和题材。文章合为时而著，在文学性和政治性的交错中，茅盾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为世人留下了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编辑/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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