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洪 杜舜华
(1.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北京 100081；
2.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学史研究院，南京 210044)
20世纪上半叶，竺可桢等提倡气象科学的历史视角研究。气象科技史(简称“气象史”)对气象科技发展和业务服务有重要意义。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简称“干部学院”)2013年开启两年一届全国气象科技史会议，促进气象史研究和学科发展[1]。2021年12月7—8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五届全国气象科技史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科技史学会气象科技史委员会和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共同主办，干部学院承办，中国气象学会指导支持，北京大学大气与海洋科学系、南京大学、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LASG)、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民航气象中心、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和广东海洋大学等单位协办。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采用“线上+线下”的云会议模式，使得这届会议具有特殊的气象史学史价值。全国22个省(区、市)气象部门以及高校院所等单位的70多家代表、累计800人次参加了大会。以“建党百年与气象科技发展史”为主题，更加突出百年尺度的思考和疫情中气象科技史发展动态。
世界气象组织助理秘书长张文建特邀报告了“新中国恢复世界气象组织席位的历程”。他阐述了世界气象组织的起源和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及加入世界气象组织(WMO)的历史贡献与法律基础，突出了加入WMO后结合中国全球气候治理思想，展现了新中国对于全球气象数据等方面的巨大贡献。中国工程院李泽椿院士特邀报告是：中国业务数值天气预报历史与若干启示。李院士总结了中国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的经验，结合“75·8”大暴雨(1975年8月发生在河南驻马店的特大暴雨，造成重大伤亡)和7·20大暴雨(2021年7月20日前后郑州等地出现特大暴雨，造成较大损失)等具体案例阐述了中国数值预报业务化的发展历程。他指出业务数值天气预报实质上是多学科、多种技术融合合作的产品，是大气科学工程化的一个典型，强调了做科研要有不怕坐“冷板凳”的科学家精神。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张柏春特邀报告了对我国科技史学科的回顾与前瞻。他阐述了1950年代中国和国际社会开拓全新的科技史领域，并实现学院化、建制化和职业化的过程；
提出了三条建设性意见[2]：尽早建立科技史的二级学科体系，加强学科内部跨方向交流，促进国际学术互学互鉴。
除了特邀报告外，还遴选了29位学者进行学术报告，包括资深教授、年轻学者、业务专家等。从不同方面体现了疫情中气象史综合动态。一是，气象科技文化遗产日渐发轫。水利部水利史研究所吕娟研究员阐述了水利史研究最新进展及文化遗产启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惠富平教授阐述了“物候、水汛与河防：黄河十二月水名及其防汛意义”。呼和浩特国家观象台赵毅勇阐述了当地百年气象台沿革与田圃、傅作义等人对该观象台的贡献。福建省气象局王岩研究员论述了防灾减灾历史文脉的现实意义。河南省气象局王林香讲述了洛阳古代气象灾害防御遗址历史地位与古代气象灾害防御思想。福建气象局赵惠芳挖掘了九日山祈风石刻中的气象遗产和科普及旅游的价值。会议讨论了百年气候观测、海关气象遗产等。这些研究表明气象科技文化遗产日渐成型。
二是，以史借鉴，助力气象科技创新。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袁凤杰阐述了我国气象科技期刊发展历程与历史作用。云南大学周琼教授阐释了气候“韧性”与灾害“韧性”概念及其密切联系。干部学院张改珍研究了中国近现代气象中心的转移(1912—1949)与具体贡献。广东省生态气象中心彭勇刚阐述了国际气象学者对于准两年振荡(QBO)机理的探索历程与大气科学以史创新的进路。辽宁省气象局张文兴探讨了气候史料及气象史志利用价值。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李晓岑教授阐释了胡焕庸线和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的具体关系及氐羌民族东迁深刻影响。
三是，助力气象教育与人才培养。干部学院湖北分院张荣总结了涂长望气象教育实践经历与历史贡献。中国海洋大学傅刚教授阐述了中国海洋气象学发展先驱——蒋丙然的史实及对青岛观象台的历史功绩。干部学院杨萍研究员解读了中国气象建制化的概念与历程及权威人物推动力，叶梦姝基于档案史料梳理了新中国初期气象教育培训，何海鹰阐述了老科学家章淹关于南水北调的采集工程研究成果与历史功绩。滨州学院郭建福研究了登州文会馆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及在科学教育方面的影响。综上学术报告可以看出，从历史角度促进气象科技创新是气象史的优势，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背景下结合疫情审视本届会议，可以看出传统的气象史领域不仅向纵深发展，而且出现创新和遗产等最新发展动向。
气象史与其他学科史相比，既强调基础研究，也注重与业务的结合，这在疫情中比较明显。中国气象局科技司王建林副司长提出，气象科技史和气象科技文化遗产是气象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气象科技创新及高质量发展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价值。中国气象学会冯雪竹副秘书长提出需要进一步回顾气象历史，探讨气象科技发展脉络和气象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奋斗精神。干部学院党委书记王怀刚认为，虽然气象史在基础研究、学术会议、融入培训、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成果，但需要推动研究与业务互动再上新台阶。中国气象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许小峰研究员结合疫情热点议题，认为亚里士多德气象哲学不仅思考到《易经》八卦中的“雷、风、电、天、地、水、火”等自然现象，而且已深刻认识到大气圈、水圈等地球循环问题，比如古代中国如何理解水循环过程。未来要更明确设计布局，提高完整性，成为一个科技体系，引入院士级科学家，深入探讨气象史问题。
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长、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孙小淳对疫情中举办这次会议表示赞赏，肯定气象科技史最新进展和成果[3]，对未来研究与业务互动寄托希望。中国气象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胡永云教授指出从历史学角度看问题：认清史料，总结出更系统、更理性的认识，认清气象史事件中的“为什么”问题。广东海洋大学徐建军教授建议进一步研究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中国贡献。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柏春指出，气象史既应符合科学，还要符合史学，加强与相关学科的交流，对科技史乃至国家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气象事业是科技型、基础型、先导性的社会公益事业，面向中国“十四五”规划和新的科学史发展图景，推动气象史学科建设对气象科学和气象事业发展有利，也能为其他学科史发展带来借鉴。一是，持续推进广度、深度及多学科交叉。疫情以来，气象史强化研究范式，对尚未开展的研究了解布局和力量，有计划、有目的地走向二级学科，促进历史文化与科学和技术的知识交叉，形成广域气象史图谱。二是，夯实气象科技文化遗产的学理基础。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从2018年开始探索的气象科技文化遗产，在疫情中形成气象史重要方向。纳入全国气象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当中。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突出气象科技文化遗产的理论框架和学理分析。三是，争取气象学家加入专业性气象史研究。未来在“专”字上下功夫、见成效。特别在学科发展史、科学概念发展史上，大人物不忽视其小片断，大学科不忽视其小领域，大事件不忽视其小细节。借助科学史家和气象学家，促进气象史学科发展壮大，更好发挥其“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文化传承、以史资政”的四大功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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