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明 陈宁菊 龙妍娇
广州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广州海关口岸门诊部） （广东，广州，510000）
人畜共患病是在脊椎动物、动物和人类之间自然传播的疾病和感染，通常是由细菌、病毒、寄生虫和真菌在内的几种传染病病原体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从动物传播给人，包括穿透受伤或研磨性皮肤、误食、动物咬伤、媒介（即昆虫）和动物与人接触（即吸入呼吸道颗粒或皮肤/粘膜接触）等，存在于动物体内的病原体可以直接或通过载体感染人类［1-3］。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鉴定了1415种已知对人类具有致病性的传染性生物， 包括217 种病毒和朊病毒，538 种细菌和立克次体，307 种真菌，66 种原生动物和287 种蠕虫。
其中，868 种（61%）被确定为人畜共患疾病；
此外，约75%的新出现的人类病原体是人畜共患的［4］。
新近研究也表明［5］，新出现的传染病事件以人畜共患病为主，其中大多数起源于野生动物。
既往许多人畜共患病如甲型H1N1 流感、 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出血热、黄热病、寨卡病毒病等，一般均从非洲、美国等地暴发并迅速向全世界蔓延［6］；
面对此情况，海关部署均给予高度重视，立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疫情扩散。
国境口岸是人畜共患病等传染性疾病进入国内的第一道也是最主要的防线，及时准确的评估和预测了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规律，做到快速应急处理［7］。
但与此同时，也发现一些不足：如对处于传染病潜伏期的入境人员无法进行有效监测；
监测方式多为被动式，手段也较为单一等［8］。
这也提示在国境口岸监控人畜共患病的传入存在着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故本研究从国境口岸人畜共患病防治现状着手，探讨其监管和防控加强措施，为阻止人畜共患病的传播作出更完善的风险评估和预警。
1.1 人畜共患病威胁人类食品安全
人畜共患病的最大宿主为动物，携带致病微生物的动物经宰杀加工成食品后将严重危害到人类的生命健康和安全。研究表明［9］，近年严重危害食品安全的传染性人畜共患病发生率激增，如牛海绵状脑病（疯牛病）。
疯牛病与人克-雅氏病一类的神经系统疾病相似，最早在英国被发现和诊断，经深入探索发现其致病主要由于养殖场喂养的饲料中有来自动物骨肉粉的蛋白和钙［10］。
自该病发现至今，已在21 个国家发生疯牛病的病例报告， 对于牛和人类均造成极高的死亡率［11］。
另外，美国研究在多种蔬菜中发现了大肠杆菌O157：H7 污染，但既往研究O157：H7 主要宿主为牛［12］，进一步探究发现可能是灌溉蔬菜用水和有机肥料遭到牛粪等污染而造成O157：H7 传播，野猪也可能是导致细菌污染的重要原因，野猪在牧场上同牛有过接触后，又进入了蔬菜地，其粪便可能对蔬菜造成污染，被污染的蔬菜可能成为媒介，将细菌传播给人［13］。
由此可见，人畜共患病对人类食品安全监管提出严肃考验，同时也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 需卫生检疫人员严格监测与监管，防止病毒进入饲料或者食物供应链中。针对于人畜共患病的检测系统应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确保畜群中没有人畜共患病的传播。
1.2 人畜共患病具有生物恐怖主义风险
目前，有很多未知的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可导致人畜共患病，多个国家的生物学实验室也发现和分离出新的致病毒株，其传播性和致病力很强且缺乏有效治疗手段，如大范围传播，很可能造成生物恐怖主义［14］。
在我国进口的食品、农作物等如果携带有这些致病菌， 则可能造成农业经济的紊乱，危害消费者健康，也损害对食品供应的信任［15］。
一旦暴发大规模人畜共患病， 则感染动物大量被捕杀，人类的恐慌情绪激增，食品进口受到严重限制，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在国境口岸应严格制定对于有生物恐怖主义风险的人畜共患病的防控战略。
国境口岸控制和预防人畜共患病主要目标为减少致病微生物的传入，但需采取多学科的综合手段，从严格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等方面进行优化和改善，其次专用于预防和控制人畜共患病的地方、国家和国际合作提供的财政资源支持也为疾病的控制和预防提供保障。
2.1 优化财政资源和公共卫生结构
需要分配适当的财政资源来支持减少人畜感染风险的项目。
例如，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世界范围的血吸虫病问题在全球卫生议程中失去了优先地位。
与治疗和预防更致命的疾病（如疟疾、艾滋病毒和结核病）相比，控制血吸虫病并没有被视为优先项目［16］。
故在控制血吸虫病传入和蔓延的手段中没有投入过多的财政支持，但全世界仍每天有2 亿至3 亿人遭受与血吸虫病有关的残疾。
随后城市化不断扩张，一些疾病正在城市地区传播，而对于人畜共患病的控制，农村地区覆盖率更高，疾病控制也更好，因此往往更容易在农村地区实施控制措施， 故在许多病原微生物负担最重的热带地区，城市化对于人畜共患病的控制规划和实施带来了制约和限制，财政资源也更加紧张［17］。
在20 世纪末，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特点导致很多公共卫生项目的私有化，将很多人畜共患疾病的控制活动下放至州和市，而下级政府在控制人畜共患疾病方面积累的经验不足，出现了困难［18］。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需要政治承诺和多部门联合以优化公共卫生结构。世界卫生组织（WHO）也鼓励政府将疾病控制规划与初级卫生保健结合起来，方法包括减少对农药的依赖；
鼓励人类行为的改变；
传播卫生信息；
社区参与；
调动人力和财政资源等［19］。
以上为口岸的人畜共患病防控提供启示。
2.2 改进诊断工具和检测范围
改进的动物或环境中人畜共患病致病微生物检测方法对实施控制措施和监测其影响的可能性具有重大影响。
目前在确定宿主肠道内感染的致病菌诊断种类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技术方面已经比较成熟，如用ELISA 检测大肠杆菌抗原和用PCR 检测大肠杆菌DNA［20］，这两种试验也可用于在环境中收集的粪便样本中鉴定大肠杆菌。
此外，据文献报道免疫诊断工具有望用于囊虫病和棘球蚴病的初步筛查，并应与直接微生物学证据（形态学或DNA）的确认和相关成像技术相结合［21］。
另外，应完善对器官捐献者和献血者的潜在感染进行有效和系统的检测，以防止人类输血后或移植后人畜共患病例的出现。
2.3 加强国际合作以及部门间协作
世界卫生组织、粮食及农业组织和国际牲畜研究所等国际机构的参与，以及政策制定者、科学家和现场工作人员相互协作，是可持续控制和预防人畜共患病， 并有望消除其中一些疾病的关键手段。例如，囊尾蚴病和棘球蚴病等寄生虫性人畜共患病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造成严重的人类健康危害和农业和人类生产力的重大损失［22］。
虽然有诊断、 预防和控制人畜共患病的有效和可靠的工具，但在许多国家实施起来并不成功。
这主要是由于对所涉疾病的存在或影响缺乏认识。
此外，所需的相互合作、资源管理和对其控制的政策都很薄弱或缺乏。
世卫组织也提到，在管理某些人畜共患病的健康风险时，部门间合作、部门利益的独立性和透明度至关重要［23］。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和国际兽疫局的方案建立了直接参与人畜共患疾病和食源性疾病的专业人员的全球工作网。
这一机构间网络为传播与诊断、 预防和控制主要人畜共患疾病，包括新出现或复发的人畜共患疾病有关的信息提供了基本框架［24］。
在国境口岸的人畜共患病防治工作中亦是如此，对于某一种疾病的传播和流行，仅依靠单一部门是不能胜任的，需要相关部门团结协作，保证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海关应与口岸联检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医疗单位、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等部门建立良好的协作机制，及时交流信息，开展多部门联合演练，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2.4 加强人畜共患病的信息化建设
在国境口岸信息化建设中，传染病疫情、口岸卫生监督、 交通检疫检查等传染病相关信息作为卫生检疫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国家出入境卫生检疫信息管理， 统一报告监督。
其中，“智慧卫生检疫系统”是国家统一的卫生检疫信息报告系统，由一线海关工作人员直接记录和报告卫生检疫业务信息［25］。随后，根据口岸特点，各地海关也开发了相应的检疫系统，如深圳海关开发的出入境旅客健康独立申报系统、 青岛海关使用的船舶检验检疫电子网络系统等提高了卫生检疫信息建设的针对性和实用性［26］。
但目前，国境口岸尚未建立覆盖全国的统一人畜共患病信息管理体系。
实践表明，信息资源共享不及时、信息收集不全面、硬件设施落后、专业人员短缺等问题阻碍了对疾病的及时、高效和科学的应对。
首先，我们在处理人畜共患病早期，信息收集不全面［27］。
在疾病防治实施层面，即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卫生信息交流共享有限；
在社会交流发展的宏观层面，海关与口岸其他部门的信息系统共享不完善，信息资源分散。
其次，应对人畜共患病的信息采集机制不完善，没有形成长期的基本信息和背景数据储备［28］。
第三，需要进一步加强信息系统之间的整合。
各直属机构自主研发和使用的信息系统在信息内容和信息收集方式上存在差异；
第四，信息化建设的资源配置有待进一步完善［29］。
综上，以人畜共患病信息化建设为实现“科技兴关”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30］，建设信息化、规范化、 科技化的卫生检疫， 全面提高海关部门的履职能力。
如构建1+N 口岸信息交流机制， 加强卫生检疫信息，协调海关、边境检查、旅游、就业、交通、商业、 环境保护等部门信息系统的共享和互动使用；
完善三级联动的信息收集平台，形成全球-地区-口岸互通的人畜共患病病信息收集网络， 形成各有侧重、相互补充的信息收集平台［31］；
建立规范持续的数据管理机制，结合现有信息化平台建设，加强对信息收集、使用和发布的过程控制；
同时加强信息化建设的资源配置［32］，成立公共卫生、医疗、动物卫生、媒体生物、统计学、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等相关领域的专业团队，有效提高口岸检疫的技术能力。