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晋璇，余志刚，崔钊达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耕地作为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其数量与质量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与前提，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1]。长期高强度、超负荷的粗放经营模式给农业发展带来了严重威胁和挑战，造成农业用地基础地力下降、生态环境恶化等严峻问题[2]。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耕地保护，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先后出台了《保护性耕作工程建设规划（2009—2015年）》《保护性耕作项目实施规范》等系列政策文件。保护性耕作作为一种兼具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可以有效改善土壤性质、提高土壤肥力等以达到增产增效的作用，进而实现保障粮食安全的功能[3-4]。然而，截至2020年，我国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仅占当年全国耕地面积的6.42%，整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程度长期得不到显著提升，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农户保护耕地质量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1]。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微观主体和最直接的受益者，其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是改善耕地质量、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保障。因此，如何提高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积极性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的命题。
学术界围绕保护性耕作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技术采纳的效益、农户采纳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关于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的效益研究，国内外学者对具有碳汇功能[5]、能够改善土壤结构[6]、提高土壤肥力[7]、减少风蚀水蚀[8]等生态效益的观点已达成共识。但对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存在分歧，多数学者认为保护性耕作能提高产量、提升粮食生产技术效率[9]、增加农民收入[10]；
也有研究认为保护性耕作的增产效益不明显，无法显著促进作物产量的增加[11]，甚至可能造成负面效应[12]。关于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运用二元选择模型、Heckman两阶段模型、双栏模型等方法研究技术的采纳意愿、采纳程度与持续采纳行为[13-15]。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的因素较多，主要包括农户特征因素，如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政治身份等[15-16]；
家庭特征因素，如劳动力人数、家庭收入、兼业情况等[14,17]；
经营特征因素，如经营规模、农地确权[1,13,18]等。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从社会学、心理学等视角，将认知状态、价值观念等纳入其中，认为农户的认知状态对其技术采纳具有显著影响，技术认知[19]、价值认知[20]、生态认知[21]等的程度越全面越深入，技术的采用率越高。也有学者认为认知是影响农户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的重要因素，积极方面的认知越多，发生悖离的可能性越低[22]。此外，农户在进行采纳决策时会受到各种外部驱动因素的影响，如童洪志和刘伟[23]提出政府补贴、管制和农技推广三种政策刺激对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决策行为影响效果显著，提高政策刺激强度有助于技术采纳率的提升；
蒋琳莉等[24]认为制度因素层面的项目示范与村规民约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综上，现有研究虽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仍然存在可以拓展的空间。第一，虽然已有学者从农户认知视角对技术采纳的影响展开实证研究，但往往只探究了认知的个别维度，缺少对认知体系系统全面的分析；
第二，学者虽然渐渐认识到个体意识在影响行为决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外部情境的影响，但将其纳入到认知与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这一整体框架的研究较少，且关于情境因素调节效应作用路径的分析研究还亟待加强；
第三，保护性耕作技术是多项技术的集成，已有研究多关注于农户对技术的采纳与否，较少直接考察技术采纳种类的情况。
有鉴于此，本文利用2021年7～8月在河南、黑龙江、山东和山西4省获得的439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和调节效应检验方法，分别从技术认知、生态认知、责任认知三个层面探究农户认知对其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程度的影响。同时，将情境约束纳入分析框架，考察情境约束的调节效应，厘清其中具体的作用关系，为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应用提供决策参考，实现有效遏制耕地质量退化和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标。
1.1 主体认知与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个体对某一事物的认知情况会使其对该事物的主观态度或看法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最终的行为[25]。认知不全面会使农户担心采纳技术后可能存在负面后果，产生畏难情绪。若农户获取到更专业、详实的技术知识，掌握更多技术要点，对于技术实施效果有更为准确客观的认知，其技术采纳的程度也会随之提升[26]。此外，农户具有“经济人”和“社会人”的双重身份，利润最大化、效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等均是其追求的生产目标。因此，本文在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认知从三个维度进行考量，包括技术认知、生态认知和责任认知。在技术认知维度，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技术易用性和适用性，当技术不易获得且与现有的环境不匹配时，即使农户对技术的评价很高，技术采用程度也会降低[27]。同时，在生产决策过程中，农户倾向于规避风险，未来收益的不确定将使其更加偏好传统技术。只有当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农户才会形成采纳行为。因此，农户通过对技术功能和效果的了解和学习，可以提高认知水平，从而提高技术采纳的程度。在生态认知维度，保护性耕作作为一项环境友好型技术，具有减少风蚀水蚀、保墒蓄水、培肥地力、改善农田环境等生态效益，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带来生态效益的认知越充分，越可以转变农户传统“高强度投入”的耕作观念，从而激励其多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在责任认知维度，即社会责任感对行为的影响，当农户的责任感被激活后，对不实施保护性耕作技术行为造成消极后果的意识越明确，不采取该技术可能会产生愧疚、自责的负面情绪[28]，其行为响应的主观能动性就越强，技术采纳程度也就越高[29]。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假说1：
H1a：技术认知正向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程度。
H1b：生态认知正向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程度。
H1c：责任认知正向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程度。
1.2 情境约束与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
情境是指个体所面临的客观外部环境，即个体采取行动时会受到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30]。人们的判断和决策嵌入在每一个特定的情境中，并随情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31]。本文将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面临的情境约束分为经济水平、环境压力和政策支持三个维度。从经济水平来看，农户进行生产决策时，常常伴随着高估成本、低估收益和风险规避的倾向。对普通农户来说采用技术可能是一种“奢侈行为”，而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农户，为追求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更容易接受新技术，会更愿意进行使用；
从环境压力来看，长期高强度利用让耕地已显疲态，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造成的减产减收成为制约粮食安全的潜在威胁，长期处于生产前线的农户迫于自身考虑也会积极采用有益于耕地保护的相关技术。此外，从政策支持来看，在农业发展过程中，政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提供的各项支持政策，可以破除农户资金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造成的短期利益损失，有助于促进农户提升技术采纳的程度。因此，提出本文假说2：
H2a：经济水平正向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程度。
H2b：环境压力正向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程度。
H2c：政策支持正向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程度。
1.3 情境约束在主体认知与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之间的调节效应
人们在进行行为决策时会面临各种外部性限制和约束，农户认知始终依赖于情境，并与主体行为紧密相关。现有研究常用态度—行为—情境理论(简称ABC理论)来强调人们的判断、态度依赖于情境的变化。它意味着农户会与所处情境发生耦合作用，建立新的认知模式，其行为模式也随之调整[32]。因此，厘清在不同情境下农户主体认知对其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行为的影响机理显得至关重要。首先，由于目前农业相对收益低，投入更多的成本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良好的经济条件有助于提高农户对负面认知的容忍度，减少认知偏差[33]，为其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提供一定的经济基础，越易激发其增强采纳程度。其次，耕地保护的现实障碍主要来源于政府各部门之间“缺乏统筹协调”，农户“心有余而力不足”。政府积极开展技术培训、扩大技术应用的辐射范围，提供一系列的配套服务和政策支持，有助于缓解农户的顾虑、提高认知水平，促进其提升技术的采纳程度。最后，面对耕地质量下降、数量减少的双重威胁，农户的责任感被激发，势必会提高为了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提高土壤产出能力而付出的努力程度，对农户的采纳行为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激励其提高技术采纳程度。因此，提出本文假说3：
H3a：经济水平正向调节农户的主体认知与其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程度。
H3b：环境压力正向调节农户的主体认知与其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程度。
H3c：政策支持正向调节农户的主体认知与其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程度。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Fig. 1 Research framework
2.1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数据来源于2021年7—8月课题组在河南、黑龙江、山东和山西4省开展的实地调研，4省均属于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六大适宜区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次调研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调研人员与以粮食种植为主的受访农户进行一对一访谈式调研。首先在不同的省份选择典型地区并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乡镇和村庄，然后在每个村庄随机选择有交流能力的5～10户农户进行访谈调研。本次调研共收到问卷461份，通过对收集的问卷进行整理，在剔除无效问卷之后，获得有效问卷439份，问卷有效率为95.23%，其中河南89份，黑龙江80份，山东183份，山西87份。样本农户基本特征见表1。
表1 样本农户基本特征情况统计Table 1 Statistics o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 farmers
如表1所示，受访的农户呈现出偏男性化和老龄化特征。其中，男性比例达到了70.84%，50岁以上的农户比例占到了60.37%；
且农户受教育程度偏低，初中及以下农户比例占到了77.90%；
有效样本中农户仍以小规模种植为主，种植面积在1 hm2及以下的农户达到了70.84%；
大部分农户家庭务农劳动力集中在2～3人，比例占到了80.41%；
从农户2020年家庭总收入来看，大部分农户家庭收入达到5万元以上，比例占到了70.84%；
然而，大部分农户没有进行土地流转和加入合作社，比例分别占到了53.76%和81.32%。
2.2 变量选择与说明
2.2.1 因变量 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程度。本文基于曹光乔和张宗毅[16]的研究，实际选取了少耕或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深松和病虫草害综合防治4项核心技术表征保护性耕作技术。当农户采纳某种技术时赋值为1，未采纳时赋值为0。借鉴蔡颖萍和杜志雄[34]、王学婷等[35]方法，使用4种技术采纳行为的得分总和作为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程度得分。保护性耕作技术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有研究表明采纳整套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效果更佳[4]。因此，技术之间有明显的递进关系，采纳的数量越多，农户技术采纳程度就越高。
2.2.2 核心解释变量 主体认知。选取技术认知、生态认知和责任认知3个维度来衡量农户认知的情况。其中，技术认知的指标包括成本、收益、风险、技术易用性和适用性的认知[27]；
生态认知的指标包括：提高土壤肥力、防止水土流失、减轻面源污染3方面认知；
责任认知用“您是否是耕地保护的责任主体？”来衡量。最后用算术平均值表示农户技术认知和生态认知的综合得分。
2.2.3 调节变量 情境约束。主要从农户面临的经济、环境和社会3个维度来考虑。因此，借鉴余威震等[29]研究选取经济水平、环境压力和政策支持3个变量，分别用“家庭收入的对数”“近年来耕地质量是否下降？”“当地是否有与保护性耕作技术相关的支持政策？”3个问题来反映。
2.2.4 控制变量 借鉴以往相关研究[13-18]，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选取：1）户主个体特征，主要包括农户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4个变量；
2）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农业劳动力人数和粮食种植面积2个变量；
3）生产经营特征，主要包括地块数、是否进行土地流转、是否参加合作社和是否参加过技术培训4个变量；
4）外部环境特征，主要包括从家到最近乡镇的距离、是否遭受过严重的自然灾害2个变量。另外，为控制不同地区在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加入地区虚拟变量，以消除地区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各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分析见表2。
表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分析Table 2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2.3 模型选取
本文的因变量是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程度，可能的取值为0、1、2、3、4，是存在明显的递进关系的有序分类变量。近年来研究中多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处理多类别离散数据。且保护性耕作技术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技术组合使用比单独使用效果更佳。因此，本文构建有序Probit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具体表达式如下：
式中：Y*表示不可观测的潜变量，存在可观测变量Y与之相对应；
X为主体认知变量，E为情境约束变量，K为控制变量，r0＜r1＜r2＜r3为切点，b1、b2、b3为自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其次，为了考察情境约束对主体认知变量的调节效应，在方程（1）的基础上引入情境约束变量与主体认知变量的乘积项，得到：
式中：X×E为主体认知与情境约束的交互项，其他变量的解释与（1）相同，b4、b5、b6、b7为回归系数。当b6＞0且显著时，说明在主体认知对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影响过程中，情境约束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分析调节作用时，需要将所有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
3.1 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情况
通过对样本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数量进行统计可以发现（表3），已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农户占总样本的85.19%，为374户。其中河南省、黑龙江省和山东省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农户分别占各地区样本的95.51%、76.25%和97.81%，说明耕地保护政策在三省推广成效良好。然而，多年的技术推广和政策激励未有效改变山西省农户长期形成的耕地重用轻养的经营模式，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率为56.32%，采用现状不乐观。统计原因得知，被调查者的耕地地形以山地特征居多，技术与现有的环境适配性差，影响了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用。
表3 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情况Table 3 Farmers’ adoption behaviors of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y
从技术的采纳程度来看，14.81%的样本农户未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仅采用1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样本农户最多，为202个，占总样本的46.01%，伴随着采纳数量的增加，比重逐渐下降：采用2项技术的样本农户占总样本的37.13%，极少数样本农户在实际生产中采用了3项保护性耕作技术，占总样本的2.05%。调研中不存在采用了4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样本农户。这可能是因为实施多种技术需要不同的机械设施或雇佣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使农民不愿采用多种技术。从技术角度来看，秸秆还田技术的使用率最高，这与各地严格执行禁止焚烧农作物秸秆的政策有关[36]。随着对焚烧行为处罚的日益严厉和秸秆还田技术的不断推广，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了秸秆还田技术。采纳率最低的是病虫草害综合防治技术，尽管该技术已较为成熟，但被调查者均没有采纳。这可能是农户由于生物防治技术专业性知识匮乏，以及在农业生产中缺乏相关的配套措施，使大多数农户也不清楚自己是否采用了该技术。
3.2 主体认知、情境约束与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程度影响分析
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对模型中各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值为5.97，平均值为2.13，远低于合理值10，因此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运用Stata16.0软件，首先分别考察了主体认知各维度、情境约束各维度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程度的影响（表4模型1、模型2）；
其次将主体认知与情境约束共同纳入模型，考察两者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程度的影响（表4模型3）。
3.2.1 主体认知的影响 表4中模型3的估计结果显示，技术认知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程度产生正向影响，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即农户对技术认知越全面，其技术的采纳程度就越高。可能的原因是，农户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当认为该技术使用便利且盈利更高时，会激励其使用多种保护性耕作技术[37]。调研中发现，农户通过互联网、电视、报纸等途径主动学习相关知识，对技术的属性认知不断增强，面对技术的不确定性时不再倾向于畏惧和规避风险，提高了农户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程度，假说H1a得到验证。同时，农户的生态认知也显著正向影响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程度，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农户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不断提高，突破了对传统农业认知的局限性，加深了对技术操作规范和预期收益的了解，降低其直觉风险和不确定性[38]，从而愿意采用多种保护性耕作技术，假说H1b得到验证。此外，责任认知与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程度呈正相关，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即农户的责任认知越强，越有动力去采取保护性耕作技术。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核心主体，其主体性不断提高，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对于日益加剧的耕地污染，负责任的农民会积极承担相应的责任，其采纳技术的种类越多[39-40]，假说H1c得到验证。
表4 基准回归结果Table 4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3.2.2 情境约束的影响 在模型3中，经济水平对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行为产生正向影响，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即农户经济条件越好，其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程度越高。一方面，与传统的生产方式相比，采纳多种技术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
另一方面，经济水平的提高使农户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因此他们更有实力且倾向于选择多种环境友好型技术，假说H2a得到验证。环境压力也对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产生积极影响，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户对当前耕地质量的严峻形势认识越清楚，其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程度越高。可能的原因是，农户越发认识到耕地重用轻养的“掠夺式”经营模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消极的，直接影响了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最终倾向于采用更多的保护性耕作技术应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促进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假说H2b得到验证。此外，政策支持对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产生正向影响，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利用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通过制定和颁布相关激励型政策，如补贴等，可以破除资金约束，降低农民采纳技术的成本，进而提高其技术的采纳程度，假说H2c得到验证。
3.3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替换模型、缩尾处理和改变样本容量三种方法分别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4采用Ologit模型替换有序Probit模型进行检验，模型5对实证模型中连续变量进行1%分位及99%分位的缩尾处理，模型6借鉴畅倩等[41]研究删除了45岁以下及65岁以上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主体认知和情境约束各维度的显著性水平和影响方向与基准回归模型3的结果基本一致。综上，三种稳健性检验方法均验证了上述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Table 5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3.4 主体认知与情境约束的交互效应分析
引入主体认知与情境约束的交互项，重点考察在不同情境下农户主体认知对其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程度的影响（表6模型7）。根据回归结果可知，经济水平与主体认知各维度的交互项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经济水平对主体认知没有调节作用。可能的原因是，在粮食生产过程中，保护性耕作技术相较于传统技术效果显现周期较长，且农户的经济收入多用于其他方面的消费上，在农业投资上的比例较低。因此，未能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假说H3a未得到验证。
表6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Table 6 Adjustment effect regression results
环境压力与生态认知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环境压力在生态认知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程度的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环境压力强化了生态认知对农户技术采纳程度的促进作用。耕地质量退化造成的减产减收成为制约粮食安全的潜在威胁，使农户更加意识到耕地保护的重要性。为了有效缓解固有的传统耕作对环境的负效应，农户会积极采用更多种类的耕地保护技术措施。而环境压力与技术认知和责任认知的交互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保护性耕作作为一种典型的跨期农业技术，技术的投资和收益发生在不同时期，农户进行采纳决策时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且意识与行动之间往往存在差距，即使其意识到潜在的环境威胁，但由于受到所处环境的主客观条件约束，付诸的行动有限，因而并没有明显改善对技术、责任的认知情况。假说H3b部分得到验证。
政策支持通过技术认知和生态认知间接影响农户决策。政策支持与技术认知的交互项通过了5%的正向调节检验，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这表明政策支持强化了技术认知对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程度的影响关系。具体而言，政府宣传和推广加深了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认知程度，使农户进一步认识到耕地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另一方面，政府投资和补偿能够帮助农户分担一部分采用技术的成本，弥补采用新技术可能给农户带来的减产风险[42]，促进农户采用更多种类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政策支持与生态认知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可能的原因是，保护性耕作技术生态效益的显现周期较长，当期变化不明显。且农户的生产经营具有短期行为，其生产决策行为除了受政策因素影响外，也会受到其所处情境其他特征的影响，若情境内一些不良现象被放任存在，社区内成员相互效仿，会降低政策支持等相关积极因素的效力[29]。因此，农户采取行动的积极性被削弱，其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程度也降低了。政策支持与责任认知的交互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是政府设置的补贴标准可能没有达到受偿水平，农户对补贴政策的满意度较低，导致政策支持的激励效果较弱。其次，调研中发现，领到技术补贴的农户将该资金实际用于投资农业生产的比例较少。因此，政策支持未能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假说H3c部分得到验证。
4.1 研究结论
本文借助河南、黑龙江、山东和山西4省439户农户实地调查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和调节效应方法，实证分析了主体认知、情境约束对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程度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不同情境约束对主体认知影响农户技术采纳程度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
1）调研地区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程度相对较低，以采纳1～2项技术为主，平均采纳数量为1.264项。并且随着技术采纳数量的增加，农户的比重逐渐下降。其中，秸秆还田技术的采用率最高，病虫草害综合防治技术的采用率最低。
2）主体认知、情境约束是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程度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技术认知、生态认知、责任认知，经济水平、环境压力、政策支持均正向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程度，且经过替换模型、缩尾处理、改变样本容量的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
3）情境约束在主体认知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程度中发挥一定的调节效应。经济水平在主体认知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程度中未能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
环境压力强化了生态认知对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程度的影响；
政策支持在技术认知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程度中起正向调节效应，而在生态认知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程度中起负向调节效应。
4.2 政策建议
1）重视农户主体认知能力的提升。一方面，通过宣传、培训等手段，将经营所需的信息和知识直接传递给农户，不断提高农户对技术知识和相关政策的认知水平，让更多农户充分认识到保护性耕作的正外部性和适用性，消除认知偏差。同时，完善农田基础设施，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改进完善相关配套农机具，推动技术简单化、便捷化发展。此外，积极培育农户的责任意识，加大对技术推广背景的关注度，改变农户传统耕作观念和思维，引导农户选择切合家庭实际情况的保护性耕作技术，调动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强化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耕地质量退化造成的减产减收成为制约粮食安全的潜在威胁，通过传统手段、新媒体等途径向农户讲解当前农业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使农户主体认知“内化于心”，技术采纳“外化于行”，从而更好地促进农户采用更多种类的保护性耕作技术。
3）增强政策引导和财政补贴力度。地方政府要统筹协调，加强落实补贴政策。通过采取激励、约束手段为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指导，确保技术补贴落到每个农户手中；
同时关注农户对补贴政策及形式的意见反馈，进一步提高农户的政策满意度；
适当调整补贴的标准和方式，提高政策效果，进而提高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